封建社會范文10篇

摘要：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是商品經濟史研究中一個首要的重大問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應以對其本身的研究為基礎，而不能將中國的封建地主制與西歐的封建領主制作簡單對比。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它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高峰，并形成了多層次和多元化發展格局。在此過程中，商品經濟一方面受政治干預極其強烈，另方面則從根本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變革。

關鍵詞：商品經濟、中外比較、中國特點

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乃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消長的過程。（注：李埏：《中國封建經濟史論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頁。）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學地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必須大力開展對商品經濟史的研究。隨著近20年來對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一點已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商品經濟問題是重新正確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要突破口，應強調重視商品經濟的研究。

大力開展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問題之一就是如何認識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因為這關系到我們從什么樣的角度出發和以什么樣的思想為指導去研究商品經濟問題，并進而科學認識整個社會的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全局的大問題。最近，寧可先生強調："從中國社會形態的研究，尋求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不能不注重中國經濟形態的特點，這里包括了商品經濟的特點和作用，而尋求中國經濟形態的特點，商品經濟的特點和作用也許能給我們以線索和啟示。"（注：寧可：《中國社會形態中應當注重的一個方面－商品經濟》（"社會形態與歷史規律再認識筆談"），載《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蓋在于此。

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這并不能說明該問題已無探討的必要，而恰恰說明這只是一個重新認識的開端。下面，試就此問題略抒管見。

我們先從對已有的特點的分析談起。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研究商品經濟問題和探討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關系的論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問題。其中，姜守鵬先生的《中國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特點》（注：見《社會科學戰線》，1991年第2期。）是有關此問題的專文。限于篇幅，以下圍繞此文做出分析。

只要粗略地檢閱一下中國封建社會的人口記載這些記載是歷代封建政府的統計數字，很不精確；各朝疆域不同，各時期的人口數字也不全可比。但借它們來說明各個歷史時期人口變化的大致趨勢還是可以的。），就會發現三個明顯的現象：

.第一，人口自然增長率很低。從第一次有正式全國人口記錄的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開始，到鴉片戰爭爆發的1840年，1839年間，全國人口從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增到四億一千二百八十余萬，凈增三億五千三百二十余萬，平均每年僅遞增0.1%。這就是一般說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特點的高—高—低類型的人口再生產。

.第二，人口的變化不是平穩的，而是具有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特點。大體上說，一個歷時較久而又比較強大的王朝(如兩漢、唐、兩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長迅速，大約到中期達到高峰，而后停滯，到新舊王朝交替時期則急劇下降。

.第三，就整個封建時期看，人口的增長往往經過一段較長的停滯時期后在短期內迅速增長，而后又停滯下來，即呈現為臺階式的“躍遷”。戰國中期的人口大約為二千五百萬到三千萬，這是第一級臺階；從漢到唐，人口似乎沒有超過六七千萬，這是第二級臺階；從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約增長到一億左右，這是第三級臺階；從清代乾隆初年開始，短短100年間人口即從一億多猛增到四億，隨后又陷于發展遲緩的狀態，這是第四級臺階。

.上述三個現象中，第一個是世界各國封建社會所共有的，第二和第三個則是中國封建社會所獨有的。

.“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頁。)上述現象的出現并非偶然，正是封建生產方式的人口規律的作用在中國的具體表現。而封建社會的人口規律歸根到底主要是由封建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或基本經濟規律所決定和制約的。

自漢武帝鹽鐵官營之后，國家控制工商業成為歷代封建王朝奉行不逾的宗旨，官營工商業由此成為社會經濟中的主導。在此后的近兩千年中，隨著商品經濟的逐漸發展和官營工商業的弊端叢生，國家控制工商業的理論——輕重論逐漸發生歧變，最后終于被主張工商業私營的理論所取代。本文試圖在論述重論嬗變及其它經濟理論興起的同時，分析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從而對今天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西漢輕重論的產生

春秋初期，隨著“工商食官”論的瓦解，山川魚鹽資源得到進一步開發，私營工商業逐漸獲得發展。雖然這時有齊國管仲的專山海政策和戰國時秦國的政府控制工商業，但都為時較短和僅局限于某些個別地區，因此，對山澤之利采取放任私人經營、官取其稅是此時期發展的主線。秦統一后，繼續實行工商官營政策，對東方私人工商業者進行了嚴厲的打擊，富商大賈們被沒收財富，遷離本土。由于秦始皇在統一后仍頻繁調動兵馬，大興土木，造成賦役繁苛、刑罰嚴酷，從而被農民起義所推翻。秦祚的短促使秦政權只摧毀了東方的私營工商業，但并未建立適合封建大一統需要的工商業機構和經濟理論，因而在經濟結構上并沒有真正完成從私營到官營的轉型。

西漢建立后，對秦亡的經驗教訓進行了總結，陸賈的“居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馬上治之”的話，集中反映了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因而，漢王朝的當務之急是政策的根本轉變，即變秦王朝的“舉措暴眾”為無為而治，通過清靜無為來恢復殘破凋敝的社會經濟。劉邦為恢復經濟采取了一些重農抑商政策，重農措施取得了成效，抑商卻僅流于形式。如他規定不準商人衣絲乘馬、不準商人子弟做官等，只是壓低商人社會地位的賤商措施，在經濟上對商人并無多大限制。到惠帝和呂后時，“弛商賈之律”，除仍不許商人子弟做官外，其他抑末措施暫緩施行，實際上放棄了劉邦制定的賤商政策。其后，漢王朝又實行“開關梁，弛山澤之禁”的工商自由經營政策，造成“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流之物莫不通”的局面。那些在秦代遭到打擊的工商業者隨著商品經濟的活躍迅速暴富起來，其勢力的發展竟遠遠超過了戰國時期，《漢書·食貨志》所謂“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就客觀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狀況。

經過漢初幾十年的休養生息，經濟恢復，人民富足，國力強大，封建大一統的各種規章制度也逐漸確立，在這種情況下，漢王朝的理論指導就開始從“無為”向“有為”轉化。此時私營工商業者雖然擁有巨大的經濟實力，但并不支持封建政權，在國家急需財政支援時袖手旁觀，《史記·平準書》記載他們“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七國之亂時，漢軍中的一些列侯、封君為出征向商人借債，長安的大商人除無鹽氏外，均拒絕貸給。當漢武帝內外興作，耗費巨大，發生嚴重財政困難時，富商大賈仍然不予支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想完成名垂青史的功業，單憑農業經濟的收入是難以支撐的，而過度征斂又會導致秦朝速亡之覆轍，于是掌握財富的私營工商業者就成為與漢王朝爭奪經濟控制權，妨礙封建政權鞏固和發展的主要威脅。因此，漢武帝對其采取了毀滅性的打擊，實行鹽鐵官營，建立了一系列適應封建專制集權的官營工商業機構。這樣，從春秋開始的工商業自由經營的主流到漢武帝時終于讓位給國家控制工商業，這也是封建大一統王朝高度集權的必然結果，只是因為秦王朝二世而亡而有所推遲罷了。

在漢武帝由政府直接經營工商業的大規模行動之后，到西漢末年，隨著認識的深化和實踐的積累，形成了以匯集《管子》作為國家控制工商業的理論即輕重論的理論總結。所謂“輕重”，是先秦時期人們用來說明貨幣方面問題的概念，到西漢時逐漸被用以研究商品流通領域中的貨幣和商品的比價問題，以達到國家操縱這種比價變化的目的。輕重論包括輕重之勢、輕重之學和輕重之術三部分，三者中以輕重之勢最為重要。所謂輕重之勢，指封建國家對經濟活動直接參與以控制和壟斷社會財富和資源，只允許百姓在國家嚴格控制的經濟領域內活動，從而把對百姓的予、奪、貧、富主動權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中。以這種地位和威勢“御天下”，就不需要用暴力進行掠奪和驅使，民眾在政府的控制下既無法逃避稅收，又不會太貧窮以至鋌而走險，更不讓其太富而看不起國家的賞賜和俸祿，從而使他們安心地為政府出力和效命。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因此研究中國封建社會“三農”問題應該以農民為切入點。農民就是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我國古代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的人群有自耕農和佃農。自耕農是自身擁有耕地，自己種地養活自己的農民。佃農則是依靠耕種地主土地，并向地主承交地租的農民。地主，特別是庶族地主，他們雖然不從事農業勞動，但在古代土地私有制度下，他們占有了大部分的土地，因而要研究古代“三農”問題是，地主是不能忽略的，所以我認為，自耕農，佃農，地主這三類人群的生存生產狀況是研究古代三農問題的關鍵。

首先來說是自耕農，這是一個被中國經濟史學長期忽視的階層，但它卻是中國古代農民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的觀點認為，中國古代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的是廣大佃農，而佃農直接受到地主的剝削，因而就得出，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也即是地主與佃農的矛盾。這種觀點我認為是不符合中國歷史事實的，原因就在于它忽視了中國的自耕農階層。根據資料顯示:自耕農在中國古代是大量存在的人群。隋唐時期，政府推行均田制，產生了大量的自耕農，歷次農民起義及朝代更替，產生了大量的無主荒田，原來在土地上耕種的佃農就逐漸成了自耕農，中國古代歷史上自耕農的數量可以從歷代政府推行的“刮戶”政策中得到一些了解，刮戶之所以出現是因為逃戶多，農戶逃亡是因為賦稅繁重，例如，唐玄宗時，一次“刮戶”之后“得戶八十余萬，田亦稱是”八十萬是相當大的數字，唐德宗實行兩稅法時，計有“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八十萬差不多有五分之一之強。同時，被刮之戶大多是原來的自耕農，或新自耕農，刮戶就是為了將小農戶納入國家賦役控制之內，地主是不太可能因為逃避賦役而逃戶的，因為代價太高了。康熙帝曾說過“田畝多歸縉紳富豪之家，大約小民有恒產者十之三四耳”據此可推測:古代自耕農的數目應該不會少于總戶數的百分之三十。既然自耕農占總數不少，而他們又不受地主的盤剝，因而單純的認為封建社會中地主與雇農的矛盾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就不全面。自耕農階層是我國的編戶齊民，要向國家完納賦役，是國賦的主要承擔者之一，因而他們與封建國家之間有一定的矛盾。因為專制政府時不時的向他們征收各種賦稅，并常常征發徭役。各地地方官也趁機欺壓百姓，貪污腐敗，因而我認為封建國家與包括自耕農、沒有特權的中小地主、佃農等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也是諸多社會矛盾中的一個基本矛盾。政府的苛捐雜稅常常使被統治階級受到嚴重剝削，因而才爆發了中國歷史上眾多的農民起義。

其次我們說一下地主與佃農。在唐代中葉以前士族地主在地主階層中居主體地位，他們往往擁有世家特權，占有較多的土地，佃農對士族地主的依附較重。唐代中葉以后，國家不斷打擊士族地主，扶持庶族地主，庶族地主成為地主的主體部分。庶族地主沒有特權，本身力量弱小，占有土地較少，適應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不斷加強的需要，因而受到國家的保護。他們對佃農的控制較為松弛。地主，特別是沒有特權的中小地主，他們在向佃農收取地租的同時，還要向政府交納賦役。由于在唐朝兩稅法之后，田畝的多少逐漸成為征收賦稅的標準，因而地主與自耕農一樣是國家賦稅的主要繳納者。佃農的數量與自耕農差不多，有時會更多。他們應該是封建社會受剝削最嚴重的階層。一方面他們要交地租，另外還要交納國家賦稅，人頭稅是他們要交的主要稅種，此外他們還要承擔繁重的國家徭役，他們受到雙重的壓迫和剝削，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群眾，常常僅能維持基本生存。

在我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社會條件下，國家存在兩個基本矛盾。一是專制政府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也就是掌握國家特權的官僚貴族階層與包括無特權的地主、自耕農、佃農在內的被統治階層間的矛盾；二是地主與佃農之間的矛盾。地主通過征收地租實現對佃農的剝削。我認為，中國古代歷史上的許多農民起義的爆發，多數原因是第一種矛盾激化的結果。越到封建社會后期統治越是黑暗，壓到人民身上的各種負擔也就越重，再加上官僚的魚肉盤剝，常常造成官逼民反。當然，地主對佃農的剝削也是造成社會的不和諧的一個重要因素。地主對佃農的租率常常達到百分之五十，這也是社會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形態與西歐封建的形態具有相當不同之處?？傮w來說，中國古代經濟形態是小農經濟，而西歐則是一種地主莊園式的經濟形態，與之相對應的政治形態，中國是王權十分強勢的中央集權國家，而西歐的王權則顯然不是很強勢，甚至有些地方自治的色彩。中國的小農經濟是與中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相適應的經濟形式，兩者相互適應，相互促進。小農經濟需要強有力的中央集權來維護安定的生產環境，而小農經濟又保證了中央集權國家的穩定。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一方面保護小農經濟，另一方面幾乎無可避免的造成了貪污腐敗，以權謀私。官僚階層就逐漸成了通過特權來謀取私利的特權階層。黑暗腐朽的統治最終葬送了封建王朝。

教學目的

1.知識要點：大和的興起;大化改新;日本的武士階層;穆罕默德出走麥地那;基本統一阿拉伯半島;阿拉伯帝國的形成和分裂。

2.能力培養：①“日本的大化改新”，通過對背景、內容和歷史意義的教與學，著重培養學生分析重大歷史事件的能力;“日本武士階層的形成”的教與學，則要增強學生對重要歷史現象的理解能力。②地跨歐、亞、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國，曾繁榮一時，但由于建立在軍事征服的基礎上，缺乏牢固的基礎，因此，200多年之后就瓦解了。

3.思想品德教育：①古代史上，中朝、中日之間的友好交往，特別是中國文化對這兩個國家的積極影響，學習這些內容不僅僅是激起同學們的民族自豪感，更應意識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善于吸收外族先進文化，是一個民族強盛發展的重要因素。①通過學習阿拉伯半島的統一、帝國的建立等史實，使學生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③將東亞和西亞的兩個封建國家進行對比，培養學生綜合分析、對比的能力。

本課重點和難點

重點：日本的大化改新。阿拉伯半島的統一。

初中政治教案

第三框封建社會的興盛和衰亡

【教學目標】

知識目標

通過學習，了解封建制生產關系萌芽及其產生的過程產生，了解封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原因、表現。從封建制生產關系的特點入手，使學生認識到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剝削和壓迫的基礎；封建剝削的主要方式是榨取地租；森嚴的等級制度是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礎之上的，封建國家實現君主專制制度；封建國家的本質是地主階級統治和壓迫農民階級的工具，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利益根本對立，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

通過教學,使學生認識到農民階級反抗地主階級的最高形式是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具有歷史的局限性。

只要粗略地檢閱一下中國封建社會的人口記載這些記載是歷代封建政府的統計數字，很不精確；各朝疆域不同，各時期的人口數字也不全可比。但借它們來說明各個歷史時期人口變化的大致趨勢還是可以的。），就會發現三個明顯的現象：

第一，人口自然增長率很低。從第一次有正式全國人口記錄的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開始，到鴉片戰爭爆發的1840年，1839年間，全國人口從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增到四億一千二百八十余萬，凈增三億五千三百二十余萬，平均每年僅遞增01%。這就是一般說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特點的高—高—低類型的人口再生產。

第二，人口的變化不是平穩的，而是具有周期性大起大落的特點。大體上說，一個歷時較久而又比較強大的王朝(如兩漢、唐、兩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長迅速，大約到中期達到高峰，而后停滯，到新舊王朝交替時期則急劇下降。

第三，就整個封建時期看，人口的增長往往經過一段較長的停滯時期后在短期內迅速增長，而后又停滯下來，即呈現為臺階式的“躍遷”。戰國中期的人口大約為二千五百萬到三千萬，這是第一級臺階；從漢到唐，人口似乎沒有超過六七千萬，這是第二級臺階；從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約增長到一億左右，這是第三級臺階；從清代乾隆初年開始，短短100年間人口即從一億多猛增到四億，隨后又陷于發展遲緩的狀態，這是第四級臺階。

上述三個現象中，第一個是世界各國封建社會所共有的，第二和第三個則是中國封建社會所獨有的。

“每一種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頁。)上述現象的出現并非偶然，正是封建生產方式的人口規律的作用在中國的具體表現。而封建社會的人口規律歸根到底主要是由封建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或基本經濟規律所決定和制約的。

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一個內容豐富的研究課題，可以從各個方面，多種角度進行探討。我在《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一文中，曾對封建社會農民的自給生產和商品生產有所討論?，F在擬對封建地主(包括西歐封建領主和中國封建地主)自給經濟的若干問題，略加論列，作為補充。

(一)

在西歐中世紀領主制經濟下的封建莊園，是封建領主在其領地上剝削農民的基本組織形式。在封建莊園中，封建領主利用農奴勞動組織自給生產。其自給經濟通常包括農田、果園、菜園、葡萄園、家禽家畜飼養場、磨坊、面包房、手工作坊等等。這些生產設施，大都設立在領主的自營地上。此外，還有公用的森林、牧場等等。由于莊園大小懸殊，上述各種生產設施的規模，在各個莊園并不一致，有些莊園也并不齊備。盡管如此，封建領主的自營地生產大都可以滿足領主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在這個范圍內，其自給性是相當完備的。封建領主淖雜乜梢運凳薔哂械湫鴕庖宓淖愿謾?BR>

在封建莊園中，通常有領主自營地，農奴份地和自由佃農份地。因此，封建莊園與領主自營地，并不是同一個概念。我國學術界對封建領主自營地的自然經濟性質，是沒有多大分歧的，但有時卻把它與封建莊園混淆起來，從而過高地估計了自然經濟在封建莊園中的地位，對封建莊園與商品貨幣經濟的聯系卻估計不足。隨著對歐洲中世紀經濟史研究的深入，這種認識近年來已有很大改變，但對封建莊園自然經濟簡單化概念化的認識，并沒有完廓清。我認為，這主要有如下理論認識上的失誤。

首先，封建領主家庭作為一個消費單位，其生活消費所需的生活資料，按照恩格斯的分-類；應當包括以下三個部分。一部分是生存資料，這是封建領主家庭成員延續生命所需的生活資料，如糧食、蔬菜之類。一部分是享受資料，這是封建領主家庭成員超越勞動者的生活需要，過養尊處優生活的生活資料，如美食、錦衣、華堂、珍寶之類。一部分是發展資料，這是封建領主及其子女受教育或進修所需的生活資料，如圖書、文具、樂器之類。恩格斯說，人類“一有了生產，所謂生存斗爭便不再圍繞著單純的生存資料進行，而要圍繞著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進行”[1]。封建領主作為一個封建剝削者，正是這樣為生存斗爭而組織自給生產，以保證自己以至子孫的優裕生活。

領主家庭經營自營地，就不僅是—個消費單位，而且是一個生產單位。其消費不僅有生活消費，而且有生產消費。領主家庭的自給生產，不論多么完備，也不可能全部滿足自己生產資料，特別是生活資料中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的需要。小者如鹽、鐵、磨石，大者如錦繡珠寶金銀器皿、名貴食品、雕梁畫棟、名馬華鞍之類，是難以完全自給的。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在不同的生產力水平下，封建領主的生活消費品會具有不同的范圍，數量和質量，即具有不同的消費水平?？偟陌l展趨勢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生存資料在消費總量中所占有的份額會逐漸縮小，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所占的份額會逐漸擴大。因之，封建領主自營地生產的有限性，和家庭需要的多樣性的矛盾，就會日益突出。還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歐各國，封建國王將土地以封地的形式分封給各封建領主，大封建領主又將土地的一部分分封給下一級的領主，都是以各級領主提供軍事義務為前提的。軍事開支是封建領主家計中首要的支出。他們所需兵器、甲胄、車騎之類，并不都能自己制造，而是已較早地成為商品。這是一種特殊消費，也是要列入領主家計簿的。上述這些不能自給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必然會引出對于貨幣和商品交換的需求，從而會引出莊園內部商品生產的出現和發展。

封建社會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是很低的。拿我國來說，從第一次有正式全國人口記錄的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開始，到鴉片戰爭爆發的1840年，1839年間，全國人口從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增到四億一千二百八十余萬，凈增三億五千三百二十余萬，每年僅遞增0.1%。鴉片戰爭后，人口增長也很緩慢，從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間，全國人口從四億一千二百余萬增到五億四千余萬，凈增約一億三千萬，年平均增長率約為0.26%（這里和后文列舉的舊中國各個時期的人口數字，都不精確，也不全可比。但借它們來說明各個歷史時期人口變化的大致趨勢還是可以的。）。這就是一般說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特點（的高—高—低類型的人口再生產。

然而，我國封建社會人口自然增長率低只是總括而言。如果畫一條封建社會人口變化的曲線，就立刻可以看出它并不是平滑地緩慢上升，而是具有在一段時期內大起大落和在整個封建時期內作臺階式“躍遷”這樣兩個特點。大體上說，一個歷時較久而又比較強大的封建王朝(如兩漢、唐、兩宋、明、清等)的初期，人口增長十分迅速，大約到中期達到高峰，而后停滯，到新舊王朝交替時期則急劇下降，人口的變化呈現大起大落的現象。另一方面，整個封建時期人口的增長則呈現為臺階式的躍遷。戰國中期的人口可能大約為二千五百萬到三千萬，這是第一級臺階；從漢到唐，人口似乎沒有超過六千萬，這是第二級臺階；從北宋后期起，人口大約增長到一億左右，這是第三級臺階；從清代乾隆初年開始，短短100年的時間里人口即從一億多猛增到四億，隨后又陷于發展遲緩的狀態，這是第四級臺階。如果把解放后30年間全國人口從五億四千余萬激增到九億七千多萬，也就是幾乎增長一倍的情況也算進去，可以說我國人口已經躍遷到第五級臺階了。

在分析中國歷史上人口消長的原因時，人們常常指出生產的發展與破壞、災荒、戰亂、醫藥衛生條件差、傳統的多子孫思想與早婚等等，這都不錯，然而似乎都還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根本。人類自身的增殖或再生產雖是自然現象，但主要是社會問題。一方面，勞動人口是社會生產力的組成部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比例及結合形式，決定了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特點和趨向，而勞動者的消費水平也由生產力發展水平及所處的社會制度所決定；另一方面，剝削階級和他們用以行使統治權力的官吏、軍隊等人口，以及為剝削階級服務的人口及寄生人口等的數量及消費水平，也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制度所決定的。這樣，人口的發展或再生產一方面是社會生產方式的內容，一方面又主要由社會生產方式所決定和制約。因此，討論人口問題，不能不從現象進一步探究它的終極的、經濟的原因?！懊恳环N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頁。），它大致包括四個方面：(一)人口再生產的規律；(二)有勞動能力的人口被利用的問題；(三)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在各地區與各部門的分布(生產部門與非生產部門，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等)；(四)不同階級的特殊人口問題及其相互作用。而這些方面歸根到底主要是由既定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或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所決定和制約的。

人口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它不僅受社會生產方式的決定和制約，而且也對社會的發展，首先是生產的發展起著加速或延緩的作用。

那么，中國封建社會的人口規律是什么?它怎樣受封建生產方式的決定和制約，怎樣隨封建生產方式的發展而變化?它對封建社會的發展起著什么作用，這種作用在封建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又有什么不同呢?

漢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鼎盛時期。這時，我國的封建社會業已經歷了一段時期，它的發展道路與基本特點，已經開始比較清楚地顯現出來，人口問題也是這樣。我們的探討，就從漢代開始。

【提要】馬克思對封建上層建筑的包括對西方社會和非西方社會的和各種具體上層建筑形式的多樣性把握。對于西方封建社會如英、法、意等國，馬克思重在了解它們的財產制度、軍事制度、立法權力、行政權力、管理權力，以及相應的機構如英、法等國的議會制、王權及各種封建特權等。對于非西方社會的亞洲、北非、美洲等國家，馬克思關注的是它們在殖民條件下怎樣向封建社會演變，這些國家的政權機構及其警察和司法職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等。

【關鍵詞】馬克思/西方/非西方/封建社會/上層建筑形式

【正文】

馬克思對封建社會上層建筑的研究，涉及范圍是西方社會即歐洲各國如英、法、德、意等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以及非西方社會如亞洲、北非、美洲各國在殖民條件下向封建社會演變的歷史。他想通過了解西方封建社會的所有制、財政制度、稅制、行政權、立法權及相應的機構，如英、法等國的議會制、王權等來把握其政治結構。他看到了封建社會內部統治階級和被統治之間激烈的階級斗爭，統治階級內部圍繞政治權力展開的斗爭；以及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和第三等級的興起，封建社會內部的資產階級如何起來反抗專制制度、奪取權力等等。馬克思對非西方社會，特別是殖民條件下的亞洲、美洲和北非原始公社解體的過程的研究，其范圍主要是西班牙人在西印度和美洲大陸統治所產生的，英國的統治對印度的影響，法國征服時期對北非的阿爾及利亞的影響，法國政府、參議院和法國皇帝在對阿爾及利亞進行統治中的作用，穆斯林對印度土地所有制關系的影響等，這些地方土地的私有化如何加速了封建化的過程，以及國家政權機關及其警察和司法職權的演變等等。

一對西方封建社會上層建筑具體形式的研究對西方封建社會的政治狀況、政治機構和政治歷史的研究，以及對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過程中上層建筑形式變化的研究，主要見之于馬克思的《克思茨納赫筆記》和《歷史學筆記》等。

《克羅茨納赫筆記》由馬克思閱讀24部歷史和政治著作及若干篇文章寫下的5本詳細的摘錄構成，其內容包括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瑞典、波蘭、威尼斯共和國以及美國的歷史事實，時間跨度為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19世紀30年代，歷時2500余年。筆記中所涉及的世界史事，主要是歐洲國家封建社會的歷史，尤其是法、英等國的歷史。馬克思注意到等級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礎，注意到財產制度與軍事制度的關系，財產制度與封建王權的關系，封建社會的政治結構和政權形式，以及封建社會內部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