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銀行范文10篇

摘要：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存在國家擔保代替注資的特殊性，其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應首先解決的問題：一是國家對國有企業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銀行不良資產再生機制，二是國有銀行投機行為形成的不良資產再生機制。

我國自從1993年底確立了國有銀行①商業化的改革目標以后，在最近幾年連續出臺了不少有關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重大舉措，從這一系列的舉措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國家改革國有銀行的思路：在保證國有金融產權的前提下，一邊剝離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一邊又通過財政注資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實的注資代替國家信譽擔保來維持和明晰國有金融產權，使國有銀行在各方面都能達到國際標準，從而將國有銀行“塑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按照商業化規則運作，國有銀行的經營效率也就會隨之提高，國家也會因此減少控制金融的凈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風險，最終實現國家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本文將首先就國家通過增發特別國債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這一舉措為例談些自己的觀點，然后在此基礎上探討對國有銀行的改革次序問題。

一、國有銀行具有特殊的資本結構，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結構具有不同于一般商業銀行的虛置資本現象，即所謂的“擔保代替注資”（張杰，1997）。在國家實施金融抑制的條件下，絕大部分的居民儲蓄都流入了國有的銀行體系，從而充當了這種擔保性注資的真實資本載體。這樣，國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過財政付出真實資本來向國有銀行注資的情況下，憑國家擔保來成功地實現對國有金融產權的控制，并依此來支持國有經濟的成長。

在有國家擔保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顯得不是很重要了。這是因為，銀行能夠正常運轉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其能保證充分的資產流動性，可以隨時應付可能出現的“擠兌”等流動性問題。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為了保證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才作出的一項重要規定，目的是通過限制銀行的過度放款來保持儲戶對商業銀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然而在我國，雖然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凈資本比率從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實際-739%②的狀況下，國有銀行體系不但沒有出現流動性問題，反而其貸款總額和存款總額同時呈現出很高的增長率（當然，沒有出現問題并不意味著沒有風險）。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處在“技術上已破產”的狀況下，只要有國家的擔保，居民方面就不會存在信心問題，國有銀行也就不必擔心不良資產的產生而導致的凈資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運轉。所以說，在當前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各個重點之中，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國家在靜態上補足了某一時刻國有銀行的資本金，卻很難在動態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資產的增加

(一)難啃的硬骨頭

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是中國金融體系的頂梁柱。在幾十年的經濟建設中，他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人們都在擔憂，中國很快就要加入WTO了，國有銀行能不能經受得起外來的沖擊？

國有銀行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壞帳累累，[2]缺乏創新機制和市場競爭能力，根本就無法適應新形勢的要求。改革開放打破了一個又一個行業的壟斷局面，逐步引入了市場競爭機制，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唯獨國有銀行對金融行業的壟斷，誰都碰不得。

中國政府一直非常重視金融體制改革，也不知道下過多少文件，作過多少決定，反復強調加強領導，精簡機構，端正作風，整頓金融秩序，加強金融監管，反對貪污腐敗，督促加速金融體制的改革。這些經年年念，月月念，天天念，念到了今天，金融業的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變得越來越嚴重了。確實，國有銀行的改革是金融改革中最難啃的硬骨頭。

(二)國有銀行的歷史包袱

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當中有三分之一來自于歷史包袱。這部分不良資產問題和國家當年的“趕超”戰略有關。在建國初期，為了趕超世界先進工業國家，政府提出“以鋼為綱”的方針，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摆s超”戰略給我們留下來一大批背負著政策性負擔的國有企業。政策性負擔大致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戰略性政策負擔。另一類是社會性政策負擔。

一、金融改革的著力點：從體制內入手

中國過去20余年，漸進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發展起了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非國有經濟”（樊綱，2000），主要采取了體制外改革和增量改革的方式（盛洪，1996），而沒有急于觸及體制內的“存量”（主要為國有企業）。這樣，一方面“非國有經濟”的蓬勃發展維持著經濟的高速增長，這為改革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另一方面，在國有金融的強有力支持下，國有經濟一直保持著“低效率”的增長，這又大大減小了改革的阻力。從而保證了漸進改革的順利進行并取得初步成功。因此，談及金融改革，許多學者就極力主張運用同樣的方式，即在國有金融體制之外發展“非國有金融”，讓壯大后的“非國有金融”再來打敗“國有金融”。①筆者則認為金融改革應從體制內入手，特別是對國有銀行的改革，事關金融改革的成敗。

一方面，經過一二十年的漸進改革，中國政府已相對成為一個“強政府”，在面對金融改革時有了相當的控制力。過去以犧牲金融效率為代價的改革方式，在今天應該主動加以改善。而且，同樣采取漸進的改革方式，如先改一家，所帶來的阻力（主要來自國有企業和銀行自身）也是有限的。也可以這樣理解，在經濟大環境變好的情況下，過去漸進改革的成功為直接啟動金融領域的“存量”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而，我們沒有必要再花一段較長的時間采用經濟領域同樣的方式去改革金融，而是可以合理的加速——直接進行體制內改革。

另一方面，也是最關鍵的，目前發展體制外金融已經缺少了與過去在體制外發展“非國有經濟”相類似的客觀環境。當初，“非國有經濟”之所以能迅速成長起來，除了政策上的寬松之外，另一個極為關鍵的條件是當時有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可供其使用。如在改革之初，僅有20%左右的社會勞動在國營企業中就業，在農村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一旦在農村實行了允許鄉鎮企業和個體、私人經濟發展的政策，非國有經濟就可以迅速地發展起來（樊綱，1993）。即只要有相當的原始資本，一些中小企業就能到市場上非常容易的買到其所需要的生產資料——主要為勞動力和產品原材料。從后果來看，非國有經濟之所以能對經濟增長做出巨大貢獻，一個主要原因也在于其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大提高了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但世易時移，如今的金融領域所面臨的環境已大不同左。首先，最重要的金融資源（主要為存款）有3/4被壟斷在國有銀行內①。又鑒于資本在發展中國家的稀缺性和國家信譽擔保國家銀行，非國有金融很難像過去非國有經濟運用勞動力那樣自如的得到可運用的大量金融資源。其次，金融業是相對的資本密集型行業，對員工的素質要求比較高，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不可能勝任，而從國有金融機構那里挖員工也并非易事②。再加之，2001年底我國加入WTO之后，原來相對封閉的環境已不存在，國內金融業要面對的是國際上大的競爭環境。這決定著我國的金融改革不可能像非國有經濟那樣擁有一個一二十年可以穩定成長的外部環境，相對來說卻只有5—10年的時間可以在沒有大的干擾的情況下進行改革。③而這5—10年穩定期拿來改革國有銀行相對是比較充分的，但在體制外發展“非國有金融”則明顯不足。

所以，上個世紀80年代一批新興民營企業的小商品走俏街頭巷尾，但如今我們以美好愿望成立的民營金融機構卻未必能同樣風光，從而也就很難說其能挑起中國金融改革的大梁。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改革國有金融，而國有金融改革的主戰場顯然又是國有銀行改革。

二、國有銀行改革的核心：產權結構調整

一、國有銀行具有特殊的資本結構,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結構具有不同于一般商業銀行的虛置資本現象,即所謂的“擔保代替注資”(張杰,1997)。在國家實施金融抑制的條件下,絕大部分的居民儲蓄都流入了國有的銀行體系,從而充當了這種擔保性注資的真實資本載體。這樣,國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過財政付出真實資本來向國有銀行注資的情況下,憑國家擔保來成功地實現對國有金融產權的控制,并依此來支持國有經濟的成長。

在有國家擔保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顯得不是很重要了。這是因為,銀行能夠正常運轉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其能保證充分的資產流動性,可以隨時應付可能出現的“擠兌”等流動性問題。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為了保證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才作出的一項重要規定,目的是通過限制銀行的過度放款來保持儲戶對商業銀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然而在我國,雖然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凈資本比率從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實際-739%②的狀況下,國有銀行體系不但沒有出現流動性問題,反而其貸款總額和存款總額同時呈現出很高的增長率(當然,沒有出現問題并不意味著沒有風險)。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處在“技術上已破產”的狀況下,只要有國家的擔保,居民方面就不會存在信心問題,國有銀行也就不必擔心不良資產的產生而導致的凈資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運轉。所以說,在當前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各個重點之中,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國家在靜態上補足了某一時刻國有銀行的資本金,卻很難在動態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資產的增加

1中國的漸進改革需要體制內產出(國有經濟)的平穩增長,否則GDP增長率將出現大幅度下滑,漸進改革也將難以為繼。而體制內產出的平穩增長又需要國有金融的強力支持,從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難以在短時期內明顯縮減,政策性不良資產將是漸進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迄今為止,中國的漸進改革是成功的,這主要是因為在體制外產出(非國有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體制內產出保持了平穩的增長態勢,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GDP的較快速度增長。然而體制內產出的增長是離不開國有金融體系支持的。國有部門在過去的十幾年里獲得了國有銀行體系貸款總額80%左右的信貸支持。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貸款(1994年數據:中國工商銀行18%,中國銀行22%,中國建設銀行53%,中國農業銀行48%,平均比重達3525%①),還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對受政府保護的國有企業“倒逼”而發放的軟約束貸款。我們不妨把這兩種貸款合稱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實上這部分貸款總是與低效率、不良資產等名詞聯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簡單:獲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總是將這部分資金看作是可以不予歸還的國家注資或補貼,他們從借入資金的那一天起就沒有準備還本付息。所以可以這樣說,只要中國還處在漸進改革的過程當中,國家通過國有的銀行體系對體制內產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財政補貼的一種金融補貼)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資產的產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實上正是國家付出了金融資源低效率配置(產生了巨額的政策性不良資產)這個巨大的隱性改革成本才買來了中國的漸進改革,否則體制內產出將必然出現較明顯的下滑,漸進改革將難以為繼。若改漸進改革為激進改革必然使改革成本顯性化,會在短期內導致GDP增速下降和失業率上升。由于國家絕對無法承擔如此之大的改革成本在短時期內迅速顯性化,因為這有可能直接導致民心不穩,社會矛盾激化,這不僅是政府肯定無法承受的,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絕對不愿看到的,所以維持漸進改革模式是正確的和必要的。但也正是維持漸進改革的必要性決定了國有銀行的商業化經營就很難短期內在真正意義上實現。

2004年，中國政府決定對中國的兩家國有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進行大規模的重組改革，通過采取注入450億美元外匯儲備、引入戰略投資者、進行公開上市等，加快國有銀行的改革。這一舉措引起了國內外金融界的關注。

一、2004年中國的國有銀行改革的明顯加快

1、適應中國加入世貿之后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挑戰

到2006年，中國將按照加入世貿的承諾，全面放松對于外資銀行進入銀行市場的限制，中國的銀行業如果不能抓住剩余的2年的過渡期的機會，對國有銀行進行大規模的重組改革，中國占據主導地位的國有銀行難以有足夠的市場競爭力。

2、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持續增長：需要一個高效率的金融體系的支持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改革開放以來的平均增長率達到9%以上，但是，由于中國的銀行體系承擔了中國經濟轉軌中的巨大成本，同時也由于銀行體系的低效率，使得中國的銀行體系在轉軌過程中積累了較大的不良資產，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障礙之一。下一階段中國的經濟增長對于金融服務的需求更為強勁，如果不對銀行體系進行全面的市場化改革，就有可能為中國下一步的改革累計新的不良資產包袱。

摘要: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存在國家擔保代替注資的特殊性,其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應首先解決的問題:一是國家對國有企業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銀行不良資產再生機制,二是國有銀行投機行為形成的不良資產再生機制。我國自從1993年底確立了國有銀行①商業化的改革目標以后,在最近幾年連續出臺了不少有關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重大舉措,從這一系列的舉措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國家改革國有銀行的思路:在保證國有金融產權的前提下,一邊剝離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一邊又通過財政注資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實的注資代替國家信譽擔保來維持和明晰國有金融產權,使國有銀行在各方面都能達到國際標準,從而將國有銀行“塑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按照商業化規則運作,國有銀行的經營效率也就會隨之提高,國家也會因此減少控制金融的凈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風險,最終實現國家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本文將首先就國家通過增發特別國債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這一舉措為例談些自己的觀點,然后在此基礎上探討對國有銀行的改革次序問題。

一、國有銀行具有特殊的資本結構,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結構具有不同于一般商業銀行的虛置資本現象,即所謂的“擔保代替注資”(張杰,1997)。在國家實施金融抑制的條件下,絕大部分的居民儲蓄都流入了國有的銀行體系,從而充當了這種擔保性注資的真實資本載體。這樣,國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過財政付出真實資本來向國有銀行注資的情況下,憑國家擔保來成功地實現對國有金融產權的控制,并依此來支持國有經濟的成長。

在有國家擔保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顯得不是很重要了。這是因為,銀行能夠正常運轉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其能保證充分的資產流動性,可以隨時應付可能出現的“擠兌”等流動性問題。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為了保證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才作出的一項重要規定,目的是通過限制銀行的過度放款來保持儲戶對商業銀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然而在我國,雖然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凈資本比率從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實際-739%②的狀況下,國有銀行體系不但沒有出現流動性問題,反而其貸款總額和存款總額同時呈現出很高的增長率(當然,沒有出現問題并不意味著沒有風險)。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處在“技術上已破產”的狀況下,只要有國家的擔保,居民方面就不會存在信心問題,國有銀行也就不必擔心不良資產的產生而導致的凈資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運轉。所以說,在當前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各個重點之中,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國家在靜態上補足了某一時刻國有銀行的資本金,卻很難在動態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資產的增加

1中國的漸進改革需要體制內產出(國有經濟)的平穩增長,否則GDP增長率將出現大幅度下滑,漸進改革也將難以為繼。而體制內產出的平穩增長又需要國有金融的強力支持,從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難以在短時期內明顯縮減,政策性不良資產將是漸進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迄今為止,中國的漸進改革是成功的,這主要是因為在體制外產出(非國有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體制內產出保持了平穩的增長態勢,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GDP的較快速度增長。然而體制內產出的增長是離不開國有金融體系支持的。國有部門在過去的十幾年里獲得了國有銀行體系貸款總額80%左右的信貸支持。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貸款(1994年數據:中國工商銀行18%,中國銀行22%,中國建設銀行53%,中國農業銀行48%,平均比重達3525%①),還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對受政府保護的國有企業“倒逼”而發放的軟約束貸款。我們不妨把這兩種貸款合稱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實上這部分貸款總是與低效率、不良資產等名詞聯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簡單:獲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總是將這部分資金看作是可以不予歸還的國家注資或補貼,他們從借入資金的那一天起就沒有準備還本付息。所以可以這樣說,只要中國還處在漸進改革的過程當中,國家通過國有的銀行體系對體制內產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財政補貼的一種金融補貼)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資產的產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摘要: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存在國家擔保代替注資的特殊性,其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應首先解決的問題:一是國家對國有企業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的銀行不良資產再生機制,二是國有銀行投機行為形成的不良資產再生機制。我國自從1993年底確立了國有銀行①商業化的改革目標以后,在最近幾年連續出臺了不少有關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重大舉措,從這一系列的舉措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國家改革國有銀行的思路:在保證國有金融產權的前提下,一邊剝離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一邊又通過財政注資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實的注資代替國家信譽擔保來維持和明晰國有金融產權,使國有銀行在各方面都能達到國際標準,從而將國有銀行“塑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按照商業化規則運作,國有銀行的經營效率也就會隨之提高,國家也會因此減少控制金融的凈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風險,最終實現國家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本文將首先就國家通過增發特別國債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這一舉措為例談些自己的觀點,然后在此基礎上探討對國有銀行的改革次序問題。

一、國有銀行具有特殊的資本結構,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國國有銀行的資本結構具有不同于一般商業銀行的虛置資本現象,即所謂的“擔保代替注資”(張杰,1997)。在國家實施金融抑制的條件下,絕大部分的居民儲蓄都流入了國有的銀行體系,從而充當了這種擔保性注資的真實資本載體。這樣,國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過財政付出真實資本來向國有銀行注資的情況下,憑國家擔保來成功地實現對國有金融產權的控制,并依此來支持國有經濟的成長。

在有國家擔保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顯得不是很重要了。這是因為,銀行能夠正常運轉的最關鍵之處在于其能保證充分的資產流動性,可以隨時應付可能出現的“擠兌”等流動性問題。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為了保證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才作出的一項重要規定,目的是通過限制銀行的過度放款來保持儲戶對商業銀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風險能力。然而在我國,雖然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凈資本比率從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實際-739%②的狀況下,國有銀行體系不但沒有出現流動性問題,反而其貸款總額和存款總額同時呈現出很高的增長率(當然,沒有出現問題并不意味著沒有風險)。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處在“技術上已破產”的狀況下,只要有國家的擔保,居民方面就不會存在信心問題,國有銀行也就不必擔心不良資產的產生而導致的凈資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運轉。所以說,在當前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各個重點之中,資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國家在靜態上補足了某一時刻國有銀行的資本金,卻很難在動態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資產的增加

1中國的漸進改革需要體制內產出(國有經濟)的平穩增長,否則GDP增長率將出現大幅度下滑,漸進改革也將難以為繼。而體制內產出的平穩增長又需要國有金融的強力支持,從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難以在短時期內明顯縮減,政策性不良資產將是漸進改革所必須付出的成本。我們有理由這樣認為,迄今為止,中國的漸進改革是成功的,這主要是因為在體制外產出(非國有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體制內產出保持了平穩的增長態勢,從而在整體上呈現出GDP的較快速度增長。然而體制內產出的增長是離不開國有金融體系支持的。國有部門在過去的十幾年里獲得了國有銀行體系貸款總額80%左右的信貸支持。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貸款(1994年數據:中國工商銀行18%,中國銀行22%,中國建設銀行53%,中國農業銀行48%,平均比重達3525%①),還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對受政府保護的國有企業“倒逼”而發放的軟約束貸款。我們不妨把這兩種貸款合稱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實上這部分貸款總是與低效率、不良資產等名詞聯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簡單:獲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總是將這部分資金看作是可以不予歸還的國家注資或補貼,他們從借入資金的那一天起就沒有準備還本付息。所以可以這樣說,只要中國還處在漸進改革的過程當中,國家通過國有的銀行體系對體制內產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財政補貼的一種金融補貼)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資產的產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論文關鍵詞：漸進轉軌國有銀行改革產權結構調整民營化

論文摘要：本文是對國有銀行產權結構調整的具體模式的探討。文章首先分析了在金融改革中國有銀行改革的核心地位，進而闡述了國有銀行改革過程中產權結構調整的必要性，主要是國有產權的退出和民營產權的引入；然而在中國的漸進轉軌之路還遠沒有走完的情況下，國有銀行實現完全的民營化在短期內顯然是不現實的，因此給出一中間模式。這一模式的主要內核仍是股份化，具體的含義為：一是政府主導國有銀行改革，二是股權安排上國家相對控股。具體的組織形式主張采取在美國一度十分流行的“純粹性銀行控股公司”形式。

一、金融改革的著力點：從體制內入手

中國過去20余年，漸進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發展起了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非國有經濟”（樊綱，2000），主要采取了體制外改革和增量改革的方式（盛洪，1996），而沒有急于觸及體制內的“存量”（主要為國有企業）。這樣，一方面“非國有經濟”的蓬勃發展維持著經濟的高速增長，這為改革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另一方面，在國有金融的強有力支持下，國有經濟一直保持著“低效率”的增長，這又大大減小了改革的阻力。從而保證了漸進改革的順利進行并取得初步成功。因此，談及金融改革，許多學者就極力主張運用同樣的方式，即在國有金融體制之外發展“非國有金融”，讓壯大后的“非國有金融”再來打敗“國有金融”。①筆者則認為金融改革應從體制內入手，特別是對國有銀行的改革，事關金融改革的成敗。

一方面，經過一二十年的漸進改革，中國政府已相對成為一個“強政府”，在面對金融改革時有了相當的控制力。過去以犧牲金融效率為代價的改革方式，在今天應該主動加以改善。而且，同樣采取漸進的改革方式，如先改一家，所帶來的阻力（主要來自國有企業和銀行自身）也是有限的。也可以這樣理解，在經濟大環境變好的情況下，過去漸進改革的成功為直接啟動金融領域的“存量”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而，我們沒有必要再花一段較長的時間采用經濟領域同樣的方式去改革金融，而是可以合理的加速——直接進行體制內改革。

另一方面，也是最關鍵的，目前發展體制外金融已經缺少了與過去在體制外發展“非國有經濟”相類似的客觀環境。當初，“非國有經濟”之所以能迅速成長起來，除了政策上的寬松之外，另一個極為關鍵的條件是當時有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可供其使用。如在改革之初，僅有20%左右的社會勞動在國營企業中就業，在農村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一旦在農村實行了允許鄉鎮企業和個體、私人經濟發展的政策，非國有經濟就可以迅速地發展起來（樊綱，1993）。即只要有相當的原始資本，一些中小企業就能到市場上非常容易的買到其所需要的生產資料——主要為勞動力和產品原材料。從后果來看，非國有經濟之所以能對經濟增長做出巨大貢獻，一個主要原因也在于其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大提高了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但世易時移，如今的金融領域所面臨的環境已大不同左。首先，最重要的金融資源（主要為存款）有3/4被壟斷在國有銀行內①。又鑒于資本在發展中國家的稀缺性和國家信譽擔保國家銀行，非國有金融很難像過去非國有經濟運用勞動力那樣自如的得到可運用的大量金融資源。其次，金融業是相對的資本密集型行業，對員工的素質要求比較高，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不可能勝任，而從國有金融機構那里挖員工也并非易事②。再加之，2001年底我國加入WTO之后，原來相對封閉的環境已不存在，國內金融業要面對的是國際上大的競爭環境。這決定著我國的金融改革不可能像非國有經濟那樣擁有一個一二十年可以穩定成長的外部環境，相對來說卻只有5—10年的時間可以在沒有大的干擾的情況下進行改革。③而這5—10年穩定期拿來改革國有銀行相對是比較充分的，但在體制外發展“非國有金融”則明顯不足。

摘要

本文認為，在影響國有銀行經營效率的眾多因素中，國有銀行缺乏有效的治理結構的問題已經成為最為關鍵性的因素之一，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快金融市場開放時，國有銀行與外資銀行的競爭，并不僅僅表現為金融市場上的經營活動的競爭，治理結構方面的競爭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此，本文將公司治理結構的一般理論應用到對國有銀行的分析中，在比較了不同模式的治理結構之后，提出了國有銀行治理結構有效性的基本標準，進而結合國有銀行的經營現狀，分析了國有銀行治理結構有效性低下的主要表現和原因，探討了國有銀行上市對治理結構的影響，最后結合國有銀行的現實狀況提出了提高國有銀行治理結構有效性的主要思路。

在中國金融體系中，占據支配性地位的國有銀行的經營效率，不僅在微觀上影響到國有銀行體系經營狀況和市場競爭力，而且還在宏觀上影響到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和經濟增長的質量。在影響國有銀行經營效率的眾多因素中，國有銀行缺乏有效的治理結構的問題已經成為最為關鍵性的因素之一。事實上，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快金融市場開放時，國有銀行與外資銀行的競爭，并不僅僅表現為金融市場上的經營活動的競爭，治理結構方面的競爭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此，能否建立有效的國有銀行治理結構，應當成為當前國有銀行改革的根本出發點之一。

一國有銀行治理結構的界定

近年來，由于全球范圍內經濟轉軌和國際競爭的客觀要求，包括銀行治理結構在內的公司治理問題的研究已經越來越成為國際經濟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對于轉軌經濟來說，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是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的微觀基礎；而國際經濟競爭的加劇，也促使各國從提高的國際企業競爭力出發來研究不同類型的治理結構及其利弊（其中又被大致劃分為英美模式、德日模式兩種）。為此，不少國家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如英國于1992年成立了Cadbury委員會，歐洲在近年成立了"歐洲公司治理聯盟"（EuropeanCorporateGovernanceNetwork），世界銀行和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也成立了專門的機構和委員會，這些機構都各自或共同對公司治理進行了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探討，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則和政策建議。

由于公司治理結構涉及到眾多的利益主體、同時也受到政治、歷史、文化等多個方面的影響，因而對于公司治理結構內涵與實質的界定也存在許多差異。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三位學者：（1）英國牛津大學管理學院的柯林·梅耶在他的《市場經濟和過渡經濟的企業治理機制》一文中，將公司治理定義為"公司賴以代表和服務于它的投資者利益的一種組織安排。它包括從公司董事會到執行人員激勵計劃的一切東西?！局卫淼男枨箅S市場經濟中現代股份公司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離而產生?quot;（Mayer，1995）。（2）美國斯坦福大學錢穎一在他的《中國的公司治理改革和融資改革》一文中指出："公司治理結構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企業中有重大利害關系的團體──投資者（股東和貸款人）、經理層、職工──之間的關系，并從這種聯盟中實現經濟利益。公司治理結構包括：（a）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權（b）如何監督和評價董事會、經理層和職工（c）如何設計和實施激勵機制。"（青木昌彥、錢穎一，1995）。（3）我國經濟學家吳敬璉在《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中指出："所謂公司治理結構，是指由所有者、董事會和高級執行人員即高級管理人員三者組成的一種組織結構。在這種結構中，上述三者之間形成一定的制衡關系。通過這一結構，所有者將自己的資產交由公司董事會托管；公司董事會是公司的最高決策機構，擁有對高級經理層的聘用、獎懲以及解雇的權利；高級經理層受雇于董事會，組成在董事會領導下的執行機構，在董事會的授權范圍內經營企業?quot;（吳敬璉，1994）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難啃的硬骨頭；國有銀行的歷史包袱；國有銀行改革的癥結；國有銀行改革受制于國有企業改革；國有銀行的產權矛盾；敷衍應付還是徹底改革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是中國金融體系的頂梁柱、國有銀行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壞帳累累、金融業的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變得越來越嚴重了、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當中有三分之一來自于歷史包袱、這些政策性負擔必然增加了國有企業的經營成本，導致利潤低下，甚至虧損、只有政企分開才能避免各級政府過度干預造成貸款壞帳、只有通過金融市場的公平的競爭才能培養、識別、挑選金融人才、明晰的產權結構是現代商業銀行的基本前提、國有銀行的產權變革還要面臨現存的大量不良貸款問題、國有銀行中的某些官員們已經習慣于壟斷特權，他們甚至希望把金融改革也壟斷起來等，具體請詳見。

(一)難啃的硬骨頭

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是中國金融體系的頂梁柱。在幾十年的經濟建設中，他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人們都在擔憂，中國加入WTO了，國有銀行能不能經受得起外來的沖擊？

國有銀行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壞帳累累，[2]缺乏創新機制和市場競爭能力，根本就無法適應新形勢的要求。改革開放打破了一個又一個行業的壟斷局面，逐步引入了市場競爭機制，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唯獨國有銀行對金融行業的壟斷，誰都碰不得。

中國政府一直非常重視金融體制改革，也不知道下過多少文件，作過多少決定，反復強調加強領導，精簡機構，端正作風，整頓金融秩序，加強金融監管，反對貪污腐敗，督促加速金融體制的改革。這些經年年念，月月念，天天念，念到了今天，金融業的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變得越來越嚴重了。確實，國有銀行的改革是金融改革中最難啃的硬骨頭。

(二)國有銀行的歷史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