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演變范文10篇

摘要：由于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提高，消費已取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而同時環境問題進一步突出。因此，有必要探究城鎮消費結構變動的環境效應規律。本文借用灰色關聯度測算了江蘇省城鎮居民在八類消費上的支出與四類環境指標的關聯程度，并發現醫療保健與食品對環境的影響作用最大。在此基礎上提出加強醫療廢物管理，完善分類收集體系等建議。

關鍵詞：消費結構；城市環境；ELES模型；灰色關聯度

消費已經取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數據顯示，2016年最終消費支出對GDP增長貢獻率高達64.6%，創下歷史新高。而同時，城市空氣質量普遍超標，臭氧污染問題進一步顯現，部分水體水質趨于惡化，總磷污染問題日益凸顯。因此，本研究以江蘇省為例，從消費水平的視角開展環境保護的研究，探討江蘇省城鎮居民近10年消費結構的演變，并采用灰色關聯度模型分析消費結構的演變對城市環境的影響，深入認識兩者間的相互關系，為江蘇省優化消費結構、加強城市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提供依據。

1江蘇省消費結構演變的經濟計量模型分析

1.1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簡介

由于擴展性支出系統在實踐被廣泛應用，并且其具有理論依據強、參數估計方便、對數據依賴性小的特點，本文選擇采用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模型（簡稱ELES）作為分析城鎮居民消費需求結構的基本方法。其假設將人們的消費支出具體劃分為i類，則各類商品的消費支出可以用模型表示為：Viii−+=VYbP0i)(q(2.1)其中，Vi是對第i類商品的消費支出，Pi和qi分別為第i類商品的價格和基本需求量，bi為邊際消費傾向，V0為基本需求總支出，Y為收入水平。

針對當前我國在國有企業改制和改組方面遇到的一些理論和實踐困難，文章力圖借助于歷史座標，從經濟學的原理出發，闡述現代公司制企業形成的一般經濟和社會條件。與近年大多論者認為現代企業制度必須以大型企業和現代市場體系為基礎不同的是，文章認為現代公司制企業的形成和發展與初始企業規模和市場的現代體系條件無關，而與產權所有者和各利益相關者對克服市場障礙的要求緊密相聯。同時認為，轉型期內企業制度創新的過程，表現為逐漸成熟的企業組織結構對政府主要經濟功能的替代。而這又必須在構筑政府與企業經濟增長共享空間的架構下來實現。根據這一討論，文章最后也對今后國有資本運作的方式和途徑提出了框架性的政策建議。

本文的目的，是結合我國改革實踐，從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出發，討論企業組織效率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其中涉及互為關聯的三個問題：1)企業產權、產權制度演變及其效率。討論集中在市場不發育條件下，企業產權制度演變的條件和途徑；2)企業制度創新與政府。涉及到對企業制度創新過程中政府的作用，以及非市場條件下構造現代產權制度的意義等；最后，考慮向有關部門提供多重思路進路的需要，本文擬在上述討論的基礎上，提出一些可操作的框架性政策建議。

一、經濟學中講的產權，指的是一種協調人類交易行為和資源分配的社會工具。

在一個人的世界里，沒有也不必界定產權。因為一個人不需要用屬于自己的東西去換屬于別人的東西。但在多人的世界中，產權界定是人們從事交易時，知道自己如何受益或受損，以及交易雙方如何進行補償的規則。沒有產權界定，社會資源就會普遍陷入“公共地”的悲劇。但是，在一個社會中即使界定了產權的歸屬，如果沒有制度，社會依然無法克服產權離散的低效率狀態。所以，任何產權結構都必須通過社會的法律、習俗和道德等制度規則和文化規制來加以表達。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它的建立構成了一個社會，或更確切地說一個經濟秩序的合作與競爭關系。有了這些定義以后，所謂企業產權制度的形成、結構演變及其動態效率，實質上就是為了利用合作生產的優勢，將外部不確定性內在化的激勵。過去我曾曾討論過，在產權得到界定的情況下，任何一個生產要素的所有者都面臨三種選擇：1)用他自己的生產要素生產和出售商品；2)出售他的全部生產要素；3)引入契約安排方式，把生產要素的使用權委托給他人，以獲取一定的“租”收入。而且，無論產權的最終使用權歸屬何方，只要通過當事人的自由協商，都可以實現最佳社會收益。但在這里，企業的產生僅與第三種產權選擇存在聯系。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首先，企業產權制度及其結構變化，不是機械主義設計的結果，而是根據市場演變，不同所有者和利益相關者為克服市場障礙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其次，企業產權制度形成的一個必要條件，是組織合作生產的成本必須明顯小于市場交易成本。否則，企業產權制度也不會向更大規模合作生產的方向變遷。最后，作為企業合作生產的現實市場條件，是在經濟活動中存在不同風險偏好者的分布。顯然，有的資本所有者之所以選擇有條件地將自己的部份產權授予別人，而不采取自己經營的方式，并不是因為他們相信被授權的人比自己更關心資本收益。而在于：1)他們不愿全部承擔經營活動中的風險；2)他們相信后者比自己能干。風險態度決定了人們對其資本獲利方式的不同選擇，由此產生了對合作經濟組織的需求。

我們從最初的經濟狀態開始。在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中，人們采取的是以家庭內部分工為主的合作生產方式。所謂將外部不確定性的內在化激勵，主要來源于家庭內部分工的協調及其產生的經濟收益。以后，可能由于家庭內部分工產生的收益差別，使組織專業化生產的企業有可能克服市場交易費用過高的障礙。于是，為滿足地方狹小市場的小型企業開始出現。這里，企業是不同要素所有者通過合約形成的要素集合，它提高生產效率的關鍵，在于“團隊工作”。團隊工作使合作生產的產出不僅僅是各生產要素的簡單相加，而是追加了一個組織因素，使其產出包含了一個團隊的共同努力。團隊工作的擴展，又會導致不同生產者與不同消費者的分離，不貿易就不能生存，逐漸成了人們的生活信條。同時，隨著專業化和貿易活動的深化，超越市場條件的生產由于內部或外部競爭者的不斷增強而發生變化。那些簡單地在家鄉獨執牛耳的經營者，會逐漸進入多元競爭的市場格局。過去穩定的需求因競爭而變得波動，市場交易成本增加，設備閑置。在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企業擺脫困境的方法無非是：1)開展價格戰，消滅對手，但這也可能會同時毀滅自己。2)“自己活也讓別人活”。最簡單的途徑是競爭各方簽訂合謀協議。但這這樣也存在“囚徒困境”，簽約各方都必須冒對方機會主義行為的風險。因此也就有了：3)“大家合在一起，象一個人那樣活下去”。顯然，合在一起的行為產生于以內部組織替換市場競爭行為的激勵。

諾斯在考察16世紀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時認為：“采用一項對大量生產帶來規模經濟的制度創新，最初那些小企業要么擴大規模，要么進行合并，要么被迫破產”。那種從過去的競爭均衡到新的規模經濟，可能就是沿著這條途徑來完成的。

內容摘要：企業治理結構與產權制度密切相關，徹底改變溫州現行家族制的治理結構不僅僅是引進職業經理，關鍵在于產權制度的變革。邊界模糊的企業聯合體組織發展，有再造企業的治理結構的作用。社會資本沖淡家族資本，才能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與管理體制。

關鍵詞：企業治理結構家族制中間組織

企業的治理結構較多被看作是一種制度安排。斯坦福大學的錢穎一教授認為，公司治理結構是用來支配若干在企業中有重大利害關系的團體，包括投資者、經理、工人之間的關系，并從這種聰明中實現各自的經濟利益。李南開大學維安教授對公司治理概念的理解包含以下兩層含義：公司治理是一種合同關系，規范公司各利害相關者的關系，約束他們之間的交易，來實現公司交易成本的比較優勢；公司治理的功能是配置權、責、利，這又包含二層意思，其一，公司治理整頓是在既定資產所有權前提下安排的。所有權形式不同，公司治理的形式也會不同，另一層是，所有權中的各種權力就是通過公司治理整頓結構進行配置的。這兩方面的含義體現了控制權配置和公司治理結構的密切關系：控制權是公司治理的基礎，公司治理整頓是控制權的實現。筆者認為，企業的治理結構是一套以合約關系配置處理權、責、利關系的制度安排。其核心是控制權的問題，而控制權取決于企業的產權制度。

溫州企業的家族制治理特點及弊端

在溫州古典模式中，大多數溫州企業實行家族制，從而企業的治理結構呈現以下特點：企業所有權主要由家族成員控制；家族中輩份、資歷最高的成員便成為企業的最高領導人，可以獨裁式地指揮家族企業的事業，保證了決策過程的迅速性；經營者激勵約束雙重化，可以有效克服委托制的弊端；企業創始人的獨創精神和獨特的個人魅力，無形中減少了企業內部為爭奪權力的斗爭，降低了企業內的交易成本。家族制的這種企業治理結構順應了早期溫州古典經濟特點，企業規模不大，管理簡單，所以，采用家族制交易成本較低。

隨著規模經濟發展，溫州企業的家族治理機制弊端漸露，近年來，企業超越家族制的呼聲漸高。美國學者麥迪思借助企業生命周期理論對家族企業治理模式的有效性進行了分析。他認為企業是個有機體，在生命周期不同階段中，其生產經營管理是有不同要求的，其中從誕生期到學步期離不開創始人的精心呵護，企業創始人承擔的風險和責任使其對企業比其他任何人具有更強的愛心及控制欲。與此同時企業家為了企業，全家自下而上可以不顧回報地全身心地付出，這也是其他人所難以做到，此時的企業完全離不開創建它的企業家，這如同一個嬰兒與母親的關系，也正因為有了企業創始人的這種創業熱情，才使得企業能順利誕生與成長。然而，家族式經營妨礙現代營銷營運，管理基本上沿襲傳統方法，家族文化傳統對外人的排斥，使得啟用專門的經理管理步履維艱，“五緣”關系（即血緣、親緣、地緣、學緣、業緣關系）成了困擾“溫州模式”最大的問題。

內容提要：根據主體稅種的不同，西方國家曾分別實行了以財產稅、流轉稅、增值稅和所得稅為主體的4種稅制結構。這4種稅制結構各有所長，各有其適用的范圍。稅制結構的選擇，取決于對社會經濟發展中公平和效率的權衡，取決于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的社會化、商品貨幣化程度。本文借鑒西方國家稅制改革的經驗，提出了推進我國稅制改革的主要對策措施，包括科學選擇主體和輔助稅種、優化主要稅種的內部結構、完善中央稅與地方稅結構等。

關鍵詞：稅制結構公平和效率改革措施

一、西方國家稅制結構的發展與演變

總體上看，西方，國家的稅制結構經歷了由以直接稅為主體到以間接稅為主體，再到現代直接稅與間接稅并重的發，展過程。

1.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這是早期奴隸制和封建制國家實行的稅制模式。在當時自然經濟處于統治地位，商品經濟處于從屬地位的情況下，國家無法從其他方面課征足夠的稅收，只能以土地和人口作為征稅對象，采用直接對人或物課征的人頭稅、土地稅、房屋稅、戶稅等直接稅形式保證政府取得必要的收入。這些簡單、原始的直接稅，大多按照課稅對象的部分外部標志來規定稅額，如：人頭稅按家庭人口課征等。此外，也有非常有限的市場稅和入市稅作為輔助稅種。

2.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資本主義發展之初，西方國家奉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稅收政策主要遵循中性原則，把追求經濟效率作為首要目標。一方面對國內生產、銷售的消費品課征國內消費稅，以代替原先對工商產業直接征收的工商業稅，從而減輕了資本家的稅收負擔；另＿方面，為保護本國資本主義工商業，對國外制造和輸運的進口工業品課以關稅。這時的稅制結構，一般稱為以關稅為中心的間接稅制。

資料來源：中國的數據來自2002年《中國統計年鑒》，美國的數據來自美國經濟分析局網站，其余的數據來自OECD組織。

注：本文中所有的增加值都用當年價計算。

表2一些國家的第三產業就業比重(%)

中國韓國日本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英國澳大利亞

2001年2000年2000年2000年2000年2000年2000年2000年1999年

27.761.163.176.674.17462.672.873.6

摘要:影響生產率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生產要素流動,本文運用Shift-Share方法實證度量了2000-2007年旅游產業結構變遷對旅游業資本生產率增長的貢獻,從“結構紅利”的角度解析了旅游業產業結構變遷過程中產生的發展潛力對旅游業發展的影響。計算數據顯示,對大部分省份來說,旅游產業結構變遷有利于旅游業資本生產率的提升和發展,但是對另外一部分省份來說,資本要素轉移的“結構紅利假說”效應并不明顯;與結構效應相比,旅游產業內部增長效應是資本生產率增長的主要源泉。

關鍵詞:旅游業；結構變遷；資本生產率；Shift-Share方法

一、引言

生產要素流動是影響生產率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資本作為旅游業發展投入的基本要素之一,其在不同行業間的配置影響著旅游業的發展。庫茨涅茨(1979)認為沒有各種要素在不同經濟部門之間的充分流動,不可能獲得人均產出的高增長率。遺憾的是,國內旅游界針對此方面的研究較少,曹新向(2007)通過構建相關指標和評價體系,對中國省域旅游業的發展潛力進行了比較研究,從旅游需求潛力、旅游供給潛力以及旅游潛力保障力和旅游潛力支持力幾個方面展開了分析,但是忽略了旅游業在發展過程中由于產業結構的變化對對旅游業發展的影響。(楊勇,2009)運用Shift-Share方法,將旅游業潛力從產業結構變遷和要素生產率中分解出來,實證度量了產業結構變遷對旅游業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但是對于資本在不同行業間的配置是如何影響旅游業發展的,沒有進行研究論述,為了填補此空白,本文在楊勇老師分析的基礎上,從資本要素人手,對資本轉移對生產率增長和旅游業發展做出一個實證檢驗。

基于統計數據的可得性,本文使用的是2000-2007年各省份的統計數據,數據全部來自2001-2008年《中國旅游統計年鑒》、《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副本)以及相關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涉及到的數據主要包括旅游企業的營業收入、固定資產等。本文所說的旅游企業是根據《中國旅游統計年鑒》及其副本中的分類方法,把旅游企業分為旅行社、星級飯店、旅游景區(點)和其他旅游企業。

二、基于Shift—Share方法的旅游業資本生產率的分解

關鍵詞：股權模式公司治理相對控股上市公司

內容摘要：本文以中國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考察在后股權分置時代下不同股權模式與公司治理之間的關系，并對其進行深入分析，結合目前國際上上市公司治理的發展趨勢，提出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演變模式以及如何確定實施的技術指標，以便能更好的發揮公司治理的效率。

近年來，理論界對于公司治理模式提出了一種新的看法，謂之“相對控股模式”，即股權有一定的集中度，有相對控股股東存在。因為隨著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的發展，這兩種模式出現了趨同的跡象，突出地表現在美國的機構法人持股比例日益增大而德日的法人交叉持股現象日趨淡化。

理論界從權競爭的角度對相對控股模式的出現作出了解釋：公司擁有相對控股股東的情形，可能是最有利于在公司經營不利的情況下更換經理人員的一種股權結構。因此，就總體而言，和股權高度集中、股權高度分散兩種股權結構相比較，相對控股模式更有利于發揮公司治理的作用，從而能夠更為有效地促使經理人員按股東利益最大化原則行事，并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

樣本選擇及變量描述

通過對上市公司優化其股權結構來改善公司治理效率，同時進一步深化政府所提出“國退民進”的理念，權衡公司控制權的分配既可以提高國有企業治理效率，又可以使其他相關利益群體受益，從而達到雙贏的狀態。本文以2007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間的上證180指數成份股作為研究樣本。本文所有的數據來自國泰安CSMAR數據庫，輔助研究工具為MicrosoftExcel2000，并使用SPSS17.0進行統計分析。

內容摘要：本文在對國外期貨交易所治理結構變革背景、原因分析的基礎上，考察了我國期貨交易所的演化歷史，指出現有行政主導下的期貨交易所治理結構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政府加強對期貨交易所行政監管的結果。隨著期貨交易法律、法規的完善和交易所面臨競爭的加劇，我國期貨交易所會員制治理結構存在基礎已經發生改變，因此有必要對我期貨交易所治理結構進行公司制改造。

關鍵詞：期貨交易所治理結構電子交易系統法律非完備性

近年來一些學者提出我國的期貨交易所也應順應國外的潮流，把期貨交易所改造成公司制交易；但另外一些學者認為，期貨交易所公司制改造的條件尚不成熟，當前應進一步完善其治理結構，使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會員制交易所。本文將對國外期貨交易所治理結構變革的背景、原因以及我國期貨交易所治理結構演化進行系統的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我國期貨交易所進一步改革的方向。

國外期貨交易所治理結構變革的背景

電子交易系統的引入是必要條件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際上的期貨交易所陸續開始采用電子交易系統。在電子交易系統下，交易指令的下達、交易的撮合都是由計算機完成的，打破了傳統交易系統的空間約束，對交易者數量的限制也不復存在。在引入電子交易系統后，電子交易網絡上增加一個新會員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所以交易所就失去了向新加入會員收取會員費的基礎；同時，交易所增加新會員的空間和數量約束被打破，外部的競爭就會更激烈，交易所放棄收取會員費，而只能收取基于交易的可變費用，即手續費。此時的交易者更象交易所的客戶，而不是會員。由于電子交易系統是一個獨立的、有價值的私人物品，交易者不能無成本的“克隆”，所以它的所有者可以象普通的贏利性公司一樣，通過向交易者提供交易服務來獲取收入。

摘要：對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產業結構演變情況進行分析，分析三次產業間的演變規律，分析二、三次產業內部結構的演變，廣東省產業結構由勞動力密集型向技術、資本密集型演變，三次產業的演變歷程：“二、一、三”———“二、三、一”———“三、二、一”結構，隨著廣東省“十三五”規劃的實施，未來廣東省產業結構將得到進一步的調整、優化和升級。

關鍵詞：廣東??；產業結構；演進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省社會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宏觀政策制度等因素不斷調整和變化，產業結構經歷了一個不斷調整和優化的動態過程。從三次產業所占比重和三次產業內部結構兩方面分析廣東省產業結構的演變進程。

1三次產業結構演變分析

從量的方面，以廣東省各時期各產業之間的生產總值的數量比例關系，研究三次產業結構的演變情況。選取1978年—2018年41年廣東省三次產業的生產總值統計數據，觀察各年度第一、二、三次產業生產總值占GDP的比重，結合其他因素，分析廣東省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結構的演變，如圖1。圖1廣東省1978－2018年GDP構成演變1978年以來，廣東省GDP構成如圖所示。1978年，第一、二、三次產業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9．76％、46．61％、23．63％，第二產業占絕對優勢；2018年，第一、二、三次產業占GDP的比重演變為3．94％、41．83％、54．23％，第三產業優勢明顯。三次產業結構在量上的演變規律表現為：從第二產業占據絕對優勢向第三產業占據絕對優勢演變。41年來，廣東省經濟總量由1978年的185．85萬元擴大為2018年的97277．77萬元，連續30年居全國之首。以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增長12．26％，第二、第三次產業增長快速，第一次產業平穩增長。1985年，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首次超過第一產業占比，形成了“二、三、一”的產業格局。此后，第一次產業占比不斷下降，第三產業占比不斷升高，到2013年，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占比，形成“三、二、一”產業格局，并且差額不斷擴大，2018年，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比第二產業超出12．4個百分點，形成了以第三產業為重心的產業結構模式。

2第二產業內部結構的演變

摘要: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演變關系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研究領域，兩者存在非常密切的關系。首先，分析了中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演進過程，同時與國際理論標準模式做了對比分析，研究發現，中國產業結構與國際理論標準模式基本一致，而中國就業結構的轉換要滯后于產業結構。其次，選取結構偏離度、就業彈性和比較勞動生產率等指標，對中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協調性做了深入研究，結果表明，第一產業發展協調性較差，有大量剩余勞動力沒有轉移;第二產業發展協調性較好，促進勞動力就業作用明顯，但是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協調空間還很大;第三產業發展的協調性最好，吸納勞動力能力較強，產業結構演變和就業結構轉換逐步趨于同步。最后，在分析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結論與建議。

關鍵詞: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協調性

一、相關文獻綜述

國外學者較早對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兩者的關系進行研究，早在1940年，英國經濟學家克拉克提出“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了產業結構演變與勞動力的變動規律，即伴隨人均國民收入水平提高，勞動力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再向第三產業逐步轉移［1］;隨后，庫茨涅茨在配第和克拉克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庫茨涅茨定理，即產業結構變化會受到人均國民收入變動的影響，他認為經濟不發達國家要加強非農產業的發展，來縮減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2］;錢納里等對世界各國經濟增長因素進行了分析，研究指出: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轉換基本同步，而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轉換要快于就業結構的轉換［3］;劉易斯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并存，經濟表現出典型的二元結構特征，發展中國家就業具有其獨特性［4］;卡爾茲等指出，技術進步使勞動市場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增加，低技能勞動力就業越來越困難，其失業率上升［5］;Geogre主要研究了資本積累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的影響［6］;Young對中國制造業生產率的提高對制造業就業產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7］。國內學者對兩者關系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系、產業結構的演進機理、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協調性等方面，如湯光華、舒元等對經濟增長和就業兩者的關系進行了研究［8］，張車偉、蔡眆對中國就業彈性的演變及趨勢做了研究［9］，夏長杰研究了中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偏差［10］，徐光平、景建軍對城鎮化進程中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相關關系做了實證研究［11］，張少紅等對人力資本和產業結構的關系做了研究［12－14］，張文璽對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非均衡發展做了研究［15］。綜上所述，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是經濟研究的重點領域，國內外學者傾入大量心血對此進行研究，且研究成果豐碩。當前，全球經濟正處于戰略調整期，推動創新驅動和打造新增長源成為各國新的合作重點。我國已進入改革深水區和經濟結構重組階段，經濟轉方式、調結構步伐加快，產業發展對經濟的支撐作用越發重要，與此同時，勞動力的綜合素質在不斷的提高，就業領域表現出了一些新的特征。因此，對中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關系的梳理和兩者協調性進行系統研究，非常有必要，這也是文章需要重點研究的領域。

二、中國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演變過程分析

(一)中國產業結構的演變過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