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體制范文10篇

關鍵詞：國家分配論；財政體制“原則論”；公共財政體制；理論綜述

提要：本文按時間順序對我國財政理論的變化進行綜述，突出我國財政體制理論形成的特殊性，重點歸納西方財政聯邦主義對我國“分稅制”體制理論產生的影響。

由于“國家分配論”研究的主要是關于財政本質這一財政學最基本的理論問題，缺乏系統的財政學理論體系，對財政的運行機制和管理方法關注的比較少，所以，作為財政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財政體制，在我國的財政理論中缺少比較系統的論述，更多則是體現在財政實踐中“原則論”指導下的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政策調整以及對運行狀況的評價。由于各種歷史因素和現實因素，新中國的建立和發展一直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并選擇了以國家為決策主體的計劃經濟體制，即國家掌握了幾乎全部的權力資源，也正是在這種經濟基礎之上，形成了與其相適應的中國特有的“國家分配論”，以及在這一理論影響下的財政體制“原則論”。改革開放后，經濟體制發生轉變，西方的公共財政理論對我國的財政理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財政學者借鑒財政聯邦制對我國財政體制存在的問題也提出了相應的解決辦法，但實踐中，財政體制的“原則論”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一、建國初到20世紀七十年代末的理論發展：大一統的財政體制

建國初期，我國財政理論尚處于摸索期，還沒有形成自有理論體系，在財政實踐中，與高度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財政體制也是高度統一的，強調的是國家財政活動的統一性和計劃性。在其后的數十年中，盡管針對地方財政缺乏積極性的問題，一直在探討如何克服財政體制的過分集中，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統一領導”始終都是作為基本前提而存在的。

1951年出版的《新財政學教程》（丁方、羅毅，1951）設置專節介紹了中央與地方的支出和收入關系問題，但未做出理論上的概括。到五十年代后半期的財政理論基本出現在國家的政策決策以及領導人的論著當中，在“論十大關系”中就指出，“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像這樣多，情況像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實際上是規定了計劃經濟時期財政體制的基本原則，即在不否定計劃經濟的前提下財政管理體制的適度分權，而計劃經濟下的這種分權只是行政性分權（吳敬璉，2004）。1964年出版的《財政學》以及《中國財政管理體制問題》（許飛青、馮羨云，1964）對我國的財政體制問題開展了一定的研究。在這兩本專著中，分別論述了財政體制的概念、體制建立的原則、收支劃分的方法以及我國民族地區財政體制問題等，并對財政體制建立的“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原則取得了一致。許飛青還對中央與地方集分權的數量界限進行了分析，提出了“支出三七開”、“收入對半開”、“地方經濟建設支出不超過50%”等觀點，開創了我國財政體制從經驗數據上總結數量界限的研究思路。可以看出，計劃經濟下的行政性分權是在“放權讓利”和“調動積極性”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自建國至1979年的財政體制，經歷了從集中到較為分散又到集中的過程，但其基本形式沒有多大的改變（楊之剛，1999）。

【內容提要】本文對近幾年來我國學術界關于行政體制改革的研究進行了總結和梳理。文章論述了行政體制改革在中國改革總體戰略中處于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結合部，認為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仍在于提高效率。行政民主是調整政府與社會關系的目標取向，不能與行政體制改革本身的目標相混同；改革要兼顧機構改革與政治職能兩個方面，使二者協同發展；目前改革的難點在于經濟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并未形成良性互動，行政體制本身的改革并不配套和適度，改革在操作層面上有很多阻力。對此，文章提出了進行綜合配套改革的對策，并認為行政體制改革應與政治體制改革協同進行。

【關鍵詞】政府/權力/行政體制/行政改革/中國

行政體制改革理論是我國政治學和行政學自本世紀80年代初恢復重建以來的一個研究熱點，也伴隨著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實際進程。當然，有關行政體制改革的研究，應當說在政治學和行政學恢復重建以前就已經存在了，因為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歷來并不局限在政治學或行政學界，雖然那時研究的數量和質量尚比較有限，而且由于處在改革開放之前，有關研究也不可能明確上升到“體制改革”的高度。改革開放以后，在廣大政治學、行政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努力下，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和體制改革實踐的呼喚下，學術界對于行政體制改革的理論研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了明顯的提高，內容也相當豐富，為構建我國面向現代化的政府權力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同時應當看到，由于我國政治學和行政學研究的底子薄，基礎理論較為膚淺，有關研究又深受現實政治發展的制約和影響，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理論在學術界還沒有形成權威性的系統觀點，學術規范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復研究比較多，富有理論創新的成果還不多見。

處于世紀之交的中國行政體制改革正在向縱深推進，迫切要求學術界在體制改革理論上進行創新和超越。在此情況下，總結和分析建國5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理論的進展，對于切實推進21世紀我國行政體制改革，進一步繁榮中國政治學和行政學等學科建設，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行政體制改革在中國改革總體戰略中的地位

關于行政體制改革在中國改革戰略中的地位問題，國內學術界有多種說法，主流觀點認為行政體制改革介于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之間，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結合部”。一般認為，中國改革戰略系統主要包含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上下兩個結構。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循于經濟主導模式，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副產品，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注：參見胡偉等：《論政治——中國發展的政治學思考》，第329-358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經濟體制改革驅動政治體制改革，形成經濟體制改革先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發展序列，這就導致了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之間的時間落差和進度落差，這兩大落差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斷拉大，政治體制的不適應性矛盾日漸積累，引發經濟和政治兩個層面上的雙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對此，鄧小平指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6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由于政治體制改革涉及國家基本的政治結構和權力關系，因此政治體制改革很難有實質性突破，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不相適應的矛盾也未能徹底解決。

【內容提要】本文對近幾年來我國學術界關于行政體制改革的研究進行了總結和梳理。文章論述了行政體制改革在中國改革總體戰略中處于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結合部，認為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仍在于提高效率。行政民主是調整政府與社會關系的目標取向，不能與行政體制改革本身的目標相混同；改革要兼顧機構改革與政治職能兩個方面，使二者協同發展；目前改革的難點在于經濟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并未形成良性互動，行政體制本身的改革并不配套和適度，改革在操作層面上有很多阻力。對此，文章提出了進行綜合配套改革的對策，并認為行政體制改革應與政治體制改革協同進行。

【關鍵詞】政府/權力/行政體制/行政改革/中國

行政體制改革理論是我國政治學和行政學自本世紀80年代初恢復重建以來的一個研究熱點，也伴隨著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實際進程。當然，有關行政體制改革的研究，應當說在政治學和行政學恢復重建以前就已經存在了，因為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歷來并不局限在政治學或行政學界，雖然那時研究的數量和質量尚比較有限，而且由于處在改革開放之前，有關研究也不可能明確上升到“體制改革”的高度。改革開放以后，在廣大政治學、行政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努力下，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和體制改革實踐的呼喚下，學術界對于行政體制改革的理論研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了明顯的提高，內容也相當豐富，為構建我國面向現代化的政府權力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同時應當看到，由于我國政治學和行政學研究的底子薄，基礎理論較為膚淺，有關研究又深受現實政治發展的制約和影響，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理論在學術界還沒有形成權威性的系統觀點，學術規范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復研究比較多，富有理論創新的成果還不多見。

處于世紀之交的中國行政體制改革正在向縱深推進，迫切要求學術界在體制改革理論上進行創新和超越。在此情況下，總結和分析建國5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理論的進展，對于切實推進21世紀我國行政體制改革，進一步繁榮中國政治學和行政學等學科建設，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行政體制改革在中國改革總體戰略中的地位

關于行政體制改革在中國改革戰略中的地位問題，國內學術界有多種說法，主流觀點認為行政體制改革介于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之間，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結合部”。一般認為，中國改革戰略系統主要包含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上下兩個結構。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循于經濟主導模式，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副產品，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注：參見胡偉等：《論政治――中國發展的政治學思考》，第329-358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經濟體制改革驅動政治體制改革，形成經濟體制改革先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發展序列，這就導致了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之間的時間落差和進度落差，這兩大落差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斷拉大，政治體制的不適應性矛盾日漸積累，引發經濟和政治兩個層面上的雙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對此，鄧小平指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6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由于政治體制改革涉及國家基本的政治結構和權力關系，因此政治體制改革很難有實質性突破，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不相適應的矛盾也未能徹底解決。

關鍵詞：國家分配論；財政體制“原則論”；公共財政體制；理論綜述

提要：本文按時間順序對我國財政理論的變化進行綜述，突出我國財政體制理論形成的特殊性，重點歸納西方財政聯邦主義對我國“分稅制”體制理論產生的影響。

由于“國家分配論”研究的主要是關于財政本質這一財政學最基本的理論問題，缺乏系統的財政學理論體系，對財政的運行機制和管理方法關注的比較少，所以，作為財政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財政體制，在我國的財政理論中缺少比較系統的論述，更多則是體現在財政實踐中“原則論”指導下的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政策調整以及對運行狀況的評價。由于各種歷史因素和現實因素，新中國的建立和發展一直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并選擇了以國家為決策主體的計劃經濟體制，即國家掌握了幾乎全部的權力資源，也正是在這種經濟基礎之上，形成了與其相適應的中國特有的“國家分配論”，以及在這一理論影響下的財政體制“原則論”。改革開放后，經濟體制發生轉變，西方的公共財政理論對我國的財政理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財政學者借鑒財政聯邦制對我國財政體制存在的問題也提出了相應的解決辦法，但實踐中，財政體制的“原則論”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一、建國初到20世紀七十年代末的理論發展：大一統的財政體制

建國初期，我國財政理論尚處于摸索期，還沒有形成自有理論體系，在財政實踐中，與高度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財政體制也是高度統一的，強調的是國家財政活動的統一性和計劃性。在其后的數十年中，盡管針對地方財政缺乏積極性的問題，一直在探討如何克服財政體制的過分集中，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統一領導”始終都是作為基本前提而存在的。

1951年出版的《新財政學教程》（丁方、羅毅，1951）設置專節介紹了中央與地方的支出和收入關系問題，但未做出理論上的概括。到五十年代后半期的財政理論基本出現在國家的政策決策以及領導人的論著當中，在“論十大關系”中就指出，“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像這樣多，情況像這樣復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實際上是規定了計劃經濟時期財政體制的基本原則，即在不否定計劃經濟的前提下財政管理體制的適度分權，而計劃經濟下的這種分權只是行政性分權（吳敬璉，2004）。1964年出版的《財政學》以及《中國財政管理體制問題》（許飛青、馮羨云，1964）對我國的財政體制問題開展了一定的研究。在這兩本專著中，分別論述了財政體制的概念、體制建立的原則、收支劃分的方法以及我國民族地區財政體制問題等，并對財政體制建立的“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原則取得了一致。許飛青還對中央與地方集分權的數量界限進行了分析，提出了“支出三七開”、“收入對半開”、“地方經濟建設支出不超過50%”等觀點，開創了我國財政體制從經驗數據上總結數量界限的研究思路。可以看出，計劃經濟下的行政性分權是在“放權讓利”和“調動積極性”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自建國至1979年的財政體制，經歷了從集中到較為分散又到集中的過程，但其基本形式沒有多大的改變（楊之剛，1999）。

【內容提要】本文對近幾年來我國學術界關于行政體制改革的研究進行了總結和梳理。文章論述了行政體制改革在中國改革總體戰略中處于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結合部，認為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仍在于提高效率。行政民主是調整政府與社會關系的目標取向，不能與行政體制改革本身的目標相混同；改革要兼顧機構改革與政治職能兩個方面，使二者協同發展；目前改革的難點在于經濟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并未形成良性互動，行政體制本身的改革并不配套和適度，改革在操作層面上有很多阻力。對此，文章提出了進行綜合配套改革的對策，并認為行政體制改革應與政治體制改革協同進行。

【關鍵詞】政府/權力/行政體制/行政改革/中國

行政體制改革理論是我國政治學和行政學自本世紀80年代初恢復重建以來的一個研究熱點，也伴隨著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實際進程。當然，有關行政體制改革的研究，應當說在政治學和行政學恢復重建以前就已經存在了，因為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歷來并不局限在政治學或行政學界，雖然那時研究的數量和質量尚比較有限，而且由于處在改革開放之前，有關研究也不可能明確上升到“體制改革”的高度。改革開放以后，在廣大政治學、行政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努力下，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和體制改革實踐的呼喚下，學術界對于行政體制改革的理論研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了明顯的提高，內容也相當豐富，為構建我國面向現代化的政府權力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同時應當看到，由于我國政治學和行政學研究的底子薄，基礎理論較為膚淺，有關研究又深受現實政治發展的制約和影響，我國的行政體制改革理論在學術界還沒有形成權威性的系統觀點，學術規范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復研究比較多，富有理論創新的成果還不多見。

處于世紀之交的中國行政體制改革正在向縱深推進，迫切要求學術界在體制改革理論上進行創新和超越。在此情況下，總結和分析建國5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理論的進展，對于切實推進21世紀我國行政體制改革，進一步繁榮中國政治學和行政學等學科建設，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行政體制改革在中國改革總體戰略中的地位

關于行政體制改革在中國改革戰略中的地位問題，國內學術界有多種說法，主流觀點認為行政體制改革介于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之間，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結合部”。一般認為，中國改革戰略系統主要包含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上下兩個結構。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循于經濟主導模式，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副產品，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注：參見胡偉等：《論政治――中國發展的政治學思考》，第329-358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經濟體制改革驅動政治體制改革，形成經濟體制改革先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發展序列，這就導致了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之間的時間落差和進度落差，這兩大落差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斷拉大，政治體制的不適應性矛盾日漸積累，引發經濟和政治兩個層面上的雙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對此，鄧小平指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6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由于政治體制改革涉及國家基本的政治結構和權力關系，因此政治體制改革很難有實質性突破，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不相適應的矛盾也未能徹底解決。

新近出版的《西方公民不服從的傳統》，它的主題對國人來說恐怕極其陌生，但卻是一個早就該納入視野的問題。所謂“公民不服從”，乃是一些公民對被自己判斷為已偏離正義的法律或政府政策的公開違反，以期達到糾正不正義的目的。在一個缺乏憲政傳統，人們對權力的濫用只存在逆來順受和揭竿造反兩種選擇可能性的地方，“公民不服從”完全不在人們可經驗的事物之內。但在西方，它不僅有深厚的傳統和豐富的思想資源，而且到現代已經發展為一種運動，并且事實上已經納入憲政體制，成為這個體制糾錯機制的組成部分?！段鞣焦癫环牡膫鹘y》提供給了我們關于這個問題的全景圖，其中，既有實踐公民不服從的代表人物蘇格拉底、梭羅、甘地、馬丁.路德.金在這個問題上的經典言論，又有當代西方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如，漢娜.阿倫特、羅爾斯、德沃爾金的理論，除此之外，這本集子的選編者何懷宏先生還撰文就康德的相關思想作了介紹。經由這本書，可以獲得對公民不服從的實踐和理論，尤其是公民不服從行為所稟持的信念、精神以及作用的較完整了解，從中可以獲得及其豐富和重要的啟迪。

一．公民不服從的道德理念

無論從書中展示的這個運動在實踐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言行還是羅爾斯等人的學術論著，可以發現，公民不服從是憲政體制下處于少數地位的公民表達異議的一種方式。它是違法行為，但卻基于對法律的忠誠，是出于良知、出于對正義的關注而選擇的違法。它訴諸于多數的正義感；所違反的對象則如前所說，是不正義的法律或政府政策?？梢哉f，公民不服從是一種體現公民道德理想的行動?；谒w現的理想，它以公開性和非暴力性為特征。關于公開性，馬丁.路德.金作過很好的表述：“違反不公正法律的人，必得公開地違反，心懷愛意地違反，甘愿接受懲罰?！雹龠@段話包含的重要含義，后面還會談到。此處著眼于公開性，我認為，必須公開地而不是私下里違反不正義法律，至少出于兩層考慮。其一，是對手段必須與目的相一致的道德理念的執守，堅持在追求正義的目的時所采取的手段在性質上不能與目的相背離，不能以秘密的或私下違法這類不光明正大的手段去玷污目的。因而公民不服從以公開性與任何陰謀或刑事犯罪劃出了道義界限。這一界限是所有公民不服從的行動者共同遵守的，也是許多研究者特別加以強調的，例如，漢娜.阿倫特在她的研究中便根據公民不服從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發生的這一事實而與要求秘密性的陰謀活動作了區分，從而對違法與犯罪作了區分。其二，通過公開違反某項法律，把問題推到公眾面前，迫使公眾正視問題并吁請公眾注意到正義正在遭到破壞，憲政原則正在被侵凌。至于一般采取非暴力方式乃基于對暴力含有的不道德性和破壞性的認識，所以從道德角度看，仍然出于對目的必須與手段相一致的道德理念的執守。對于公開性和非暴力性所依據和展現的道德理念，馬丁.路德.金在抨擊極權主義的倫理相對主義時提出了很深刻的見解。他堅信善的目的并不能在道德上證明破壞性手段的正當，因為“在最終的分析當中，目的便預先存在于手段之中”。②這意味著，無論怎么精心給目的罩上神圣光環，但不道德的手段將暴露目的的不道德。正因為持這樣的看法，馬丁.路德.金對極權主義用實現人間天堂來為“強力、暴力、謀殺、欺詐”等手段辯解表示了極度厭惡。

作為以違反法律來表達異議的方式，公民不服從在什么條件下宜于發起并有望成功？對公民不服從問題作了最系統研究的羅爾斯認為，應具有制度前提和公民共識這雙重條件。即，公民不服從問題僅產生于多少是正義的民主國家，發起這一行動的以及這一行動所要訴諸的人群是承認并接受該國憲法合法性的公民，在總體上，全社會具有共同的價值基礎，人們大致接受同樣的正義原則。當不正義確實發生了，持異議的少數已經真誠試過諸如言論、結社、集會、游說等正常訴求方式卻未能奏效，在這種情況下便有權通過公民不服從提出訴求。但在實施前還必須審慎地顧及到會不會導致破壞對法律和憲法的尊重，會不會導致對第三方即無辜者可能的傷害，會不會招致多數的嚴厲報復。是否有這樣的審慎，不僅關系到行動的成敗，也是對公民不服從發起者自身道德的一種測試。

把接近正義的政治體制或者說民主憲政體制和公民具有共享的價值觀以及基于其上的共同正義感作為公民不服從運動必要條件，是因為只有在這兩個條件都具備的情況下，通過這種方式提出訴求的人才可以對結果抱有合理的預期。民主憲政體制在決策層面實行多數原則，同時具有表達不同意見的多種方式和暢通渠道，每一種真實的聲音都能受到尊重，正因為如此，根據多數原則作出的錯誤決策能夠成為反省對象，從而有望糾正。更重要的是，民主憲政制度下，權力受到多種限制和多方制約，國家不能超越法律行事，公民權利可以因此而獲得有效的制度保障。對于表達異議者來說，如果訴求失敗，他們要承受的懲罰是可以預知的，至少，制度保證了不會招致法外報復，更不至于被淹沒在血泊之中。而在專制制度下或者權力失控、憲法被虛置的地方，不正義是常態；當人們要求糾正某種不正義時，以一連串新的不正義甚至罪行去掩蓋不義和抵制人們的要求則是通則。所以對于表達異議者來說，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發生的。在這種制度條件下發起公民不服從不僅不明智，而且因置參與者的安全于不顧，人們是有理由質疑其行動的道義性的。

作為一種體現道德理想的行動，同時從策略上講又是組織起來的少數訴諸于政治多數正義感的方式，在具備制度前提的情況下，公民不服從行動的成敗就取決于人們是否基本上接受同樣的正義原則，是否有基于這種接受的共同正義感。人們基本接受同樣的正義原則，其意義就如德沃爾金所指出的，縱然人們對事物的判斷不可避免地存在差異，但共同的正義原則使差異不至于太深刻以至完全無法達成共識，甚至對持異議者構成危險。而基于接受共同正義原則的共同正義感是一筆巨大的集體財富，在糾正社會的種種不義上，這是一股真實有效的力量。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中，黑人民眾以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去沖擊種族隔離制度，用制造危機的尖銳方式把這一制度的罪惡擺在了全社會面前，使人們不能再回避。各階層、各種族，尤其是許多白人受到強烈震撼，在良知和正義感驅使下加入了聲援隊伍。這場黑人為爭取平等公民權而進行的斗爭最終勝利了，種族隔離制度廢除了。然而，在決策層面必須遵守多數原則的美國，如果沒有在人口中占據絕大多數的白人的支持，這場斗爭是不會以勝利告終的。但假如人們良知沉睡，共同正義感這筆集體財富已經蕩然無存，即使多數裁決這一民主政治的基本規則仍然生效，正義感的匱乏卻使人自私、冷漠，更難以有超越個人或集團私利的胸襟，多數原則只會導向多數暴政。

近年來，我省社會保險事業取得了重大進步，試點工作進展順利，一批關鍵性的法規、措施相繼出臺，有不少項目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但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來看，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仍然比較滯后，直接制約了全省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進程。因此，改革現行的社會保險管理體制，是當前我國社會保險事業發展面臨的一項十分迫切的現實任務。

一、社會保險管理體制改革的迫切性

1、改革現行的社會保險管理體制是消除多頭管理的需要。現行的社會保險管理體制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其主要表現在多頭管理、政出多門、互相掣肘。長期以來，由于各有關部門所處的地位不同以及局部利益的驅動，認識很不一致，難以進行綜合規劃和統一協調。在政策指導上，各訂各的辦法，各守各的框框，難于統一政策；在資金管理上，各守各的條塊壁壘，資金過于分散，不能融通調劑，資金整體使用效益和保值增值能力差；在改革步伐上，有些改革指施由于長時間的爭論遲遲出不了臺，出臺的也缺少部門之間的協調和統一的規劃目標。這表明，多頭管理的體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

2、改革現行的社會保險管理體制是建立統一勞動力市場的需要。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然而由于條塊分割、城鄉分離、政策不統一、覆蓋范圍較小等原因，嚴重阻礙了勞動力在不同所有制之間、不同職業之間以及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為了消除這一弊端，必須逐步擴大社會保險制度的履蓋范圍，為各種經濟成份、各種用工形式的城鄉企業職工以及機關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提供統一規劃、統一政策、統一管理的基本保險制度，建立起全方位、一體化的社會保險管理體制，避免在社會保險的基本制度上五花八門，各行其是，重新人為設置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障礙。

3、改革現行的社會保險管理體制也是深化企業改革的需要。長期以來，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的實施與管理，基本上是由企業承擔的，社會保險變成了“企業保險”，這實際上是強制企業承擔政府的職責。這種“政企不分”、本末倒置的做法，大大加重了企業的負擔，壓抑了企業的活力。為了解脫企業不應有的社會負擔，政府必須轉變職能，強化服務，按照社會分工的要求，把本屬于政府職責的社會保險管理工作承擔起來，即使某些必辦的事情是“包袱”，也應由政府背起來，以解決企業辦社會的問題。這樣才能真正為企業轉換經營機制創造外部條件，使企業能夠“輕裝上陳”，參與激烈的市場角逐。

二、改革現行社會保險管理體制的目標和基本原則

本世紀末，中國廣播電視界出現了一個非常引人關注的現象，這就是體制改革成了一個熱門話題，從社會群眾到業內編輯記者，從中央電視臺到縣級電視臺，當前最熱烈、最火爆的話題就是體制改革的問題。我把這種現象稱為“本世紀末最熱門的話題、新世紀初中國電視的曙光。”

一、傳統電視體制的成因與弊端

中國目前的電視體制起源于80年代初確立的四級辦電視的構架。一級政府一級電視臺，因而中國有了3000來家電視臺，比歐美12個發達國家電視臺的總量還要多500多座。這種體制在當時情況下出現，應該說有它產生的合理性、存在的必要性。主要表現在：

1.在當時的計劃經濟條件下，還沒有引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多數社會資源都是歸當地政府直接配置、開發和管理。作為無所不包的政府，必須要考慮對一個地方所有的生產資源和文化資源進行綜合的、系統的開發。劇團、文化館、電影院都由政府直接辦，電視頻道資源的開發當然也是每一級政府的責任。由于政府的職能無所不包、無所不及，街坊鄰居罵架都要由政府解決，政府利用電視的手段宣傳、組織、動員群眾，同時也利用電視樹立領導者權威、公信的形象，過去地方領導人常頻頻發表電視講話，其原因也概由于此。

2.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電視由各級政府來辦順理成章。八十年代初期，中國的電視傳輸只有微波，尚未使用光纖傳輸，更談不上衛星傳輸。為把中央和省的第一套節目傳送到全國各地，耗費了巨額的資金仍不甚理想，向上送稿也極其不方便。報紙受居住條件和交通狀況的限制至今也不能到達千家萬戶，且大批的文盲、半文盲也無法接受文字傳播的影響。地方的宣傳又怎么辦？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當地黨委政府的宣傳工作、群眾的娛樂生活和對資訊的需求就成了當地政府的責任，四級辦電視也就順理成章了。

3.行業管理部門管理思想的滯后，對電視這種現代傳媒的技術發展趨勢和發展速度缺乏預見，對現代技術的管理缺乏經驗，機械仿效當時歷史條件下物質生產門類的組織方式。如農業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商業的柜組承包制，片面強調劃小核算單位，以競爭促發展；加之部分地方行政主管部門與最先存在的（無線）電視臺關系不順，不便控制，因此越小型、分散越便于駕馭和管理；也有極個別地方考慮到行政主管部門的利益，“重視”就是行政權力對事業職能的完全包容、取代等因素，于是出現了（省一級）正局級的局長兼正處級的有線電視臺臺長、副局級的副局長兼副級的電視臺臺長的狀況。于是一級政府繁衍出了一群電視臺。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財政監督圍繞著公共財政框架，在理論和和實踐探索上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由于財政監督法規制度建設滯后，財政監督體系不完備，各級財政部門還普遍存在著重財力分配，輕財政監督的傾向，使財政監督職能的發揮受到限制，其權威性、有效性、及時性未能充分發揮。

1.思想認識上存在偏差。目前，財政部門還普遍存在著“重資金分配、輕資金監管”，“重資金規模和數量、輕使用質量和效益”的現象。財政監督的工作重點主要放在財政資金的安全性、合法合規性的檢查上，而對財政支出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及功能作用等方面的監督缺乏足夠的重視。財政資金使用單位由于受部門利益的驅使，往往以各種方式爭取財政資金，造成一方面財政支出的壓力逐年加大，另一方面財政資金浪費現象嚴重，挪用專項資金、虛報項目規模和數量套取財政資金等違規行為時有發生。

2.財政監督方式滯后。從目前財政監督的狀況看，主要以突擊性、專項性的事后檢查為主，沒有建立起事前審核、事中監控、事后檢查相結合的監督檢查機制。這種單一、被動的事后檢查型監督方式，在工作上帶有極大的偶然性，極易造成監督盲點，并使財政監督與財政管理脫節，無法對各部門的資金運行實行全過程監控，使監督檢查缺乏及時性和有效性，不符合財政管理的根本要求。

3.財政部門內部缺乏監督機制，內部監督不到位。財政監督是對財政運行全過程的監督，包括外部監督和內部監督。由于長期以來形成的“重分配，輕監督”的傳統觀念，財政對內部監督不夠重視，財政部門沒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內部監督制約的規章制度，如對轉移支付、預算追加、專項撥款、技改資金投放、周轉金使用等環節沒有完善的監督撥付、使用等方面的規定。內部監督不到位，或流于形式，不能從根本上防患于未然。

4.關系不順，職責不清。目前財政監督與審計監督的關系尚未完全理順，職責分工不甚明確，容易造成多頭檢查與監督盲點并存的現象。在檢查計劃上不能相互銜接，工作信息上不能相互共享，檢查結論上不能相互利用，使得監督成本提高，監督效能降低。

隨著我國公共財政框架的逐步建立，作為公共財政下的財政監督，其監督的內容、方法、手段等也必然要隨著財政體制改革的進展而不斷發展。對此，筆者就進一步加強公共財政體制下的財政監督工作談些想法：

[內容提要]：面對全球化，中國廣電業體制正在進行著結構性裂變和戰略性重組。論文就中國廣電集團化進程中的“大整合”——即集團化現象進行了較為全面、深入地分析。本文認為：中國廣電業的這次“大整合”，其本質還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廣電業的重大體制改革。由于廣電業在“新經濟”格局中，特別是媒介產業形態格局中的龍頭地位和作用，這次改革的成功與否，直接關系到我國傳媒業，甚至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當然，這次中國廣電業的改革，也體現了政府對居于強勢地位的廣電媒體進行治理整頓、加強管理的意圖；表現出對廣電媒體多重本性的某些認可；表露出國加入WTO后的緊迫感與焦慮感。論文也認為，這次中國廣電業的改革，還存在著十分突出的三大問題：首先，這場改革是否真正成為了大整合；其次，這次改革是否缺乏市場經濟的法制基礎；第三，這次改革采用的治理結構是否得當。對于這些，論文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理論闡述和回答。

[Abstract]:Thisthesisprobesintothe“merging”phenomenonofChina’sBroadcastingandTelevisionGroupanddrawsacomprehensiveanddeepanalysisofthisphenomenon.Theintrinsicmeaningofthismerger,however,istheradicalrestructuringreformofChina’sBroadcastingandTelevisionGroupsincethethresholdofthiscentury.OwingtotheleadingpositionandfunctionofBroadcastingandTelevisionGroupinthe“neo-economy”pattern,especiallyinthemediaindustrypattern,thesuccessofthisreformbearsdirectrelationshipwiththeprogressinourmediafield,eveninthesocialeconomicfield.Ofcourse,thisreformofChina’sBroadcastingandTelevisionGroupalsogivesexpressiontotheintentionofChinesegovernment’smakingfurthereffortsinsupervisingandreorganizingtheGroupwhichholdsaprioritypositioninthesociallife.Italsomanifeststheapprovalofmedia’smultiplenatureandthepressingworriesofChinawiththeentrytoWTO.Thethesisalsoholdsthatthereexistthreeprominentproblemsduringthisreformasfollows:itdoubts,firstly,whetherthisreformisofrealmergerornot;secondly,whetherthisreformlacksinthelegalfoundationofMarketEconomy;andthirdly,whetherthisreformwilldevitalizethecompetition.Thethesispenetratesintoallthesethingsmentionedaboveandofferstheoreticalelaborationandanswersforus.

[關鍵詞]：中國廣電集團化、廣電業、體制、裂變

重組

中國廣電業裂變與重組：體現出意欲深層變革的意蘊

時下，中國廣電業進行了前所未有的體制變革，即傳媒領導高層所倡導并推進的“先著手組建中央一級和省一級的廣播電視集團。這些集團要做到廣播、電視、電影三位一體，無線、有線、教育三臺聯合，省、地、縣三級貫通，資源共享，人才共用，優勢互補。”【1】電視界有些人士將此舉稱之為中國廣電業的“大整合”。雖然，這次的大整合并非僅僅涉及電視業，但由于電視業在廣播、電視、電影三者間的龍頭老大地位和實際上以電視為主來進行“組閣”的方式，使得人們用電視業“大整合”來簡稱這次廣播、電視、電影業的大整合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