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權思想范文10篇

摘要：孫中山的直接民權思想是在吸收借鑒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繼承儒家思想中的合理養分，結合中國現實國情的基礎上形成的。它包括四大民權學說、權能分治思想和地方自治制度等基本內容。孫中山的直接民權思想雖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和空想性，但又具有極大的先進性和創造性．對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仍具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孫中山直接民權權能分治地方自治

直接民權思想是孫中山民權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孫中山一生的奮斗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民主共和國。

研究孫中山的直接民權思想、對于我(i7今天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任何一種政治學說的形成，總是以某些特定的先行思想資料作為它的前提。孫中山的直接民權思想也是在繼承民族歷史遺產，借鑒學習西方學說，進行理論再創造的結果。

孫中山to至12歲期間，在村塾讀書，接受了系統的儒學教育，濡家思想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民為貴，社傻次之，君為輕”的政治觀念，“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為邦本”的思想言論，使孫中山認為“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①使孫中山認識到那些暴虐無道的“獨夫”。人民應該去反抗他。應該承認，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對孫中山后來直接民權思想的形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面對近代中國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孫中山積極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孫中山自投身革命之日起，就堅決主張廢除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使人民從“專制的奴隸”變成“國家的主人”。1894年他在興中會誓詞中提出了“建立合眾政府”的主張，在中國首先舉起以民權代替君權、以共和代替專制的革命旗幟。他對清朝專制主義的腐朽進行了強烈的譴責，認為它“茶毒蒼生”，“‘暴過虎狼”，無論國事民事，“百姓均無發言權或與聞權”，秦以來“視國家為一人之產業”的專制暴政，發展到清代，達到了“自古未有若斯之酷”的地步②。對于這種腐敗透頂的封建專制制度，孫中山認為這是最大的禍害，必須徹底鏟除。

【內容提要】近代中國民權思想是鴉片戰爭后日趨嚴重的民族危機下的產物，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結果，它既具有回應救亡御侮歷史重任的愛國品性，又具有吸收和改造中西文化精神的屬性。它的演變歷程對應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四次重大民族危機，呈現出由欽羨到議論，由民主改良嘗試到民主革命實踐的階段性和高潮起落。對民權的闡釋亦由“人民權力”回歸到“人民作主”的本來內涵，民權的外延由部分參政權延伸到資產階級平等自由的人權，最后出現了主權與人權合一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理論。由于近代救亡御侮歷史重任的緊迫性，使近代民權思想呈現出某種現實功利主義傾向，民權思想的演變規律因而呈現出由表象——神髓、制度——精神、議院——民權自外而內的特殊邏輯，民權思想出現了民主與民權第一性第二性的分歧，最終形成一種不完整的中國式民權思想，使近代中國的民主進程迂回曲折、持久緩慢。

【關鍵詞】民權/民主/議院/民權主義/民權思想

【正文】

近代中國的民權思想，是鴉片戰爭以后的所謂二千年來一大變局的產物。以鴉片戰爭為契機，“歐風美雨”隨著侵略者的槍炮飄入中國，使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西文化開始了直接的碰撞，從而促成一部分敏感的知識分子開始省思，并最終邏輯地得出“師夷”的結論。作為“歐風美雨”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民權思想，最終也被列在師法的名單上，并漸漸成為影響近代中國的社會思潮。

作為舶來品的民權思想，之所以能成為近代中國社會思潮的主流，主要是由于它在所謂“兩極相逢”的沖突中顯示了自己的特殊價值。本來，東方專制，西方民主，如果兩不煩擾，相安無事，那么專制、民主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孰優孰劣的問題也不會引起中國人那么濃厚的興趣。無奈西方列強強行打開中國大門，打破中國自成一統、與世隔絕的狀態，將中國卷進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資本主義的西方與封建主義的中國在生產方式、社會結構、文化形態等方面發生了廣泛的接觸和激烈的沖突。一次又一次的戰爭失敗，越來越嚴重的民族危機，迫使一切不甘亡國的中國人對本國的制度進行認真的反思，審慎地評判專制與民主的優劣。傳統的專制制度的價值遭到了懷疑，人們開始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與那些強盛國家聯系在一起的民主制度。馬克思主義認為，一種理論在一個國家被接受的程度，是由這個國家對這種理論的實際需要程度而決定的。而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形勢下，西方的近代民權思想作為一種更為先進的思想體系正可以回應中國救亡御侮的迫切需要，因此它立刻被作為一種救亡理論和御侮手段而廣泛地采納了。

追循近代中國民權思想的發展軌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危機對民權思想的推動作用。近代中國以《南京條約》、《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這四大條約為關節點，民族危機一次比一次嚴重，專制統治的腐敗性暴露得一次比一次深刻，反對專制的民主思想也相應地依此而呈現一浪高過一浪的趨勢。鴉片戰爭刺激了魏源、徐繼＠①等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政治的興趣，中法戰爭則激發了鄭觀應、王韜等早期改良派的立憲議論，甲午戰爭又啟動了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的改良嘗試，八國聯軍入侵更使孫中山高舉“民權革命”的大旗，提出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民權思想的變遷軌跡明顯依外禍的嚴重程度成正比例關系發展著，而其產生、發展的階段性演進也無不與歷次重大危機相暗合。

【內容提要】近代中國民權思想是鴉片戰爭后日趨嚴重的民族危機下的產物，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結果，它既具有回應救亡御侮歷史重任的愛國品性，又具有吸收和改造中西文化精神的屬性。它的演變歷程對應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四次重大民族危機，呈現出由欽羨到議論，由民主改良嘗試到民主革命實踐的階段性和高潮起落。對民權的闡釋亦由“人民權力”回歸到“人民作主”的本來內涵，民權的外延由部分參政權延伸到資產階級平等自由的人權，最后出現了主權與人權合一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理論。由于近代救亡御侮歷史重任的緊迫性，使近代民權思想呈現出某種現實功利主義傾向，民權思想的演變規律因而呈現出由表象——神髓、制度——精神、議院——民權自外而內的特殊邏輯，民權思想出現了民主與民權第一性第二性的分歧，最終形成一種不完整的中國式民權思想，使近代中國的民主進程迂回曲折、持久緩慢。

【關鍵詞】民權/民主/議院/民權主義/民權思想

【正文】

近代中國的民權思想，是鴉片戰爭以后的所謂二千年來一大變局的產物。以鴉片戰爭為契機，“歐風美雨”隨著侵略者的槍炮飄入中國，使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西文化開始了直接的碰撞，從而促成一部分敏感的知識分子開始省思，并最終邏輯地得出“師夷”的結論。作為“歐風美雨”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民權思想，最終也被列在師法的名單上，并漸漸成為影響近代中國的社會思潮。

作為舶來品的民權思想，之所以能成為近代中國社會思潮的主流，主要是由于它在所謂“兩極相逢”的沖突中顯示了自己的特殊價值。本來，東方專制，西方民主，如果兩不煩擾，相安無事，那么專制、民主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孰優孰劣的問題也不會引起中國人那么濃厚的興趣。無奈西方列強強行打開中國大門，打破中國自成一統、與世隔絕的狀態，將中國卷進資本主義世界市場。資本主義的西方與封建主義的中國在生產方式、社會結構、文化形態等方面發生了廣泛的接觸和激烈的沖突。一次又一次的戰爭失敗，越來越嚴重的民族危機，迫使一切不甘亡國的中國人對本國的制度進行認真的反思，審慎地評判專制與民主的優劣。傳統的專制制度的價值遭到了懷疑，人們開始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與那些強盛國家聯系在一起的民主制度。馬克思主義認為，一種理論在一個國家被接受的程度，是由這個國家對這種理論的實際需要程度而決定的。而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形勢下，西方的近代民權思想作為一種更為先進的思想體系正可以回應中國救亡御侮的迫切需要，因此它立刻被作為一種救亡理論和御侮手段而廣泛地采納了。

追循近代中國民權思想的發展軌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危機對民權思想的推動作用。近代中國以《南京條約》、《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這四大條約為關節點，民族危機一次比一次嚴重，專制統治的腐敗性暴露得一次比一次深刻，反對專制的民主思想也相應地依此而呈現一浪高過一浪的趨勢。鴉片戰爭刺激了魏源、徐繼＠①等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政治的興趣，中法戰爭則激發了鄭觀應、王韜等早期改良派的立憲議論，甲午戰爭又啟動了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的改良嘗試，八國聯軍入侵更使孫中山高舉“民權革命”的大旗，提出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民權思想的變遷軌跡明顯依外禍的嚴重程度成正比例關系發展著，而其產生、發展的階段性演進也無不與歷次重大危機相暗合。

[論文關鍵詞]：近代；新民本思想；民權思想

[論文摘要]：文章立足于近代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試從中國民主思想到民權思想的轉變為切入點，為進一步探索中國近代思潮的轉變和發展歷程提供依據。

鴉片戰爭后，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逐漸淪為列強的原料產地和商品輸出地。與此同時，“西學東漸”之風在中國也越刮越大。向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成為當時進步人士的一種普遍的認識。民主、民權思想就是在這種情境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一、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國的興起

顧頡剛曾說：“精神學說在中國極不昌盛，自從戰國以來，只有先圣先王的精神，沒有自己的精神；自從嚴復譯了《天演論》、《群已權界論》等書，其他又有‘民權’、‘自主’、‘自由’、‘平等’諸名詞見在出版物里，大家看了方曉得自己是一個人，不是一個附屬品?！保?］甲午戰后，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翻譯了大量西方政治書籍。

1896年，嚴復翻譯了英國人赫胥黎的《天演論》，將進化論輸入中國，成為近代中國學習和傳播西方資本主義新文化的總代表，中國資產階級主要的啟蒙思想家之一。他成功的介紹了西方在于“彼此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他在解釋“民主”概念時說：“五洲治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是已。君主之國權，又一而散于萬；民主之國權，由萬而匯于一。民主有二別：用其平等，則為庶建，真民主也；用其貴貴賢賢，則曰賢政。民有權而自為君者，謂之民主。民主者，治制之極盛。……夫民主之所以為民主者，以平等。［2］隨著民主思想的傳入，喚醒了中國廣大民眾獨立的人格思想，產生了近代中國的民主主義。新民本思想由于與民主思想這種屬于相近的思想范疇的“東西”，使得民主思想更加易于嫁接到其之上，并使之符合中國的國情。西方民主這個外來的文化要素，才得以成功在中國“登陸”并在中國扎下根來。

[論文關鍵詞]孫中山間接民權直接民權

[論文摘要】偉太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創建民國、實行議套政治失敗后，提出了國民應享有選舉、罷免、創韻、復決四權的直接民權的具體方案，以實現主權在民的偉太目標一直接民權是對問接民權的必要補充．苻告時展潮流，具有曼加完備的民主性，這在孫中山的民主思想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主權在民’是偉大的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提出的一個重耍思想，這一思想從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專制制度，因而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最根本的內容和偉大目標。對于如何實現“主權在民”，孫中山孜孜以求，進行了長期艱苦的探索，提出了“于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的具體方案。這是孫中山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認真研究.‘直接民權”的設想，對于封建文化傳統積淀深厚的中國，應該是一件有積極意義的事情。

一、“直接民權”的提出

19世紀未2D世紀初，孫中山是中國站在時代前列的最偉大的入物二他懷著改造中國，振興中華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積極向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熱情地汲取了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精華，結合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具體國情，強調要改變中國積弱積貧的落后面貌，必須效法美國，推翻滿清政府，廢止封建專制，創立共和制度。他指出，中國貧窮落后，被動挨打，人民遭難，都是由清王朝的腐敗政治造成的。君主專制是造成罪惡的本原和產生災難的根本原因。因為在君主專制之下，“國家為一人之產業”，“而民生庶務，與一姓之存亡無關者，政府t而不間二”u;一般的人民群眾則無權參與國家政怡，更談不上監普政府的措施，他們是被排斥于國家政治之外的被統治者，只能處于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哪還談得上人民的幸福和國家的富強.他因而得出有民權而興、無民權而亡.2(!世紀之中國以爭民權為之樞紐的結論一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孫中山確定以美國的政治模式為榜樣，以“創立合眾政府‘’為興中會的奮斗目標。同盟會成立后，這種思想更加明確;他指出.由平民革命建立的國民政府，“凡為國民者皆平等的有參與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國民公舉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_‘”’、這實際上就是歐美資本義各國所實行的代議政治。孫中山把這稱之為’間接民權，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華民國，開始實踐孫中山‘·間接民權”的理淪〕但由于中國封建勢力的強大、封建傳統文化積淀的深厚以及中國資產階級自身的軟弱性妥協性等各方面的原因，孫中山的實踐失敗了。竊取辛亥革命勝利果實的袁世凱繼續搞封建專制統治_他懼怕宋教仁真正搞資產階級議會.便暗殺宋教仁;他用金錢收買和武力威嚇手段.迫使國會選他為大總統、之后又隨心所欲地解散國會，最后廢共和搞帝制‘繼袁之后。又有張勛復辟，曹銀賄選，至使議員成豬仔、投票為形式，國會變成了“橡皮圖章‘’。冷酷的現實使孫中山從’J實業興國、’的美夢中迅速醒悟過來。他痛心地感到，辛亥革命雖然“去一滿洲之專制‘，，卻“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w[2)“中國在亞洲首創共和，本總統欲將中國造成新世界，不意事與愿違，以致十年以來，徒去一滿清帝國之名，國民受宮僚專制之實，亡清余孽竊據政權、國家將亡、民不聊生，與本總統所欲造之民國大相背謬J.,}3在總結教訓的基礎上，孫中山決心走‘徹底革命”的道路，尋求中}F}問題的根本解決這是孫中山思想的重大轉折。是從舊民主主義開始向新三民主義的轉變_

孫中山認為，通過革命徹底清除官僚、軍閥政治的統治之后.使國會能完全自由地行使職權_同時，附之以直接民權中國就會出現一種新的氣象他說:“二十世紀之國民，當含有創制之精神，下當自謂能效法于十/’}-r}世紀成法而引為自足、”“吾人今既易專制而成代議政體.然何可故步自封.始終落于人后;故今后國民.當奮振二.t神于世界.發現一光芒萬丈之奇采，啤更進而底于直接民權之域。,}}al對于直接民權，孫中山解釋道:國民不但有選舉權.而且兼有創制、復決、罷免的權力。有了這四權，才真正談得上主權在民。191?年，他將四大直接民權寫進《民權初步》一書.強調必須具備這四大民權，才算得上純粹的民國。1921年，他在一次演說中把人民享有直接民權當作民權主義成立的前提:192年國民黨一大期間，他專門就直接民權間題作了系統的論述，并列為大會通過的弋國民政府建國大綱》的重要內容:總之，孫中山認為，實行選舉、罷免、創制、復議四大直接民權，人民才算真正行使了主權，而沒有四大直接民權，就根本談不上主權在民

一、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國的興起

顧頡剛曾說：“精神學說在中國極不昌盛，自從戰國以來，只有先圣先王的精神，沒有自己的精神；自從嚴復譯了《天演論》、《群已權界論》等書，其他又有‘民權’、‘自主’、‘自由’、‘平等’諸名詞見在出版物里，大家看了方曉得自己是一個人，不是一個附屬品?！保?］甲午戰后，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翻譯了大量西方政治書籍。

1896年，嚴復翻譯了英國人赫胥黎的《天演論》，將進化論輸入中國，成為近代中國學習和傳播西方資本主義新文化的總代表，中國資產階級主要的啟蒙思想家之一。他成功的介紹了西方在于“彼此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他在解釋“民主”概念時說：“五洲治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是已。君主之國權，又一而散于萬；民主之國權，由萬而匯于一。民主有二別：用其平等，則為庶建，真民主也；用其貴貴賢賢，則曰賢政。民有權而自為君者，謂之民主。民主者，治制之極盛?！蛎裰髦詾槊裰髡?，以平等。［2］隨著民主思想的傳入，喚醒了中國廣大民眾獨立的人格思想，產生了近代中國的民主主義。新民本思想由于與民主思想這種屬于相近的思想范疇的“東西”，使得民主思想更加易于嫁接到其之上，并使之符合中國的國情。西方民主這個外來的文化要素，才得以成功在中國“登陸”并在中國扎下根來。

在晚清時期，倡導君權仍然是主流思想。而梁啟超卻充分肯定了由“君政”到“民政”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他說：“國之強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乃是“救時之善圖。”［3］嚴復也說：“夫所謂富強者，質而言之，無外利民云爾，然政欲利民，必有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聽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亂。顧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誠優者也。是以否日要政，統于三端；一日鼓民力，二日新民智，三日新民德。［4］這些思想明顯有反對君主專制、強調萬民地位為特征的“新民本”的思想的特征。由于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影響很深，嚴復更易于把西方的民主思想和觀念直接嫁接到中國近代的新民本思想上，使之賦予了近代民主思想的某種功能，成為人們追求民主自由的一種時代象征，對中國近現代爭取民主的浪潮和文化轉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近代中國民權思想的產生和發展

近代中國民權思想是在日趨嚴重的民族危機下產生的，它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結果。西方近代社會政治學說傳入中國，對傳統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變起了催生作用。主張君主立憲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在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民權”思想時，巧妙地援引了傳統民本思想作為變法的理論依據。

一、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與民權觀念

民本思想是我國古代政治哲學的最主要、也是最精彩的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講，古代政治思想之要義在于發揮一個“民”字，古代政治哲學可以歸結為“民學”，其中蘊含的核心價值乃是民本。[2]常有論者斷言，中國古代哲學里，民學也好，民本思想也好，歸根到底，不過是為統治者如何治理好民眾想辦法、出主意，實質乃用民之道、御民之學。此論于我輩之影響，可謂久且深矣?？墒?，近些年來閱讀古代尤其是先秦思想史料，我越來越多讀出的，卻是關于民權的思想。中國古代的民權思想，猶如一顆寶石，一旦拂去由種種御民學、統治術厚裹的歲月塵埃，洗盡由歐洲文化中心主義和長期的革命批判烙下的現代垢印，便會在我們的眼前熠熠生輝。

認識中國古代的民權思想，重要的，不是在古代文獻里尋找像“民權”那樣的詞匯，而是對權利概念要先有一個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什么是權利？一般說來，所謂權利，就是特定的主體對特定的客體提出與自己的利益或意愿有關的必須作為或必須不作為之要求的資格（entitlement）。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權利就是一種資格，也可以按照這里的資格所指向的目標和內容，把權利說成是一種利益（interest），一種意愿（will），或者，一種要求（claim）。當然，在權利概念里，最關鍵的要素還是資格。按照西方哲學關于道德與法律的兩分法，一種利益、意愿或要求只有獲得了道德的正當性認可，從而使特定的主體獲得主張該種利益、實現該種意愿或提出該種要求的道德資格或地位（moralstatus），才能成為一項道德權利（moralrights），進而，再通過實在的制度體系，具備制度或法律上的資格，成為一項法律權利（legalrights）。否定了資格，也就否定了權利。肯定了資格，也就肯定了權利。所謂民權，就是一個國家的民眾對該國的政府或治者提出與民眾的利益或意愿有關的必須作為或必須不作為之要求的資格。那么，在中國古代思想里，究竟有沒有要求、肯定或論證這類資格的思想？具體說來，究竟有沒有關于民眾可以對政府、對治者提出利益要求、意愿要求的觀念？有沒有關于民眾可以要求政府或治者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須做什么、不得做什么的概念？有沒有關于民眾擁有某些為政府或治者絕對不可侵犯的利益的原則？有沒有關于民眾可以憑藉某種原則來反抗政府乃至推翻治者的主張？

我的研究試圖論證，在中國古代思想里，的確是有這樣的觀念、概念、原則和主張的。古代關于權利的觀念、概念、原則不僅可以通過民本話語表達出來，而且可以通過民本話語來進一步解釋和發揮。誠然，在中國古代文獻里，的確找不出一個可以同拉丁語“jus”、英語“right”、德語“recht”、法語“droit”完全對等的表示“權利”的單詞，也不曾出現“民權”詞匯。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相反，一定要在漢語文獻里尋找出西語的對應者才認得中國思想，倒是有些奇怪了。沒有一個可以翻譯為西語“權利”的單詞，不意味著古代漢語就沒有自己的關于“權利”的表達方式，更不意味著古代中國人沒有權利觀念，沒有權利語言，沒有權利思維。[3]這里首先要面對的，或許是方法論意義上的文化識別問題。

長期以來，人們似乎都接受了這樣的一種“文化解釋”：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分別以權利概念和義務概念作為自己的本質特征。西方文化講究個人權利，東方文化講究個人義務。對此津津樂道的，往往是東方人自己。通常，他們這樣講，有些是為了發動以否定或改造自家傳統為目標的文化革命，有些則是為了堂而皇之地主張義務至上或所謂“亞洲價值觀”。其實，仔細推究，這樣的說法是頗有些似是而非的。強調權利的趨勢，在西方不過是最近幾個世紀的事情，而且也非僅限于西方?？梢哉f，這個趨勢乃是幾乎在世界的每個地方都發生過某些歷史經驗和社會政治變化的結果。同時，強調義務也不只出現在中國文化里。在非洲、印度、伊斯蘭國家以及西方的基督教社會尤其是天主教社會里，對個人義務或責任的強調，都是一種基本的價值觀。面對迄今并不漫長的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歷史長河，我們只有首先對生活在地球各個部分的全體人類的共同倫理和共同法則有一個深刻的認識和把握，文化識別才會獲得真實的意義。

不過，在這里，我無意把對中國古代民本與民權問題的研究悄悄地引向一個文化識別問題，簡單地歸結為一個關于中國民權、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原則是否全然外鑠或是否具有內生文化根源的問題。這樣做，往往會遮蔽許多重要的東西，并使得我們不知不覺地陷入一個個閃耀著文化爭論光環的假問題的陷阱。我們要做的，是真正進入自家的文化脈絡，通過仔細甄別和分析古來的民本觀念及其源流，參考域外思想和經驗，在把握中國思想傳統不同于西方思想傳統的前提下，通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識別其中的民權觀念和民主思想，進而結合中國的現代思潮和社會變化，轉出新的民本學說。做這樣的研究，從根本上講，只是敘述一種事實，陳述一種理解，并非為了在中國文化里尋找西方文化或者現代文化的相應者，以滿足“自古皆然”、“華夏物豐”一類的旨趣。它的一個目的是，試圖從民眾如何得以享有權利的角度，而非從西方文化的角度，去體會我國思想先輩們對民眾疾苦的關切、對國家福祉的思考，既梳理他們的理論、學習他們的精神、繼承他們的探索，也評價他們對中華文明的貢獻；同時，試圖從權利的角度弄清楚，中華傳統的政治法律文化究竟在什么方面、什么層次上可以和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對接匯流，在什么方面和什么層次上只能與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對照比較，以及思想先輩們對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現實里出現的動蕩、壓迫、暴戾與荒唐，尤其是民眾在制度上的無權無能究竟應當負什么樣的學術責任。

摘要：粱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粱啟超早期思想之激進與晚期思想之保守的矛盾，與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有著很大的關系。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經歷了由帶有文化和種族主義色彩的傳統民族主義，到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近代民族主義的演變。在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日益成熟之時，他的思想在表面上卻越來越保守起來，呈現出向傳統的道德倫理價值回歸的傾向。

關鍵詞：粱啟超；民族主義；傳統文化；回歸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但研究者多困惑于其早期思想之激進與晚期思想之保守的矛盾。實際上，這與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有著很大的關系，也與早期他以文化作為其民族主義的工具這一思想特征有關。

一、早期民族主義思想傾向

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經歷了由帶有文化和種族主義色彩的傳統民族主義，到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近代民族主義的演變。

失敗前的梁啟超，在民族主義問題上表現出兩個層面的追求：在理想層面上，他服膺于康有為的今文學派，以公羊三世說為理論核心構筑自己的歷史觀，以世界大同為自己的理想；在現實的層面上，由于親身感受到帝國主義的實際威脅，他已經不能秉持原來的世界主義理想。1897年梁氏在《變法通義》中提出的“泛黃種主義”，表明他清楚地認識到了帝國主義列強對東方民族的侵略和壓迫，同時也意識到了這種壓迫與反壓迫的斗爭已經超出了過去兩百年來滿漢之間的種族斗爭。此時梁啟超的思想仍然未脫出中國傳統的“天下觀”所形成的華夷之辨的思維模式。變法失敗以后，梁啟超亡命日本，親眼看到這個國家在近代民族主義的沖擊下所產生的巨大潛力。在研究日本的歷史與現狀并與中國進行對比后，梁啟超認為日本強于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的民族知恥感和民眾的愛國心。

【摘要】民權主義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核心。孫中山借鑒外國經驗并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提出了自己的民權政治思想。從理論上看，孫中山在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基礎上提出了推翻專制統治、用權能區分理論來處理人民與政府關系等基本設想；從政體設計上看，孫中山主張五權憲法和地方自治，并提出革命程序論。孫中山的民權政治思想推動了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建構進程，但由于歷史的局限性，這些理論也存在一些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色彩，沒能帶領中國進入現代化的國家行列。

【關鍵詞】孫中山；民權；政治

作為我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提出了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而作為三民主義的核心,民權主義有一個發展過程。在舊民主主義時期,他的民權思想可以概括為“以國民革命為手段，推翻作為惡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專制制度，代之以平等、民治的共和國，并在民主立憲的原則上規劃出相應的政體?！盵1]和十月革命后，孫中山的民權主義進一步完善，內容可以概括為民權原理和政體設計兩部分。

一、孫中山民權政治的基本內容

（一）民權原理

首先，民權主義的理論基礎是自由、平等、博愛。孫中山在國外期間對歐美國家的資產階級著作曾做深入研究，認識到西方思想的先進之處。他十分推崇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在光緒三十二年頒布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提出“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到了晚年，更較為系統地研討這一理論基礎，謂“自由、平等、博愛是根據于民權，民權又是由于這三個名詞然后才發達。所以我們要講民權，便不能不先講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名詞”。

【摘要】民權主義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核心。孫中山借鑒外國經驗并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提出了自己的民權政治思想。從理論上看，孫中山在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基礎上提出了推翻專制統治、用權能區分理論來處理人民與政府關系等基本設想；從政體設計上看，孫中山主張五權憲法和地方自治，并提出革命程序論。孫中山的民權政治思想推動了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建構進程，但由于歷史的局限性，這些理論也存在一些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色彩，沒能帶領中國進入現代化的國家行列。

【關鍵詞】孫中山；民權；政治

作為我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提出了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而作為三民主義的核心,民權主義有一個發展過程。在舊民主主義時期,他的民權思想可以概括為“以國民革命為手段，推翻作為惡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專制制度，代之以平等、民治的共和國，并在民主立憲的原則上規劃出相應的政體?！盵1]和十月革命后，孫中山的民權主義進一步完善，內容可以概括為民權原理和政體設計兩部分。

一、孫中山民權政治的基本內容

（一）民權原理

首先，民權主義的理論基礎是自由、平等、博愛。孫中山在國外期間對歐美國家的資產階級著作曾做深入研究，認識到西方思想的先進之處。他十分推崇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在光緒三十二年頒布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提出“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到了晚年，更較為系統地研討這一理論基礎，謂“自由、平等、博愛是根據于民權，民權又是由于這三個名詞然后才發達。所以我們要講民權，便不能不先講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