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合作范文10篇

一、探討的主要問題

農業合作化運動論著和史料集的相繼出版，推動著科學研究的進步與發展，關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論文更是車載斗量。數以百計的文章從農業經濟、文學藝術、中國近現代史、黨史、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體制改革、人物傳記等諸多領域展開了唇槍舌戰，可謂百家爭鳴。研究者之間不斷進行商榷，使得這一課題經久不衰，煥發著勃勃生機。綜合所見文章，歸類整理，學術界大致圍繞著這樣幾個問題展開了討論。

（一）黨內主要領導人的分歧和爭論，主要圍繞農業合作化的條件、時間和規模等問題這些文章基本縷清了農業合作化中三次重大爭論的過程和前因后果，介紹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主要領導人的思想、觀點，并分析了產生分歧的原因以及爭論帶來的影響。研究者一致認為這些分歧和爭論不是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總路線，不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而是對農業合作化發起時間、發展條件、發展速度、發展規模等具體實踐工作有不同的看法，對公有經濟和個體經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認識不夠深刻，并指出爭論的結果使農業合作化運動發展步伐一再加快，開啟了“左”傾錯誤的先河，給黨內政治生活投下了陰影。

（二）從多角度、多方面探析了農業合作速度過快的原因謝毅認為，“推進國家工業化發展的客觀需要是農業合作化加速發展的直接原因”；溫小雁認為，“農業合作化速度過快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建國后深受經驗主義的羈絆”；葉揚兵認為，農業合作化高潮形成的原因是“在《農業發展四十條》所描繪的美好愿景吸引下，許多農民不愿再從事原先對其具有吸引力的非農職業，抱著過高預期紛紛加入了高級社”；顧曉靜分析了加快合作化步伐的社會基礎，指出“共產黨領導農民推翻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使他們得到了世世代代夢寐以求的屬于自己的土地，他們沒有理由不相信共產黨，實現集體化不僅沒有什么損失，還能分享富裕農民的財產，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張昭國認為，導致由支持農業合作社“?！?、“縮”，轉向強調“發”，是因為一系列特殊信息的誤導，尤其是“1955年4月到南方視察，沿途所見麥子長得半人高，不由得對鄧子恢先前匯報的農村緊張狀況產生懷疑，加上沿途其他干部的不實匯報，導致了決策的轉變。”這些多維思考拓寬了研究者的思路，同時也亟需對這一問題做個整合，以便有個全面的把握和認識。

（三）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階級階層的劃分和農民的心態后伴隨我國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農民的經濟狀況發生了變化，出現了中農化趨勢和一定范圍內的貧富差距的現象，黨內的分歧實際上也是基于這一現象，它不僅影響到黨的政策制定，而且也影響了整個農業合作化運動發展的方向。邢樂勤認為，“由于黨對后農村社會階層變化問題的錯誤分析和判斷，給農村政策和農業合作化運動造成諸多失誤”；楊娜認為，“農民階級的社會分化造成政治的兩次分野，將上億農民納入到互助組、合作社中，加強了國家權力在基層社會的滲透和控制，但同時也使社會成員的身份流動體系剛性化，喪失了自由發展的選擇權和自由權”；蘇少之引用表格和數據分析了新富農的產生、發展和影響，認為它是“中農化不可避免的產物”。還有文章探討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農民心態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動員，如：朱智賓、孟富國從感激和歸屬、均平和求富、需要和壓力幾對矛盾的關系，分析了農民對合作化的復雜心理；宋徽瑾、張曉玲根據不同階層農民的實際情況，分析了積極、對抗、從眾幾種復雜心態；李瑞山的碩士論文指出，“為了實現國家的發展戰略目標，農民把還未來得及捂熱的土地與其它生產資料投入到集體經濟組織當中，這種轉變是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社會動員推動的結果?！睂τ谵r業合作化運動中農民心理的研究是近幾年逐漸被關注的問題，從中可以看出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研究開始趨向關注合作化運動的主體———農民本身，這是以往的研究所忽視的，這和新時期以人為本的時代背景不無關系。同時也應該看到，這些研究多是基于期刊和檔案資料，這就不免帶有時代局限性，因此，深入農村尋訪親歷者，加入一些口述材料，更能還原歷史的本真。

（四）關于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調整與整頓針對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出現的急躁冒進傾向，中共中央也做出過相應的調整和整頓，有人稱這些調整和整頓是反冒進，也有人稱它是“砍社”，也許是由于整頓沒有剎住這場運動急轉的車，而且很短暫，也許是因為整頓是鄧子恢直接領導的，而鄧子恢遭到過嚴厲的批判，所以，以往對于整頓合作社方面的研究較少，近些年才逐漸浮現在人們的視野中。文章大多介紹了急躁冒進傾向的表現和原因，以及整頓的措施和效果。趙增延肯定了整頓之舉，并進一步指出“雖然反冒進是中央統一部署的，也得到了的支持，但時隔不久卻又遭到批評，這與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有關?！毙烈?、高化民通過介紹1955年“砍社”的前因后果，指出對劉少奇、鄧子恢的指責是沒有實事根據的。葉揚兵則引用了大量的檔案材料說明“在嚴厲批判‘小腳女人’、主張農業合作化運動大發展的同時，也反復提出注意質量和進行整頓?！睂嶋H上，農業合作化運動和其他任何一場社會變革一樣，都是螺旋式上升，迂回式前進，冒進、整頓、再冒進、再整頓，既有全國性的統一部署，也有不同的地方小插曲，從現有的研究來看，對這一問題的梳理和探析還不夠清晰和透徹。

眾所周知“，農業合作化題材作品”是特定歷史中的產物，是與我國建國初期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合作化運動密切相關的，也正是由于這類作品與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關系之緊密已勝于作品與藝術的關系，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多被認為是“政治的附庸”或“特定時代的產物”，而較少全面研究其藝術價值。當歷史的一頁又被翻了過去“，對這段文學的敘述進入兩難境地，既不能肯定大批判的思路，也不能回到由過去命名而形成的敘述成規，真所謂‘左’邊是深淵，‘右’邊是陷阱，至少用一種簡單的非‘左’即‘右’、非此即彼的分析和判斷問題方式是行不通了”[1]。當代文學的研究學者重新將目光置于“十七年”文學之時，也認為對這段特殊時期文學的研究“不僅是對過去一段文字歷史的探討與評價，而且也關系著20世紀下半葉整個中國文學命運的思考。它所提供的歷史經驗對當下文學靈魂的設計，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2]。然而，如何對其定位研究與評判鑒賞才是這個問題的關鍵所在，既然非“左”即“右”的評價行不通，而掌握其中的“度”又是如此難以把握，看來只有先“把歷史還給歷史”，而后在這還原了的歷史文化生態環境中進行作品細讀了。

整體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歷史，不難看出其總體方向是以較快速度地發展壯大前進的，但仔細研讀史料會發現這場運動也并不總是朝一個方向往前沖的，其發展也在根據具體數據而不斷進行一定的調整。從1951年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開始，直至1958年的建立，各地不斷推進農業合作化，1952年上半年的數據就顯示農業合作社已占全國總農戶的40%左右，但是從各地農業合作社的調研報告中，中央也發現了其中存在一些農業合作社的發展有冒進偏激的問題。因此，1953年3月8日，中央便通過了《中央關于縮減農業增產和互助合作發展的五年計劃數字的指示》，之后也通過了《中央同意中南局關于糾正試辦合作社中急躁傾向的報告》等糾正各地急躁冒進工作的指示。但走合作化道路依然是不容更改的，在1953年12月《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與宣傳提綱》中就明確寫道：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必須經過合作化的道路。1953年10月與11月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也表明了這一態度“：華北現有6000個社，翻一番——攤派，翻兩番——商量••••••控制數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過，超額完成，情緒很好”“，‘糾正急躁冒進’，總是一股風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應當吹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3]。這種發展與控制的反復一直存在于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道路中，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這個新生事物在一個全新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里的發展，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了。雖然在農業互助合作發展的指示與的講話中都提到，少數民族地區由于尚未完成，可以暫時不搞，但歷史證明，遠在祖國西北邊陲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也投身于這場運動之中，只是由于具體情況的不同而略有區別。1954年2月10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布了全疆57個縣、3個市，共1520個鄉的勝利完成，而此時的中國大部分農村開展農業生產合作運動已有些年頭了。新疆則在此之前也已初步開展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了，在1953年12月召開的新疆省第四屆生產會議上，王恩茂作了題為《為大力搞好互助合作運動，逐步實現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奮斗》的報告。在1954年3月新疆分局向中共中央呈報的《關于新疆互助合作工作的匯報提綱》中顯示，當時全疆已成立農業互助組58773個，參加互助組的農戶占農戶總數的30%，但當時全省僅有10個生產合作社；到1954年9月，合作社就已達到138個了；1955年冬季后其發展速度更快，全區入社農戶達總農戶的85%以上。新疆不僅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區，維吾爾族中有不少人從事手工業勞動，新疆同時也是祖國重要的牧區，因此，新疆的合作化運動也極其重視手工業合作社與畜牧業合作社的建立，這自然也是新疆手工業與畜牧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組成部分。在1954年年底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所作出的1954年工作總結中便顯示，新疆已建立牧業互助組1780個，并在試辦試驗中也在不斷調整畜牧業生產合作社的方式方法與政策措施。1955年5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召開常委會議，要求各地黨委要從新疆地區的特點出發，按照社會需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手工業合作化運動。到1956年2月2日，僅烏魯木齊市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組）便已達到了89個，參加合作社（組）的手工業者已占全市手工業者總數的97%。

當然，本文的重點并不是評判農業互助合作生產的是非曲直，而是那些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的農業合作化題材的文學作品。盡管這類作品有圖解政策、宣傳合作化、過于貼近意識形態之嫌，但我們也難以否認在這樣波及全國的運動中，身處其中的作家的確樂意展開這一時代所賦予的話題。這與新的政治話語的普及、新的文學觀念的建制、權威意識形態對審美趣味的轉變與體制化的文學藝術生產機制勢必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同時，它們也的確是來源于現實生活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帶給農民巨大的變化，而這鮮活的生活又產生了鮮活的“三年早知道”、“小腿疼”、“吃不飽”、“自古道”等人物形象，他們并不是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能夠簡單抽象出來的，而是在那個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中所滋生的。且不說梁生寶是否就是現實中王家斌的化身，馬烽那近似報告文學的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存在，僅憑這些作家在當時文藝政策的指導下深入農村生活、體驗農民感情便可知，這些作品中的多數是來源于現實生活的，為我們留下了那個時代寶貴的剪影與故事，能夠讓我們在時空交錯中感受到那個時代的風云變幻與激情似火，以及當時各地農民的復雜心態及不斷變化。從建國后各地農村情況的報告便可見農業的互助合作是針對其產生的問題而做出的相應舉措，而且根據當時我國農民的實際情況與心理狀態加以分析，也可見在這場自上而下的大規模運動中，不僅有意識形態與國家總體目標的作用，同時也是契合不同農民心理的，這些在農業合作化題材的文學作品中也有所體現。孟富國在《農業合作化初期的農民心理分析》一文中，將其心理分為三種。首先，使廣大農民成為土地的所有者，使其對共產黨、政府、的感激滿溢于胸，尤其是那些原本沒有土地的貧雇農，就像《創業史》里梁生寶的父親梁三老漢在拿到土地證后的那樣欣喜若狂。但這也同時造成了這類人加入合作社的困難，中國農民對土地懷抱的深深眷戀而對土地再次“被收回”入社產生恐慌。正如《山鄉巨變》中的陳先晉一樣，舊社會的他盡管勤勞肯干，卻始終在貧困線上掙扎，后，他決心大干一場，讓他加入合作社自然難以接受，因此《山鄉巨變》中陳先晉入社前后的矛盾心理與變化便成為作品的一大亮點。但這類人中的絕大多數由于感激與歸屬感而決心為祖國多生產、多打糧，國家讓成立合作社便一心直奔合作社，他們在文學作品中多為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例如《狠透鐵》中的狠透鐵、《創業史》里的梁生寶等為了合作社上下求索，嘔心瀝血。其次，是幾千年來農民逐漸形成的“均平”與“求富”的心態。建國初的中國農村自然是貧下中農為多數、富裕中農為少數，這些人自然希望大家都共同走向富裕，哪怕是《創業史》里想發家致富的郭振山，也會在下力狠干時產生動搖，不知自己的獨自創業是對是錯，因為獨自富裕畢竟與社會主義的道路是不相符合的。多年的戰爭結束了，國家穩定了，渴求富裕的美好生活不僅是農民的心愿，也是全國人民的共同愿望。

“黨和國家對合作化的宣傳迎合了農民的這種心態。1950年，黨和國家通過明快上口的墻頭標語、基層宣傳員的講解、文化站圖片展、民間義演等各種宣傳途徑極力渲染合作化的美妙前景?！盵4]這些在《山鄉巨變》、《三里灣》等文學作品中也可見，《山鄉巨變》里的盛淑君帶領青年團全村貼對聯挨家宣傳，《三里灣》里則將鄉村的未來找畫師描繪了無比美好的圖畫，這些淺顯易懂的方式都將走上農業合作化道路后的鄉村與公路、拖拉機、電燈、電話等現代化工具聯系在一起，使農民相信這將是更快捷的致富之路。其三，是小農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需要與其所面臨的壓力。后的農民雖然擁有了土地，但由于長期經受的剝削與壓迫，家底依然很薄，尤其是缺乏生產工具和資金“，當時的貧雇農每戶平均占有耕畜0.47頭，犁0.41個，一年用于購置生產資料的支出只有30元，其中購置生產工具的只有3.5元”[5]。這個問題不僅在各地的農業報告中可見，在許多農業合作化題材的作品中也可詳知，在馬烽的《四訪孫玉厚》中堅持辦社的貧農都是因為沒有畜力而無法單獨生產，共同克服困難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還有一種需要就是農業基礎設施與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都是小農經濟無法解決的難題，但是通過互助合作與政府幫助便大不一樣，例如《三里灣》里的一件大事就是解決開渠經過私人地基的問題，大伙兒參加了合作社、土地、農具、耕畜統籌安排便使問題迎刃而解，同時也為生產豐收打下了基礎。第三種則是在較早地區所產生的新的中上農與富農，他們對今后的發展方向產生了猶疑，想繼續發展又怕犯錯誤，畢竟剛剛經歷過的還令人有所顧忌，這些人迫于國家政策與被孤立的危險而加入合作社，就像《創業史》里的梁生祿雖然入了社可心卻不在社里。馬烽的《三年早知道》里的社長甄明山設身處地地去理解趙滿囤“：其實滿囤過去那樣自私自利，也不是啥奇怪事。不要說他是中農，又是被逼到社里的，就是自愿入社的貧農也不是個個人一入社馬上就變得大公無私。農民嘛，祖祖輩輩一家一戶過活慣了，從古至今都是各家打各家的算盤。農民社比單干再強，乍入社總不是一下就能轉過彎來?！盵6]這些在新疆的農業合作化題材作品中也或多或少，或相同、或有所區別地都有所體現。

由新疆少數民族作家所創作的合作化題材作品為數不多，但也涉及了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與戲劇，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維吾爾族作家祖農•哈迪爾創作的短篇小說《鍛煉》了。這雖然只是一篇短篇小說，但作品的藝術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卻絲毫不比許多該題材的長篇小說遜色，這部作品在1981年舉行的全國少數民族三十年文學作品評選活動中獲得一等獎。小說看似描繪了一個懶惰的單身漢——40多歲的麥提亞孜。他是一個獨生子，被母親嬌生慣養，父親是一個手工業者，給他傳授了理發的手藝，父親去世后他便把父親留給他的攤鋪改賣瓜子和大豆，很快也因經營不善而倒閉了。但他卻并不是一無是處，他從小就喜歡學手藝，盡管他的家又破又亂，卻有很多工具，他不僅有鐵匠、木匠、鞋匠和理發匠的手藝，還喜歡修東西。他盡管喜歡學手藝，卻也總是有始無終，且做事懶散。他為村民剃頭，邊剃頭邊講舊小說里的故事，甚至有時都會忘記自己是在給別人剃頭。雖然他在剃頭之前要認真地為來人洗頭，但由于他揉搓的時間太久“，洗頭的臟水順著那個人的耳根，眉毛流下來，弄濕了襯衣”，他也滿不在乎。他為心愛的伊扎提汗做皮鞋花了一個多月，當他送去時連伊扎提汗也忍不住揶揄他“：呦！我真以為這雙皮鞋要到沙漠上開了花，駱駝尾巴觸了地才給我做成呢。”但同時他也是一個善良、真誠的人，他幫別人修農具、做皮鞋、剃頭盡管很慢，卻也認真負責，而且“從來不計較工錢，就是什么也不給他，只說聲‘謝謝你’，他也心甘情愿。若是有人送他一兩碗奶皮茶喝么，那他就會高興得像上了天”[7]46。他給伊扎提汗做好皮鞋不僅親自送上門，還用他那“散發著汗臭”的黑花手帕包著，第二天，他又拿著這條手帕包干糧了。當然，麥提亞孜也確實有著懶惰的毛病，他懶得常常讓人忍俊不禁。他去種地卻怕太陽曬，就躲在桑樹下避暑，從家里出發也懶得帶水和干糧，口渴難耐卻懶得去大河邊喝水，因為離大河有一里多路，為了這些小困難他甚至想到“：為什么把我生在這多苦多難的世界上呢？還不如小時候死掉也就免得受這些洋罪了”。但是，他還是會仰面躺在桑樹下幻想著“：桑葚成熟啊，落到我的嘴里來吧！”然而仔細分析便會發現，他的懶惰是有原因的。作為一個手工業者家庭出生的人，麥提亞孜傳承到的不僅是手工技能，同時還有手工業者的生活方式、處事方式與價值觀念，而這些在一個40多歲的人身上應該已經是定了型的。國家發生了重大改變，但由于新疆地處偏遠，并沒有與內地同時同程度地進行各種運動，作為一個鄉下人的他自然對這些變化的理解尚需要時間。新疆雖也進行了，讓普通農民都擁有了自己的土地，可謂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由帶來的巨大喜悅曾讓中國的多少農民都欣喜若狂，《創業史》里的梁三老漢甚至拿上土地證后把它往墻上一釘，就激動地跪下給像磕頭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然而這些對于麥提亞孜這個手工業者的意義卻并不明顯，甚至還為他帶來了新的困擾。麥提亞孜不僅沒有農具和牲畜，而且他根本就不會種地，他面對分來的土地束手無策，他甚至開玩笑要在這塊地里建一個花園。無奈之下，他先在半普特地里撒了半缸子包谷籽，卻只長出了25棵苗，因為他既不會犁地播種，也不會治理田地，種籽都被烏鴉吃了。對于剩下的土地他更加束手無策，他甚至想把它賣掉“好好地吃些油水”，經艾木拉勸說“：既然是這樣，你就應該在這塊土地上種些莊稼，等收割了以后，你吃了它也好，換來油水也好，那就隨你的便了”，結果缺少農作知識的他一想“：我看犯不著買來賣去的，干脆就在這塊地上種油菜，豈不更好”[7]50，這樣，他便在艾木拉的幫助下陰差陽錯地種了油菜。同時，手工業者的生活方式并不要求他像農民那樣有較強的時間限制，因此長久以來他便形成了自由散漫的做事態度，本來依照常理，像他這樣一個既沒有農具與牲畜，也沒有農作技能的人，應當最渴望加入互助組以獲取他人的幫助，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卻讓他害怕互助組里繁忙的工作，尤其是“他想一旦入了社，便不能自由自在地想睡覺就睡覺，想干活就干活了”。

當然，作品的重點不在描寫主人公的懶惰與滑稽，更重要的是表現他加入互助組，經過勞動“鍛煉”后所發生的巨大轉變。在《山鄉巨變》里為了說服不愿入社的農戶加入合作社，下派的青年團縣委副書記與當地干部可謂使盡渾身解數勸其入社，而整個《山鄉巨變》也糾結于“入社”這一難題，甚至讓人覺得“不入社，這日子也難過下去”，不免令人感到生硬及意識形態的點滴滲入。而《鍛煉》中麥提亞孜的入社則很自然，艾木拉作為村里的互助組組長因為看到了麥提亞孜的困難便想去幫助他，艾木拉提議月夜由互助組的人幫助麥提亞孜割油菜，因為油菜雖然長成了，但由于麥提亞孜的散漫“，因過了收割期在地里就撒掉了很多油菜籽，其余的一部分在捆繩勒索的時候撒到他那經過的路上了，還沒有捆起來的一部分又被牲口糟蹋了”[7]61。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竿的麥提亞孜下定決心收割卻發現他的油菜已經有人幫他收好了，這種以行動幫助的方式自然比宣傳、勸服更容易打動人。當然，一個多年有陋習的人自是無法一日改變，麥提亞孜在修水渠時還是因為偷懶想藏在杏樹叢里，結果大伙發現了被樹枝掛住羊皮襖的他，這使他再一次成為大家的笑柄。但是漸漸地，一個孤單生活的人體會到了和大伙一起有說有笑的勞動是多么的愉快，而他本人也因此變得開朗了。當然更重要的是組長艾木拉發現了麥提亞孜作為“匠人哥”的長處并極力發揮它，在互助組成立了副業生產小組，麥提亞孜當了技師，專門生產套具、麻繩、抬把子、筐子等，麥提亞孜很自然地便在自信的勞動中被“鍛煉”出來，最終也與伊扎提汗結婚，過上了幸?？鞓返纳?。

這些農業合作經濟組織,是新時期農民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群眾在實踐中的創造和選擇,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合作性、經濟性,較好地解決了千家萬戶小生產與千變萬化大市場的對接問題,受到廣大農民群眾歡迎和擁護,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農業合作經濟組織是農民自愿、自主、自治的產物,體現“民辦、民管、民受益”的原則,但是由于中國農民的分散性及農業產業自身的脆弱性,如果沒有政府部門的扶持,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將無法發展壯大。從目前政府部門在合作經濟組織發展中發揮的作用來看,存在兩個方面問題:一是對農業合作經濟組織認識不到位,擔心影響農村穩定或影響基層黨政組織的管理權威,對農業合作經濟組織指導不及時、服務力度不夠;

二是存在急于求成、行政干預的情況。

許多合作經濟組織依靠政府或職能部門創辦,由行政領導擔任會長,缺乏懂技術、會經營管理、能凝聚和帶領農民闖市場的人才。

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適應農業發展的需要,引導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快速健康發展,是政府部門面臨的一項重大課題。1如何認識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合作組織在中國的發展經歷過一個曲折的探索過程。在中國的傳統社會里,農村一直是處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國家對農村的組織較弱。新中國成立以后,開始了對農民的組織化本論文由整理提供進程,這一階段農民組織從農戶過渡到互助組、初級合作社,直至高級合作社,到1958年起開始了農村化運動,農民被高度組織起來。

但由于這種組織是建立在國家強制基礎之上,缺乏農民的主動參與,農民積極性得不到發揮,生產效率低下。

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使農村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生產力得到極大的解放,廣大農村在改革后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內容提要：作者以中國農業合作制度及其變遷作為完整個案，從制度結構、變遷過程等方面，證實這是一場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過反復交替．并漸臻二者協調配套之佳境的過程；并驗證了作者提出的理論假設：只有強制性變遷與誘致性變遷協調配套實施，才能化解強制性變過帶來的產權低效和“制度失敗”，以及誘致性變遷難免存在的“搭便車”等問題．才能漸次形成制度變遷的最佳格局；因此，未來的農業合作制度變遷無疑應沿著這一理性路徑邁進。

關鍵詞：農業合作誘致性變遷強制性變遷

一、問題的提出

尋找最佳的制度結構和接近最佳制度結構的途徑．一直是經濟學者關注和研究的問題。對于中國農業合作制度的變遷，不少學者從新制度經濟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如交易費用、產權、國家、效率等出發，集中探討了中國農業合作中的某些重要問題，并由此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進行了重大的創新（林毅夫．1990；周其仁，1994；郭劍波．1994；伍山林，1996）。這些學者們都自覺不自覺的借用了D·C·諾斯和林毅夫對制度變遷類型的劃分，諾斯認為制度變遷是一個追求潛在利潤的漸進的制度交替過程（D．C．North，1990），而林毅夫則認為制度變遷是人們在制度不均衡時追求潛在獲利機會的自發變遷（誘致性變遷）與國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產出最大化目標下，通過政策法令實施的強制性變遷（林毅夫，1989），但這并不意味著探尋最佳的制度結構只能從二者中選擇其一。

新制度經濟學在交易費用不為零和存在制度且制度（包括產權）并不總是有效等假定下，研究國家、制度以及制度變遷。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變遷究竟按哪一種方式演進，不但取決于意識形態、以及傳統、習慣等非正式制度安排；還取決于以往的制度變遷路徑的影響即以往制度變遷的方式、數量、種類以及原因等；還取決于各行為主體的表現，比如其個性與理性程度等；還取決于外部性的大小、潛在利潤的多少等等。在一場強制性制度變遷中，國家以及國家信奉的主流意識形態，即在一個社會里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舉足輕重。

但問題是，誘致性變遷難免外部性和“搭便車”等問題出現，可以化解外部性的國家也總在邊際收益一邊際成本的前提下實施制度創新，加上對嚴出最大化和租金最人化目標的追求，國家導致的政策失?。ㄖ贫仁。┖彤a權的無效率是一種常見的現象（林毅夫，1989）。

內容提要：作者以中國農業合作制度及其變遷作為完整個案，從制度結構、變遷過程等方面，證實這是一場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過反復交替．并漸臻二者協調配套之佳境的過程；并驗證了作者提出的理論假設：只有強制性變遷與誘致性變遷協調配套實施，才能化解強制性變過帶來的產權低效和“制度失敗”，以及誘致性變遷難免存在的“搭便車”等問題．才能漸次形成制度變遷的最佳格局；因此，未來的農業合作制度變遷無疑應沿著這一理性路徑邁進。

關鍵詞：農業合作誘致性變遷強制性變遷

一、問題的提出

尋找最佳的制度結構和接近最佳制度結構的途徑．一直是經濟學者關注和研究的問題。對于中國農業合作制度的變遷，不少學者從新制度經濟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如交易費用、產權、國家、效率等出發，集中探討了中國農業合作中的某些重要問題，并由此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進行了重大的創新（林毅夫．1990；周其仁，1994；郭劍波．1994；伍山林，1996）。這些學者們都自覺不自覺的借用了D·C·諾斯和林毅夫對制度變遷類型的劃分，諾斯認為制度變遷是一個追求潛在利潤的漸進的制度交替過程（D．C．North，1990），而林毅夫則認為制度變遷是人們在制度不均衡時追求潛在獲利機會的自發變遷（誘致性變遷）與國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產出最大化目標下，通過政策法令實施的強制性變遷（林毅夫，1989），但這并不意味著探尋最佳的制度結構只能從二者中選擇其一。

新制度經濟學在交易費用不為零和存在制度且制度（包括產權）并不總是有效等假定下，研究國家、制度以及制度變遷。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變遷究竟按哪一種方式演進，不但取決于意識形態、以及傳統、習慣等非正式制度安排；還取決于以往的制度變遷路徑的影響即以往制度變遷的方式、數量、種類以及原因等；還取決于各行為主體的表現，比如其個性與理性程度等；還取決于外部性的大小、潛在利潤的多少等等。在一場強制性制度變遷中，國家以及國家信奉的主流意識形態，即在一個社會里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舉足輕重。

但問題是，誘致性變遷難免外部性和“搭便車”等問題出現，可以化解外部性的國家也總在邊際收益一邊際成本的前提下實施制度創新，加上對嚴出最大化和租金最人化目標的追求，國家導致的政策失?。ㄖ贫仁。┖彤a權的無效率是一種常見的現象（林毅夫，1989）。

一、合作社制度的歷史變遷

合作社制度是指包括體現合作社性質、宗旨、目的、價值的合作社原則以及合作社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在內的規則體系。研究農業合作組織制度創新應以研究合作社制度的歷史變遷為切入點。

(一)合作社的歷史發展。合作社在各國的發展進程雖不盡相同,但就世界范圍內,以合作社原則發展及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變化等因素為主線,可分為五個階段:

史前期:1844年現代意義上的合作社——羅虛戴爾公平先鋒社誕生前。該階段的合作社從今天所研究的合作社制度內涵角度講都不具有典型性,可稱為史前期。

初創期:從羅虛戴爾公平先鋒社產生至1895年國際合作社聯盟創建。該階段合作社大量涌現,消費、生產、信用、農業合作社在這一時期均已形成。各國有關合作社的最初立法基本完成。

發展期:從1895年國際合作社聯盟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合作社聯盟的成立加強了各國合作社組織之間的聯系與合作。各國政府也開始更為積極地扶持合作社發展。合作社立法大多從綜合性合作社法轉向了各類專業合作社法。

摘要:農業合作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進程中十分重要的內容，而且也是我國市場經濟建設中的中堅力量之一。由于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農民群眾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不容樂觀，所以農業合作社就重新進入到當代人的視線之中。這是因為農業合作社能夠提升農民群體的自我組織、管理、談判等能力，從而能夠有效控制市場交易的成本，切實提升農民群體承受市場劇烈沖擊與應對市場風險之能力。當然，因為目前我國新型農業合作社尚處在初級發展階段，在其經濟管理的過程之中也出現了問題，亟待實施新的經濟管理思路加以改進。

關鍵詞:農業合作社;經濟管理;思路

鑒于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農民群體卻因為不善于進行經濟管理，在現代市場經濟大潮中往往處于弱勢的地位，從而讓農業合作社再次引起關注，并且受到了高層領導的充分重視。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就在構建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之中明確指出要進一步開發農民專業合作組織以提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具有的服務職能。隨著《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出臺，進一步提升了農業合作社在經濟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提升了農民群體在現代市場經濟之中的生存與發展能力，但我國的農業合作社尚有不足之處，這就需要我們采取措施研究分析推進農業合作社經濟管理的主要思路。

一、我國農業合作社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自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中國的農業經濟全面改變了以往全體民眾都在吃大鍋飯的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的生產方式，從而形成了以家庭承包聯產責任制為主體的現代農業經濟生產經營管理機制，將所有的田地均分至每家每戶，農民群眾能夠獨立自主地進行耕作，而且還需做到自負盈虧。這一生產經營方式有效地提升廣大農民群體的主觀能動性，從而為廣大農戶提供了相應的激勵體系，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提升了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經濟實力，同時這也是當時確保我國的糧食產量能夠持續提升與農民群體收入不斷增加的重要因素。但是，當時間推進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由于我國加入到了世界貿易組織，農業生產也展現出產業化的新趨勢，這一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體的農業生產形式出現了大量讓人覺得始料未及的新狀況:一是個體的農戶在變化多端的市場面前無法做到妥善地應對，因而也就不具備強大的抵御風險之能力。二是市場經濟當中的買、賣雙方之間的信息并不對等，農產品的價格總體偏低，競爭力也比較差，農民群眾自然也就很難得到對其有利的化肥、種子以及農藥等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與此同時，個別農民只有能力賣出初級的農產品，也就在根本上無法對農產品實施加工，更談不上進行流通了。三是個別農戶的生產形式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提升農產品在生產上的成本，而且影響到了生產的效率，無法全面發揮出農業經濟所具有的巨大效應。同時還應當考慮到我國農業的基礎相當薄弱，農業方面的科技信息流通途徑不夠暢通，因此，如今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影響到了現代農業生產力取得新的提升。在此狀況下，健全的農業合作社經濟管理的思路即可對以上問題進行改進。農業合作社經濟管理能夠運用更多的途徑來收集農業科技方面的信息，并且為具有需要的農民群體提供其所需要的咨詢與幫助，并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切實避免農民群眾在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盲目行為。

二、推進農業合作社經濟管理發展的幾點思路

1844年產生于英國的羅奇代爾公平先鋒社揭開了世界現代合作社發展的序幕，經過100多年的演變，合作社在世界各國得到廣泛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農業合作社是在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由同類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或者同類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聯合、實行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經濟組織。通過發展農業合作社，有力地促進了農業農村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有利于促進農戶與市場的對接，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有利于促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規模經營水平，增強抵御風險能力；有利于提高農產品競爭力。實踐證明，農業合作社是目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中最理想的發展形態。但是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我國農業合作社所面臨的經濟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既包括農業本身的變革，也包括農產品供應鏈上各節點組織的組織結構及相互關系的變化，甚至農戶本身也在發生改變。為此，我國農業合作社必須參考國外農業合作社的發展趨勢和機制變革，不斷進行經營理念、運營機制的調整與改良，確?？沙掷m發展。

一、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農業合作社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一是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進一步加劇，以及經濟活動日益國際化，給各國農業合作社發展帶來挑戰。

WTO烏拉圭回合的談判，已使農業經營活動在國際范圍內開展，除了國內競爭者之外，農業合作社將面臨來自國外經濟組織的競爭壓力；與此同時，政府對農業合作社的態度也發生了相應的轉變，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和直接涉入逐步減少，如對政府依賴性較強的日韓農業合作社正逐步從政府的直接干預中擺脫出來，走向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而美國聯邦政府則減少了對農戶的支持，力圖建立一個市場主導的產品經濟框架等等。如此環境變化使農業合作社在減少農產品成本和開拓產品銷售市場等方面面臨更大壓力，開拓國際市場成為農業合作社提高市場競爭力的戰略選擇。

二是農業技術發展較快，對農業合作社的影響越來越大，給各國農業合作社發展帶來挑戰。以生物技術為基礎的科技創新，促進了新產品的產生和新技術的應用，從而能為工業提供更好的原料。但是生物技術的發展使農戶和合作社所面臨的資金風險加大，導致了更高的工業化集中度和農業技術相關領域的垂直整合。在這個供應鏈中農業生產部分變得不再重要，農業合作社將面臨著更多地來自于其他組織形式的競爭。在此背景下，合作社在農產品供應鏈上如何重新定位參與競爭是其不得不面臨的問題。

三是農業工業化的趨勢，對傳統農業合作社的運作模式帶來沖擊，給各國農業合作社可持續發展帶來挑戰。在現代農業階段，消費終端成為決定農產品供應鏈各節點利益的決定力量。尤其是農產品供應鏈管理鏈條上，零售終端（超市和大賣場）正取代加工商成為供應鏈鏈條上的核心力量，它們規定著與供應商和企業的貿易條件，包括生產量、品種、交易地點等等，從而保持貨源的穩定性，迫使供應商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銷進行一體化管理。由此，契約成為聯系生產者、加工者、分銷商和零售終端的主要方式，迫使農業合作社不得不重新評估其在不同農產品供應鏈中所起的作用。

[摘要]近年來，農業是俄羅斯唯一沒有受到危機和停滯影響的經濟部門，農業的快速發展為整個行業帶來了豐厚的利潤，也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俄羅斯政府也不斷出臺推動農業發展的新舉措，在保障國內糧食安全的基礎上，減少進口，提高出口。中俄毗鄰地區是兩國開展農業合作的潛在地區之一，應該對如何加強合作進行思考。

[關鍵詞]中俄關系；農業合作；地區經濟合作

近年來，農業是俄羅斯唯一沒有受到危機和停滯影響的經濟部門。俄羅斯農業生產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反制裁措施的出臺，對歐盟和美國農產品進口限制政策促進了國內進品替代的發展，盧布貶值以及進口產品價格提高也為本國農產品帶來了競爭優勢，農業快速發展為整個行業帶來豐厚利潤，也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俄羅斯政府也不斷出臺促進農業發展的新政策，在保障國內糧食安全的基礎上，減少進口，提高出口。農業合作是中俄經貿合作的重要內容之一，俄羅斯農業發展的新變化對兩國合作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一、俄羅斯農業出口潛力不斷提升

當前，俄羅斯農業生產不斷創造歷史新高，出口創匯能力也在加強，新的扶持政策也紛紛出臺。(一)種植業和養殖業總體呈增長勢頭。2017年俄羅斯農產品產量增長2.4%，產值達5.1萬億盧布。農業走勢良好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糧食生產大豐收，同比增長11.2%，達1.341億噸，其中小麥產量提高17.1%，為8580萬噸，大麥產量提高14.4%，達2060萬噸。溫室蔬菜總產量為95.26萬噸，比2016年提高17%。[1]除種植業之外，養殖業對農業的貢獻也很大，特別禽肉和豬肉，產量增長了約5%，蛋產量也有所增加。根據俄統計局資料，2017年牲畜和家禽的屠宰量提高4.7%，毛重量達1460萬噸，蛋類產量提高2.8%，為4480億枚，產奶量提高1.2%，為3110萬噸。到2017年12月末，生豬存欄量為2330萬頭(同比增加5.7%)、家禽5.566億只(同比增長0.7%)、牛存欄量1860萬頭(同比減少0.6%)、羊存欄量2450萬只(同比減少1.3%)。在牲畜存欄結構上，42.5%的牛、12.9%的生豬、46.2%的羊都屬個體農戶養殖。2016年，每頭牛年產奶量提高到6000公斤，2025年前有望達到8000公斤[2]。目前俄羅斯很多地區農作物產量有很大提升潛力，從糧食單產來看，俄羅斯平均產量為每公頃2200-2600公斤，一些氣候條件良好的地區可達4000公斤。這與近年來該國育種質量提高有關，以及開始大規模種植高質量的糧、油及其他作物。以水稻為例，由于育種改良，近十幾年來產量有很大提高，2000年為每公頃3500公斤，2005年達到4200公斤，2010年提高到5200公斤，2015年以后已經達到5600公斤?？傮w上看，由于農業耕種水平的提高，2020-2025年俄羅斯糧食產量有望達到每公頃3000-3500公斤，年產量可達1.3-1.4億噸，在滿足國內需求的基礎上，能夠繼續保持世界小麥出口第一的地位[3]。(二)國際市場競爭力逐步攀升。近年來，俄羅斯積極推進農產品出口，特別是糧食出口，并且在世界糧食出口國排名中超過烏克蘭，居美國之后位列世界第二。世界糧食貿易的領頭羊依舊是美國，而俄羅斯的小麥出口占世界市場的很大份額。俄羅斯出口的小麥多為硬質小麥，而國內市場銷售的多為軟質小麥和飼料用小麥。西方國家對俄制裁和進口替代政策使俄羅斯產品的市場份額加大。同時，俄羅斯最強大的競爭對手則開始表現出落后的態勢，如北非和西非市場的歐盟、東南亞和南亞市場的澳大利亞都被俄羅斯搶占了市場份額，這些市場在2017年大量購買了俄羅斯小麥。未來，俄羅斯還將重點提高飼料用小麥的產量和發展肉類生產(如牛肉等)。俄羅斯農業發展的趨勢是增加糧食出口。2020年前的發展戰略是采取措施進一步縮小糧食進口，同時提高出口能力，出口產品包括糧食、肉、蛋、糖等。預計在2021年前實現農產品出口額250億美元的目標，到2025年前達到400-500億美元，而進口將降至100億美元[4]。(三)引資能力不斷提高。2017年，俄羅斯農業部門共吸引約6120億盧布投資，而2016年為5880億盧布，這表明投資者對這一行業繼續保持興趣，行業也存在吸引投資者的增長點。目前，農業領域的大多數投資方案均由大型集團公司實施，以擴大現有生產為目的。這些方案大多涉及獲利空間較大的肉類和蛋類行業，以及目前尚未全部實現進口替代的蔬菜生產行業。此外，大型國外公司也繼續入駐俄羅斯市場。從外國企業近年的投資方案看，主要投資領域集中在溫室蔬菜種植上，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長。2017年俄羅斯溫室種植面積提高到2600公頃，其中600多公頃是最近5年出現的[5]。(四)政策扶持力度不斷加大。當前，俄羅斯農業發展面臨的問題主要是部分產品市場過度飽和，這促使俄羅斯農業生產者從擴大生產規模轉向開發新的產品類別、提高原料質量、深化加工水平等。為此，俄羅斯也出臺新的扶持政策幫助行業重組。當前，一些大型和中型農業生產商正計劃開發新的市場空間，如生產非傳統糧食作物、開發新的畜牧養殖業、以進行深加工生產。俄羅斯農業發展中也存在一些結構性問題，影響了糧食銷售利潤的提高，如南部港口糧食換裝能力不足，而糧食倉儲面積不夠也使得中間商的盈利空間有限。為此，國家不斷出臺政策措施解決交通物流問題。同時，俄羅斯還提供資金支持對現有生產企業進行技術革新和改造，如生產大功率拖拉機、聯合收割機等。在農機械研發和生產領域，俄羅斯擁有豐富經驗，目前主要集中力量進行混合動力機械的研發和生產。另外，在國家政策支持對農業債務進行重組，為農業提供年利率為3%-5%的優惠貸款。每年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投資增長率約為8%-10%[6]。以及由國家和地方政府牽頭，加快培養農業管理人員，為其提供機會到國內外培訓，提高其專業水平。

二、中俄兩國農業合作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

內容提要：作者以中國農業合作制度及其變遷作為完整個案，從制度結構、變遷過程等方面，證實這是一場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過反復交替．并漸臻二者協調配套之佳境的過程；并驗證了作者提出的理論假設：只有強制性變遷與誘致性變遷協調配套實施，才能化解強制性變過帶來的產權低效和“制度失敗”，以及誘致性變遷難免存在的“搭便車”等問題．才能漸次形成制度變遷的最佳格局；因此，未來的農業合作制度變遷無疑應沿著這一理性路徑邁進。

關鍵詞：農業合作誘致性變遷強制性變遷

一、問題的提出

尋找最佳的制度結構和接近最佳制度結構的途徑．一直是經濟學者關注和研究的問題。對于中國農業合作制度的變遷，不少學者從新制度經濟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如交易費用、產權、國家、效率等出發，集中探討了中國農業合作中的某些重要問題，并由此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進行了重大的創新（林毅夫．1990；周其仁，1994；郭劍波．1994；伍山林，1996）。這些學者們都自覺不自覺的借用了D·C·諾斯和林毅夫對制度變遷類型的劃分，諾斯認為制度變遷是一個追求潛在利潤的漸進的制度交替過程（D．C．North，1990），而林毅夫則認為制度變遷是人們在制度不均衡時追求潛在獲利機會的自發變遷（誘致性變遷）與國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產出最大化目標下，通過政策法令實施的強制性變遷（林毅夫，1989），但這并不意味著探尋最佳的制度結構只能從二者中選擇其一。

新制度經濟學在交易費用不為零和存在制度且制度（包括產權）并不總是有效等假定下，研究國家、制度以及制度變遷。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變遷究竟按哪一種方式演進，不但取決于意識形態、以及傳統、習慣等非正式制度安排；還取決于以往的制度變遷路徑的影響即以往制度變遷的方式、數量、種類以及原因等；還取決于各行為主體的表現，比如其個性與理性程度等；還取決于外部性的大小、潛在利潤的多少等等。在一場強制性制度變遷中，國家以及國家信奉的主流意識形態，即在一個社會里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舉足輕重。

但問題是，誘致性變遷難免外部性和“搭便車”等問題出現，可以化解外部性的國家也總在邊際收益一邊際成本的前提下實施制度創新，加上對嚴出最大化和租金最人化目標的追求，國家導致的政策失敗（制度失?。┖彤a權的無效率是一種常見的現象（林毅夫，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