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好范文10篇

一、經濟增長偏好

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許多學者用潛在的經濟增長率來衡量實際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當實際的經濟增長率接近潛在的經濟增長率時，表明社會的生產潛力已被充分利用，社會已達到了充分就業狀態，經濟處于良好的發展狀態；當實際的經濟增長率與潛在的經濟增長率出現較大缺口，閑置的社會資源增多時，則表明經濟運行不佳，政府宜干預經濟，促使社會資源得到有效配置。就政府干預經濟的方式而言，主要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產業政策等。在經濟不景氣時期，通常認為政府應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實行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收入政策調節需求結構，增大弱勢群體的收入，增加其消費需求；通過產業政策調節供給結構，壓縮無效供給，增加有效供給，提高中高等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盡管經濟自由主義的主張在20世紀80年代一度影響有所擴大，但縱觀二戰后世界各國的發展情況，國家干預經濟的主張明顯占據上風，在各國的經濟實踐中居于統治地位。要求實際的經濟增長率盡可能地提高，實際經濟增長率與潛在經濟增長率差距盡可能縮小的經濟主張是否很正確呢？筆者認為，上述主張具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未充分考慮需求的科學性。就人類的需要而言，可以說其需求具有無限性，然而，可供人類利用的自然資源卻是有限的，它決定了人類的需求不可能無限擴張，而只能是有限擴張。就人類的生產能力而言，其能力呈現出由低向高轉化的趨勢，但受資源有限性的約束，人類的生產能力也不可能無限性的擴張，而只能是有限性的發展。從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而言，人口的擴張受資源和環境的約束，人類的需要受資源、環境的制約，只有將人口數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將人類的需要盡可能地定位于科學化的目標，才會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的和諧發展。因此，分析經濟增長，不能僅看社會的生產潛力，不能僅看社會的生產能力，也要看人類的需要是否科學。當人們的社會需要普遍處于科學合理的范圍，而人類也有大量閑置的生產能力，而且從可持續發展視角看，資源也能支撐經濟更快地發展，環境對更高經濟增長速度的承載能力也較高，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運用宏觀經濟杠桿，促進經濟增長速度較快增長。其二，未充分考慮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自然資源可分為可再生資源和不可再生資源。對不可再生資源，當代人宜充分考慮后代人的利益。如果當代人不充分考慮后代人的利益，對自己的需要不進行科學化定位，滿足自己的需求耗用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資源，這種發展模式屬于非理性發展模式，建立在這種發展模式基礎上的發展速度就不是越快越好。在實際的經濟增長速度與潛在的經濟增長速度存在較大缺口的情況下，如果可再生資源閑置率較高，這時，政府應采取刺激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措施，促進實際的經濟增長率盡可能接近潛在的經濟增長率；在可再生資源已被充分利用，而不可再生的資源已耗用較多，社會生產設施、能力又大量剩余的情況下，我認為此時政府盡可能不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刺激實際經濟的增長，而應從可持續發展視角理性看待潛在經濟增長率與實際經濟增長率缺口，使實際的經濟增長率建立在社會需求科學化和社會資源利用科學化的水平之上。其三、未充分考慮環境的承載能力。評價人類的生活質量不能僅看人類擁有多少物質產品和服務，還必須考察環境的質量和生態環境發展的可持續性。如果社會的實際經濟增長率與潛在經濟增長率存在較大缺口，社會的生產設施、能力存在一定數量的閑置，而空氣、水的質量嚴重降低，況且耕地沙化嚴重，沙漠不斷擴張，在這種情況下，筆者認為政府就不宜再大量運用宏觀經濟杠桿縮小實際經濟增長率與潛在經濟增長率的缺口，此時就不是實際的經濟增長速度越快越好，而應著眼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著眼于全面、合理地評價生活質量，使實際的經濟增長速度與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相適應。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潛在的經濟增長率與實際的經濟增長率出現較大缺口的情況下，不宜簡單強調啟動宏觀調節措施提高實際經濟增長率，而應在社會需求科學化、資源利用科學化、生態環境與人類生存和諧化的基礎上啟動宏觀調節杠桿，使實際的經濟增長率建立在理性化、科學化和可持續化的基礎之上。

二、出口增長偏好

理論界和決策者普遍認為，商品和服務的出口增長速度快，本國貿易順差多，對本國的經濟發展有利，否則，對本國的經濟發展不利。為促進本國商品和服務的出口，很多國家采取了多項措施。筆者認為，出口增長和貿易順差對一國的經濟發展有一系列正效應，但并非全是正效應，評價出口增長與貿易順差增多的效果應視國際金融環境和各國的國內環境決定，籠統地講出口增長快、貿易順差多有利于一國經濟發展有一定的偏頗之處。

從國際貿易看，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之所以會發生，一是互通有無，二是各國發揮本國的生產和資源優勢。人們常堅持的看法是，出口增長有利于增加本國的產出，有利于促進本國的就業，等等。筆者認為，在出口問題上，也應充分考慮本國的資源特點和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如果一國的出口增長建立在充分利用本國的可再生資源的基礎之上，并且出口的增長并未危及本國的生態環境，那么，在用于貿易結算的國際貨幣幣值堅挺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得出該國出口增長越快，貿易順差越多越好的看法。但當一國的出口增長更多地是建立在大量耗用本國的不可再生資源、本國的生態環境越來越糟的基礎之上時，我們卻很難得出該國出口增長越快、貿易順差越多對該國經濟發展越有利的看法。不可再生資源愈用愈少，在替代性能源的開發技術尚未取得重大進展的情況下，隨著不可再生資源稀缺程度的上升，其價格在總體上呈逐步上升趨勢。在不可再生性資源價格偏低時大量出口，而在其以后價格高漲時可供出口的數量卻不斷減少，這種出口戰略從長遠看很不經濟，對這個國家的后代人來說，也很不公平。

出口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改善國內人民的生活境況，但當隨著出口的增長速度加快而國內的生態環境質量越來越糟時，我們認為出口導向就沒有建立在可持續性發展戰略之上，這種出口導向必然難以持久，建立在這種出口導向基礎之上的出口增長并非越快越好。筆者認為，發展對外貿易的根本目的并不僅僅是多向別人出售自己的產品和服務，最關鍵的是為了改善國內人的福利水平。當一國的出口增長越來越快，該國所獲得的外匯儲備越來越多，該國人民的物質條件明顯改善，城鄉的空氣越來越混濁，飲用水質量越來越差，沙漠不斷擴張，沙塵暴肆虐的范圍不斷擴大，肆虐的次數不斷增多時，我們認為這種情況下的出口增長速度就不是越快越好，因為空氣、水、土地等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最根本的基礎，當一個國家的人們賴以生存的最根本的基礎面臨的危脅不斷增多時，這個國家的人民從出口中獲得的福利價值就會不斷貶值。因此，筆者認為，不能籠統地講出口越多越好，不應籠統地講貿易順差越多越好，只有將出口和貿易順差建立在充分兼顧生產環境的承載能力，兼顧合理利用資源的基礎之上，這樣的出口和順差導向才具有可持續性，這樣的出口和順差增長才越快越好。

〔摘要〕傳統理論認為，農民的生育偏好取決于傳統的生育文化，經濟效用、功能需求、生育文化、生育需求理論能夠從不同的側面解釋農民“多生、早生、生男”的偏好及其行為，但是無法解釋當今農民“適度生育、生男生女一樣、打死也不多生”的偏好及其選擇。社會解構模型則能夠較好地解釋當今農民的生育偏好和行為，經濟解構、文化解構、需求解構從反方向侵蝕、消解農民的傳統生育文化，從反方向影響、沖擊農民的傳統生育偏好和行為。

〔關鍵詞〕生育偏好；生育行為；生育文化；生育邏輯；社會解構模型

對于農民的生育動機與行為，專家學者都從農民生育偏好，即農民“生多少”、“生什么”、“什么時候生”三個方面考察，現有的理論和分析框架都是圍繞著“生男而多生”、“生男而早生”的偏好及行為而建構的，如功能論、效用能、文化論、需求論等都是如此。但是20世紀末期以來，部分地區農民的生育偏好及行為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農民從“多生”轉向“少生”、從“生男”偏好轉向“男女無所謂”。這種偏好與行為變化具有革命性的意義。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呢？現在以“生男、多生、早生”為問題意識所建構的生育理論與分析框架無法解釋這種相反變化。本文借鑒吉登斯社會學的社會結構理論和經濟學的成本約束理論，建構“社會解構模型”，以此解釋中國部分地區部分農民生育偏好與行為的新變化。

一、文獻梳理與問題提出

農民生育偏好與行為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的重要研究內容，歸納起來大約有四大理論系列：生育效用論、生育功能論、生育文化論和生育需求論。

(一)生育效用論

摘要：偏好是指人們的需求，教育偏好是人們對教育的需求。偏好作為人們的心理反映，向來是經濟學界研究的難點。教育論文影響教育偏好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引入個人資本和社會資本分析它們對教育偏好的影響，希望能引發新的觀點，引導人們教育的偏好。

關鍵詞：偏好教育偏好個人資本社會資本

偏好是西方經濟學消費理論的一個重要概念。傳統理論的偏好是指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于人類的基本需要如吃、穿、住等。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的消費偏好也會發生變化。人們的偏好不僅僅基于基本的生理需要，還要取決于其他非生理因素比如心理、文化等。

在偏好的研究上，諾貝爾經濟學家GrayS·Becker做了深入的分析并對偏好的概念進行了擴展。在《口味中的經濟學分析》中，GrayS·Becker將偏好分析擴展到與經歷和社會力量效應有關的方面，將個人的習慣和迷戀(沉溺)、同輩的壓力、父母的影響、廣告、愛與同情和其他常被忽略的行為納入到個人偏好的范疇中。GrayS·Becker的這一擴展建立在文化的、生物的心理的基礎上，對于解釋一系列的行為包括習慣性、社會性的和政治的行為十分有效。

教育偏好就是對教育的需求。影響教育偏好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收入、價格、習慣、社會傳統、廣告等等。本文基于GrayS·Becker擴展的偏好概念分析個人資本和社會資本如何對教育偏好產生影響。

一、個人資本對教育偏好的影響

民營上市公司融資偏好成因分析

（一）宏觀因素主要有：（1）監督制度不健全，民營上市公司更樂意采用股權融資方式。由于我國證券市場還處于起步和發展階段，我國的證券監督機構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監管方面的制度建設力度還不夠，導致法律法規建設不完善、發現問題不及時，處罰不力等問題。目前，對配股資格的審批沒有以新項目的收益率作為依據，而是以上市公司過去經營業績為依據。熊鵬和方先明（2005）認為股權融資偏好可以游制度安排存在缺陷、制度建設尚不完善所致，這造成上市公司在利用配股所籌資到的資金時，沒有謹慎的考慮。同時，當使用長期債務融資時，不論是向銀行借款，還是在滬市或深市進行債券融資，主要依據仍然是新項目的預期收益率，但對新項目的審查非常嚴格，使得資金投向非常明確，隨意性程度大大降低。由此可見，民營上市公司更樂意采用股權融資方式。（2）企業債券市場不發達，民營上市公司被迫偏好股權融資。由于我國企業債券市場離發達水平有一定的差距，這使得民營上市公司在進行長期籌資管理時，很少采用公司債券的渠道。根據財務管理理論，債券融資與股票融資相比，具有十分顯著的正面效應。首先，企業債券是企業的債務，具有稅盾的作用。由于債券利息是企業的一項費用，在稅前扣除，而企業要從稅后利潤中支付股東股利，所以債券融資能夠合理地避稅，從而增加稅后利潤，使股東財富增加。其次，債券同其他債務一樣，也具有十分顯著的財務杠桿作用。從財務杠桿發揮正效用的視角來看，如果息稅前利潤率高于利息率，那么企業可以通過債券融資來增加稅后利潤，從而增加股東財富。最后，股權融資分散企業控制權，而債券融資有利于股權控制。只要企業具有到期償債能力，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發行債券，已有股東仍然掌握企業的控制權。雖然如此，由于我國債券市場不發達，以及其它種種原因，這使得我國民營上市公司被迫偏好股權融資。（3）機構投資者沒有發揮有效作用，民營上市公司強化股權融資偏好。上市公司股東可分為實質控股股東、機構投資股東和投機參與股東三類。從公司治理視角來看，實質性控股股東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標準決定了它的基本特征，而且雖然機構參與股東的影響能力非常有限，但是其價值取向和行為標準也決定了公司治理的基本特征。施金影（2008）研究民營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后，發現控股股東經常利用所掌握的大額投票對公司施加壓力，攫取更多利益，從而侵占債權人和中小股東的利益，因此在其公司治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與此對照，機構投資者在其公司治理過程中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其中機構投資者以證券投資基金、證券公司自營基金和私募基金為代表。首先，我國的證券投資基金目前主要投資人是中小散戶，具有投機的本性，對公司治理結構的影響微乎其微。其次，與國外機構投資者相比，我國現有機構投資者，其中一個重要區別是規模小。最后，機構投資者在公司發言權方面影響小，使得其參與公司治理的能力有限。機構投資者大多只有有價證券管理人員，但相關管理專家的數量則微乎其微，因此，其本身的缺陷就限制了機構投資者的長期投資行為。這使得股票價格中包含更多的是投機性因素，投資者的行為被誤導。特別在二級市場上形成較差的投資風氣，建立了一些有利于融資者群體行為的基礎，加強了股權融資偏好。（4）銀行對中長期信貸控制嚴格，民營上市公司長期資金偏好股權融資。一方面，隨著我國商業銀行改革進程的不斷深入，銀行愈來愈重視風險防范，尤其對中長期信貸控制非常嚴格，使得民營上市公司獲取中長期信貸的困難增大。另一方面，由于近一兩年來我國貿易順差的擴大、消費物價指數的攀升和金融機構信貸總量以及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增加，央行通過不斷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來平衡與緊縮當前過剩的流動性。自2006年7月至2008年6月，央行已累計18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共計調整8個百分點，到達1985年以來的最高點17.5%。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減少了銀行的可用資金，控制了貸款增速，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資本市場的資金供給。這些都導致債權融資的渠道不暢，也是民營企業，包括民營上市公司和民營中小企業長期負債占企業總負債的比例明顯偏低、負債結構以短期銀行借款和商業信用為主的重要原因。（二）微觀因素從微觀角度分析，影響我國民營上市公司融資偏好的因素主要有：（1）民營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高。股權集中度高是民營上市公司偏好股權融資的內在動因。滬深股市A股市場民營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股權高度集中，用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衡量公司股權集中度。從統計來看（表2），52.55%的樣本公司的股權集中度超過30%，持有相對控股權，股權集中度高。因為深圳交易所和上海交易所中A股市場的民營上市公司被大股東控制，因此這增大了大股東利用市場的二元結構特點，通過股權融資獲取額外收益的概率。（2）股權融資的大股東成本低。民營上市公司被大股東控制時，真正影響其融資成本的是大股東選擇融資方式帶來的資金成本。因為如果股權融資比債權融資對大股東有利，大股東就會選擇股權融資，反之亦然。此外，因為我國股票市場存在二元結構，這使大股東股本價值變化與二級市場股價變化不一致，導致大股東融資成本與中小股東相應成本并不相同。股權融資的大股東成本低是民營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的原因之一。（3）企業獲利能力的影響。企業在利潤約束下追求規模最大化時，企業獲利能力越強，擴張規模的愿望也越強，而內源融資往往不能滿足企業擴張規模的愿望，企業就會尋求外部資金實現規模擴張，肖澤忠＆鄒宏（2008）發現獲利能力的系數在檢驗股權融資偏好的模型中顯著為正，說明中國贏利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強烈的股權融資偏好，能更容易通過發現股票籌資資金。此外，處于高速成長期的企業，增長速度快，資金需求量大，內部資金往往難以滿足業務擴張的需求，故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外部籌資。而我國民營上市公司成長性良好，與我國國民經濟增長呈同步趨勢，且其增長比率更大，不過民營上市公司成長的穩定性不夠。這是它更偏好股權融資的另一重要原因。（4）企業規模因素。大企業通常從事更多的經營活動，且不輕易出現財務虧空，因此，企業規模因素對債務融資的供給產生積極作用。同時，由靜態權衡模型可知，和小企業相比，規模較大的企業有較強的債務融資能力，更容易進入債務融資市場。但根據融資優序理論，大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較低，因此權益融資的成本較低。此外，規模因素同樣能夠影響外部投資者的投資信心，從而影響企業的股權融資。（5）股權融資軟約束特質。企業經營者在進行債務融資決策時，除了考慮到期償債能力外，還必須考慮和破產成本這兩個重要因素。并且只要實施債務融資，這些因素將對企業形成硬性約束。與此相反，對于股權融資來說，事實上，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率極低，對股東的股利分配沒有構成很大成本。結果是，股權融資由于其長期性、較少的約束條件和能夠提供更多的自由現金流，成為中國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戰略性選擇（Gao，2000）。與此同時，在我國現有的證券市場上，其一市場弱式有效，其二投資者投資理性不足，這些造成了信息不對稱，從而導致股權融資過程中間接交易成本的缺失，進而強化了它的軟約束特性。

民營上市公司融資完善對策

（一）完善資本市場結構只有完善資本市場結構，民營上市公司的融資方式、規模才能公正、有效，更加有利于其保持健康的融資結構。主要包括：（1）發展并完善多元化信貸市場。從我國金融業的發展歷程來看，國有商業銀行的獨占鰲頭的情形已經成為往事，打破了其一統天下的格局。一方面，從改革開放以來，外資銀行逐步進入我國銀行業，這打破了我國銀行業的封閉體系；另一方面，非國有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財務公司、信托投資公司等獲得迅速發展的機會，這使得我國銀行業出現“百花齊放”的局面。即使如此，企業貸款難這個問題仍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從以上分析中得出的啟示是，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不僅要發展并完善多元化信貸市場，而且要培育中小型金融機構，從而為我國民營上市公司創造公平、公正、有序的金融競爭環境，這對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尤為重要。在公平、公正的融資氛圍中，國內不同性質的銀行為了更好地適應國際化競爭，強化內在機制建設、增強實力這些問題迫在眉睫。此外，隨之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出現了地方性、區域性、合作性的金融機構，但是對我國金融業的貢獻非常小，因此國家應該對其提供優惠政策，使其實力得到提升，更好地為我國金融業服務。因為只有在公平、公正的氛圍中，信貸市場的效率才能得到提高，銀行才會關注其資產質量，加大對企業的監督力度，從而有助于提高企業業績，形成銀行與企業之間的良性循環。（2）大力發展債券市場。大力發展并完善債券市場，一方面，我國民營上市公司才能有效增加債券這種融資渠道，達到優化其融資結構的目的，另一方面，能更好的激勵并監督管理層、股東，進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債券融資對公司來說是一種尤為重要的手段，債券融資額通常是股票融資額的3-10倍，并且這個比例自80年代中期以來還在不斷擴大。例如，在美國，1999年企業債券融資額突破2，500億美元，是同期股票融資額的5.8倍。反觀我國國內的資本市場，相對于股票市場而言，企業債券市場所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兩個市場的發展比例尤其失調，形成了我國證券市場的“短板”現象。所以，大力發展我國債券市場迫在眉睫。與股權籌資相比，從公司治理結構視角出發，債券籌資的激勵作用更大，道德風險更?。粡某杀竞腿谫Y成本視角出發，債券籌資的成本和資金成本更低。因而，在深化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進程中，勢必大力拓展企業債券市場，提高企業債券籌資比重，使得公司融資結構更加合理。（3）股票市場的規范與發展。從發達國家的股票市場的發展歷程來看，證券管理體制至關重要。而我國股票市場要想得到更好的發展，完善證券管理體制同樣尤為重要，筆者建議從以下四點入手：一是培育分層次的市場交易體系。在我國的資本市場上，只有上海股票交易所和深圳股票交易所，這兩個交易所的容量畢竟是非常有限的。對于我國交易市場體系來說，應立足于長遠的視角，形成分層次的市場交易體系，其中場外交易市場是基礎、國家和地區兩級證券交易所是主導。二是擴大股票市場的規模。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股票市場雖然初具規模，但仍存在非常大的融資潛力。參照歐美國家的證券化效率，我國的股票市場還存在較大的差距，這表明股票市場的發展空間仍然很大，因而，為了縮小這個差距，有必要進一步擴容我國股市。三是改善投資者的結構。就我國股民形成的結構來看，中小投資者較多，機構投資者較少；短期投資者較多，長期投資者較少，造成了我國股市的投機性比較強，投資者缺乏監控企業的激勵。為了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要建立規范運作的投資基金，要放寬機構投資者（包括各類保險基金）入市的限制條件。四是加強股票市場監管，健全市場運作機制。從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這個視角來看，市場機制越健全、市場監管越有效，這些越有助于規范企業的融資行為、提高股票市場運作效率、完善市場秩序。（二）規范自身融資行為為使我國民營上市公司具有比較理性的融資偏好，提升其經營業績、資源配置效率，那么，他們應該采取哪些措施呢？本文認為我國民營上市公司應該采取的措施如下：（1）強化股東監督功能。我國民營上市公司如何完善并健全其治理結構、有效提升其企業價值？答案是一定要切實增強股東發揮監督功能的作用。我國民營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過度負債和負債約束弱化的現象，而這個現象的根源卻是“內部人控制”引起的。因而，要想達到優化融資偏好、提升名義上市公司價值的理想效果，就必須強化股東約束。此外，由于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委托關系，管理層普遍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強烈愿望，而很少自覺地執行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目標，所以優化融資偏好的根本動力是股東利益。股東只有切實強化其監督功能，管理層才會真正考慮優化融資偏好的對策。（2）優化民營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對于我國民營上市公司而言，不僅股權集中度同樣對其偏好股權融資具有正效應，而且其控股股東持股比例較大，這使得控股股東在董事會和股東大會上更有發言權和決策權，更容易決定公司的融資決策，侵占廣大中小股東的利益。所以，如果我國民營上市公司要想實現理性化，那么必須優化其股權結構，對大股東行為進行規范，從而避免“一股獨大”的問題。此外，我國民營上市公司在進行融資決策等重要問題上，需要有效約束大股東行為，這有助于保護中小股東利益。（3）加強短期資金籌集管理。我國民營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短期融資額明顯偏高的現象，而這勢必加大公司運營風險，因此這些公司應對短期資金籌資加強管理，具體從下面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我國民營上市公司為實現風險———收益的最佳狀態，應設置合理的營運資金管理政策，適當調整營運資金的持有量，使其保持在短期資金支付水平之上。另一方面，我國民營上市公司建立配合型營運資金融資政策，調整內部融資結構，使商業信用和短期借款的比例合理化，達到臨時性負債融資額滿足臨時性流動性資產的需求，長期負債、自發性流動負債、權益資本和留存收益的融資額滿足永久性流動資產和長期資產的需求，從而避免不能償還到期債務情形的發生，并盡量降低債務成本。

本文作者：郝以雪工作單位：西華大學

【摘要】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城市化不僅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支撐點,也是增進國民福利的重要手段,若處理不當則會成為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障礙。本文在回顧公共物品理論發展的同時分析了當前我國城市公共物品領域的現狀,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議和看法。

【關鍵詞】城市公共物品供給公平與效率

一、城市公共物品定義

城市公共物品現在普遍被定義為:范圍局限在一個城市內,以實現城市發展為目標,保證城市居民的健康和人身安全為前提,為城市化社會進步和發展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例如地方教育、公安、消防、公路、橋梁、供水供電網絡,污水處理等。城市公共物品區別于一般公共物品主要體現在他的區域性,雖然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的特征,但主要作用在一個城市內。由于城市公共物品對于城市的發展至關重要,加之當前我國戶籍制度的適度松綁以及城市化政策的推行,城市公共物品的研究變得更具有重要意義。

二、當前國內研究

國內學界當前對城市公共物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即供給主體與供給模式。對于我國公共物品供給現狀學界爭論不大,由于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加之制度缺陷,我國大陸地區城市公共物品供給不足已是不爭的事實。就當前來看,無論是資本性公共物品還是消費型公共物品,供給都無法滿足市民需求。截止2007年,我國大陸地區城市化率超過40%。按照當前預測,到2020年我國城市人口數量將超過7億。加之經濟發展和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屆時對城市用水、用電、燃料管道、教育、司法等公共物品的需求將呈幾何增長,如不能有效解決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問題,我國經濟可持續性發展必將受到嚴重制約。對于公共物品的供給方來說確定何種供給規模才能在滿足需求與充分效率兩個方面達到平衡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應該尋找合適的公共物品供給主體。早期的針對公共物品研究的學者普遍認為公共物品應該由政府提供,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以及“非純公共物品”概念的提出,人們意識到不同“純度”的公共物品應該由不同的主體來完成供給。

一、投資介紹

從宏觀經濟運行的角度看，投資、消費、進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在當今我國的經濟增長結構中，投資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尤其政府投資更是目前經濟形勢下我國經濟增長中主要的動力源。政府投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如何在經濟環境多變的不確定條件下做出切合公眾利益，反映公眾需求的準確合理的投資決策是政府面臨的首要問題。

通常情況下當市場存在不確定性時，私人投資者不是根據投資的預期凈現值最大進行投資，而是依據風險調整后的凈現值最大進行投資決策。那么同樣條件下的政府投資決策是否同私人投資一樣呢？對此學者們做出了一些驗證，比較經典的結論有兩個。HirshlEifer（1966）證明了使用國家層面的偏好方法做出不確定性下的政府投資決策，與確定性預期凈現值方法不同，此時對政府投資使用凈現值方法會導致次優的結果。

即使是政府投資也不可避免地面對不確定性以及風險調整問題。Arrow和Lind（1970）認為個體偏好與政府投資決策是相關的，并證明了政府投資可以將風險廣泛地分散化，同時投資受益人數眾多時，投資決策近似于確定性下的投資決策。本文在Arrow和Lind的理論觀點基礎上，假設個體偏好與政府投資決策是緊密相關的，并利用市場所處狀態的不同描述市場的不確定性，重點分析了完全競爭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基于公眾風險偏好的政府投資決策。

二、不確定性下政府投資決策的預期凈收益分析

首先假設在不確定性下完全競爭市場存在，使投資風險均衡化，投資的預期凈現值等于適當貼現率折算的確定性情況下的預期凈現值。

關鍵詞：控股股東；非理性融資偏好；過度股權融資偏好

提要：本文對控股股東與非理性融資偏好的特征及結果進行分析，并提出政策性建議。

一、我國上市公司非理性融資偏好的特征分析

（一）擬上市公司強烈謀求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但資金并未有效利用。自證券市場建立以來，首次公開發行IPO已經成為企業融資的主要模式，出現了許多企業爭過“獨木橋”的現象。有的企業為了達到上市的標準，不惜進行過度的包裝、甚至造假。但與此同時，上市公司在強烈謀求發行股票的同時，資金并未有效利用，擬上市公司成功上市后，往往更改募集資金投向，導致公司出現了大量閑置資金，并出現了委托理財的現象。袁國良在《上市公司融資偏好和融資能力實證研究中》對深滬兩市411家擬上市公司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有125家上市公司進行了改變募集資金投向問題，上市公司因募集資金投向改變問題造成的資金閑置高達120億元，且據相關資料顯示，由募集資金更改投向所導致的閑置資金并沒有停留在上市公司的賬戶上，而是由控股股東通過其他應收款項或購買資產的形式轉走，這更加讓我們對擬上市公司的融資動機產生懷疑。

（二）已上市公司熱衷股權再融資，虛擬融資項目或夸大融資項目數額。根據現代財務理論的觀點，當企業投資項目的預期收益率高于債券融資成本時，企業可以適度地增加負債，2006年中國證監會通過對已上市公司歷年財務報表的分析發現，有些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已經很低，甚至個別公司沒有負債，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公司依然選擇了股權再融資。這說明上市公司把股權融資當成了“無成本的午餐”，即使在有條件進行債權融資時仍偏向于股權再融資。同時，已上市公司在募集資金時，往往不是按照“需求決定供給”的模式確定融資量，而是按照“可供給決定需求”方式確定融資量，即按照政府規定的上限倒推出其項目所需資金。結果導致了上市公司在融資前虛擬融資項目或者夸大融資項目數額，融資后又更改募集資金投向或者募集資金項目數額。根據對2002～2007年680家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有265家上市公司曾有過改變募集資金投向的現象，187家上市公司對募集資金項目數額進行了調整，其中有27家上市公司既有募集資金投向變更，又有募集資金數額變更，上市公司因募集資金變更閑置的資金總共達到6，349.28億元，這嚴重降低了資金的使用效率，是一種非理性的融資。

二、上市公司非理性融資偏好的不良后果

摘要：在當今的世界各國，決策者和理論界對經濟增長速度和出口增長速度普遍給與了高度的關注，筆者將其概括為經濟增長偏好和出口偏好。本文對這兩大偏好進行了分析，提出了作者的一些觀點。

關鍵詞：經濟增長偏好出口偏好可持續發展

在當今世界的大多數國家，無論是政府還是理論界普遍已形成兩大偏好，即經濟增長偏好和出口偏好。在決策者和研究者看來，經濟增長速度和出口增長速度較快，表明經濟發展呈現出好的發展態勢，否則，就表明經濟運行出了問題，政府應設法扭轉經濟增長和出口增長下滑的局面。筆者認為，判斷經濟增長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好與壞，應根據國內的實際狀況予以確定，特別應依據國內需求、資源和環境的狀況而確定，不宜簡單依據經濟增長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快慢而決定。

一、經濟增長偏好

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許多學者用潛在的經濟增長率來衡量實際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當實際的經濟增長率接近潛在的經濟增長率時，表明社會的生產潛力已被充分利用，社會已達到了充分就業狀態，經濟處于良好的發展狀態；當實際的經濟增長率與潛在的經濟增長率出現較大缺口，閑置的社會資源增多時，則表明經濟運行不佳，政府宜干預經濟，促使社會資源得到有效配置。就政府干預經濟的方式而言，主要有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產業政策等。在經濟不景氣時期，通常認為政府應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實行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收入政策調節需求結構，增大弱勢群體的收入，增加其消費需求；通過產業政策調節供給結構，壓縮無效供給，增加有效供給，提高中高等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盡管經濟自由主義的主張在20世紀80年代一度影響有所擴大，但縱觀二戰后世界各國的發展情況，國家干預經濟的主張明顯占據上風，在各國的經濟實踐中居于統治地位。要求實際的經濟增長率盡可能地提高，實際經濟增長率與潛在經濟增長率差距盡可能縮小的經濟主張是否很正確呢？筆者認為，上述主張具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未充分考慮需求的科學性。就人類的需要而言，可以說其需求具有無限性，然而，可供人類利用的自然資源卻是有限的，它決定了人類的需求不可能無限擴張，而只能是有限擴張。就人類的生產能力而言，其能力呈現出由低向高轉化的趨勢，但受資源有限性的約束，人類的生產能力也不可能無限性的擴張，而只能是有限性的發展。從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而言，人口的擴張受資源和環境的約束，人類的需要受資源、環境的制約，只有將人口數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將人類的需要盡可能地定位于科學化的目標，才會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的和諧發展。因此，分析經濟增長，不能僅看社會的生產潛力，不能僅看社會的生產能力，也要看人類的需要是否科學。當人們的社會需要普遍處于科學合理的范圍，而人類也有大量閑置的生產能力，而且從可持續發展視角看，資源也能支撐經濟更快地發展，環境對更高經濟增長速度的承載能力也較高，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運用宏觀經濟杠桿，促進經濟增長速度較快增長。其二，未充分考慮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自然資源可分為可再生資源和不可再生資源。對不可再生資源，當代人宜充分考慮后代人的利益。如果當代人不充分考慮后代人的利益，對自己的需要不進行科學化定位，滿足自己的需求耗用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資源，這種發展模式屬于非理性發展模式，建立在這種發展模式基礎上的發展速度就不是越快越好。在實際的經濟增長速度與潛在的經濟增長速度存在較大缺口的情況下，如果可再生資源閑置率較高，這時，政府應采取刺激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措施，促進實際的經濟增長率盡可能接近潛在的經濟增長率；在可再生資源已被充分利用，而不可再生的資源已耗用較多，社會生產設施、能力又大量剩余的情況下，我認為此時政府盡可能不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刺激實際經濟的增長，而應從可持續發展視角理性看待潛在經濟增長率與實際經濟增長率缺口，使實際的經濟增長率建立在社會需求科學化和社會資源利用科學化的水平之上。其三、未充分考慮環境的承載能力。評價人類的生活質量不能僅看人類擁有多少物質產品和服務，還必須考察環境的質量和生態環境發展的可持續性。如果社會的實際經濟增長率與潛在經濟增長率存在較大缺口，社會的生產設施、能力存在一定數量的閑置，而空氣、水的質量嚴重降低，況且耕地沙化嚴重，沙漠不斷擴張，在這種情況下，筆者認為政府就不宜再大量運用宏觀經濟杠桿縮小實際經濟增長率與潛在經濟增長率的缺口，此時就不是實際的經濟增長速度越快越好，而應著眼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著眼于全面、合理地評價生活質量，使實際的經濟增長速度與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相適應。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在潛在的經濟增長率與實際的經濟增長率出現較大缺口的情況下，不宜簡單強調啟動宏觀調節措施提高實際經濟增長率，而應在社會需求科學化、資源利用科學化、生態環境與人類生存和諧化的基礎上啟動宏觀調節杠桿，使實際的經濟增長率建立在理性化、科學化和可持續化的基礎之上。

二、出口增長偏好

[論文摘要】企業實施名牌戰略已成為我國發展經濟的重大戰略。許多企業已經認識到名牌在企業經營活動中的重要性。認識到名牌就是市場，名牌就是財富。

[論文關鍵詞】企業名牌戰略；CI企業形象識別；CS顧客滿意經營；心理透視

本世紀是名牌競爭的時代，名牌打天下，坐天下的商戰格局已見端倪。有關資料表明，產品的市場份額正向名牌產品集中，約20％的名牌企業控制了80％的市場份額?？梢?，名牌就是市場，名牌就是財富。在世界市場出現了跨國名牌企業的興起，如：可口可樂、IBM、索尼、奔馳、松下、波音、飛利浦等世界名牌大企業，年銷售額較低者約100億美元，較高者達到700億美元以上。名牌產品暢銷不衰。

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在逐步完善，加人世貿組織，參與國際競爭，成為新的經濟格局。許多企業認識到名牌在企業經營活動中的重要性。經過十幾年的辛勤打造，我國已涌現出一批知名品牌，如：“海爾”、“健力寶”、“五糧液”、“雅戈爾”、“娃哈哈”等。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他們以名牌戰略為武器，一馬當先，成為市場潮流的王者。那么何為名牌?名牌為何有如此魅力?如何打造名牌?讓我們透視企業名牌心理，看看名牌的廬山真面目。

一、名牌的含義

經濟界普遍的共識為：名牌是名牌產品，名牌商標，名牌企業三個層次的總和。名牌產品以高品質、高特色性、高知名度、高信譽度、高市場占有率為特征；名牌商標就是名牌產品的商標，是現代企業馳聘商場的巨大無形資產；名牌企業是名牌產品和優秀企業素質的統一體，它擁有高素質的員工隊伍，較高的管理水平和勞動生產率，卓越的企業文化和獨特的良好企業形象。

摘要：性別偏好反應人們對生育子女性別的認識和期待，是生育意愿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人們的生育行為以及人口發展的數量和結構有著重要影響。從社會·lt~91,1的視角出發，以性別偏好為橋梁，著重分析傳統社會性別意識對生育行為的影響，并說明社會性別意識是如何通過生育偏好對人口發展過程產生影響。

關鍵詞：社會性別性別偏好生育行為人口發展

性別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稱為自然性別，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生理性別；一類稱為社會性別，它是社會基于生理性別的差異，在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對男女兩性的行為、角色進行不同標準的規范和塑造的產物，是后天注入的，是家庭、社會長期教育和影響的結果。在生育行為研究中引入社會性別視角，可以使我們認真審視以男性為中心的傳統文化以及這種文化對兩性關系的規范和對人們生活方式、道德觀念的控制，從而揭示社會性別意識在人們生育行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傳統社會性別意識形成的背景

性別偏好是社會性別意識在生育行為中的直接反映。在中國，傳統的社會性別意識根深蒂固，影響著成千上萬個家庭。如何通過倡導社會性別公平消除人們性別偏好，需要我們認真分析傳統社會性別意識形成的背景。

從經濟地位來看，男性在經濟上的主導是傳統社會性別意識形成的經濟基礎。傳統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自給自足小農經濟占主導，家庭是基本的生產和生活單位，發展生產主要依靠增加勞動力投入。由于兩性生理差異而自發形成的社會分工，使農業勞動主要落在男性身上，男性承擔著生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