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估制范文10篇

會上的同志們：

近日，科技部、財政部、中編辦聯合下發了《關于印發<部門屬社會公益類科研機構體制改革工作評估驗收指導意見（試行）>的通知》，全面部署了社會公益類科研機構體制改革驗收評估工作。今天，我們在這里召開部屬科研機構管理體制改革工作評估驗收動員會，目的是學習貫徹《部門屬社會公益類科研機構體制改革工作評估驗收指導意見（試行）》，布置部屬科研機構改革評估驗收工作。

20****年10月底，科技部、財政部、中編辦聯合下發了《關于對水利部等四部門所屬98個科研機構分類改革總體方案的批復》，水利部與國土資源部、國家林業局和中國氣象局等部門成為第一批啟動的社會公益類科研機構管理體制改革的試點部門。11月，我部召開了部屬科研機構管理體制改革動員會，全面啟動部屬科研機構管理體制改革工作。

在科技部、財政部及中編辦等部門的指導下，在部黨組的重視和關心下，在有關科研機構的努力下，改革工作積極有序地向前推進，經過近三年的努力，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成效顯著，令人鼓舞。平穩、順利地完成了科研院所的結構性歸并工作，實現了強強聯合，專業優勢互補，進一步優化了科研力量布局；4個非營利性科研機構初步完成了機構構建，積極探索并初步建立了“開放、流動、競爭、協作”的運行機制，在學科調整、機制轉換、人才培養、科技創新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增加了投入、促進了發展、激活了機制、擴大了交流、維護了穩定，科研成果豐碩，綜合實力顯著提高，穩步向創建現代科研院所的方向邁進；整體轉企的4個科研機構基本明晰了產權關系，科技產業得到較好的發展，市場競爭力增強。

剛才，國科司陳明忠副司長向各有關單位傳達了評估驗收指導意見的主要精神。根據三部門聯合下發的評估驗收指導意見，評估驗收工作將按照“成熟一批，驗收一批”的原則，以部門為單位進行。根據我部改革工作進展的實際情況，我部已具備作為首批接受評估驗收部門的條件，具體評估驗收工作安排根據今天會議討論意見，國科司將做出布置。下面，我就評估驗收工作講四點意見。

第一、要高度重視評估驗收工作。部屬科研機構改革評估驗收工作是我部改革工作的一件大事，也是對幾年改革成果的檢驗，時間緊，任務重。各有關司局要按照各自職責，分工合作，大力支持評估驗收工作。各有關單位一定要高度重視，統一思想，精心組織，周密部署，按照要求，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務，保證我部能首批通過驗收。

行政管理工作是各類行政機構的一項經常性、主導性工作，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是行政管理的首要目標。行政管理效能評估是指對行政機構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進行監督檢查，看其是否認真貫徹執行了國家的法律法規、方針政策以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是否認真、正確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是否努力為人民服務，是否降低了行政成本。具體內容包括，(1)是否依法依規辦事。即在行政管理中是否執行了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是否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是否按規定的程序辦事，是否執行了內部行政管理制度。(2)是否完成計劃。計劃既是行政管理的指南，又是行政管理的目標，也是行政機構之間的一種定約形式。定約的執行情況就成為評價行政管理效能的一個重要標準。(3)是否合理。即在行政管理中是否合理地、有效地使用了人力、物力、財力、時間和條件，充分發揮了現有潛力，最大限度地調動了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取得了理想的行政管理效能。

一、行政管理效能評估的有效性

行政管理效能越來越多地成為考量行政機構行政能力的指標，但是由于行政管理效能評估機制的缺位，行政機構進行行政管理效能評估存在著不科學、不合理的現象。具體表現在：一是效能評估不及時，不能有效發現行政管理中出現的低效問題，不能及時對管理方案進行糾正和完善；二是效能評估不到位，不能評估到行政管理中的每個環節。評估了面上的工作，不能深入到點。或者正相反，評估了個別點上的工作，忽視了整個面的工作。

行政管理效能評估方法選擇的不恰當，往往是由于不能選擇成本一收益比最低的行政管理效能評估方法。為了更好地發揮行政管理效能評估的作用，就要提高行政機構科學決策的水平，就要設計更好的效能評估工作程序。以成本一收益為核心的績效評估可以為行政管理效能評估提供科學工具，有助于工作程序的科學化，有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能評估質量。通過成本一收益分析，一是對不同行政管理領域及相應行政管理效能評估的成本和收益進行比較，能選擇具有最高凈收益的行政管理效能評估的目標；二是對不同行政管理效能評估方法的成本一收益比較，能選擇行政管理成本最低、凈收益最高的行政管理效能評估方法。

二、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

成本一收益分析是指以貨幣單位為基礎對投入與產出進行估算和衡量的方法。它是一種計劃方案，是預先做出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任何一個單位在進行經濟活動時，都要考慮具體經濟行為在經濟價值上的得失，以便對投入與產出關系有一個盡可能科學的估計。成本一收益分析是一種量入為出的經濟理念，它要求對未來行動有預期目標，并對預期目標的幾率有所把握。經濟學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是一個普遍的方法。經濟學可以用它來研究各種條件下的行為與效果的關系，探究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將成本和收益的概念推而廣之，幾乎可以無所不包，其他社會科學也可運用它來分析人的行為。

本文作者：王曉娟陳金木王霽霞工作單位：北京科技大學

評估范圍地方水利法制建設的評估范圍包括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從橫向上看，與水利法制建設的外延相對應，地方水利法制建設的評估范圍包括水法規建設、水行政執法、水行政執法監督、水事糾紛調處、水利法制宣傳教育等方面。從縱向上看，考慮到地方水利法制建設是一個較廣泛的概念，地方既包括省級也包括地(市)、縣(區、市)級，而不同層級的地方水利法制建設工作重點不完全相同，如省級存在水法規建設工作，地(市)、縣(區、市)級的工作重點則是水行政執法、水行政執法監督等工作，為此，將地方水利法制建設的評估范圍確定為:以省級水行政主管部門的水利法制建設工作為主反映出的本省水利法制建設總體情況。同時，評估范圍不僅限于省級水行政主管部門的工作，也包括該省(自治區、直轄市)范圍內下級水利部門的工作情況。如，在考察江蘇省水行政執法工作時，雖然評估對象主要是江蘇省水利廳，但評估范圍應當包括江蘇省各級水利部門的執法工作總體情況。評估方法法制建設的評估起源于西方國家的法治指數理論與實踐。法治指數理論的核心內涵是將法治的主要內容用考核指標進行描述，并對每一個指標進行權重和量化，再用該套量化的指標體系對一個國家或地區進行考核與檢驗，最終得到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法治指數。法治指數理論的重要意義在于通過指標權重的賦予，將法治水平進行數量化考核，突破了之前法制建設難以量化的局限性。法治指數理論也成為西方國家和地區通用的法治水平評估方法①。我國對法制建設評估方法的借鑒經歷了對法治水平從定性到定量的轉變發展過程②，法治水平的量化評估方法已經成為目前的通行做法。地方水利法制建設評估也采用通用的量化評估方法，該方法包括以下具體步驟:首先是評估指標體系的構建。根據地方水利法制建設的內容框架，搭建目標層—準則層—指標層的指標體系，并根據每個指標的重要程度進行權重量化。其次是用構建出來的指標體系作為考核標準，采用地方自評與專家評估相結合的方式，分別為地方的水利法制建設打出量化分值。最后是結合自評與專家評估的結果，得出地方水利法制建設的最終評估分數，并確定地方水利法制建設水平。

評估指標體系是反映地方水利法制建設水平的測試標準，是全面了解地方水利法制真實發展水平的工具，也是中央制定有關地方水利政策與措施的重要基礎。因此，構建一套能夠真實反映地方水利法制建設全貌的科學的評估指標體系，是開展地方水利法制建設評估的關鍵。評估指標體系構建的基本方法已有的評估指標體系構建方法主要包括層次分析法③、系統動力學方法④等。本文選取法制建設評估體系建模中通用的層次分析法作為地方水利法制建設評估的綜合評價方法。層次分析法通過對一個復雜問題的層次化分析、排序，使之簡化明確，能夠統一處理綜合評價中的定性和定量因素，具有實用性、系統性、間接性等優點。在地方水利法制建設評估指標體系構建中運用層次分析法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建立起目標層、準則層、指標層三級遞階層次結構模型，其中目標層為地方水利法制建設的總目標;準則層依據地方水利法制建設的基本任務和內容，劃分出明確簡練的準則層指標;指標層結合已有的法制建設評估指標基本集，提煉法制建設評估共性，并考慮地方水利法制建設評估的特性，進行適當的篩選，最終選出代表性強和數據較易統計的指標。其次針對三級層次結構模型，根據已有資料對指標進行賦權量化。最終在得出的層次單排序以及層次總排序的結果上進行一致性檢查，得出地方水利法制建設的評估模型。評估指標體系構建的難點與解決思路評估指標體系主要包括兩大部分，一部分是目標層、準則層、指標層的確定。其中目標層與準則層比較明確，根據水利法制建設的基本內容進行確定，難點在于具體指標的選取。另一部分是指標選取之后權重的確定。因此，評估指標體系構建的難點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評估指標的選取水利法制建設涉及事項范圍廣、內容多，如何從眾多的水利法制建設指標中選取恰當的指標，體現出系統性、層次性、可操作性，并能夠反映我國水利法制建設的共性與個性，是地方水利法制建設評估指標體系構建的關鍵和難點。本文評估指標的選取思路大致如下:首先建立法制建設評估指標基本集。目前已有不少地方政府出臺了法制建設評估指標體系①，國務院的法治政府評估指標體系也已在行政系統內部進行征求意見②，這些已有的法制建設評估指標中的通用一級、二級指標，可以成為地方水利法制建設指標選取的基本集。其中國務院的法治政府評估指標體系具有較強的示范性和指導性，可以作為評價指標基本集的主要參考依據。其次在基本集的基礎上，根據以下三個原則對地方水利法制建設指標進行篩選:一是共性與個性相結合原則，既要充分注意各個地區水利立法、執法等方面的共性，又要充分考慮不同地區水利法制建設中的個性;二是全面分析與重點分析相結合原則，不僅需要對我國地方水利立法體系和執法體系等法制建設內容進行全面分析，而且需要對立法體系與執法體系等法制建設方面的重點內容進行重點分析;三是法制發展理想目標與可操作性相結合原則，所有的指標篩選都以實際調研為基礎，立足地方水利法制的實際發展水平，做到法制發展理想目標與地方法制建設實現可操作性緊密結合。最終，在篩選出的指標基礎上，征求相關專家的意見，確定地方水利法制建設的具體指標。評估指標權重的確定評估指標權重即每一項指標在具體的層次中所占據的比重，這是評估指標體系最終能夠得到量化評估結果的關鍵。如何通過評估指標權重來量化地方水利法制建設的真實水平，是整個評估指標體系建構的又一個難點。一般來說，法制建設中的評價指標權重的確定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只確定每一個指標在所在層級的比重，不直接計算該指標在整個指標體系中的比重;另一種是先對每一層級的指標進行賦值，最后再通過換算直接給出該指標在整個指標體系中的比重，即指標的無量綱化。本文采用第二種方式，在進行權重確定之后還要進行指標的無量綱化。在具體的指標賦值方法上，很多評估模型都采用專家打分法確定各個指標的權重。專家打分法是指通過匿名方式征詢有關專家的意見，對專家意見進行統計、處理、分析和歸納，客觀地綜合多數專家經驗與主觀判斷，對大量難以采用技術方法進行定量分析的因素做出合理估算，經過多輪意見征詢、反饋和調整后，對評估價值和價值可實現程度進行分析的方法。地方水利法制建設評估屬于法制建設評估，國務院法治政府評價指標體系對法制建設評估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和指導作用。因此，本文對指標權重問題的解決思路主要采用兩種方法:一個是參考同一指標在國務院法治政府評價指標體系中所占權重，另一個是根據該指標涉及的內容在地方水利法制建設中的重要性來確定。盡管水法規建設、水行政執法建設雖然在法治政府考評體系中同等重要，但從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門作為執法主體的性質來看，立法職能不是最重要的，水行政執法建設應當比立法工作占據份量更大，因此應賦予更大權重。而社會效果與公眾評價在法治政府建設指標體系中不是準則層，而是每一級準則層下設的指標層，在水利法制建設中單獨作為一個準則層，但考慮到這部分很難掌握客觀數據，它在整個準則層中的份量應當合理確定。至于其他具有地方特色和創新性的水利法治建設工作相當于加分項目，鼓勵創新，由于這部分不設具體的指標，評價起來客觀性會比較欠缺，因此，這部分分值應當偏低。根據水利法制建設不同領域和事項的重要程度，確定不同指標所占權重，最終完成無量綱化指標體系的量化評價。評估指標體系的具體構建在此前指標篩選、權重確定及無量綱化的基礎上，為了便于直觀比較，本文將地方水利法制建設評估總分設置為100分，具體評估指標體系初步構建如表1所列。

本文構建的地方水利法制建設評估指標體系，主要用于對省級水利法制建設總體情況進行評估時參考。實踐中，省級水行政主管部門對市(縣)級水利法制建設進行評估時，尚需要進行必要的變通，如適當減少水法規建設的權重，增加水行政執法的權重等。同時，該評估指標體系也有待于在實際開展評估過程中進行進一步修改完善。

【摘要】在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實踐中，評估主體認知理念的束縛、“穩評”立法的相對滯后、“穩評”中公眾參與和信息回應的掣肘、“穩評”第三方評估模式的發展困境等問題嚴重制約著權益引導與“穩評”實踐的匹配銜接。確立權益引導型的機制設計，應從四個方面入手，即幫助評估主體樹立科學的“穩評觀”，加快“穩評”立法建設步伐，完善公眾參與和信息回應機制，穩步發展“穩評”第三方評估模式。

【關鍵詞】“穩評”；權益引導；機制設計

進入21世紀，風險社會中的社會風險作為影響我國社會發展的一種力量開始滋生，其普遍性和擴散性帶動著社會抗風險體系的形成，也從新的角度和視野推動著社會結構的優化與完善。沿用這樣的邏輯思路，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以下簡稱“穩評”）作為創新政府治理模式的一種善治選擇十分契合風險治理的總體內涵，自始至終引導著公眾權益事項的生成、演進、發展和落實，推動著秩序行政向服務行政轉變。

一、權益引導融入“穩評”的必要性

2006年，四川省遂寧市在全國率先出臺了《重大事項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化解制度》。［1］伴隨著遂寧模式的推廣，全國多地形成了具有地方治理特色的實踐模式，圍繞著政策調整、機構改革、涉農事項等逐步形成了四川模式、江蘇模式、上海模式等。多地實踐模式的開展雖已成效斐然，但大多是相互借鑒學習與自我內部創新的產物，并沒有上升為一個總體性運作邏輯的機制設計。2012年，《關于建立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的指導意見（試行）》出臺，確立了評估范圍、評估主體、結果運用等具體事項。地方層面，《四川省社會穩定風險評估辦法》《重慶市社會穩定風險分類評估辦法》等地方“穩評”規范為地方實踐的開展提供了具體指導。經過多年發展，各地的“穩評”應用操作已為總體機制設計的形成提供了相對充足的土壤，也為地方探索自我運行模式和機制創新開拓了較為廣闊的空間。無論是決策的出臺還是項目的推行，維護和保障公眾合法權益應作為評價某一事項是否合理有效的主要指標，這也是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重要工作?！胺€評”的目的，就是對可能存在的社會風險進行及時關注和妥善處理，以充分尊重和保障公眾的合法權益，促使該決策或項目在推行后能帶來更長遠的社會效益。因而，權衡“穩評”的科學性和有效形成了較大的反差，盡管在一些評估過程中有信訪辦等主管部門工作人員在場，但其本身對評估事項缺乏足夠認識也會讓他們在和公眾溝通時很少闡釋與澄清。在具體的“穩評”過程中，基于公眾的認識層次差異和具體評估的操作差別，一旦同類事項的評估結果出現偏差，公眾在進行相互比對后就很容易產生心理落差。以權益引導、保障和維護為核心要素的“穩評”工作，離不開與公眾的有效對話。對話的關鍵，除了對事項的解釋說明和對民意的理解傾聽，還應重視對線上和線下信息的回應與謠言的破除。重大行政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往往因缺乏“數據證據”支撐而給評估主體和決策主體預留了可操作性空間。［4］行政權力對風險評估的不當干預，致使“評估為了績效”“評估做給上級看”“評估流于形式”等詬病不斷。公眾作為“穩評”中的確定型利益主體，他們才是評判程序是否合理、結果是否公正的主要評判角色。如果擬推行事項沒有充分得到公眾參與和信息反饋，評估結果就很容易偏離預期目標。尤其在公眾內部“意見領袖”的推波助瀾下，那些“服從整體者”會緊隨其后，與評估主體或決策主體展開壓力式、對抗式和威脅式對話，通過增加籌碼以提高自身利益獲取條件。實行第三方評估的出發點是為了提高評估效率，從深度和廣度上帶動公眾的參與積極性，集思廣益，促成重大事項決策更加科學合理。相比帶有封閉式特點的傳統評估模式，第三方評估的開展更能提高公眾的參與度，后者的聲音和意愿也更為洪亮和清晰。實踐中不難發現，第三方評估的專業化問題一直是限制其發展的短板?！胺€評”第三方機構在發展初期很少有專門從事風險評估業務或項目咨詢的，大多是兼職型或掛靠型，如環評機構、高?？蒲袡C構兼職從事。即便是專門的“穩評”公司，內部組成人員也呈現出專業人員數量少、綜合職業水平低、職業流動性大等缺點。雖然一些地方政府文件明確了第三方“穩評”人員應具備專業化水平，但并沒有充分的實質性要求和審查。追責機制的建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第三方評估機構草率評估和傾向評估的問題。當前，第三方“穩評”機構的責任追究制度尚未完全確立，多是零散表述于一些政府文件或工作會議中，未形成對第三方評估機構精確有效的外部監管。第三方機構的評估嚴謹度和科學度會存在較大自由發揮的空間，為了“自身經濟利益而草率評估”或“為評估合同相對方利益而傾向評估”的情況時有發生。以個人經濟利益為導向，在評估過程中也會存在壓縮流程甚至跳過必要評估程序的做法。目前，對第三方“穩評”機構的追責并不常態化，一是少有對第三方機構進行追責的情況發生，二是追責大多以領導口頭警告或批評等形式懲處，治標不治本的追責力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實質問題。

二、創新“穩評”權益引導機制的策略思考

研究內容

績效評估公平感即企業員工在績效評估過程中感知到的公平性，主要包含三個維度即程序公平、互動公平和分配公平等。組織承諾指員工對組織的認同程度，包括規范承諾、情感承諾和持續承諾。工作績效指員工的工作行為與結果，包括任務績效與關系績效。通過對調研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建立并驗證績效評估公平感對工作績效影響機制的假設模型。

理論模型

績效評估公平感對工作績效影響機制的理論基礎為公平理論。其主要理論有：（1）內容型公平理論；（2）過程型公平理論。通過公平理論可以得知員工會根據對公平的感知改變自己的工作績效，只有感知到付出與所得大致相當時才會感知到公平，因此提出如下假設：假設1：績效評估公平感對工作績效有直接正影響；假設1a：互動公平對工作績效的兩個維度有直接正影響；假設1b：程序公平對工作績效的兩個維度有直接正影響；假設1c：分配公平對工作績效的兩個維度有直接正影響。通過國內外學者對組織承諾的研究取得的理論成果分析可以提出如下假設：假設2：績效評估公平感對組織承諾有正影響；假設2a：互動公平對組織承諾的三個維度有正影響；假設2b：程序公平對組織承諾的三個維度有正影響；假設2c：分配公平對組織承諾的三個維度有正影響。通過國內外學者關于組織承諾與工作績效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分析可以提出如下假設：假設3：組織承諾對工作績效有正影響；假設3a：情感承諾對工作績效的兩個維度有正影響；假設3b：規范承諾對工作績效的兩個維度有正影響；假設3c：持續承諾對工作績效的兩個維度有正影響。結合上述假設，建立績效評估公平感與工作績效的影響機制模型。

績效評估公平感對工作績效影響機制的實證研究

1.量表設計。調研之前首先向有關專家進行了咨詢及對一些員工進行了深度訪談，根據反饋意見得知對量表全部題項都沒有產生歧義，因此采用如下量表進行預調研：（1）績效評估公平感量表；（2）組織承諾量表；（3）工作績效量表。

評估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基礎性工作。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8年6月修正的《實施＜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業務指南》①中，17次直接提及“評估”要求，包含遴選標準評估、援助評估、申報資料評估、保護計劃的評估、名錄除名評估、項目活動評估、方案影響評估、評估方面的國際合作、遺產現狀評估、素質教育作用評估、創收和可持續生活評估等，體現了評估工作的重要作用。從確認名錄到保護發展，評估貫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整個過程。自我國政府簽署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以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取得了長足進步，評估工作也日益獲得重視。如在2016年，原文化部組織開展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法貫徹落實情況檢查工作、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研培計劃”評估、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第三方評估等［1］，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起到了積極的監督和促進作用。在國際社會，評估工作被認為是一個組織、機構、地區乃至國家的決策狀況的反映，它體現了決策的績效與監督機制，反映了決策的可考核性與公開性。在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倫理原則》中曾明確指出，應對可能影響非物質文化遺產存續力或相關社區的任何行動所造成的影響進行仔細評估②。意味著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除了對文化本體和工作的評估，還應加強對相關行動造成影響的評估。根據新的國際社會發展趨勢，有必要重新審視評估機制的建設問題。此外，評估工作除了完成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傳承人的評定，實現了對工作的自查，對中國的文化生態還產生了哪些影響?通過分析我國的評估實踐，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和學科建設方面可以獲得什么學理思考?基于上述思考，結合我國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發展現狀，本文擬對評估的范疇、原則、標準、機制進行重新界定和思考，以期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起到促進作用。

一、評估的范疇與基本原則

(一)評估的范疇。評估可被視作按照一定的標準，對相關項目、方法、成果、人員等情況進行的專業評價。但應注意的是，評估不是一個單向度的工作，評估的結果實際上在評估者和評估對象的互動中產生。DawsonMunjeri提出，當人們賦予了傳統文化何種價值，將決定哪些文化表達形式屬于文化遺產，將如何保護①。隨著各級評估工作的展開，評估過程和結果還會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形成作用力，比如使遺產生成了新定義、新價值，傳承人產生新的影響力和生產力等。因此，全面的認知評估，意味著它不僅是人們按照一定標準對事物作出的評價，還涵蓋評價反向的實踐過程。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框架中，評估對象既包含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傳承人，也包含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執行者與工作，當然，還包含評估工作自身的再評估。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期報告制度就是“締約國履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定義務的一種跟蹤監測和綜合評估”［2］。所以，根據評估的內容，非物質文化遺產評估工作可分為名錄評估、傳承人評估、機構評估、計劃評估、政策評估、生產評估、評估自查;根據評估者的身份，可以分為自評和第三方評價;根據評估的時間，又可分為項目前評估、項目中評估、項目完成后評估。評估機制的建設不僅是全面地開展評估工作，還應進一步推進評估政策與評估機構的完善，從而使評估逐步系統性、規范化，更好地發揮鑒定和監督的作用。(二)評估的基本原則。評估應建立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框架內，因此，須遵循以下基本原則。1．動態原則。從歷時角度來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過程是一個持續演進的過程，所謂的“本真”只是相對概念。從共時角度看，認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程是一個傳承人與認知者的互動過程，時間、空間、人員等情況都會影響認知的結果。因此，要充分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動態特性，避免用僵化的觀念去約束評估的標準和方法。2．整體原則?！豆s》中確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包含知識、技能、文化場所等無形事物，這些無形財富或附著于具體的實物上，或只在社會實踐中出現，因此，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必須強調對特定文化社區的整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點決定了評估的特點，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評估需要從文化背景、社會結構去深入剖析，從總體上把握文化遺產的歷史、文化、藝術價值，把握局部與整體之間的聯系。3．相對原則。多樣性的民族文化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其內在價值不能用單一標準進行衡量。我們要把握的關鍵是，文化對于生成文化的族群的意義。此外，單一學科無法提供完整的評估指標，單一的評判指標無法與多元的價值觀念契合，因此，只有提倡跨學科合作，才能對保護對象進行綜合評價。評估工作的客觀公正體現于它的相對性特征，評估標準只能建立在一定歷史階段的認識的基礎上，建立在科學共同體達成基本共識的基礎上。4．獨立原則。評估者被要求保持立場的相對獨立。第一類是保持行使職能的獨立性以及經費、資源的獨立。這些評估者來自具有獨立職能的機構，與評估對象不存在從屬關系，也不存在人員交叉問題。如在日本，評估機構更多的屬于獨立的企業單位，政策、職能、經費方面獨立。第二類是來自內部的評估，應嚴格遵從職業、學術倫理，堅持立場的相對獨立，才能保證評估工作的客觀公正。

二、評估的指標、要素與標準體系

依循以上原則，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體系的評估標準。根據評估對象，可分為以下兩個類別。(一)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評估。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條例》(以下簡稱《代表作條例》)中確定了代表作評選的文化標準是:“具有特殊價值的非物質遺產的高度集中;從歷史、藝術、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或文學角度來看是具有特殊價值的民間和傳統文化表現形式”［3］。為了評估文化遺產的價值，《代表作條例》還為評審委員會進一步細化了下述評估標準:是否具有作為人類創作天才代表作的特殊價值;是否扎根于有關社區的文化傳統或文化史;是否能起到證明有關民族和文化群體的特性的作用，是否具有靈感和文化間交流之源泉以及密切不同民族和不同群體之間的關系的重要作用，以及目前對有關社區是否有文化和社會影響;是否杰出地運用了專門技能，是否發揮了技術才能;是否具有作為一種活的文化傳統之唯一見證的價值;是否因缺乏搶救和保護手段，或因迅速的變革進程，或因城市化，或因文化適應而有消失的危險。對于代表作與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評估，可依循《代表作條例》中確定的標準實施，但在實際工作中，我們還會遇到各種具體問題，比如主觀性和客觀性的問題、代表作的分類問題。價值評估標準容易陷入主觀視角的爭論，但評估需要強調可操作性，“實踐決定了它的生命力”［4］，因此，應該細化工作程序和評估指標，切實指導實踐過程，并在實踐驗證后進一步完善。評估標準可用定性和定量結合的方式，在定性標準方面，應依據上述代表作評選的文化標準建立共識性框架，同時容納個性準入機制;在定量方面，配合使用統計分析方法，獲得相對客觀的數據①。評估中的分類是一個需要達成共識的問題。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89年通過的《保護民間創作建議案》中提到，為了進行民間創作的鑒別，鼓勵建立民間創作標準化分類法，即編制民間創作分類總表、編制民間創作細目匯編、對民間創作進行地區分類，需要通過實地項目來進行。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分類工作具有極大的復雜性，建立分類體系是評估乃至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基礎，而進行分類實踐又是一項艱巨的工作。要認識的問題是，概念和邊界都只是人類認知事物的工具，由于社會背景、學科分界、事物自身的復雜特性等決定了無法形成絕對分類標準。在科學共同體一定階段的認知體系里，可以構建一個相對分類標準，但應根據文化遺產的變化和新的認知不斷更新。(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評估。除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評估，我們還應當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評估標準體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總體成果框架》［5］(以下簡稱“總體成果框架”)的出發點是衡量《公約》對各級影響的工具，從該框架所列8個主題領域26項核心指標86項評估因素來看，是當前較為全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評估標準?？蚣芊譃橹黝}領域、核心指標、評估要素三個層次。8個主題領域分別是:機構和人員能力、傳承和教育、清單編制和研究、政策法規和行政措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作用及其在社會中的保護、提高認識、社區群體和個人以及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參與、國際參與。以第3個主題領域“清單編制和研究”為例，核心指標有4項，包含清單體現多樣性和促進保護的程度、清單編制過程具有包容性、研究和建檔促進保護的程度、成果用于增強決策和促進保護的程度。而核心指標又下分多項評估要素。以核心指標“清單體現多樣性和促進保護的程度”為例，包含已確立或修訂清單編制系統、清單體現多樣性并促進保護、已更新清單并體現存續力、為獲取清單創造條件并尊重習俗做法4項評估要素。這樣的框架對保護工作的清單編制、政策、機構人員、社會參與、國際合作等方面都進行了標準化梳理，并分層列舉了評估要素，呈現了較為完整的評估結構。但部分評估要素還是宏觀評判標準，在具體的操作中還有一定難度，在實際工作中分解目標、量化指標是評估工作的難點。從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進行評估的角度出發，可設定如下指標:(1)政策指標:是否符合聯合國公約、國家政策和相關保護工作的規章制度。(2)績效指標:產出和成果的類型，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原定目標，以及與目標之間的距離。(3)效率指標:該保護工作是否以較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產出。(4)影響指標:該保護工作正面和負面的影響，近期和遠期的影響，對人文環境、自然環境的影響。(5)創新指標:從創新的角度考察保護工作的創新意識和方式。(6)公平性指標:該保護工作實施后導致的有關資源、利益、成本公平分配的狀況。將以上指標結合《總體成果框架》中的標準設定評分數值，從而實現評估的量化作用。在一級指標下設定二級指標，在具體方案中調整實施。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評估機制的建設

一、電子績效評估的內涵

近年來，我國電子政務建設累計已經投入了大量資金，非常有必要開展績效評估。電子政務績效評估是指以根據國家、省、市相關文件精神制定的指標體系為基礎，按照一定的程序，運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對一定期間電子政務建設過程表現及成效進行客觀、公正、準確的綜合評判。我國目前的電子政務績效評估主要有五種類型：政府網站績效評估、財政支出項目績效評估、電子政務系統績效評估、電子政務發展水平評價以及電子政務綜合績效評估。從電子政務績效評估的主體來劃分，可以分為三類：外部評估、內部評估和內外部相結合的綜合評估。其中發達國家開展的電子政務績效評估多為前兩種類型，內外部相結合的評估模式通過將上級領導部門監管、第三方專業機構和公眾監督相結合，因此更適合向市場經濟轉型期間的我國國情。我國的電子政務績效評估側重在政府網站，評估指標體系各不相同，需要在不同組織層次問操作?？茖W的電子績效評估包含八方面的要求：體系科學、高度透明、統一口徑、能夠比較、時間平衡、競爭平衡、評估及時、廣泛支持。

二、推行電子績效評估的必要性分析

我國的電子政務建設始于2()世紀80年代中后期，從總體上來看，經歷了“以辦公自動化建設為核心”、“以行政監督為核心”和“以公共服務為核心”等三個階段，并取得了階段性的建設成果。學術界從上世紀9O年代初開始研究政府績效評估，從總體上看，我國電子政務績效評估的研究還很薄弱，還存在不少問題。一是評估內容過度關注政府網站外部績效，很少有深入電子政務內部績效方面的理論研究或評估實踐。二是在電子政務績效的整體構成上沒有形成統一認識，各有偏重。三是在績效指標的選取上，缺少嚴密的邏輯層次關系，使得指標所包含的信息出現重復或遺漏。四是在研究過程中，直接引用國外的模型或做法，對國外的制度背景研究不夠透徹而產生副作用。五是研究過程中，重電子政務績效，輕政務績效，以研究評估“電子”為主，指標研究多是技術性指標為主，很少真正對“政務”方面的評估進行研究。

合理的電子績效評估可以是領導干部產生內在的激勵，在深層次上解決一些現實問題。比如，電子政務績效目標體系是一套實施電子政務的指導綱要，它可以消除決策者許多模糊的、錯誤的觀念，加強其在電子政務實施過程中的領導力；其次，明確的績效目標約束將成為優化政務流程的原動力，從而有效推動相關的制度建沒，以結果為本優化政務流程；再次，明確的電子政務績效目標可以增強成本意識，保護既有投資。在現實中我們很容易估算出電子政務的投入，但是對其產出和取得的效益往往無法估量。電子政務的績效評估可以量化這種產出和成效，給出投入產出比；同時成本控制本身也是績效的組成部分。

三、完善電子績效評估的構想

今年以來，針對食品監管過程中存在的針對性不強、全程掌控性不足等問題，市工商局創新工作方法，探索推行了食品監管“評估制”工作法，通過對監管人員、經營主體和食品類別進行評估，使食品安全監管工作效能得到顯著提升，食品安全監管工作更加科學性和系統化。

一、創新三項機制，構建食品監管“評估制”基本框架

（一）建立監管人員能力評估機制。結合食品監管實際，制定了《市工商局食品監管能力評估辦法》，通過能力測試、明察暗訪和案卷規范性評比等方式對監管者的食品監管進行評估，重點評估監管人員的食品經營違法行為識別和調查處理能力、食品安全知識溝通指導能力、日常監管的痕跡固定能力以及應對突發事件的調度能力等，對每個基層食品監管人員的監管能力給出評價等次，出具《食品監管能力評估意見書》，詳細指出不足，提出建議和要求，激發了干部工作熱情和自我素質提高的緊迫性，促進監管能力的提升。

（二）建立經營主體規范評估機制。完善了食品經營主體數據庫，保證數據庫及時更新、準確無誤，并制作了《流通環節食品經營主體分類監管評分表》，內容包含評估項目、分值等，依據食品經營者主體資格、誠信情況、自律制度、監管記錄和日常經營行為檢查結果對轄區食品經營主體進行評估分類，劃分為A、B、C三個等級，A級為最高級別，C級為最低級別，建立了《食品經營者規范等級檔案》，實行按風險度監管，對A級經營戶，工商部門將予以重點扶持，對C級經營戶實行重點監管。截至目前，已基本完成對全市2700個食品主體的經營規范行為全程信用監管評價。

（三）建立食品類別風險評估機制。由市局消保科牽頭組織各基層工商所食品監管人員收集轄區食品類別信息，依據食品風險評估標準確定本轄區風險等級食品名錄。根據消費者投訴、食品的保質期限、品牌信譽等因素對食品風險進行評估，將保質期短、易含非法添加劑、易變質和受環境衛生污染的生鮮食品、乳制品等列為高風險，將保質期相對適中、包裝相對松散的散裝食品列為一般風險，將保質期長、包裝嚴實、可貯藏和不易受污染的預包裝食品列為低風險等三個風險等級，對同一經營者經銷不同風險等級的食品，重點檢查乳制品等高風險食品。

二、突出三個環節，確保食品監管“評估制”取得實效

摘要：節能減排既是國家生態建設的組成部分，也是企業自身發展的需要，隨著通信業發展電信企業逐漸成為用電大戶，開展節能減排工作已經成為降低企業成本提高經營效益的一條重要途徑。而評估這些節能技術的優劣，又成為節能減排工作中的重點。該文以新疆通信行業節能減排為例，針對性的闡述了本地區節能減排工作的開展實施。

關鍵字：節能減排;通信行業;前評估;后評價

2016年全國“兩會”恰逢“十三五”的開局之年，作為“十三五”的重要板塊，節能減排行業關注度持續上升，新疆通信行業作為行業內的一個重要部門，如何推進本地區節能減排產業的發展，促進節能減排工作有效實施，成為工作中的重中重。自2007年以來，各電信企業就先后將節能減排工作納入生產管理的內容，取得一定的成效。對各電信企業來說節能減排工作是以節能為主，不斷降低能耗占收入的比例，而能耗的有效降低，則需要全方面的評估勘測。

1節能減排現狀分析

節能，從微觀說主要包括技術節能、管理節能兩個方面。技術節能，主要包括技術改造，推廣新能源包括風能、太陽能的應用；IDC機房和基站降溫技術等。管理節能包括杜絕浪費的管理、技術改造項目的管理、對科技人員創新節能減排工作的激勵政策等。1.1從技術節能方面看，主要在地域、場景、節能設備性能的不同因地制宜上存在不足。(1)在地域上，新疆的北疆地區風源較充沛，較適合風能利用，而南疆部分地區風源充沛、沙塵也多，而沙塵對風機壽命影響較大；相反，南疆的太陽能較充沛，較適合利用太陽能；有的地域太陽能、風能均較豐富還要解決風能、光能應用轉換，實現風光互補。(2)在場景上，主要是針對IDC機房和基站的室溫調控的應用。室溫調控可采用精確送風、智能新風系統、智能換熱系統三種技術。還可對若干機房進行基礎設施建設與改造，利用新疆得天獨厚的天氣，尤其是北疆，秋冬季可以利用自然冷源，實現地板下通風。對數據應用初期的機房地板的拆除改造，同時失去了利用自然通風降溫的功能。建議在可能的條件下，盡量多利用自然風源、冷源實現綠色IDC和綠色基站。(3)在節能設備性能上看，各種節能產品種類很多，但也有良莠不齊的問題、適應性功能不能滿足特殊地域、場景條件的問題。比如一般的風機可能對沙塵浸蝕的防范性能不足，有的電池組對溫差變化設置范圍較窄，各單位在選購時不應僅根據產品說明書來決定，還須考慮應用的實際條件，建議對相關設備在決定購置前進行必要的測試。(4)節能減排使用的技術是多方面的。除精確送風、智能新風、智能換熱技術外，尚有逆變電源技術、空調添加劑技術、電源直流遠供技術、根據任務對設備運行要求有無自動關閉、開啟技術、變壓器降容技術等。1.2管理節能方面，從國家層面看，主要是對節能減排的政策支持，從企業層面看，主要是需要提升對節能減排項目的管理，建立對創新活動的激勵機制。

2建立節能減排投資（改造）項目前評估、后評價的依據

各市人事局，省直有關單位：

為加強境外培訓工作管理，提高培訓質量和效益，根據國家外國專家局《國（境）外培訓渠道管理暫行辦法》及實施細則（外專發〔**〕4號、88號）等有關文件精神，結合我省實際，就建立境外培訓機構（以下簡稱機構）與境外培訓團組（以下簡稱團組）雙向評估機制提出如下意見。

一、評估應遵循的原則

堅持實事求是，注重客觀公正；堅持質量第一，注重培訓實效；堅持溝通協調，注重平等和諧。

二、評估的范圍

1、承擔我省境外培訓任務的所有機構，包括在國家外國專家局《境外培訓機構名冊》上選用的，組團單位根據培訓內容自行聯系的國（境）外政府部門、公益團體、國際組織和知名企業、大學，以及經國家外國專家局批準選用的其他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