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總量范文10篇

1999年下半年面對日益顯現的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乏力、貨幣政策連續啟動無效狀況，中央果斷實施了積極財政政策，通過增發國債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利用政府投資擴張來確保經濟快速增長無疑是正確的選擇，因為出口需求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難以大幅度增加，消費需求由于居民收入增長緩慢、收入預期看淡、體制變遷引起的支出預期增加等因素影響在當前很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同時財政投資擴張在保證需求總量擴張的情況下注重了結構調整，對緩解基礎產業的瓶頸約束和以后的經濟持續增長有著重要的作用。經濟運行實踐表明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為實現政府確定經濟增長目標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也出現了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景象，即財政投資擴張只帶動國有部門投資大幅增長，而民間投資沒有相應跟進。財政相對大規模投資擴張本想起著先導作用，帶動社會投資，但國有投資和民間投資異步前進局面的出現從另一方面說明財政政策的投資擴張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今年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目前重新認識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保證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有效地帶動社會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財政政策調節投資總量的作用過程

從理論上說，當總需求不足時，一般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財政政策的運用可以從收入和支出入手，通過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響消費、投資，擴大總需求，以達到供求平衡?？梢姡斦邔ν顿Y總量的調節是通過財政收入和支出兩方面來實現的。收入方面對投資總量的調節主要是減稅和稅收優惠。通過減稅和稅收優惠可以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和企業利潤，增強了他們的投資能力，擴大其投資需求，從而增加投資總量。支出方面對投資總量的影響首先表現為財政自身的投資支出，這項支出規模占總投資比重的大小決定了對投資總量的影響程度；其次財政投資的帶動效應，通過財政投資帶動其他投資主體的介入，進而引起其他經濟主體的投資擴張來影響投資總量。可見，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作用過程如下：政投資支出增加財政支出帶動社會投資增加財政政策的運用投資總量的擴大減稅和稅收優惠社會投資能力增強，投資增加當然，確保財政政策能夠有效地影響投資總量需要滿足一系列的約束條件，一是啟用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行大規模的財政投資要有充裕的財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內使用，不能指望長期通過無節制發債、大規模減稅、擴大赤字規模來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和國際經驗一再表明，持續較大規模的財政赤字是引發通貨膨脹和造成本幣幣值不穩定的重要因素，我們應從中吸取教訓。二是在國家財力有限、財政投資不足的情況下，如果財政投資帶動社會投資效應不明顯，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影響效果必定大打折扣。當今各國財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給，財政直接投資的份額在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不可能占據主導地位，財政的直接投資關鍵在于帶動社會投資，進而擴大有效需求，促進經濟增長。三是財政投資擴張要避免對其他社會投資主體投資的“擠出效應”。

二、積極財政政策在影響投資總量中存在的問題

從1998年下半年我國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其主要內容是通過增發國債，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確保了近兩年經濟增長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與此同時，財政投資擴張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

1.受國家財力約束，財政投資支出在總投資的比重過低，對投資總量影響作用甚微。改革開放以來，財政困境日益加重，滿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設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幾年來，財政基本建設支出在財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設支出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別為3.7%、3.9%、3.9%、4.0%?。1998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增發的1000億元國債用于基礎設施投資也只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3.5％?？梢姡斦窘ㄔO支出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很低，即使在短期內可以通過增發國債、增收節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資，但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不會很大。

1998年下半年面對日益顯現的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乏力、貨幣政策連續啟動無效狀況，中央果斷實施了積極財政政策，通過增發國債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利用政府投資擴張來確保經濟快速增長無疑是正確的選擇，因為出口需求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難以大幅度增加，消費需求由于居民收入增長緩慢、收入預期看淡、體制變遷引起的支出預期增加等因素影響在當前很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同時財政投資擴張在保證需求總量擴張的情況下注重了結構調整，對緩解基礎產業的瓶頸約束和以后的經濟持續增長有著重要的作用。經濟運行實踐表明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為實現政府確定經濟增長目標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也出現了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景象，即財政投資擴張只帶動國有部門投資大幅增長，而民間投資沒有相應跟進。財政相對大規模投資擴張本想起著先導作用，帶動社會投資，但國有投資和民間投資異步前進局面的出現從另一方面說明財政政策的投資擴張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今年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目前重新認識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保證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有效地帶動社會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財政政策調節投資總量的作用過程

從理論上說，當總需求不足時，一般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財政政策的運用可以從收入和支出入手，通過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響消費、投資，擴大總需求，以達到供求平衡?？梢姡斦邔ν顿Y總量的調節是通過財政收入和支出兩方面來實現的。收入方面對投資總量的調節主要是減稅和稅收優惠。通過減稅和稅收優惠可以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和企業利潤，增強了他們的投資能力，擴大其投資需求，從而增加投資總量。支出方面對投資總量的影響首先表現為財政自身的投資支出，這項支出規模占總投資比重的大小決定了對投資總量的影響程度；其次財政投資的帶動效應，通過財政投資帶動其他投資主體的介入，進而引起其他經濟主體的投資擴張來影響投資總量。可見，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作用過程如下：政投資支出增加財政支出帶動社會投資增加財政政策的運用投資總量的擴大減稅和稅收優惠社會投資能力增強，投資增加當然，確保財政政策能夠有效地影響投資總量需要滿足一系列的約束條件，一是啟用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行大規模的財政投資要有充裕的財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內使用，不能指望長期通過無節制發債、大規模減稅、擴大赤字規模來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和國際經驗一再表明，持續較大規模的財政赤字是引發通貨膨脹和造成本幣幣值不穩定的重要因素，我們應從中吸取教訓。二是在國家財力有限、財政投資不足的情況下，如果財政投資帶動社會投資效應不明顯，財政政策對投資總量的影響效果必定大打折扣。當今各國財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給，財政直接投資的份額在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不可能占據主導地位，財政的直接投資關鍵在于帶動社會投資，進而擴大有效需求，促進經濟增長。三是財政投資擴張要避免對其他社會投資主體投資的“擠出效應”。

二、積極財政政策在影響投資總量中存在的問題

從1998年下半年我國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其主要內容是通過增發國債，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確保了近兩年經濟增長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與此同時，財政投資擴張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表現為：

1.受國家財力約束，財政投資支出在總投資的比重過低，對投資總量影響作用甚微。改革開放以來，財政困境日益加重，滿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設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幾年來，財政基本建設支出在財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設支出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別為3.7%、3.9%、3.9%、4.0%？。1998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增發的1000億元國債用于基礎設施投資也只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3.5％。可見，財政基本建設支出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很低，即使在短期內可以通過增發國債、增收節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資，但對投資總量的影響不會很大。

同志們：

大家上午好！全省統計工作會議剛剛落下帷幕，我們就立即召開全省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制度改革推進會議，并且請各市局分管局長參加會議，可見會議之重要，任務之緊迫。這次會議是經省局黨組研究同意召開的，會議的主要任務是貫徹全省統計工作會議精神和全國建設領域四季度數據聯審會議精神，統一思想，堅定不移地做好固定資產投資統計起報點的提高和年投資基數調整工作。下面我結合全省統計工作會議精神和全國建設領域四季度數據聯審會議精神，著重就推進投資統計制度改革，講幾點意見，供大家參考。

一、承前啟后，投資統計工作將面臨新挑戰

年是我省十一五發展規劃的收官之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堅強領導下，全省上下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凝心聚力，攻堅克難，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奮力推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不僅圓滿完成了全年的目標任務，也使全省十一五規劃目標劃上了圓滿句號。在已經過去的五年中，我省經濟發展實現重大跨越，綜合實力明顯提升，地區生產總值由2005年的5350.2億元增加到去年的12263.4億元，連續跨越7個千億元臺階，年均增速達13.4%；工業增速連續5年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工業化率由34.3%提升到43.7%；城鎮化建設穩步推進，城鎮化率由35.5%提高到42.1%以上。取得這樣的輝煌成就，離不開投資的巨大拉動作用，五年間，我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完成36990億元，年均增長37.3%,是改革開放以來投入最大的時期，也就是說，作為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一的固定資產投資，在增強全省經濟發展后勁、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促進社會事業全面進步、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步伐等方面，發揮著巨大的推動和引擎作用，這一點毋容置疑。

目前，我省已經進入十二五的開局之年，已經站在繼往開來新的歷史起點上，正在邁入一個大有可為的黃金發展期，正處在全面轉型，加速崛起，興皖富民的重要時期，各地都在緊緊抓住國家促進中部崛起和擴大內需的戰略機遇，積極貫徹全省經濟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人大四次會議精神，力爭在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開好頭，起好步。由此可以預見，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合蕪蚌綜合試驗區和技術創新工程試點省建設將大力推進，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鎮化進程將進一步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對外開放合作也將加快步伐，基礎設施建設將繼續加大力度，社會事業的發展將更加給力。在這種萬馬奔騰、你追我趕，承前啟后的發展時期，各地抓項目建設的力度不會減，擴大投資規模的勢頭不會弱，各級黨政領導對固定資產投資統計數據的關注度不會低，對投資數據的需求不會少。我們各級統計部門和從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的同志，也將面臨著更高的要求，更大的壓力，更新的考驗，更嚴峻的挑戰。這就要求我們大家認清形勢，振奮精神，充分準備，迎接挑戰，切實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以科學嚴謹的工作作風、實事求實的統計理念，做好投資統計工作，提高投資統計數據質量，更好地為黨政領導決策提供優質服務。

二、統一思想，充分認識投資基數調整的必要性

一、上海服務業利用FDI的現狀分析

1.服務業利用FDI的總量變動分析

從總量變動看,2001年～2008年,上海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呈逐年上升之勢,2001年為17.24億美元,2008年為68.35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18.79%(見表1)。

2.服務業FDI占FDI總量的比重變化與貢獻分析

2001年～2008年,上海服務業實際利用FDI占FDI總額的比重,由2001年的39.25%上升到2008年的67.78%(見表2),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占利用外資的比例總體上為55.67%。進入2003年以來,這一比例大幅提升,尤其是2007和2008年,比重達到了60%以上,這與全球性的FDI流向服務業的趨勢相符。

為了分析服務業FDI對FDI總量的貢獻,應該計算FDI總量增長速度,服務業FDI貢獻度和服務業FDI貢獻率。

本文認為，在我國當前條件下，由于利息率變動對投資量變動的影響微弱，利息率調整在宏觀經濟調節中的作用具有局限性，所以有必要把對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率的控制，以及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作為宏觀經濟調節中的主要手段。本文還認為，當前由于利息率變動對儲蓄變動的影響較大，因此可以采取調整存款利息率的方式來影響消費與儲蓄之間的比例；但考慮到消費基金總量的增長可能來自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增長，這樣，存款利息率對消費基金總量的影響仍然是有限的。要控制消費基金，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仍然是主要的金融手段。

作者厲以寧，1930年生，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

本文的中心論點是：我國現階段，在運用金融手段對宏觀經濟進行調節中，利息率作用是不大的。這既有體制方面的原因，也與當前條件下利息率與投資，儲蓄，與消費三者之間的關系的特點緊密相連。本文不準備討論體制方面的原因，而專就利息率投資、儲蓄、消費的關系作一些分析。

一

在現代凱恩斯主義的某些代表人物有關宏觀經濟調節的理論中，假定投資有較大的利息彈性，而消費(連同儲蓄)則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低的利息彈性。這些假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F代資本主義國家通過中央銀行調整利息率對經濟的調節，也往往以這些假定作為制定具體措施的出發點。然而在當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中，卻很可能與此相反，即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低的利息彈性，而消費（連同儲蓄)卻有較大的利息彈性。如果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投資的利息彈性較低，那么銀行提高對生產單位放款的利息率，就不大可能起到緊縮投資，從而使總需求減少的作用；或者，想要通過利息率的調整來調整投資額，就要使利息率有較大幅度的升降。利息率升降的幅度與投資調整的幅度是不相稱的。如果消費(連同儲蓄)有較大的利息彈性，那么銀行想要通過利息率的調整來刺激總需求或壓縮總需求的話，就可以通過居民儲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來做到這一點。因此，很有必要對我國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投資只有低利息彈性)和消費(連同儲蓄)有較大利息彈性的主要原因進行探討。

投資之所以缺乏利息彈性，無疑有經濟體制方面的原因。假定企業并未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企業不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那么利息率的調整和企業的利息費用的變動不可能成為調節企業投資額的重要因素。但我在這里不準備就體制方面的問題展開論述。我想要探討的是體制以外的原因。比如說，如果實行體制改革以后全民所有制企業成了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投資是否不再缺乏利息彈性或投資的利息彈性就會立即變得較大了呢?看來未必如此。這是因為，在一個可供信貸的資金總量有限，而企業又幾乎普遍地迫切需要增加投資，以改造舊技術、舊設備，購買新技術、新設備的環境中，對企業來說，首先考慮的是能不能取得銀行的貸款。至于需要為這些貸款支付多少利息，以及由此而付出的利息費用是否會成為企業的過重的負擔等等，則是次要的問題。假定企業認識到利息率的上升會使企業成本增大，從而會影響企業產品的銷售的話，那么企業很可能主要采取這樣的對策，即加速企業資金的周轉，降低生產資源偽消耗，改進產品的質量，增加產品的花色品種等等；但企業是不愿放棄可以取得信貸的機會，而減少投資的。這種情形在集體所有制企業，個體工商業戶、農村專業戶等自負盈虧的單位對待銀行貸款和利息率的態度上，則反映得比較明顯。所以說，在我國現階段，即使通過體制改革，使全民所有制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但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投資仍然可能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較低的利息彈性。沒有理由認為投資的利息彈性會發生重大的變化。當然，這是把全民所有制企業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的，并不排斥這一現象的存在，即少數全民所有制企業會把利息率的變動當作企業投資決策中的首要，因素，或比較重視企業的利息費用的增減。

一、引言

林業投資問題是林業經濟增長的基本問題之一。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學者針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分別對林業資金的特征、林業資金結構和使用效率、林業投資與林業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宏觀投資體制改革條件下的林業投資體制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批很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曲折(1989)認為森林資源再生周期長、投入多、效益低下等特點構成了林業投資與林業經濟增長的矛盾;李開平(1988)認為林業的發展需要長期的不斷投入的資金來源,林業只有高投入才能高產出;張大紅(1995)以及廖士義、陳建(1997)認為中國林業發展存在投入總量不足、投入結構不合理、投入的利用效率低等問題;田國強(1995)對中國林業經濟增長問題作了具有重要價值的研究,第一次對建國以來至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中國林業經濟增長和投資結構作了比較系統的分析;張彩虹(1997,2001)對中國林業投資與林業經濟增長問題進行了更進一步的研究;劉國成(2002)研究了公共財政體制下的林業投資體制改革問題;謝志忠(2001)、田治威和麥家松(1994)研究了林業資金市場化運營問題。而此后類似研究就鮮見了。本文作為上述研究的延伸和深化,以1950—2005年相關統計數據為主要依據,對我國林業投資機制生成機理和規模變遷進行數量分析,對營林投資的森林資源發展績效進行初步評價,并結合林業投資相關問題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林業投資性質與投資機制轉變

(一)林業投資性質、機制及挑戰

林業投資指投入林業的各種資財和要素的價值量。林業作為具有基礎產業和社會公益事業性質的綜合行業,決定了林業投資具有產業性和生態性雙重屬性。從三次產業分類和森林客觀功能分類角度理解,林業產業性投資主要是促進和支持林業第二、三產業即森工產業和林業服務業的資金投入;從廣義上理解,生態性投資則主要是促進和支持林業第一產業即營林資金投入,而營林投資中的林業生態建設工程投資則屬于狹義上的生態性林業投資。在進入市場經濟時期,我國林業投資方向發生了深刻變化,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生態性投資日益成為我國政府財政支出的重點之一,且支持力度逐漸加大。從全國范圍來看,1993年前生態性林業工程投入中財政資金占重要地位,1993年后財政資金投入絕對量持續增長,增長速度年均20%,其他投資的增長速度25%。林業生態性投資財政機制的轉變,為我國林業主導功能由產業型向公益事業型轉變提供了相對寬松的發展環境;同時,受國家財政總量供給結構非均衡性影響,生態林業建設資金面臨來自不同行業和不同領域的競爭,林業生態性資金總量需求和結構性供給矛盾突出,林業生態性財政資金投入占國家公共財政投入總量比例增長乏力。以“三北”防護林為例,根據國家林業局統計,截至2000年底,“三北”工程建設共完成投資72•67億元(不含群眾投工投勞),為規劃投入的87•99%,其中國家投資37•69億元,占實際投資的51•9%。而根據估算,“三北”建設1970—2000年的第一階段三期工程群眾人工造林用工量合計折合約439•57億元,遠遠高于國家投入資金的水平;1991—1997年,國家預算投入在林業重點工程總投資中的比重下降了55•4%;盡管1999年國家相繼啟動了包括天然林資源保護、退耕還林等重點生態建設工程,財政對生態林業的投入呈現出跳躍性增長,但仍集中在工程建設上,而投向后續管護的資金比例很低,資金結構性短缺問題仍然未有效解決。因此,在新的國家公共財政支出體制下,林業生態投入資金籌措還面臨著諸多挑戰。

(二)林業生態性投資機制的形成與發展

第一條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確保實現“十一五”期間節能減排目標，根據《國務院關于加強節能工作的決定》、《浙江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強節能降耗工作的通知》和《浙江省環境污染監督管理辦法》的精神，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結合我市實際，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適用于在本市行政區域內新建、改建、擴建的水泥熟料、鋼鐵、玻璃、印染、電力、造紙、化工、電鍍、有色金屬冶煉項目、年綜合能耗2000噸標準煤（或年電耗300萬千瓦時）以上或年耗水15萬噸以上的各行業、以及其它需要聯合審查的工業投資項目（含內外資，以下簡稱項目）。

第三條建立市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合理用能與排污總量控制聯審協調工作小組，聯審協調工作小組由市政府、市發改委、市經委、市環保局和各縣區政府的分管領導組成，下設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合理用能與排污總量控制聯審辦公室（以下簡稱市聯審辦），辦公室設在市經委。

市聯審辦由與工業投資項目密切相關的部門業務骨干組成，負責日常具體事務，聯審工作協調小組負責重大項目的決策。

第四條符合審查范圍內的項目，業主在申請項目報批、核準或備案時，應提交合理用能與排污總量控制專篇。合理用能與排污總量控制專篇應包含以下內容：

（一）項目概況；

上半年，我縣固定資產投資總量和增速與全縣28個二類縣以及市內其他縣區比較，總量偏小、增速偏低。為查找其中原因，縣統計局于7月中旬組織三個組，在全縣范圍內進行了一次專題調研，對所有50萬元以上的投資項目進行了全面摸排。現將本次調研結果匯報如下：

一、全縣固定資產投資總體運行情況

上半年，全縣固定資產施工項目186個，比去年同期多32個，增長20.8%；完成投資額114750萬元，同比增長60.1%。其中城鎮固定資產投資100060萬元，占總量的87.2%，同比增長59.0%，農村非農戶投資14690萬元，占總量的12.8%，同比增長67.6%。按產業分：第一產業投資較少，上半年完成投資2050萬元，占總量的1.8%，同比增長12.6%；第二產業完成投資59210萬元，占總量的51.6%，同比增長74.9%，其中工業性投資56500萬元，所占比重為49.2%，同比增長66.9%；第三產業完成投資53490萬元，所占比重為46.6%，同比增長56.9%，其中房地產投資完成14000萬元，同比增長102.9%。

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的特點是：

1、工業性投資增長較快。上半年完成工業性投資56500萬元，同比增長66.9%。在工業性投資中，制造業完成投資51290萬元，占工業投資的91%，其中中能安馳汽車項目完成投資23000萬元，占全縣總量的20%，占工業投資的40.7%；金冠面粉項目完成投資2800萬元，恒瑞面粉完成投資1800萬元，許疃煤礦完成投資1700萬元。

2、大項目是拉動投資增長的重要原因。在186個投資項目中，今年完成億元以上的項目1家，5000萬元以上項目2家，分別是安馳汽車產業、移動公司G網工程建設和工業園區征地及基礎設施建設，分別完成投資23000萬元、9400萬元、7000萬元。完成500萬元及以上項目21家，累計完成投資34310萬元，占全縣投資額的30%。

為切實加強節能工作，保證全面完成“十一五”節能目標任務，根據《市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節能評估和審查辦法》有關規定，結合我區實際，現就進一步加強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節能評估和審查工作，提出如下意見：

一、充分認識加強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節能評估和審查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節能評估和審查是加強節能工作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對我區合理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從源頭上杜絕能源浪費和能耗總量的過快增長，以及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都具有重要意義，是實施節能降耗源頭調控的第一關。2011—2012年，市政府下達給我區的新增能源消費總量為208.6萬噸標準煤，到2012年底含齊魯石化和華能電廠在內全區耗能總量不能超過1634.47萬噸標準煤。據統計，今年上半年全區新增能耗量就達93.8萬噸標準煤，下半年新增能耗空間非常小，不利于“十一五”節能目標任務的全面實現。就當前形勢分析，“十二五”期間國家將繼續實行區域能源消費總量收緊政策，新增能源消費的空間越來越小。因此，加強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節能評估和審查工作，從源頭上嚴格控制能耗總量和高耗能行業的過快增長勢在必行，刻不容緩。

二、嚴格執行節能評估和審查程序

（一）建立能耗預審制度

從2012年下半年起，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必須首先執行能耗狀況預審查程序。企業將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能耗狀況核查申請（各一式三份）等書面材料報區節能減排和淘汰落后工作指揮部辦公室。指揮部辦公室將聯合有關部門和專家組成節能專項審查組，對項目的能源利用狀況及能耗指標進行預審核查，經核實能耗符合要求后，報請區政府批準再進行項目節能評估審查的其它程序。

【摘要】本文主要談了貨幣資金運行(政策)的傳導機制和影響貸款渠道發揮作用,從而制約宏觀金融效率的因素以及貨幣政策時滯與宏觀金融效率等問題。

【關鍵詞】貨幣資金政策金融

一、貨幣資金運行(政策)的傳導機制

從傳導機制的角度看,貨幣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能夠高效率地調節貨幣供應量以促使最終支出和名義收入等最終目標逐步達到均衡,取決于傳導機制是否順暢。所謂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指從貨幣管理當局確定貨幣政策后,現實地進行操作開始,到實現其預期目的之間,所經過的各種中間環節相互之間的有機聯系及其因果關系的總和。理論上,貨幣政策通過四條途徑進行傳導。下面就利率傳導渠道的運作方式分析其與宏觀金融效率的關系。

利率途徑一貫受到西方經濟學家,特別是凱恩斯主義者的重視。他們認為,在一定的流動性偏好下,貨幣沖擊通過改變資產市場的均衡,來影響消費意愿和投資支出,最后影響整個經濟的產出和價格。

凱恩斯認為金融市場的所有資產可以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貨幣,另一類是債券。人們在這兩類資產之間進行資產組合。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打破兩者之間的均衡,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利率的相應變化使金融領域重歸均衡;同時利率的變化會在真實領域里通過資本成本效應引致投資變化,再通過乘數效應導致社會總支出的更大變化,從而影響產出和價格。這一傳導機制的核心就是流動性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