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調節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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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在我國當前條件下，由于利息率變動對投資量變動的影響微弱，利息率調整在宏觀經濟調節中的作用具有局限性，所以有必要把對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率的控制，以及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作為宏觀經濟調節中的主要手段。本文還認為，當前由于利息率變動對儲蓄變動的影響較大，因此可以采取調整存款利息率的方式來影響消費與儲蓄之間的比例；但考慮到消費基金總量的增長可能來自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增長，這樣，存款利息率對消費基金總量的影響仍然是有限的。要控制消費基金，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仍然是主要的金融手段。

作者厲以寧，1930年生，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

本文的中心論點是：我國現階段，在運用金融手段對宏觀經濟進行調節中，利息率作用是不大的。這既有體制方面的原因，也與當前條件下利息率與投資，儲蓄，與消費三者之間的關系的特點緊密相連。本文不準備討論體制方面的原因，而專就利息率投資、儲蓄、消費的關系作一些分析。

一

在現代凱恩斯主義的某些代表人物有關宏觀經濟調節的理論中，假定投資有較大的利息彈性，而消費(連同儲蓄)則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低的利息彈性。這些假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F代資本主義國家通過中央銀行調整利息率對經濟的調節，也往往以這些假定作為制定具體措施的出發點。然而在當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中，卻很可能與此相反，即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低的利息彈性，而消費（連同儲蓄)卻有較大的利息彈性。如果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投資的利息彈性較低，那么銀行提高對生產單位放款的利息率，就不大可能起到緊縮投資，從而使總需求減少的作用；或者，想要通過利息率的調整來調整投資額，就要使利息率有較大幅度的升降。利息率升降的幅度與投資調整的幅度是不相稱的。如果消費(連同儲蓄)有較大的利息彈性，那么銀行想要通過利息率的調整來刺激總需求或壓縮總需求的話，就可以通過居民儲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來做到這一點。因此，很有必要對我國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投資只有低利息彈性)和消費(連同儲蓄)有較大利息彈性的主要原因進行探討。

投資之所以缺乏利息彈性，無疑有經濟體制方面的原因。假定企業并未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企業不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那么利息率的調整和企業的利息費用的變動不可能成為調節企業投資額的重要因素。但我在這里不準備就體制方面的問題展開論述。我想要探討的是體制以外的原因。比如說，如果實行體制改革以后全民所有制企業成了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投資是否不再缺乏利息彈性或投資的利息彈性就會立即變得較大了呢?看來未必如此。這是因為，在一個可供信貸的資金總量有限，而企業又幾乎普遍地迫切需要增加投資，以改造舊技術、舊設備，購買新技術、新設備的環境中，對企業來說，首先考慮的是能不能取得銀行的貸款。至于需要為這些貸款支付多少利息，以及由此而付出的利息費用是否會成為企業的過重的負擔等等，則是次要的問題。假定企業認識到利息率的上升會使企業成本增大，從而會影響企業產品的銷售的話，那么企業很可能主要采取這樣的對策，即加速企業資金的周轉，降低生產資源偽消耗，改進產品的質量，增加產品的花色品種等等；但企業是不愿放棄可以取得信貸的機會，而減少投資的。這種情形在集體所有制企業，個體工商業戶、農村專業戶等自負盈虧的單位對待銀行貸款和利息率的態度上，則反映得比較明顯。所以說，在我國現階段，即使通過體制改革，使全民所有制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但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投資仍然可能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較低的利息彈性。沒有理由認為投資的利息彈性會發生重大的變化。當然，這是把全民所有制企業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的，并不排斥這一現象的存在，即少數全民所有制企業會把利息率的變動當作企業投資決策中的首要，因素，或比較重視企業的利息費用的增減。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這佯的看法：

第一，如果企業迫切需要增加投資，而投資資金的供給總量卻是有限的，那么企業認為更為重要的是資金的籌集，而不在于取得資金的代價。因此，投資將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低利息彈性。

第二，如果企業在降低生產成本和提高經濟效益方面存在著較大的潛力，而只要增加投資就能夠使這種潛力發揮出來，使降低生產成本和提高經濟效益由可能變為現實，那么企業認為更為重要的是投資以后的實際收益，而不在于取得資金的代價，因為前者將大大超過后者。這種情況也會使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較低的利息彈性。

正由于上述情況在我國現階段確實存在著，而且短期內不會消失，所以即使我們想通過利息率調整來調整社會的投資總量，那么效果也不會如某些同志原來預料的那樣顯著。經濟體制改革之后，情況可能稍好一些，但仍不宜寄以較大的希望。

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不必注意發揮利息率調節投資的作用呢?不是這樣。對不同類別的工商貸款實行差別利息率政策是必要的，加收逾期貸款利息和對擠占挪用銀行貸款實行罰息的做法也會起一定的作用。但它們的主要作用在于促進企業加強經濟核算，提高經濟效益，而不在于調節社會的投資總量。這就是說，在我國現階段，對生產單位的貸款的利息率調整，主要的作用表現于微觀經濟領域內，然后通過生產經營單位經濟效益的提高面間接地影響宏觀經濟，而不是直接表現于宏觀經濟領域內對投資總量的調節，并通過對投資總量的調節而影響總需求。我認為，這是我國在利息率與投資之間的關系方面不同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不容忽視的特點。對這一特點的認識是有政策意義的。

那么，我國的中央銀行主要應當采取什么方式來影響投資總量的變動以控制投資總量呢?我的看法是：就現階段而言，在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者只有低利息彈性的情況下，中央銀行應把直接控制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率作為調節投資總量的主要金融手段。下一階段，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上述有利于發揮利息率調整在影響投資總量變動方面的作用的條件的形成，也就是隨著投資的利息彈性的逐漸增大，中央銀行可以把直接控制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率和調整利息率二者并重，使它們共同成為控制投資總量的有效手段。再下一個階段，投資的利息彈性更大一些了，我們才有可能把利息率調整作為控制投資總量的主要手段。在討論中央銀行對投資總量的影響及其措施時，應當考慮上述的階段性。這一點正是從我國經濟的實際情況出發的。

需要說明的是：為什么中央銀行用直接控制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率的方式來影響投資總量的變動，是現階段可供選擇的較好方式呢?這是因為，在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投資低利息彈性的情況下，對投資信貸額增長率的直接控制與利息率調整方式相比，不僅在影響投資總量的變動方面有它的優點，而且在影響部門，地區、企業之間的投資分配比例方面，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部分的分配比例的直接規定也將會優于差別利息率的政策。再以投資信貸額增長率的控制與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比較，盡管前者涉及的是流量分析，后者涉及的是存量分析，后者可能是一個比前者更能廣泛地反映國民經濟狀況的指標，但前者卻明顯地具有以下兩個優點：

第一，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部分定義比較清晰，計算起來比較簡便，而貨幣供應量及其增長部分在定義上還不是十分明確的，例如對社會主義條件下貨幣的不同含義（M1，M2，M3……）還需要探討；相應地，貨幣供應量的計算也比較復雜，因為這也涉及貨幣的不同含義問題，不宜簡單地套用西方經濟學中關于Ml，M2，M3……的解釋和計算方法。

第二，由于這里所論述的是對投資總量的調節，也就是通過對投資總量的調節而對總需求進行調節，所以對投資信貸額增長率的控制要比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更能收到這方面的效果。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在任何場合下投資信貸額增長率的控制都比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有效。關于這一點，下面在分析對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調節時，將會加以闡釋。

二

讓我們接著考察我國現階段利息率與儲蓄、消費之間的關系。

消費(連同儲蓄)之所以有較大的利息彈性，是與我國現階段消費和儲蓄的特點有關的。我們不妨先對儲蓄進行分析。要知道，假定居民的儲蓄存款是準備用于養老、生活保障、子女未來受教育等方面的，那么這一部分儲蓄存款對于利息率變動的反應是不敏感的。因為儲蓄者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不會由于利息率的上升或下降而立即相應地改變自己儲蓄的目的和變更儲蓄存款的數量。另一方面，假定居民的消費習慣已經形成，消費結構已經定型，或者居民對生活需要的一些耐用消費品的持有量已經接近于飽和狀態，而把手頭的貨幣作為消費后的真正余額而存入銀行，并不因利息率的變動而在消費與儲蓄之間重新作出選擇，那么這一部分儲蓄存款也是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較低的利息彈性的。此外，還應當考慮到這樣一種情況，即假定儲蓄存款的持有人或現金的持有人對經濟失去信心或對吸收儲蓄存款的銀行不再具有信任感，那么在這種極端的條件下，利息率的變動也不可能使儲蓄存款的持有人繼續保持其儲蓄存款，也不可能使現金持有人將手頭的現金存入銀行。盡管上述這些只是純理論的考察，但對我國現階段利息率與儲蓄、消費之間關系的分析仍是有用的。

目前我國居民的儲蓄，不論是來自勞動的收入，繼承性的收入還是其他收入(利息、股息、房租收入等)，其中確有一部分是準備用于養老，生活保障，子女未來受教育等方面的。利息率變動對這一部分儲蓄存款調整的作用不會很大，對這一點，我們應當有所了解。但主要問題不在這里，而在于這部分以外的儲蓄存款的預定用途，在于居民的消費現狀。正如上面已經指出的，作為消費后的真正余額的貨幣存入銀行后可能不受利息率變動的影響或只有較低的利息彈性。那么，并非作為消費后的真正余額，而只不過是作為消費的暫時替代形式的儲蓄存款，對于利息率的變動又將有什么樣的反應呢?這一部分儲蓄存款顯然會有較大的利息彈性。特別是在我國當前的情況下，這一點尤為突出。這是因為，隨著近幾年來經濟的增長和居民平均收入的上升，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開放程度的提高，居民的消費結構正處于變動的過程中，居民的舊的消費習慣正在逐漸讓位于新的消費習慣，而居民所愛好的，愿意購買的耐用消費品仍然供應不足，居民對這些耐用消費品的持有量遠沒有接近飽和。因此，作為儲蓄存款的貨幣中有相當一部分并不是消費后的真正余額，而只是一種對未能及時滿足的消費的暫時的替代。對儲蓄存款者來說，這種性質的儲蓄存款就是一種暫時被延期的消費支出。即使我們也可以把準備用于養老、生活保障、子女受教育費用等方面的儲蓄存款看成是一種延期的消費，但它們是正常的延期消費，而上述性質的延期的消費則是暫時的，只要利息率有所變動，這種儲蓄存款就會相應地發生變動。

暫時延期的消費或者轉化為儲蓄存款，或者變為現期消費，或者以現金的形式保存在居民手中。它們究竟以哪一種形式出現，取決于以下三個因素：

第一，居民對經濟的信心和對吸收儲蓄存款的銀行的信任程度。這種信心或信任程度將使居民決定是否把手頭的現金轉化為儲蓄存款或變為商品，是否把儲蓄存款變為商品或現金。這里所說的對經濟的信心實際上包括了對價格的預期，對市場上商品供給數量的預期，對個人持久性收入的預期等。這里所說的對銀行的信任程度，除了也包括對價格的預期而外，還包括對銀行儲蓄和利率政策的預期等。如果居民缺乏信心或信任程度不足，那么他們必然減少儲蓄存款，甚至減少手頭的現金，而增加對商品(包括暫時不需要的或并非稱心如意的商品)的購買。

第二，市場上受消費者歡迎并且與消費者的支付能力相稱的消費品(尤其是耐用消費品，包括商品化的住宅)供給數量的增長率。如果這些消費品的供給迅速增長，那么居民將在手頭保存較大數額的現金，準備隨時購買；反之，如果其增長率較小，居民則傾向于把手頭的現金轉化為儲蓄存款，也就是把現期消費變為暫時延期的消費。但只要居民認為這些消費品供給數量是會持續增長的，而且認為它們的價格不會出現較大幅度的上升，那么居民手頭的現金持有與儲蓄存款二者之間的轉化將依市場上消費品供給數量的增長情況而定。

第三，儲蓄存款的利息率。儲蓄存款利息率能否起到調節社會消費支出的作用，與上面提到的兩個因素有密切的關系。如果居民對經濟失去信心，對銀行缺乏信任，或市場上受消費者歡迎的消費品供給數量迅速增長，那么儲蓄存款利息率在現金持有與儲蓄存款之間的轉化，現金持有與消費支出之間的轉化中所起的作用就會減弱；反之，居民對經濟有信心，對銀行有信任，而市場上受消費者歡迎的消費品的供給數量雖然在持續增長，但增長率較小，那么居民仍會把手頭的現金轉化為儲蓄存款，這時，儲蓄存款利息率就能在這一轉化中起到較明顯的作用。不僅如此，由于儲蓄存款和取款需要現金持有者和儲蓄者付出一些時間和精力，所以在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下，儲蓄存款利息率必須保持一定的水平，才能吸收居民的儲蓄存款。如果儲蓄存款利息率低于這一水平，它就起不到這方面的作用了。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調節社會的消費支出方面，儲蓄存款利息率的調整是可以起作用的。如果在儲蓄存款方面實行差別利息率政策，那么這一作用還可以得到進一步的發揮。但即使沒有利息率的差別，只要在居民手頭的現金持有額較大時提高儲蓄存款利息率，仍然可以促使居民把手頭的現金轉化為儲蓄存款，即把現期的消費轉化為暫時延期的消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消費(連同儲蓄)有較大的利息彈性。

三

關于利息率與消費和儲蓄之間的關系，還有必要作進一步的分析。根據上面所談到的，儲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可以調節現期的社會消費支出。但這里仍然有一個問題沒有得到回答，這就是：通過儲蓄存款利息率的調整而對消費支出的調節，不等于對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調節。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增長過快，是宏觀經濟不協調的顯著標志。如果要改變這種情形，利息率的調整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

要知道，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可以分解為居民的消費支出、居民的儲蓄存款和居民手頭的現金持有額三大部分。上面所談的通過儲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而進行的調節，是指對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內部三個組成部分(即消費、儲蓄存款，現金持有額)之間的比例關系的調節。這種調節雖然是宏觀經濟調節的一個方面，但它不等于對這三個組成部分的總和(即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調節。而對其總和的調節應當被認為更加重要，因為宏觀經濟中的消費基金失控，首先指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失控。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為既定的前提下，我們才有必要去調節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內部各個組成部分的比例關系。所以現在要探討的問題是，利息率能否調節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如果能起作用的話，那么它將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

我的看法是：就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而言，利息率調整可以影響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但這種影響是有限的。為什么這么說?我們知道，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確有一部分來自居民的儲蓄存款利息收入。儲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可以使居民的利息收入增減，從而可以影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總量。但利息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中所占比例是很小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中遠有一部分來自居民的經營收入，例如個體工商戶、專業戶等的經營收入。其中有一些經營者從銀行得到貸款，如果銀行調整對他們的放款的利息率，可以影響他們的經營收入，從而也可以影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總量。不過，這方面的影響也有限。至于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相當大比重的工資和獎金收入、退休金和其它社會福利性的收入等，則很難認為與利息率的調整有直接的或明顯的聯系，因此也就難以運用調整利息率的方式來調節。

正如對社會的投資總量的調節既可采取財政手段，也可采取金融手段一樣，對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調節同樣可以采取財政與金融兩種手段。就金融手段而言，前面在分析對投資總量的調節時已經提到，直接控制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率應是現階段的主要手段，利息率的調整是次要的。只有隨著投資的利息彈性的逐漸增長，利息率的調整才會變得日益重要。我認為，在調節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時，除了運用財政手段以外，就金融手段而言，現階段的有效手段是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雖然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也可以影響投資總量，但我在這里所要強調的是它對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影響。

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以國民產品的凈增長率為依據。把貨幣供應量增長與國民產品凈增長直接聯系在一起，并由后者來決定前者，可以使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有一個可靠的物質基礎。盡管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這二者的增長并不十分一致，存在著貨幣供應量變動的滯后問題，但只要事前考慮到這種滯后性、并且不一定按照長期不變的固定比率來確定國民產品凈增長基礎上的貨幣供應量的增長，而是根據國民產品的不同構成情況來確定國民產品凈增長率與貨幣供應量增長率之間的不同比率，那么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仍然是有根據的，而不是隨意性的。

為了使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的增長不至于過度，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除了需要運用財政手段而外，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將發揮其作用。這就是說，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的增長必須以國民產品的凈增長為先決條件，而且必須被嚴格限制在國民產品凈增長水平以下。如果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的增長超出了這一預定的范圍，那就意味著超出了貨幣供應量增長所容許的限界，從而國民經濟中就會出現貨幣供應不足的情況。即使國民經濟中貨幣供應的不足并不直接影響發放職工工資和獎金的生產單位關于增加工資和獎金的決策，但就整個經濟來說，由于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受到了限制，經濟趨于緊縮，這就有可能防止消費基金的繼續增長及其繼續給予市場以壓力。反之，如果不實行以國民產品凈增長為基礎的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那么一旦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的增長超出了上述國民產品凈增長的限界，消費基金的失控將會加劇，由此造成的需求膨脹也必將引起通貨膨脹。這正是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率這一調節方式的優點。

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在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作用并不到此為止。由于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是以國民產品凈增長率為依據的，所以在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的增長超出國民產品凈增長所容許的限界之后，貨幣供應不足將不可避免。國民經濟中的貨幣供應不足不僅會增加產品實現的困難，而且還會影響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這些情況都有可能促使生產單位對生產、銷售和成本進行調整和重新安排，至少可以防止經濟中繼續發生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超出國民產品凈增長所容許的限界的現象。換言之，只要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只要企業之間的競爭真正給予企業以壓力，那么每一個使本單位職工工資和獎金過度增長的企業都會感受到國民經濟中貨幣供應不足條件下自己的相對不利的處境。而在需求膨脹和通貨膨脹的環境中，企業卻不易察覺這一點，或者，即使能察覺，它們也很有可能利用需求膨脹和通貨膨脹的客觀形勢來擺脫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過度增長所帶來的成本提高等等困難。

按照國民產品增長率控制貨幣供應增長率，在居民叮支配收入總量的其他組成部分不變的前提下，工人工資和獎金收入的過度增長，就會因國民經濟中貨幣供應的不足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這種收入過度增長的現象逐漸消失后，假定其他條件不變，以國民產品凈增長為基礎的貨幣供應量的增長也將使國民經濟中貨幣供應不足的狀態不再存在。利息率的變動是起不到這種作用的。

四

可以把現階段我國宏觀經濟調節中的有效的金融手段歸結如下：

第一，鑒于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較低的利息彈性，應當把直接控制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率作為投資總量調節的主要金融手段。

第二，鑒于消費基金的失控主要來自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資和獎金部分的增長超出了國民產品凈增長所容許的限界，在金融方面應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參照國民產品凈增長率來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率。

第三，鑒于消費(連同儲蓄)有較大的利息彈性，可以采取調整儲蓄存款利息率的方式來調節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各個部分(消費支出，儲蓄存款、現金持有)之間的比例。這表明存款利息率的調整是可以起到某種作用的。但應該注意到，這僅僅指影響消費支出，儲蓄存款，現金持有之間的比例而言。它還不可能直接影響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增長，從而也不可能直接影響消費基金總量的增長。這一點又表明了利息率在宏觀調節方面的作用的局限性。

總之，我的看法是：在現階段我國宏觀經濟的調節中，就金融調節而言，對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率的控制，以及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將是比較有效的手段。對前者應當主要控制投資總量。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