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度范文10篇

一、無限度化生存的當代危機

自近代科技革命以來幾百年間，由于其無限度化的生存追求，累積出當代人類全球化生態危機。這種整體性的生態危機，首先表現為生命系統出現多樣性銳減狀態和非平衡化的分離狀態，生命的這種多樣性銳減狀態和非平衡化的分離狀態直接來源于：(1)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而對動物世界的生命予以狂捕濫殺；(2)生命的故鄉――森林，日益變成了沙漠；(3)工業污染和生活污染對生命系統的全方位侵襲：這些大量排放的污染不僅使水變成了有毒物質，而且更空氣變得不干凈與不清潔：“由于人們不再擁有清潔的空氣，只得把清潔空氣包裝起來送給他們。在城市中安裝起像電話間的氧氣室，使居民可以花錢呼吸氧氣。這難道就是明天所有城市將出現的情景嗎？我們是不是如此地破壞了自然給予我們的遺產，因而我們將死于我們所呼吸的空氣?！保?］(4)化學藥品和化學工業品的廣泛使用，使人生活在一個“癌變的世界中”［2］

其次，整個地球上的生存資源系統遭到根基性的破壞，生命與生命之間、資源與資源之間失去了存在意義上的關聯性，使它們之間的活力消失或生命停止：“環境危機就是個標志：生命和它的周圍事物之間精心雕琢起來的完美的適應開始發生損傷了。由于一種生物和另一種生物之間的聯系，以及所有生物和其他周圍事物之間的聯系開始中斷，因此維持著整體的相互之間的作用和影響也開始動搖了，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經停止了。”［3］

其三，整個人類社會制度、財富分配、生活秩序等等方面對生存信仰、道德理想、精神追求的麻木、失落、分裂、弱化：(1)社會制度、勞動分配、生活秩序源源不斷地制造著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對立，即既表現為社會財富的掠奪性瓜分、占有所形成的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對立；也表現為權力與責任的分離性對立，權利與義務的非對等化對立；更表現為知與行、說與做的分裂性對立。(2)奴役與控制的行動原則，制造出人與自然對立和人與社會的疏離：“考察一下在流行的關于政府的觀念中，存在著道德與政治的顛倒。政府不再是人們權利的保護者，而是成為最危險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護者，而是建立一種奴役的體制；不再是使人們免受武力，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并在任何方式和問題中，以它愿意的方式作某種強迫；不再是人們相互關系中，基于客觀準則的服務者，而是成為一種極端的和隱蔽的用偶然和恐懼來控制的機構，它沒有客觀的法律，而是由盲目的官僚機構所作的任意決斷來解釋法律；不再保護人們免受奇想的傷害，而是傲慢地把權力植于無限制的奇想之中。在這里，我們很快地發現了這樣一種顛倒：政府可以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而公民只有得到同意才可以去做；這是人類歷史最黑暗的時代，由野蠻的力量所控制。”[4](3)物質與精神的對立。馬克斯．韋伯曾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一種不確定性的口氣預言道：“沒有人知道未來誰將生活在這個牢籠之中，或者，在這場巨大發展告終時，是否會出現面貌一新的先知，或者是否會出現舊觀念、舊理想的復興；如若兩者皆非，是否會出現病態的、以自我陶醉為粉飾的機械僵尸。因為就這種文化的最后發展階段而言，確實可以這樣說：‘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肝腸；這種一切皆無情趣的現象，意味著文明已經達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程度?！保?］韋伯這番話似乎是時針對當代人類而論的：期望成為物質的巨人的同時，卻過早地變成了精神的朱儒。

二、無限度觀念的源流：觀念理性向科學理性的泛濫

形成全球化生態危機的根本推動力是人類自以為是的無限度論觀念、信仰和價值原則。

一、閱讀義務之論證

（一）閱讀義務背景：格式合同

張新寶教授曾言：“當我們的民法、合同法教科書還在津津樂道于闡述具有古典平等、自愿和公平色彩并且略帶幾分早期交易烙印的合同法概念的時候，當我們的合同法還堂而皇之地將合同定義為雙方當事人協商一致的產物的時候，現實經濟活動中的合同實踐卻沖破法學家們的理性約束和國家立法框架，用定式合同（格式合同）開辟了自己新的發展道路?！庇炞q格式合同之出現改變了傳統合同模式，由于缺乏協商過程，消費者需要通過必要的閱讀了解合同內容，以做出真實意思表示。

（二）消費者閱讀義務之應然性

首先，合同是雙方基于真實意思達成的合意。格式合同雖為商品、服務提供者所擬制，但其本身仍為合同。不應因買賣雙方的締約能力不平等，忽略合同實質中買賣雙方法律人格平等的事實。消費者選擇與商家締約，并不受商家的強迫，因此仍是基于己之真實意思表示。故消費者沒有任何理由在不閱讀合同的情況下進行締約，否則有違其真實意思，不可能達成合意，合同無法成立。其次，交易應秉持誠實信用的原則。誠然，商家在交易過程中處于較為強勢的地位，但這并不影響消費者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法律人格平等的一方，消費者應充分盡己之能力，維護交易的順利進行。再次，利益的衡平考量。消費者不應以己方在格式合同擬制過程中所丟失的磋商機會，要求商家無限的進行告知。反而言之，商家亦不能以擬制格式合同為優勢，肆意地要求消費者無限地閱讀合同，立法規定有關商家在格式合同中的提請注意義務，即為佐證。雖然現實中出現了許多商家利用合同誆騙消費者的案例，但若因此無限放大商家的提請注意義務，而刻意忽略消費者在促進交易正?；兴仨殦摰呢熑?，既以偏概全，又有違商品經濟良性發展的客觀規律。

（三）國內立法上的回應—有條件的閱讀行為

沒有誰懷疑魯迅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座高峰，也沒有誰懷疑曾經創造20世紀中國文學又一次輝煌的新時期文學有其一定的限度?？墒?，若問“高”，高在何處？“限”，又限在哪里？這兩個無法自證清楚的問題也在大家從不質疑的確信中因為缺乏足夠的實證分析而不甚清楚。其中的原因很復雜，但有一點是確鑿的：基于可比性理論的考量，沒有誰會冒失地把它們生硬地拉扯在一起；而究其實，這是兩個具有相當關聯度的問題，而有沒有可比性，比較雙方輕重的權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還在于比較者能否找到阿基米德那個足以撬動地球的支點。這兩個問題縈繞在筆者心中確實有些年頭了，那么能否對其作點實證分析，倒很是期待方家的批評指正。

一、《傷逝》的深度與《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的限度

魯迅的《傷逝》孕育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而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則是新時期撥亂反正大時代的產兒，兩者的創作時代雖然不同，但創作背景相似，都是在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下對歷史和現實的反思；創作思路相似，兩部都是愛情悲劇，都試圖從愛情悲劇中透視出廣泛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內涵，但各自視界的廣度和深度卻相差甚遠。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被認為是“新時期婚姻倫理小說中最有分量的篇目之一1980年短篇小說最重要的收獲之一”（1）。這不奇怪，因為性禁忌是“”十年高壓統治下突出的文化癥候，愛情禁區的突破無疑是思想大解放的最佳突破口之一，這篇小說確實抓住了新舊社會轉型時期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能否敏銳地抓住一個時代重大的社會問題固然是小說家最重要的藝術功力之一，但更見功力之處還在于對重大社會問題的文化反思力度和深度，那么在這方面，這篇小說表現如何呢？小說悲劇主人公沈存妮的母親菱花和妹妹荒妹都是在即將成為買賣婚姻犧牲品的關鍵時刻為黨的政策所拯救。因為前者的婚戀故事發生在“”前，那時，落實在法律文本上的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理念就能落實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而后者的婚戀故事則發生在“”結束之后，改革開放的春風已經漸漸吹醒了大地，也吹醒了青年男女婚戀自主的意識；惟獨存妮與小豹子的戀愛故事不前不后，正好發生在“”的非常歲月中而成為悲劇。這樣，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通過沈家兩代人中三位女性（菱花、存妮、荒妹）的不同命運在文本的敘事結構上鎖定了“被愛情遺忘”的悲劇實質是極左的悲劇，從而把批判的矛頭指向那個荒誕歲月中的荒誕政治。這固然沒有錯，問題就在于這樣的識見僅僅停留在政治政策的水平線上，與當時社會普遍的反思力度和深度相差無幾。其思想蘊含具有明顯的時效性，當極左政治結束時，其有限的認識價值自然讓位給歷史文獻價值。無論小說敘事水平達到了怎樣爐火純青的地步，30年過后的今天，勾起我們重讀這部小說興趣的主要質素恐怕還是懷舊情緒。與此不同的是，魯迅的《傷逝》有三層悲劇性結構，相應地也有三層悖反性的結構意蘊，每一層思想意蘊無不超出“五四”社會的普遍認識水平。經過近90年風雨磨礪后的今天重讀它，依然給我們多方面的思想啟迪甚至靈魂的深層震動。兩性關系同樣牽動著五四時期社會解放最敏感的神經，新文化先驅們為傳統婚戀悲劇破局所開出的良方無疑是婚戀自主，可是魯迅的《傷逝》卻敞開了完全不同的思維向度，它給讀者第一層震撼就是，涓生與子君自由戀愛的婚姻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悲劇婚姻。新文化、新道德與傳統文化、舊道德之間的矛盾對立正是文本的第一層結構，涓生與子君以婚戀自主的新式理論否定傳統，其結果并不是傳統被否定，而是他們反被傳統徹底否定：婚姻解體，子君為此付出了生命的慘重代價。他們走在大街上，不由得會“全身瑟縮”，那就是傳統社會的無形壓力。壓力是抽象的、無形的、無時無刻的，但也有具體的、有形的。涓生被解聘，就是他們遭遇傳統社會的最致命的一擊，正如王富仁所說：“假若沒有外界的更大壓力的話，涓生原來是可以依靠這種人道主義的同情和理智的道義觀念將二人的表面和睦關系支持下去的?！保?）《傷逝》的第一層結構似乎在說，戀愛自由、婚姻自主固然是好東西，卻并不能夠保證自主婚姻的幸福；更深一點說，傳統道德倫理的現代轉化，應然也好、必然也罷，但如何轉化？怎樣轉化？路在何方？道該如何走？這是已然走在現代化路上的中國人至今懵懂茫然的問題。

五四新文化有三大發現，即人、女人和兒童的發現。子君說：“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力！”說的正是“女人的發現”，她給予我們的震撼實在不亞于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試想古往今來，中國女人少年從父、中年從夫、老年從子，何曾有過“自我”！然而，就在全國知識界為易卜生的《傀儡家庭》中娜拉的出走喝彩的時候，魯迅再一次振聾發聵地警告我們：出走后的娜拉“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3）。子君正是中國的娜拉，而中國娜拉比挪威娜拉的命運更要凄慘百倍，因為我們發現“子君在父親的家門外仿佛找回的自我卻又丟失在丈夫的家門內”（4），勇敢無畏的子君在丈夫的家門內，依然是男主女從、夫唱妻隨。她為自己豢養的一只叭兒狗取名為“阿隨”，無意識中也道出了自己無法抗拒的命運，試想她自己不也就是其丈夫涓生的“阿隨”？叭兒狗離開人就無法獨立生存，喪失自我的子君同樣沒有獨立生存的能力和空間，被丈夫涓生拋棄的子君只能回到自己義無反顧走出的父親家門內，除了死，她還有別的活路嗎？《傷逝》由夫與妻的矛盾對立所構建的第二層結構告訴讀者：女人自我發現是一回事，女人自我實現則又是另一回事，這是一項復雜而又艱巨的工程，在男性導師涓生們啟蒙下而覺醒的子君們沒能完成這項任務，也根本不可能完成這項任務。事實上，當初高喊“自我權力”的子君對于“自我”的無知，正像高喊“革命”的阿Q而對于“革命”的無知是一樣的，其聲音中蘊涵著豐富的反諷意味?！秱拧芬浴颁干钟洝钡莫毺匦问綌⑹?，而涓生是悲劇當事人，另一個當事人子君已經死了，只能是被言說的沉默者，這一匠心獨具的設置必然使涓生扮演著雙重角色的身份：自審與被審。在自審層面，涓生以懺悔的方式傷子君生命之逝，可作為惟一當事人的涓生顯然不是可靠的敘述者。因此，把涓生推向審判臺的讀者才配稱得上是合格的讀者。這樣，在涓生的自敘話語與讀者之間所構成的張力場就是《傷逝》的第三層結構。從這層悲劇結構中，敏銳的讀者不難發現：涓生實質上是一個逃避懺悔的懺悔者。涓生懺悔的情感強度無可指責，卻沒有實質性的“懺悔”內容。涓生的敘述把讀者帶進云山霧海中，其結果居然是：子君之錯了了分明。當涓生懺悔自己的罪孽時，居然一口咬定自己之罪罪在說出真實——已經不愛子君了，子君不再是自己的真愛！說出真實何罪之有？即便有罪，罪也在不敢直面真實卻敢直面死亡的子君。究其實，涓生說出的并不是“真實”而是“真實的謊言”！當涓生被解聘前，生活尚過得去的時候，涓生說自己愛子君；當子君死后，涓生又說子君是自己的真愛；惟獨當自己被解聘后、無力承擔養家糊口的責任、生活陷于無法自拔的困頓時，卻一口咬定自己不再愛子君，子君不是自己的真愛，涓生顯然是在說謊！可涓生為什么要說謊？因為他同樣清楚的一個事實是，子君的悲劇直接根源于自己的“負情”，子君的死自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真實的問題并不是涓生到底愛不愛子君，而是涓生根本就沒有正視自己罪孽的勇氣！不敢正視便只有“逃離”，逃離在“真實的謊言”中，而“逃離”之后便是“遺忘”。涓生說：“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保ㄖ靥枮楣P者所加）“逃離”和“遺忘”曾經是“阿Q”的祖傳法寶，如今已是知識分子的涓生改頭換面地拾起了這兩個法寶，所不同的僅僅就在于阿Q只會用卻不會表達，因而也不太會包裝，只是本色地使用這件寶貝；而涓生不僅會用，也很會表達，因而也會包裝，因此冠冕堂皇地使用這件寶貝。嗚呼，涓生的靈魂!但不論如何包裝，也無法掩蓋“強梁者藉著它可以殺人不見血，懦弱者為了它雖被殺而亦有冤無處訴”（5）的悲劇本質，而這其中的“它”指代的就是“愛情、自由、民主、平等”等諸如此類“五四”熱血青年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寶貝，而“強梁者”和“懦弱者”則分別指代涓生和子君。這也就是說，作為啟蒙者、精神導師、社會脊梁的涓生在本質上是一個“殺人犯”，而且殺害的就是自己最親愛的人，殺人的工具則是“愛情、自由、民主、平等”。換言之，人類社會無數先驅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普世價值、普渡苦海的舟楫同樣可以成為絞殺“愛人”的兇器。所以說，閱讀魯迅的文學作品、閱讀《傷逝》，讓我們不得不時時警醒自己，手里哪怕有一丁點兒權力，也一定要警惕自己不要誤用、亂用這丁點權力，以免傷害無辜，傷害自己身邊人乃至最親密的愛人。無怪乎魯迅真誠地祈禱自己的作品速朽，我們又何嘗不祈禱《傷逝》的速朽，因為《傷逝》速朽的時刻就是魯迅確信“萬無破毀希望”的“鐵屋子”終于到了破毀的時刻，也是人類社會實現大同理想的幸福時刻?？傊秱拧啡鐭熑珈F的敘述中蘊含了相當復雜且深遠的思想。簡言之，其多層結構分別為讀者探討傳統道德倫理的現代轉化、女性解放以及思想啟蒙者的自我反省、自我解剖乃至人性的黑洞等問題提供了多層面的思考平臺，其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均具有穿越時空的力量，決不會在短時期內讓位給歷史文獻價值，這充分顯示了魯迅思想與認識的超拔性；相應地也照見了新時期作家思想眼界的局限性。

二、張弦對魯迅敘事傳統的承傳

《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的結構設計固然標示了悲劇作者的反思限度，然而這并不影響其結構內部精彩紛呈的細節刻畫和場景敘事；不過，其亮點大多數是魯迅敘事傳統的承傳。母親菱花在處置女兒荒妹的婚姻大事時，不得不威逼利誘地勸女兒接受一樁買賣婚姻，因而突如其來地遭受“要把女兒當東西賣”的譴責，而譴責者就是自己的女兒。可是，菱花自己在做女兒時，卻是婚戀自主的執著追求者，是買賣婚姻勇敢無畏的反抗者，為了嫁給山里的窮小子沈山旺，曾理直氣壯地譴責父母“要把女兒當東西賣”，這種悲劇循環所折射出來的深厚的悲劇內涵自然讓我們眼前一亮。不過，掩卷沉思，這依然是魯迅敘事思維的延傳。魯迅說：“被虐待的兒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兒媳；嫌惡學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壓迫子女的，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保?）而在《狂人日記》詩意的敘事中則是吃人者同時也是被吃者，被吃者只要逮著機會便一轉而成為吃人的人。在“看/被看”敘事模式中所呈現出來的人與人的普遍關系則是：看別人與被別人看；時時在看、也時時被看；人人都在看、人人也都被看的奇特景觀。在否定之否定結構中，則是“否定者恰恰遭遇著否定者的否定，批判者同時也站立在被批判者的行列中”（7）敘事景觀。不過，雖是魯迅敘事思維的承傳，但張弦敘事思維的限度依然很明顯。在他的小說中，曾經反抗包辦婚姻的菱花如今之所以包辦女兒的婚姻，主要還是因為貧窮，因為極左政策所造成的貧窮，不言而喻的就是，一旦極左政策被取代，極左思維被清除，人們就不再貧窮，悲劇就可避免。這與魯迅的循環悲劇中所展示的文化傳統的強大思維慣性、人性不可捉摸的黑洞、文本性思想以及多層結構性體制的復雜糾結，以及因此復雜糾結而生成的永恒的蒼涼、虛無和絕望，還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當代人類的全部生存危機產生的哲學根源是無限度論哲學思想。這一哲學思想的內在精神支撐力，是其觀念理性向科學理性的共謀；它的基本思想是人類中心論、物質幸福目的論、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物質霸權主義行動綱領和經濟技術理性行動原則。21世紀要從根本上解決人類生存的危險處境，必須創建起以生態理性為價值支撐的、融會貫通人類精神原創智慧、體現人類時代精神要求和人類未來發展方向的限度論哲學思想，這一新型哲學思想的整體認知方向是“萬物有靈”，其基本生存法則是生生不息，其生存目標是物質與精神協調幸福觀；其社會行動綱領和行動原則是（自然、社會、人文）環境生態主義和（人與自然、個體與社會、當代與后代之）整體互動原則。

在地球上，人以及所有生命既生存在一個無始無終的宇宙之中，又生存在一個有邊有限的世界里，這是因為，整體之于個體始終是無限度的，而個體之于整體則永遠是限度化的。生命、物種、人以及地球之于世界，始終是個體之于整體，所以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是一個限度的世界，當我們的行為與活動超出了世界所給予的限度，必然導致整個世界生態失去平衡――而形成生命存在的災難性根源。本文即是從此出發，通過在考察形成當代人類生態危機的無限度論認知－思想根源的基礎上，嘗試重建限度地存在的生存觀、倫理理想和行動原則，以為當代人類消解生態危機提供新的視野、態度和方法。

一、無限度化生存的當代危機

自近代科技革命以來幾百年間，由于其無限度化的生存追求，累積出當代人類全球化生態危機。這種整體性的生態危機，首先表現為生命系統出現多樣性銳減狀態和非平衡化的分離狀態，生命的這種多樣性銳減狀態和非平衡化的分離狀態直接來源于：(1)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而對動物世界的生命予以狂捕濫殺；(2)生命的故鄉――森林，日益變成了沙漠；(3)工業污染和生活污染對生命系統的全方位侵襲：這些大量排放的污染不僅使水變成了有毒物質，而且更空氣變得不干凈與不清潔：“由于人們不再擁有清潔的空氣，只得把清潔空氣包裝起來送給他們。在城市中安裝起像電話間的氧氣室，使居民可以花錢呼吸氧氣。這難道就是明天所有城市將出現的情景嗎？我們是不是如此地破壞了自然給予我們的遺產，因而我們將死于我們所呼吸的空氣。”［1］(4)化學藥品和化學工業品的廣泛使用，使人生活在一個“癌變的世界中”［2］

其次，整個地球上的生存資源系統遭到根基性的破壞，生命與生命之間、資源與資源之間失去了存在意義上的關聯性，使它們之間的活力消失或生命停止：“環境危機就是個標志：生命和它的周圍事物之間精心雕琢起來的完美的適應開始發生損傷了。由于一種生物和另一種生物之間的聯系，以及所有生物和其他周圍事物之間的聯系開始中斷，因此維持著整體的相互之間的作用和影響也開始動搖了，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經停止了。”［3］

其三，整個人類社會制度、財富分配、生活秩序等等方面對生存信仰、道德理想、精神追求的麻木、失落、分裂、弱化：(1)社會制度、勞動分配、生活秩序源源不斷地制造著人與他人、人與社會的對立，即既表現為社會財富的掠奪性瓜分、占有所形成的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對立；也表現為權力與責任的分離性對立，權利與義務的非對等化對立；更表現為知與行、說與做的分裂性對立。(2)奴役與控制的行動原則，制造出人與自然對立和人與社會的疏離：“考察一下在流行的關于政府的觀念中，存在著道德與政治的顛倒。政府不再是人們權利的保護者，而是成為最危險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護者，而是建立一種奴役的體制；不再是使人們免受武力，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并在任何方式和問題中，以它愿意的方式作某種強迫；不再是人們相互關系中，基于客觀準則的服務者，而是成為一種極端的和隱蔽的用偶然和恐懼來控制的機構，它沒有客觀的法律，而是由盲目的官僚機構所作的任意決斷來解釋法律；不再保護人們免受奇想的傷害，而是傲慢地把權力植于無限制的奇想之中。在這里，我們很快地發現了這樣一種顛倒：政府可以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而公民只有得到同意才可以去做；這是人類歷史最黑暗的時代，由野蠻的力量所控制?！盵4](3)物質與精神的對立。馬克斯．韋伯曾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一種不確定性的口氣預言道：“沒有人知道未來誰將生活在這個牢籠之中，或者，在這場巨大發展告終時，是否會出現面貌一新的先知，或者是否會出現舊觀念、舊理想的復興；如若兩者皆非，是否會出現病態的、以自我陶醉為粉飾的機械僵尸。因為就這種文化的最后發展階段而言，確實可以這樣說：‘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肝腸；這種一切皆無情趣的現象，意味著文明已經達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程度。’”［5］韋伯這番話似乎是時針對當代人類而論的：期望成為物質的巨人的同時，卻過早地變成了精神的朱儒。

摘要；后實踐哲學是為著對實踐哲學的補偏救弊而提出的。在后實踐哲學中，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超驗維度和經驗維度的張力的存在是極其微弱的，既缺乏社會實踐背景現實的有力鋪墊，又部分地缺失了理論承接的維度。后實踐哲學的限度體現在時馬克思實踐哲學價值定位的偏見，對實踐哲學本土化本真面目部分的扭曲以及對實踐哲學本土化歷史、現實和未來三重向度銜接的漠視和淺見。

關鍵詞：實踐哲學；本土化；后實踐哲學；限度

為了實現對實踐哲學的超越和批判，后實踐哲學認定了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現代化方案的意義，提出了對實踐哲學本土化視野中由于超驗維度的消解而導致的一元化的世俗主義實踐哲學的批評。在后實踐哲學看來，只要足夠地彰顯了所謂的馬克思實踐哲學中的超驗維度和經驗維度的二元張力，那么，實踐哲學的以天人合一為潛在視野的一元的世俗主義的詮釋的弊端就可以得到克服。所謂的用以詮釋的中國文化傳統的潛在視野是否是后實踐哲學所說的天人合一呢?世俗主義的一元化解釋方式是否合理?所謂的超驗維度和經驗維度是否真如后實踐哲學所說的那樣神奇?它在當代社會實踐中的情形到底是怎樣的呢?為了在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中澄清是非推動理論創新，這些問題必須得到正確的解決，后實踐哲學的限度應該引起充分的重視。

一

馬克思實踐哲學的價值定位究竟是什么?后實踐哲學雖然一般地肯定其社會改造和歷史創造的偉大作用，但主要地還是將其認定為一種現代化理論?！榜R克思思想在此也不例外，不可把馬克思的思想單純地理解為一種哲學或社會改造的思想(盡管是所謂偉大的思想)，而應當理解為歐洲社會有機體所滋生的一種獨特的現代化方案?！边@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片面的真理性，但在本質上卻是錯誤的。馬克思實踐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的其他思想一樣，具有徹底的革命性、嚴格的科學性和堅定的階級性，已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改造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銳利武器，因而具有世界性的意義。顯而易見，將馬克思實踐哲學看作是一種現代化的方案是舍本逐末，忽視了馬克思實踐哲學的本質特征。

雖然，現代化問題是當前人類所面臨的共同問題。而馬克思實踐哲學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現代化方案，一種在喪失形上原則情形下重新安頓社會秩序和心靈秩序的方案，但是，馬克思實踐哲學已然跨越了西方社會現代化的語境，其飛躍性的向度已然指向了未來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所謂擺脫彼岸自我異化形象的壓制和此岸塵世異化的束縛，在一定的意義上，已經不是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視域了。馬克思實踐哲學雖然受著當時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現實的制約，但是作為對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發展階段的否定的未來社會難道僅僅是一個現代化的問題嗎?顯然，這一觀點確實是失當的。

當前有一種說法,認為作為學科的文學理論陷入了危機。在筆者看來,這種“危機感”的產生雖然有現實人文環境的擠壓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在西方學術范式的影響下,就文學而言的“文學性”的內涵發生了膨脹、扭曲或游離,以至文學的內涵發生變化,外延發生移位了。所謂文學性問題,其實是探討“什么是文學”的一種方式,它試圖辨析文學區別于其他活動的特質,同時從邏輯上提出了“成為文學作品的標準有哪些”的問題?！拔膶W性”問題之所以重要,理論家們之所以不斷思考這一問題,往往并非真正確認哪些文類包括在文學之內或者哪些被排除在外,也并非完全以其他文化或其他時代的標準為自己的標準,而是在于探討文學最重要的特征以便規范作為志業的文學研究活動。因為文學性研究可以作為理論導向和方法論導向的工具,運用這一工具,可以闡明文學的基本風貌,能夠進一步指導和規范文學研究。

一、西方的“文學”形成于19世紀,“文學研究”成型于20世紀;而中國的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則是在20世紀初民族文化與學術隨著民族國家建設(尤其是文化建設工程)從古典一步步卷入現代的結果。至少在20世紀以前,傳統文學尚未完全從文化領域中析出,專業的文學研究也并未形成,因此,人們對于文學的理解,尤其是對于文學與非文學的理解,有著較為穩定的內涵。雖然并未運用“文學性”這個詞,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在古人的觀念中也并不是非常清晰,文學的內涵也比較復雜,但潛在的“文學性”指向卻依稀可辨。在儒家經學話語中,文學性指向在先秦兩漢時期定型為“詩言志”、“發乎情,止乎禮”、“主文譎諫”等禮樂文化和傳統秩序的內涵。在被后人說成是“文學自覺”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性指向“錯采縷金”、“聲偶為文”的語言形式和文體樣式。在唐宋道家釋家文論話語中,文學性指向“法天貴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鏡花水月,羚羊掛角”的“興會神味”的士人文化意蘊。到了元明清各類文論話語那里,文學性是泛化的,或者最后牽掛于理學家的“文以載道”,或者落實為古文家的“氣盛言宜”,或者收縮為儒家學者的“文德忠恕”、“修辭立誠”而已了。

20世紀對于西方與中國來說,可謂是文學研究全面體制化的時代,往往被人們稱為“批評的世紀”。就20世紀西方上半葉而言,“文學性”作為一種問題意識和理論導向,理論研究和批評實踐使文學進一步從社會文化系統中逐漸分析出來,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研究系統,乃至文學理論(批評)的亞系統。不管科學主義文論還是人文主義文論持如何不同的文學理念和研究方法,但“文學性”的大致確定和默契,使得社會科學研究大系統中文學研究的版圖呈現出大體清晰和穩定的面貌。此中,俄國形式主義文論提出“文學性”術語,英美新批評提出“文學本體論”,功不可沒。它們將內涵確定為文學語言自身或文體形式等,奠定了文學研究的形式主義基本范式,影響巨大。

隨著20世紀初民族國家的文化重建工程的開始,中國的文學研究開始出現。章太炎、劉師培、王國維、黃侃和魯迅以及“五四”新派等人都已自覺不自覺地運用潛在的“文學性”指標來把握文學,提出自己的文學理解、文學主張和發展方案,并注入民族內涵。“五四”以來,隨著社會、政治和文化形勢的變化,中國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蓬勃發展,一步步體制化,文學研究先后沿著西方化和蘇俄化的方向發展,文學性的內涵也漸趨復雜和細化,并富于高度的現代性張力。80年代以來,在西方范式影響下,“文學性”舉旗而出,并主要指向審美活動,故審美作為文學的本質屬性或特征,逐漸成為共識。如同先鋒派寫作一樣,文學理論在當時扮演著非常重要的急先鋒的作用。表面上,這種文學理論研究相對于新中國三十年而言是一步步邊緣化,但自主化與自律化的努力卻有著非常濃重的現實內涵和歷史內涵,即采取與社會或政治隔絕的方式,轉而從另一整體生活的、審美精神的角度上真正地切入現實。90年代以及其后的世紀之交,文學理論學科建設意識逐漸加強,文學理論獲得了自主性和相應的現實性。人們反思單一主體思維的獨斷性,注重主體間的對話,文藝學開始走向開放、多元和對話,文學研究的科學精神和人文品格得到了提高。

20世紀下半葉,結構主義及后結構主義興起,西方文學研究的“文學性”指向發生激烈而根本的變化,即從對文學作品的語言和形式的關注,一步步轉向人類學的普遍性、在世的修辭性和現實的文化批判。隨著資本主義政治的加強和文化語境的保守化,文學理論和批評趨向于把文學看作是作品與產品的結合體,即把文學作為具有審美風貌的作品的視角,與文學作為機構和產品的視角融合起來,對作品進行“文學性”解讀,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文化批判。與此同時,在羅蘭·巴特式的神話學批判和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影響下,文學研究出現“革命化”傾向,試圖解構資本主義文化實踐,為工人文化正名,“文學性”開始反叛自身,開始越界和泛化。值得注意的是,與此同時出現了“后現代”、“全球化”、“消費社會”和“信息社會”理論風潮。這些思潮鼓吹“審美的日常生活化”,民粹主義、消費主義、媒介主義和全球化等形形色色的理論一步步搶占現代或后現代思想的后臺,并把“文學性”等同于“裝飾性”,把“審美性”等同于“日常性”,把“媒介”等同于“信息”和“語境”。所以,這里的邏輯就變成:文學=審美=裝飾=媒介=感受=消費=生活。一切都是文化,一切都是媒介,一切都是權力,一切都是肉身感受。文學終結了,死亡了,而“文學性”、“審美性”開始了全面的后現代統治,文學研究據說要開始其他領域未曾開創的事業,把“文學性”研究貫徹到所有的人文學科乃至社會科學領域。

在這種“文學性”全面統治的聲浪中,剛剛引入中國、立意于文化批判的文化研究也開始出現“生活化”、“媒介化”和“消費化”走向。這種“文化研究”雖然欲遠宗20世紀60年代要為工人階級文化正名的英國伯明翰學派,但如果近以美國形形色色、雜亂無章的“文化研究”為學術正宗,且要求在全球化時代“與世界接軌”,則必然認同“文學性”的普遍統治,從而要求覆蓋或取代文學理論和文學研究。于是,在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剛剛獲得自主性的氛圍中,80年代以來文學理論的經驗和教訓遭到各方面的質疑,因為據說80年代以來以審美特征論和審美意識形態論為主要探討方向的文藝學,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的理論表述,不過是資本主義時代里與資產階級一起分享艱難,與資本金錢或權力專制調情、欲拒還迎、投懷送抱的理論共謀而已。

〔摘要〕刑法規范作為一種必要的犯罪控制方式，其功能也在不斷強化，為社會的有序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但刑法進行犯罪控制的功能發揮是有限的，不僅是刑法的謙抑性使然，還包括強力制裁帶來的負效應問題和犯罪治理方式單一化的弊端等。因此，對犯罪的綜合治理，應在犯罪控制與公民自由之間保持適當的平衡，充分發揮犯罪預防在犯罪控制中的作用，規范刑法的正義價值取向，關注民眾的權利與需求，培育民眾的道德規范，以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關鍵詞〕犯罪控制；刑法；功能；限度

人是社會中有理性的動物，不能脫離社會而獨存。社會要求從事社會活動的個人或團體必須遵守其規則或秩序，并通過各種控制手段對人的活動進行指導、評價、教育，以使人的行為和社會期待相符合。作為一種社會控制方式，刑法對于保障社會團體和睦昌盛的共同生活有著無可爭議的必要性。通過對犯罪人的刑法懲罰來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是最經常、最廣泛使用的有效方法，因為道德、賠償、法律義務并非總是能夠提供足夠的法益保護。社會共同體為維護其基本價值和保障其團體內部法治安定的利益，往往需要借助刑法秩序和刑罰力量才能得到滿足。但刑法規范本質上是一種懲罰性規范，有學者曾說，壓制性法律帶來的是機械的社會團結而非有機的社會團結，因此，在制裁犯罪的同時，更需要加強對犯罪的綜合治理，以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發展。

一、犯罪控制中刑法功能趨于強化

為適應時代變遷、深化改革、社會治理等需要，刑法在理念、政策、立法等方面都有所調整。在近年來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刑法的擴張趨勢較為明顯，刑法更為及時、深入和廣泛地介入社會風險的防范和管控中。在犯罪控制中，刑法功能的強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刑法立法趨向擴張。在世界范圍內，過去幾十年刑法領域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刑事法律管轄范圍逐步擴展。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各種社會矛盾凸顯，為契合打擊犯罪，保障公共安全，穩定社會秩序，我國將更多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犯罪化，顯現出刑事立法的擴張性趨勢。如自1997年刑法修改以來，刑法所規定的犯罪界限和范圍逐步擴大，具體體現在：一是增設新的罪名，如將危險駕駛、惡意欠薪、非法買賣人體器官等行為入罪；二是對一些已有的犯罪通過增加犯罪主體、行為對象、行為方式等，擴大打擊范圍；三是取消一些犯罪的限制條件，以降低入罪門檻；四是通過提高法定刑和增加從重處罰情節等使刑罰趨向嚴厲〔1〕。從刑法修改的內容上看，絕大多數是犯罪化，體現了應對新生危害社會行為、加重刑法控制力度的趨向，如在以下幾個領域更為突出：為維護公共安全，擴大了懲罰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的范圍；為加大對腐敗犯罪的懲處力度，修改了貪污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為維護信息網絡安全，完善了懲處網絡犯罪的法律規定；為加強對公民人身權利的保護，加大收買被拐兒童犯罪處罰力度；為加強社會管理，新增非法出售、提供試題、答案罪和組織、資助非法聚集罪等罪名。（二）刑法懲罰功能突出。我國在面對社會變革中矛盾積累引發的深層次問題時，由于缺乏較為完善的應對社會突發事件或問題的機制，非刑事法律與社會管理創新手段對社會的調節功能在一些領域顯得不足，導致人們對刑法控制功能的依賴。再加上刑法工具主義以及重刑主義的影響仍然存在，使得人們對刑法功能出現片面化的追求，希望通過強化刑法懲罰功能提升刑法的威懾力，實現對刑事犯罪的有效打擊。懲罰是刑法處罰的內在屬性，是一切刑罰都具有的共性，刑法的懲罰性主要是通過對犯罪人的某種利益或者權利的剝奪而實現的。刑法處罰功能突出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刑罰的趨重化。如增加財產刑的適用范圍，增加犯罪的加重情節，增加從重處罰的量刑情節等。二是刑罰方式的多元化。由于犯罪類型呈現多樣化的特點，傳統以監禁刑為中心、種類相對單一的刑罰體系正在完善，突出了刑法的懲罰功能。如《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禁止從事相關職業的預防性措施，修改了死緩罪犯執行死刑的條件，修改了繳納罰金的方式，完善了不同刑種數罪并罰的規定。（三）傳統刑法的風險轉向。在一些領域，尤其是在科技、醫療、交通、食品衛生等領域，由于社會風險的日益凸顯，使得傳統刑法控制應對不足。一些風險行為引起了公眾的不滿，公眾對刑事司法的態度也影響刑法控制的決策，從而促使刑法在自由價值與安全價值中予以調整和平衡。風險刑法在價值取向上更突出安全價值，力圖在保障社會秩序的基礎上，尋求自由與安全的平衡。傳統刑法的規范以規制實害犯、結果犯為核心，而對危險犯、行為犯的規制則較少。風險刑法規范要求人們更加謹慎地行為，雖然不排斥結果犯的價值，但出于預防的目的，則更多考慮對危險犯、行為犯的規制，抽象危險犯、過失犯、預備犯等制度技術受到更多重視。由于不再依賴實害結果的發生與否及影響大小，刑法可能會更早地介入法益保護，對犯罪的防范更加積極。如對準備實施恐怖活動犯罪中預備行為實行行為化、將網絡犯罪預備行為和幫助行為獨立入罪，都體現出刑法防線的前移。另外，刑法在規制領域方面也不斷擴展，如對一些曾經運用行政手段、道德手段治理但效果不很明顯的領域，刑法會適度介入，特別是在社會誠信領域也要運用刑事手段對失信、背信行為予以懲治等。

二、犯罪控制中刑法功能發揮的局限性

摘要：市場經濟有其內在的界限。這些界限主要表現在：政治界限，分配界限，社會界限，倫理界限，生態界限，法治界限。要化解和消弭市場經濟的這些界限，就必須將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公平正義、可持續發展、倫理道德、生態文明、法治文明等有機鏈接起來。

關鍵詞：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公平正義生態文明法治文明

市場經濟業已成為我們經濟生活的主要體制樣式，也逐漸形成了其獨具特色的運作邏輯。在《大轉型》一書中，卡爾·波蘭尼對市場經濟及其運作邏輯做了非常精到的概括。市場經濟是指一種在市場獨自控制、調節和指導下的經濟體系；商品生產和分配的秩序，則托付給這一自我調節的機制。這種經濟制度來自于這樣的期望，即人類的行為方式是以實現最大的金錢收益為導向的。自我調節意味著，所有產品都是為了在市場上銷售，所有收入都來自這種銷售。市場體系最令人吃驚的特性在于，一旦它被建立起來，人們就必須允許它在沒有外界干預的情況下運行。[1]質言之，市場經濟就是一種沒有、也不需要外界干預、完全依賴自我調節，以實現收益最大化的經濟體制。

自從市場經濟發生以來，其相關的爭議就從未停止過。易言之，對市場經濟的批判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從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到馬克思、喬姆斯基都持有一致的觀點。阿爾諾·比特認為，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引向人剝削人、社會財富集中和個性瘋狂。他認為，這不是“經濟”，即通過改造大自然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而是亞里士多德稱之為“金錢經濟”的東西：把經濟從一種服務于社會（城邦）的子體系，蛻變為以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代價、牟取利潤的機器。[2]本文主要討論市場經濟的限度。論證思路是從市場經濟導致大眾貧困這一現象入手，進而就市場經濟的界限的主要表現做一個整體性的闡釋。據此，有針對性地提出破解市場經濟局限性的相應思路。

一、大眾貧困導致市場經濟的困局

無論是對市場經濟的反思，還是對資本主義發展歷程的重新評價，我們都會注意到有這樣一種觀點，即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將導致大眾貧困。這一點對于我們剛剛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來說，無論如何，都有一些可資借鑒或者說警戒意義。因為無論是我們對于市場經濟的知識儲存，還是對于市場經濟的宏觀駕馭，我們都還相當有限，是處于真正的“處級階段”。

【摘要】當代人類的全部生存危機產生的哲學根源是無限度論哲學思想。這一哲學思想的內在精神支撐力，是其觀念理性向科學理性的共謀；它的基本思想是人類中心論、物質幸福目的論、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物質霸權主義行動綱領和經濟技術理性行動原則。21世紀要從根本上解決人類生存的危險處境，必須創建起以生態理性為價值支撐的、融會貫通人類精神原創智慧、體現人類時代精神要求和人類未來發展方向的限度論哲學思想，這一新型哲學思想的整體認知方向是“萬物有靈”，其基本生存法則是生生不息，其生存目標是物質與精神協調幸福觀；其社會行動綱領和行動原則是（自然、社會、人文）環境生態主義和（人與自然、個體與社會、當代與后代之）整體互動原則。

【關鍵詞】限度論生態理性生生精神限度生存限度生存原則

在地球上，人以及所有生命既生存在一個無始無終的宇宙之中，又生存在一個有邊有限的世界里，這是因為，整體之于個體始終是無限度的，而個體之于整體則永遠是限度化的。生命、物種、人以及地球之于世界，始終是個體之于整體，所以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是一個限度的世界，當我們的行為與活動超出了世界所給予的限度，必然導致整個世界生態失去平衡而形成生命存在的災難性根源。本文即是從此出發，通過在考察形成當代人類生態危機的無限度論認知－思想根源的基礎上，嘗試重建限度地存在的生存觀、倫理理想和行動原則，以為當代人類消解生態危機提供新的視野、態度和方法。

一、無限度化生存的當代危機

自近代科技革命以來幾百年間，由于其無限度化的生存追求，累積出當代人類全球化生態危機。這種整體性的生態危機，首先表現為生命系統出現多樣性銳減狀態和非平衡化的分離狀態，生命的這種多樣性銳減狀態和非平衡化的分離狀態直接來源于：(1)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而對動物世界的生命予以狂捕濫殺；(2)生命的故鄉森林，日益變成了沙漠；(3)工業污染和生活污染對生命系統的全方位侵襲：這些大量排放的污染不僅使水變成了有毒物質，而且更空氣變得不干凈與不清潔：“由于人們不再擁有清潔的空氣，只得把清潔空氣包裝起來送給他們。在城市中安裝起像電話間的氧氣室，使居民可以花錢呼吸氧氣。這難道就是明天所有城市將出現的情景嗎？我們是不是如此地破壞了自然給予我們的遺產，因而我們將死于我們所呼吸的空氣?！?4)化學藥品和化學工業品的廣泛使用，使人生活在一個“癌變的世界中”

其次，整個地球上的生存資源系統遭到根基性的破壞，生命與生命之間、資源與資源之間失去了存在意義上的關聯性，使它們之間的活力消失或生命停止：“環境危機就是個標志：生命和它的周圍事物之間精心雕琢起來的完美的適應開始發生損傷了。由于一種生物和另一種生物之間的聯系，以及所有生物和其他周圍事物之間的聯系開始中斷，因此維持著整體的相互之間的作用和影響也開始動搖了，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經停止了?！?/p>

內容提要：我國《刑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同時，在第二款、第三款中分別規定了防衛過當和無限防衛權的問題。本文從正當防衛的概念和條件入手，對正當防衛的成因進行深入探討，以防衛過當和特殊防衛為重點對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進行界定。

關鍵詞：正當防衛起因條件必要限度

我國《刑法》對正當防衛的概念、條件、原則和防衛過當的刑事責任作了概括性的規定，如果要正確認定正當防衛，切實保護正當防衛行為，必須對正當防衛的起因和必要限度進行深入研究，以此來保證正當防衛制度的最終實行。

一、正當防衛的構成要件

由于正當防衛是采取使不法侵害人受到一定損害的方法來保衛合法權益的，因此法律規定實施正當防衛行為必須嚴格遵循一定的條件，以避免濫用正當防衛權利而給社會帶來危害。

1、只有在不法侵害行為客觀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實施正當防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