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范文10篇

一、背景

政治學關于制度的研究最早應該追述到公元300多年前的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對城邦制度的研究,首開政治學制度研究的先河。從那以后,政治制度一直是政治學家研究的對象,早期如柏拉圖對“理想國”、莫爾對“烏托邦”、安德里亞對“基督城”社會制度的研究,近代如圣西門的“實業制度”、傅立葉的“和諧社會”、洛克的政府制度、盧梭的直接民主制度、孟德斯鳩的分權制衡制度、聯邦黨人的聯邦社會制度、馬克思關于生產力運動最終導致生產關系(制度)運動等等,這些都體現了政治學家關于制度設計的智慧。古典意義上的制度研究主要體現在法(公法)、體制(民主與專制)、組織(政府權力分配)等領域;近代以來,制度研究的對象進一步擴展,開始包括國家憲法、選舉制度、政黨制度、中央與地方政權之間的關系等領域?？偟恼f來,制度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分析政治形式與政治原則之間的關系,即如何通過建立和完善某種政治形式來實現某種政治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講,幾乎所有的政治學研究都是制度研究。傳統制度研究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基本穩固的前提下開始受到兩個方面的挑戰:第一來自于政府公共政策研究的挑戰。政治學家開始把關注政治現象的焦點由制度建構、制度解釋、制度設計轉向了公共政策,即具體的政府過程研究上去;第二個挑戰來自于研究方法的挑戰。20世紀30、40年代西方政治學發生了一次范式轉換——行為主義革命,即政治學家由于受到自然科學的影響,已經不再滿足于政治學中的宏觀、靜態、規范、描述式的研究方式,在批判傳統制度研究主要從邏輯上推演并建構政治制度,在語言符號上充滿了價值描述和評估,忽略了個體在制度建構中的作用的基礎上,行為主義決心將政治學建構為可驗證、可量化、動態的科學。因此,行為主義猛烈地批判政治學中靜態的制度分析,決心從政治活動的主體——人的心理動機、政治心理活動出發去研究政治學,于是大量的調查研究、理性選擇研究、心理研究、行為研究、結構——功能研究、模擬研究、實驗研究、案例研究、溝通研究、系統研究等取代了制度研究,行為主義在60年代達到了頂峰。

70年代末期,行為主義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評,批評者認為行為主義者過分注重政治形式,揭示政治實質不夠;過分注重方法論,忽視實際問題研究;過分推崇自然科學方法與技術而排斥歷史的哲學的方法;試圖排除價值成分,保持價值中立;只求解釋現實,不求改造現實;經驗理論帶有很大的主觀因素,等等。1969年大衛.伊斯頓在美國政治學年會上以“政治學的新革命”為題的發言宣告了行為主義走向衰落的命運。行為方法的衰落客觀上引發了替代范式的出現,這種范式必須能結合傳統方法與行為主義的優點,而拋棄各自的缺點。

1984年,詹姆斯.馬奇和約翰.奧爾森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上發表了《重新發現制度:政治的組織基礎》一文,對政治學研究的現狀提出了批評。他們指出了政治學研究中的五種錯誤傾向,分別是:(1)、語境主義的(Contextualism),傾向于把政治看作是社會的一部分,而不是把政治從社會中分離出來;(2)、約減主義的(Reductionism),傾向于把政治現象看作是個體行為累積的結果,而不是把政治的結果歸因于組織結構以及適當行為的規定;(3)、功利主義的(Utilitarianism)政治被看作是功利計算的結果,而非源于責任和義務;(4)、工具主義的(Instrumentalism)傾向于把決策以及資源的分配當作政治生活關注的焦點,很少注意到政治生活圍繞著意義發展如符號、儀式、典禮等而被組織起來的方式;(5)、功能主義的(Functionism),傾向于把歷史看作是達成唯一的合適均衡的有效機制的背景或場景,很少注意歷史發展中的非適應性以及非獨特性,即歷史無效的一面。作為對以上理論的補充和矯正“,政治制度自發地成為無所不在的理性思維以及工具式的約減思維的一種挑戰”(同書,第17頁)。馬奇的論文宣告了新制度主義的誕生。新制度主義既強調政治社會背景的重要性,也強調個體角色的動機,因而制度具有獨立性和連貫性,制度不僅受制于背景也改造背景,制度影響微觀個體而產生政治結果;政治不完全是功利計算的結果,人的行為有時候受符號、象征、道德、信條等影響;歷史并不必然與當時的制度相適應,制度往往落后于歷史發展,歷史有時候具有對政治的無效性,等等。新制度主義者拒絕行為主義理論,以及在行為主義影響下的多元主義理論(類似上述的背景論)、功能主義、結構主義等,與此同時,它吸收了70年代以后發展起來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理論,如“回歸國家理論、組織理論、學習理論、符號互動論和比較政治學中的政治發展理論等。

此外,經濟學等學科對制度的重新關注也是政治學新制度主義誕生的正要根源。早期的經濟學家如凡勃倫(Thorsteinveblen)、康芒斯(mons)對于制度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做過比較精彩的論述?？得⑺拐J為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是人類社會的推動力量,法律制度不僅推動著經濟制度的演變而且推動著經濟發展。受康芒斯的影響,道格拉斯.諾斯與戴維斯、羅伯特.托馬斯在1971年、1973年分別發表了《制度變革與美國經濟增長》、《西方世界的興起》,提出了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在于制度,即一種提供適當個人刺激的有效制度是促使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1981年諾斯又出版了《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一書,從而建構了包括所有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等在內的整個制度分析框架。稍晚時期,諾斯對自己的理論做了全面、規范地總結,總結了制度的基本內涵、制度變遷理論以及制度變遷對經濟績效的影響,形成制度——個人選擇-—經濟績效的分析模型,以及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互動關系。與次同時,羅納德.科斯、德姆塞茨、華裔學者張五常的產權理論,奧立弗.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論等共同形成了經濟學的新制度主義,它是對古典經濟學把制度看作經濟發展中的自然隱含前提甚至無關變量的反動而出現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一誕生便獲得了很大成功,受這些成果的鼓舞和啟發,政治科學研究者再次把制度納入分析的視野中。政治學者在研究過程中盡管注意到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但是在建構理論框架時,還是從制度經濟學中借鑒基本概念、術語和方法,諸如制度的含義、制度變遷、路徑依賴、“委托—模型”、博弈理論、“公用地困境模型”以及個體主義分析方法等。盡管新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政治學在分析對象上表現出很大的差異,但兩種方法在強調制度影響個人選擇,從而影響社會結局的作用上是一致的。除經濟學外,社會學的組織理論對政治學制度主義的復興也有很大的影響,如沃特.W.鮑威爾以及保羅.狄馬格的社會組織理論等。由于上述兩個原因,新制度主義政治學一產生便迅速發展,其范圍擴展到國會研究、地方政府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國家起源研究、國家行政能力研究、世界政治中的民族國家關系研究、福利國家發展研究、組合主義研究、國家的歷史比較研究等領域。新制度主義的出現一方面是對行為主義、理性選擇分析忽略制度研究的批判,同時也是對經濟學等社會科學關注制度的回應,于是在批判行為主義與繼承傳統制度主義基礎上,在吸收并改造經濟學新制度主義的基本術語的基礎上形成了政治學的新制度主義。

二、派別與觀點

一、理念的淵源與復興

說到“理念”的歷史淵源，不得不提到西方哲學乃至整個西方文化中最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柏拉圖。在他看來，“理念”是離開具體事物而獨立存在的精神實體，是永恒不變的，是普遍、絕對和必然的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發展，不同時期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對柏拉圖的“理念論”進行了批判與繼承，如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把理念理解為推動知性產生到超越經驗的純粹理性；黑格爾在《小邏輯》里將理念稱為“自在而自為的真理概念和客觀性的絕對統一”[1]；……等等。在上述歷史線索中不難看出，“理念”一詞在唯心主義學派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其內涵也隨著唯心主義的發展不斷地豐富起來。

隨著近代辯證唯物主義的興起并逐漸成為哲學主流話語，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物質世界”，強調其對“意識”的決定性作用，拒絕那種超越物質世界而存在的“理念”，從而“理念”一詞在學界研究中也走向了落寞。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后現代主義思潮逐漸闖入了人們的視野，其中影響較大的建構主義站在相對主義的哲學立場上重新強調了主體認知的重要性，力圖把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結合起來進行解釋與分析，這為“理念”的回歸帶來了新的歷史契機。20世紀90年代，建構主義首先在政治學科中的國際政治關系研究方面占據了主流地位，之后，很快蔓延到其它的政治分析領域，形成了政治學科的建構主義模式；其核心思想認為決定政治結果的既不是觀念也不是物質因素，而是觀念與物質因素間的互動對政治后果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二、理念路徑的基本模式

在理念路徑中，其核心問題就是理念如何影響政治行為。它認為，政治行為既是行動者的動機、利益和偏好相結合的產物，也是環境提供機會及限制約束的復雜后果。這種觀點被認為有著很大的進步性，其把動機、利益和偏好都當成了變量，這與政治現實更為切合。進而，它闡述了理念路徑的核心分析點對政治現象中的“利益”概念進行了重新認識。它強調利益分為兩個層面的，一是客觀的利益，二是主觀對客觀利益的認識，并且這兩者在多數情況下是不一致的。那影響政治行為的究竟是前者還是后者呢？對此，科林·海在唯物主義“背景物質利益行為”[2]的解釋模式基礎之上，發展了一種“背景‘現實’或物質利益對物質利益的認知行為”[3]的建構主義模式。雖然這種模式更符合實際政治生活狀態，但其最為明顯的不足之處是必須借助其他變量才可能闡明理念對行為的影響機制。在這種背景之下，處于政治學科研究前沿的新制度主義學派力圖把理念與制度結合起來。

一、新制度學派概述

新制度學派是以產權和制度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當代西方經濟學流派，主要包括有關產權和習慣法的研究、對公共選擇過程包括尋租過程及分配聯盟活動過程的研究和組織考察的研究。也有的稱其為以經濟學方法研究制度問題的經濟學流派。新制度經濟學派在當代西方經濟學主流派中獨樹一幟，它既反對凱恩斯主義學派，又反對貨幣主義和其他自由主義學派，并以現代資本主義“批判者”的面目出現，它一度被視之為“異端”而存在。然而，新制度經濟學派在西方經濟學中的地位和影響卻一直不斷擴大，它在沿襲早期制度學派的同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以繼續發展和不斷創新而形成，故而經濟學中有新、舊制度學派之稱。該學派的代表人物有科斯、威廉姆森、德姆塞茨、諾斯、張五常等人。

新制度經濟學這個詞由威廉姆森最早提出。其目的是為了區別于老制度經濟學。之所以稱為新制度經濟學，是因為他的理論有了新的突破，這里的關鍵在于他把傳統理論設定為已知不變的參數——產權制度、交易費用、經濟組織看成是亟待解釋的變量，從而建立了自己新的理論體系：產權理論、制度變遷理論、制度與經濟增長理論等。它一方面繼承了制度學派的傳統，以制度分析、結構分析為標榜，并主張在資本主義現存生產資料所有制基礎上進行改革；另一方面又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的新的政治經濟條件，比過去的制度學派更加注意資本主義現實問題，批判資本主義的缺陷，并提出更為具體的政策建議。它在政策目標和價值準則問題上所涉及的范圍也要廣泛得多。

二、新制度學派的特色

新制度學派是在凱恩斯主義已成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新正統派，但卻無法解釋資本主義多種社會經濟問題的原因，并且提不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對策的情況下，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分析和提出論點的。這是新制度學派不同于過去的制度學派的新特點。

作為任何一門當代經濟學流派，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貢獻都是非同一般的。當今社會正向多邊化、多元化發展，各經濟學觀點也紛繁不一，發展迅速。新制度經濟學派作為一門重要的經濟學流派，也有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我國轉軌經濟中，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高度集中的行政控制模式向改革所確定的目標模式轉軌，是一個遠在我們改革初期所能想到的更為復雜的轉軌過程和改革過程，在這些方面，制度經濟學的理論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可借鑒之處。

一、新制度經濟學比舊制度經濟學有質的飛躍

制度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已經有百年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形成時期，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契爾為主要代表；第二階段為過渡時期，以艾爾斯、貝爾、米恩斯、加爾布雷思等為主要代表；第三階段為發展時期，以科斯、諾思、威廉姆森、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等為主要代表。如今，制度經濟學已經形成了一個流派眾多、成分復雜的龐大理論體系。雖然加爾布雷思等人的理論曾經被稱之為新制度經濟學而風行一時，但時過境遷，現在新制度經濟學成了以科斯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派的專有名詞，而把科斯之前的一律稱為舊制度經濟學。

科斯本人似乎不承認他的理論與舊制度經濟學有什么關系。他把新制度經濟學稱為當代經濟學，而舊制度經濟學則稱為近代制度經濟學。他認為，當代制度經濟學與近代制度經濟學并沒有什么理論上的淵源關系，在某種程度上講，當代制度經濟學與近代制度經濟學在理論上還是對立的?？扑沟闹饕碛墒牵骸敖贫冉洕鷮W的觀點不是理論性的，而是反理論的，他們尤其反對古典經濟理論”。施蒂格勒也持相同的觀點，他認為“近代制度經濟學的失敗是因為它沒有提出實證的理論學說，它當時所表現的僅僅是對正統經濟理論的不滿和批判態度，它注定得不出什么新東西，近代制度經濟學的悲劇就在于他們沒有留下什么理論工具(或范式)供別人或后人去使用”?？扑购褪┑俑窭諏εf制度經濟學的批判，以及劃清新制度經濟學與舊制度經濟學的界限，都是可取的。但他們否認新舊制度經濟學之間的理論淵源關系，則不符合實際。

且不說新制度經濟學派在重視制度因素分析這個基本點上與舊制度經濟學一脈相承，繼承了凡勃倫、康芒斯等人的傳統和思路；在許多基本理論范疇上，也可以明顯看出新舊學派之間的傳承關系。或者說，在舊制度經濟學理論中，有新制度經濟學基本范疇的雛形。例如，科斯理論最核心的交易費用范疇，與康芒斯的交易范疇就有理論淵源關系?？得⑺拱选敖灰住弊鳛榕c“生產”概念相對應的經濟學的范疇，并且對交易概念進行了明確的界定與分類。在康芒斯看來，交易活動是“制度”的最基本單位，制度只不過是無數次交易活動的結果。因此對不同類型交易的分析，也就轉化為對不同經濟制度的分析。這樣，就使“交易”概念一般化了，從而具有更廣泛的適應性。不過，由于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哲學、心理學、法學及社會學的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因此，他也就不能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來認識交易本身的內涵，提出“交易費用”概念。又如，新制度經濟學作為最重要經濟制度的產權范疇，從舊制度學派那里繼承的思想遺傳更多。凡勃倫提出無形財產的概念，并認為它是公司的真正基礎，這樣就為公司產權分析開辟了道路?？得⑺箯娬{所有權是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從所有權稀缺到制度稀缺展開分析，提出了一整套采取集體行動來建立秩序的制度體系。艾爾斯、貝爾和米恩斯等人繼承凡勃倫傳統，以技術與制度的矛盾為主線，深入分析公司內部權利結構的變化。諸如此類的研究，直接為產權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準備。如果進行更仔細的比較分析，幾乎所有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中，或深或淺都閃耀著前人思想的光彩。

更重要的是，新制度學派繼承了舊制度學派的傳統，在研究出發點上都是以批判新古典經濟學開始理論生涯的。凡勃倫擯棄了邊際效用概念和均衡概念，認為馬歇爾建立在資本主義“和諧”基礎上的一整套“均衡理論”，與事實不符。并且，龐巴維克把人從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抽取出來，孤立地分析個人的欲望及其滿足途徑，也是錯誤的。他強調對社會文化心理和習慣的分析，主張建立分析制度變遷的“演進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家一直沿襲著“凡勃倫傳統”，無不通過對新古典學派的“經濟人”基本假定的修改，從制度方面或經濟結構方面來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以建立一個與新古典迥異的制度經濟學體系。

指出新舊制度經濟學之間的傳承關系，不是要抹殺它們之間的區別。恰恰相反，而是為了更清楚地認識到新制度經濟學的新意所在。的確如科斯和斯蒂格勒所言，新制度學派的革命性轉變就在于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規范來展開制度分析，把制度因素分析引入實證科學的范疇，從而使制度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真正成為了經濟學體系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摘要：本文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梳理，總結了新制度經濟學和古典經濟學的關系，討論了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一些特點，并對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比較。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之所以有別于其他經濟學而成為一門新的學科，關鍵不取決于它的研究對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與舊制度主義者一樣，新制度主義者也是從批判流行經濟理論“過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著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棄建立在確定性和無限理性基礎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論的基本假設。放棄這一基本假設的方法論無論是從整體上還是局部上說都是意義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進而討論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最后對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論進行比較。

一、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與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關系

諾思指出：“我們應注意不斷地把傳統正規新古典價格理論與我們的制度理論結合起來。我們的最終目的不是試圖去替代新古典理論，我們的目的是使制度經濟學成為對人類更有用的理論。這就意味著新古典理論中對我們有用的部分——特別是作為一套強有力分析工具的價格理論應與我們正在構建的制度理論很好的結合在一起?！毙轮贫冉洕鷮W是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但這種批判并非全盤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礎上加以繼承、發展和揚棄。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是一些有關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設，它隱含地假設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關注經濟的效率而忽略經濟制度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經濟學忽略的三個問題：(1)各種可供選用的社會法規和經濟組織如何影響經濟行為、資源配置和均衡結果。(2)在同樣的法律制度下，經濟組織的形式為什么會使經濟行為發生變化。(3)控制生產與交換的基本社會與政治規則背后的邏輯是什么，它們是如何變化的。而這些問題恰恰是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威廉姆森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從本質上說和微觀經濟學是一致的。新制度經濟學在一些方面對古典經濟學進行了繼承，但新制度經濟學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經濟學給出了充分假設，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性不僅在于技術本質，也在于其獨特的管理方式和結構。后者帶來了不同組織類型中信息傳遞和激勵的區別。(3)新制度經濟學使用的比較方法是兩種可行形式之間的比較，而不是將可行形式與抽象無摩擦形式進行比較?？傊?，新制度經濟學和古典經濟學的關系可表述為：新制度經濟學是在把制度作為內生變量的條件下，用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去分析制度問題，是對古典經濟學關于制度變量假設部分的進一步發展。

二、新制度經濟學研究方法的特點

一、原醫院本身存在的成本核算問題分析

(一)沒有較為完整的規范科學性的成本核算的方法體系

原來的醫院成本核算的方法體系，在管理費用的分攤、成本核算的初次劃分、間接費用的分配和醫院的財務數據與成本核算數據的匹配等方面存在著重大的問題。這樣也就導致了核算之后的數據有較大的出路，缺乏真實可信性。

(二)沒有統一的成本核算的定性標準

原來的制度，每個醫院的成本核算標準和范圍都大同小異。但往往在成本的項目的設置上存在著較大的差別。某些醫院在開展不完全成本核算的時候，將直接成本耗費納入成本核算的范圍內;某些醫院開展全成本核算的時候，它的范圍就包括了直接的成本耗費和間接的成本費用；另外的醫院則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來制定標準?？傊捎诰唧w標準的缺乏，導致了醫院之間的沒能雙方面的比較，也沒能為收費和補償的標準提供行之有效的依據。

二、關于新會計制度下成本核算的新變化

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研究已經不能自外于海外中國問題研究。畢竟，政治學學科的恢復是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事件，它昭示著在政治學研究領域，關于中國政治的研究不僅要認真總結以往的理論和經驗，而且要注意吸收國外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發展獨特、在國際政治中舉足輕重的大國，即使在它自我封閉的年代，也仍然受到國際漢學界的高度關注，國外“中國政治研究”文獻層出不窮，研究角度各異，理論觀點多樣。例如，按照王景倫的歸納，在國外中國研究重鎮的美國，其研究模式不下九種：（1）傾向模式；（2）派別模式；（3）官僚模式；（4）結構模式；（5）規范模式；（6）毛控制模式；（7）世代模式；（8）利益群體模式；（9）合理性模式。[1]這些研究模式，以今天的眼光看，有些是隔靴搔癢，有些是霧里看花，有些是生搬硬套，但也有相當的研究觸及中國政治發展的邏輯，其分析鞭辟入里，其觀點發人深思，其方法富有學理涵容性，在80年代得到國內中國政治研究者廣泛的響應。90年代后，隨著中國學術對外交流的擴大，中國政治研究的不斷深入，國外中國政治研究的許多概念和范疇對中國政治學人逐步失去了最初的新鮮感和震撼力，但是，那些架構比較合理、學理資源比較深厚、在學科上具有“大理論”（grandtheory）特征的理論方法仍然對中國政治學人的中國政治研究發揮著深遠的影響。它們實際上為理解和解釋中國政治提供了雖然不同但有內在聯系的一組理論視角。

一、比較現代化?，F代化是指人類社會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從比較的角度對這一過程進行研究是現代化理論的基本特征，而凡是以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為線索來探討社會變遷的理論都可以歸入比較現代化研究的范圍。比較現代化的一個基本立論是，現代化在歐洲是現代性因素“內源發生”成長的結果，這種現代性因素以殖民和資本輸出的形式從歐洲向外擴張，把世界其他地區強行拉入工業化、民主化、城市化和理性化的偉大歷史運動之中，人類史由此變成一部世界史，因此，在非歐洲地區，現代化不過是這些國家應對來自“外部挑戰”的過程。在改革開放前，主導中國政治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主要是反帝反封建革命斗爭的中國史研究，中國政治學人對現代化理論還相當陌生，但是，由于馬克思的現代社會發展理論與現代化理論有許多相似之處，[2]這一分析框架實際上非常接近現代化理論的某些預設，與它的理論邏輯并無大違。這也是為什么改革開放后，現代化理論一經傳入中國，即濫觴于中國的社會科學界，成為最時髦的理論方法之一。[3]然而，正如羅榮渠先生指出，上述分析框架的取向畢竟不是現代化問題，“中國革命運動是一場偉大而復雜的政治斗爭，但它本身并不等同于社會變革，并不能代替對社會變革全局的研究?！盵4]那么，如何認識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全局呢？羅榮渠先生把它歸納為四個過程：（1）自我衰敗的過程；（2）半邊緣化即半殖民地過程；（3）革命化過程；（4）現代化過程?！熬C觀中國現代變革的全過程，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傳統發展軌道已被打破，開始被納入現代世界發展的大潮之中，因此，中國的半邊緣化和革命化，實質上都是中國現代化總進程中舊體制向新體制轉變的特殊形式。就現代化的特定意義而言，在19世紀后半葉，它只是中國近世社會大變動諸流向中的一個流向；到本世紀初清王朝解體，現代化才異常艱難地上升為諸流向中帶有主導性的趨勢；到本世紀50年代以后，它才逐漸上升為大變革的主流，即占支配地位的大趨勢?！盵5]這種恢宏的視野正是比較現代化的理論稟賦。在比較現代化研究的影響下，80年代以來，不僅當代中國政治發展圍繞著“傳統-現代”這個路徑來分析，甚至那些并非專門研究中國政治發展的論著也以社會轉型為中心來解釋和評價與此相關的其他歷史問題，從而使得中國政治研究具有濃厚的“社會-歷史研究”特色。

二、國家-社會關系分析。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通常被扼要地概括為市民社會理論，作為一個研究模式，它強調的是社會與國家相對的二元性質，關注的是那些不能與國家混淆或不能被國家淹沒的社會生活領域。市民社會理論可追溯到洛克、孟德斯鳩以及托克維爾關于分權、制衡、自治的學說，但因其發展脈絡過于龐雜，缺少理論亮點而顯得衰落。如果不是20世紀后期國家主義的猖獗，市民社會理論可能就此衰落下去。市民社會理論的復興直接導因于70年代以來的東歐和前蘇聯的民主化運動，它受到中國政治學界的高度關注則是1992年以后的事。從現實來說，它是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正在經歷的社會領域自治化進程的回應，這一進程配合著經濟領域的市場化逐步打破國家的全面控制，使越來越多的權力要素流入社會，導致國家與社會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面對這種變化，80年代后期的中國政治學界引發了一場以“新權威主義”為主題的爭論。“新權威主義”者基于后發型現代化國家政治發展規律的認知，認為中國這樣一個處于改革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其經濟市場化和社會自治化只有在集權體制下才能加速進行，一個強大的具有現代化取向的中央權威是完成社會平穩轉型的必要條件。“反新權威主義”者（又被稱為“激進改革派”）則主張中國必須加大政治體制改革步伐以推動正在經濟社會領域出現的市場化、自治化趨勢，只有變集權為分權的政治民主化才能打破發展的瓶頸，實現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良性互動。撇開二者的分歧不論，它們的共同特征均是主張體制內改革。但80年代末期中國政治生活發生的一些大事件促使中國政治學人對中國政治發展重新進行反思，這種反思的一個結果是，國家體制內的改革被認為其邊際收益已經接近為零，要進一步發展中國的民主政治，需要在國家體制外的社會領域用功，即以社會領域的深入廣泛的變革推進國家領域的變革，一個自主性的市民社會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可靠保證。體制外改革由此獲得了戰略意義。此后，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遂成為中國政治研究的熱點，“國家-社會關系”研究被認為是一個極富增殖性和原創性的分析框架。需要指出，雖然“國家-社會關系”隱含著運用市民社會的獨立性所動員的社會資源來抵御后發型現代化國家的政治專橫的設想，但基本上，在中國政治研究者那里，這一關系更多地被解釋為一種基于各自所具有的發展邏輯和自主性而展開的良性互動關系，“透過這種互動，雙方能夠較好地抑制各自的內在弊端，使國家所維護的普遍利益與市民社會所捍衛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會總體發展趨勢的平衡?！盵6]毫無疑問，這種非激進的互動取向同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的后發型現代化國家的政治生態特征是相聯系的。

三、新制度主義。新制度主義是一種主張把制度因素引入經濟分析中以解釋長期經濟變遷成因的理論，它本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非主流學派，但由于在建立制度分析模型方面取得巨大成功，80年代后日益引起人們的注意。新制度主義有兩個中心概念：“產權”與“交易費用”。產權是對資源的排他性占有和使用的權利，它的重要性表現在假如某種資源沒有明確的產權歸屬，利用這一資源就要冒著收益不抵成本的風險，即產生外部性問題，從而導致資源利用的低效率或無效率。較之產權而言，交易費用是一個更具革命性的概念。交易費用簡單地說即某一產權界定的運作費用。假如交易費用為零，產權如何界定對資源的有效配置無關宏旨，但事實上交易費用總是大于零的，因此產權的界定取得極為重要的意義。產權的界定就是制度，制度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費用，使外部性內在化，使資源得到合理配置。新制度主義把“制度”理解為一系列包括正式約束（政治規則、經濟規則）和非正式約束（道德規范、風俗習慣）的社會的“博弈規則”。所謂博弈就是選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通過影響個人選擇而對一國的經濟績效發生積極作用。[7]在這里，制度被視為經濟增長的自變量，制度總是變遷的，制度變遷即產權界定的不斷調整，產權界定則是國家最擅長和最本質的工作。這樣，歷史的進步和經濟政治的發展應該到制度變遷中去尋找原因。新制度主義對制度的特殊關注無疑引起政治學界的極大興趣，因為和經濟學相比，制度更應是“政治”的，傳統政治學的學術偏好之一就是制度研究。只是由于行為主義革命的緣故，制度的研究讓位于行為的研究，國家的研究讓位于政治系統的研究，規范的研究讓位于經驗的研究。在行為主義政治學已呈頹勢的70年代，一部分政治學者轉向決策理論研究，“制度主義成為政治學研究中一股涌動不已的暗流”，他們適逢其時，因為一部分經濟學者也轉向政治研究，“經濟學研究中制度主義思潮的興起，鼓舞了政治學研究中的制度主義理論家”。[8]顯而易見，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匯合很大程度上正是通過“制度”這一關鍵變量打通了個人行為與集體行動、社會與國家、經濟與政治的聯系。新制度主義，論出身，是經濟學的，論歸宿，卻是政治經濟學的（“新政治經濟學”），這也是人們把它視為經濟學與政治學科際整合范例的原因。新制度主義傳入中國的時間不長，應用于政治學研究的時間則更短，目前主要是一些研究生和青年學者在使用這一理論方法，分析中國政治問題也很自然集中在中國改革發展的戰略、國家與市場一類“很經濟化”的主題上，而主要不是社會政治問題?？梢韵胍?，這將是一個有望“刷新”政治學并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新領域。

比較現代化：主題與問題

持比較現代化理論方法考察中國政治發展的學者多半都同意，中國現代化的主題可以概括為回應西方挑戰，重建政治共同體，從而實現以經濟起飛為動力的文明結構的全面轉型。這里一個基本的理論假設是，在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的衰落主要源自內部的傳統危機，如果沒有外部因素的作用，王朝可以通過動員自身資源克服危機，自我復制，但在西方沖擊下，王朝循環的邏輯被中斷，從此以后，中國的變革是圍繞西方新興資本主義世界的中軸而進行，是受外來影響支配的。[9]

【摘要】新制度經濟學是國際上側重研究“產權”與“制度”的經濟學分支，其理論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接受與應用，是當前建設農村法律制度工作中的重要理論參考?；谶@一背景，本文將研究新制度經濟學視角下的“產權”與“制度”理論，并與我國農村經濟建設和法律制度建設結合，并針對如何在實踐中進一步明晰產權制度，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保駕護航，給出適當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經濟學;農村法律;新農村建設;經濟發展

當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出現了諸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新的解決對策與法律制度保障，農村經濟建設中的土地流轉等現實問題呼喚農村法律制度建設的進一步完善。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新世紀取消農業稅，放開土地流轉以來，諸多實踐表明，當前我國農村法律制度建設的薄弱環節在于產權制度不夠明晰，由于產權不明晰導致的經濟糾紛對農村經濟穩定發展和社會和諧環境的打造十分不利。因此需要參考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從產權制度入手，分析進一步完善農村法律制度建設的途徑與舉措。

一、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由美國經濟學家科斯在其著作《企業的性質》中提出。產權理論的主要觀點是，當交易成本為零時，只要允許自由交易，經濟行為就會達到帕累托最優，而交易成本為正，就會降低經濟效率?？扑拐J為，產權理論包括交易成本、產權界定與資源配置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中，交易成本是核心，交易成本的高低將直接影響經濟效率的高低。新制度經濟學還認為，制度需求與制度環境變化共同催生新的制度安排設計，制度安排設計必須建立在符合實踐規律和經濟規律兩個基礎上，不能只考慮實踐而忽視經濟成本，這樣的制度安排是無法貫徹和實現社會福祉進步的，同時不能只考慮經濟成本而忽視社會實踐的趨勢，否則這樣的規定也無法真正切合社會實踐。新制度經濟學指出，經濟效率最大化的前提是交易成本的盡可能降低，而從我國農村經濟建設實踐來看，產權問題構成了交易成本的主體。農村土地流轉是在農村土地所有權保持集體所有制基礎不變，允許有能力的家庭與個人適當突破原有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安排，通過承包土地使用權的方式實現規模經營。土地流轉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弊端，即家庭單位的經營導致生產碎片化，制約了大型農機設備等的使用，對農業產值進一步跨越式提升有一定的負面作用。2007年物權法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根本原則的同時，也為放開土地使用權流轉“放開了口子”，肯定了通過合法土地流轉所取得的收入的合法性，而且通過合同法等的規定，完善了對于承包及所得的歸屬問題規定，進一步激發了有能力的個人和企業參與農村經濟建設實踐的熱情，鄉鎮企業的發展也進入了新的春天。但是在實踐中，由于我國農村地域廣闊，國情復雜，以及農村法律意識淡薄等問題，物權法關于產權制度安排的一些條文精神并沒得到很好地貫徹，導致在實踐中出現了一些不必要的問題。

二、當前農村經濟發展中凸顯的法律制度建設問題

新制度經濟學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經濟學家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時所運用的最早和最持久的理論依據和工具之一，經過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創新之后，中國的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這一方面是因為其他經濟學分支越來越強有力的挑戰和轉軌過程中經濟現象的日趨復雜；另一方面則是和國內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狹隘視野有關。本文將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范疇這個似乎人所共知的問題著手，分別討論新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某個特定對象時內部出現的分野及相對的局限條件，著重指出國內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落后并不是在所掌握的工具上，而是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脈絡和局限條件本身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指出，中國的新制度經濟學要走出低谷，和國際接軌，必須和國外的新制度經濟學家站到同一個起點上，中國豐富的制度實驗資料正是這一目標的保證。

一．邊際成本的引入與作為經驗科學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

按照科斯的說法，新制度經濟學這個名稱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與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經濟學相區別。2新制度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中，政治、法律、貨幣、習俗等制度形式對經濟體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認可，但是，這些傳統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給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響經濟績效，如新古典經濟學；要么假定制度可以無成本地運行，或者沒有專門的分析制度運行成本，如斯密、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倫、米切爾、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經濟學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無成本地生產與選擇，所以，不需要專門的制度理論。

科斯在評價新制度經濟學出現以前的經濟理論時說得非常中肯，他在獲諾貝爾獎時所作的講演中提到，亞當斯密以后的經濟學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見的手"，"被研究的東西是經濟學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現實中的體系。我曾稱之為''''黑板經濟學''''。企業和市場似乎都有名無實。------更令人驚奇的是，在關注定價體系時，竟忽略了市場，或者說忽略了制約交換過程的制度安排3他進一步提到，"我在''''社會成本問題''''中說明，在市場中交易的東西不是像經濟學家經常認為的那樣，是物理實體，而是采取確定行動的權利和個人擁有的、由法律體系創立的權利。"4科斯的確不是第一個正視交易背后的權利關系的人，斯密、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經很關注這些問題，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過邊際分析方法解釋了現實的制度的內生化及其對經濟績效的影響。

科斯對經濟學的貢獻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創新上，但其獨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卻被很容易被人們忽視。5從科斯的論文中可以發現，其研究有三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僅僅研究現實的經濟現象，不僅研究的對象是現實中出現的具體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條件也要符合現實6；二是注重以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重視歸納，但不排除演繹；三是從邊際上著手?？扑蛊駷橹拱l表的論文數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細小的問題，比如燈塔制度、電訊產品生產和消費出現的糾紛、農夫和養牛者的利益糾紛、環境污染等，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對這些細小的經濟現象都是熟視無睹，但科斯顯然不這么認為，他發現，所有這些糾紛的背后其實是產權的界定和變遷，而產權結構的重要性又要取決于利益關系人之間相互協調和影響的成本。糾紛的解決有很多的機制，人們選擇某一種機制的標準是每一種機制所內生的交易成本在邊際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訴訟和私下協商，當兩者的邊際交易成本相等時，制度均衡出現了，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現實的世界會存在多樣化的制度安排；同時，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邊際上小于后者，那么當事人就會選擇法律訴訟，這就可以解釋不同狀態下當事人會選擇相應的糾紛解決機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種制度就是多余的，現實的經濟中制度的顯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現實性，而這些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時被忽視的。

科斯反對新古典經濟學那種"黑板經濟學"式的研究，同時也不贊成老制度經濟學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種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經濟學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在過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從總體上來把握制度變量，比如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國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為一個整體的性質、演化及其對經濟體系的影響。這種所謂方法論整體主義除了對各種經濟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實際上并沒有告訴人們關于制度的詳細故事，這些分析僅僅留下了一堆有待證明的猜想而已。例如，過去的制度分析把企業和市場處理成不同利益集團解決利益糾紛的場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習慣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這些制度安排是作為決定當事人行動的社會整體出現的，當事人的行為反映了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從一些具體的企業活動中發現，企業和市場本身就是協調利益關系的制度，企業和市場的共存說明了兩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對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當事人根據具體環境自由選擇的結果，從這個角度看，科斯所運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選擇模型。所以我們才說，科斯重視個案為基礎的小樣本研究，但不放棄演繹推理，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純粹歸納的不足?？扑沟闹贫确治龊鸵郧暗闹贫确治鲎畲蟮牟煌瑒t在于，通過引入邊際分析，使得各種具體制度的起源、性質、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個人為基礎的比較精確的實證分析上。

1公共科技及公共科技管理內涵界定

公共科技與公共科技管理一般認為是由國內學者提出的。檢索國外文獻，我們發現只有類似的公共科學、公共研究、公共研發、公眾科學等概念。其中公共科學、公共研究和公共研發基本上都是指大學、國家實驗室或政府提供支持的研究機構等所進行的科學探索，產生的知識、科技論文及研究成果［1］。國外公共科學等概念的內涵相對狹小而具體，局限于公共科技研究單位的行為及其產出等問題，并未涉及政府行為及科技政策等層面［2］。國內學者通常將公共科技以及公共科技管理內涵定義為滿足社會公共科技需要、維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生產和消費由市場機制無法提供的科技產品(或稱為公共科技產品)的政府科技管理行為［3］。這一研究視角突出了“國家目標論”，注重的是政府對公共科技資源配置的干預，而對公共科技政策、公共科技成果的轉化等方面關注較少。綜觀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我們發現他們的定義具有四個方面的共同之處:①理論基礎，以公共選擇理論和市場失靈理論為其理論基礎，認為糾正市場失靈、謀求科技資源的最優配置以及滿足社會對公共科技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便成為公共科技管理存在的前提;②暗含假設，假設政策制定者是完全理性的，對市場行為與科技機會有更好的理解，政策制定者的關注焦點在于如何更好地設計政策來實現預定的科技政策效果以及在個人追求私人福利最大化的情境中尋求社會福利最大化;③關注焦點，關注科技資源的有效配置問題，側重于政府對公共科技資源配置的干預，而對科技資源的創生未曾涉及;④分析方法，采用靜態或比較靜態分析方法。卻不能反映出公共科技管理作為一種制度所具有的適應性、連續性和漸進性等制度變遷的特征，也無法反映出公共科技管理自身會隨著管理對象———公共科技的發展而演化變遷，這會影響到公共科技管理內涵的進一步拓展，從而減弱了公共科技管理對國家戰略目標和經濟體系選擇的適應性。本文基于演化范式的意識形態理論與制度觀，對公共科技管理的內涵進行界定，認為公共科技管理應是一種選擇機制。它通過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增強各創新主體間的交互式學習及知識積累與擴散，促進經濟體內創新性企業的產生，并在此基礎上對企業的創新行為進行選擇，其目的在于使適應國家戰略的創新行為得以保留、遺傳，并在經濟體內進行擴散，最終實現自主創新和創新型國家這一戰略目標。因此，在公共科技管理基礎上形成的公共科技管理制度，也不再是運用科技制度設計合理配置科技資源的過程，而是致力于能夠最大限度地激發自主創新潛能的創新制度，即立足于自主研發和內源式學習，探索新的技術軌道，并達到技術前沿的創新制度。

2新古典框架下的公共科技管理制度

2.1公共科技的市場失靈與政府行為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在純粹市場的條件下，科技活動所需的資源不可能得到最優配置，會出現市場失靈。按照阿羅的觀點，發明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ies)、收益非獨占性(Non-appropriabil-ities)和不確定性(Uncertainties)是市場失靈的主要根源［4］。按照這種分析，在科技資源配置及其產出(知識技術)的生產過程中存在的市場失靈，存在著一些私人不愿投資的知識技術，這些就可以稱為公共科技。按照該種產品是否作為公共產品生產的基本標準來判斷，即是否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以及是否存在市場失靈。公共科技屬于一種典型的公共產品，具有公共產品的基本屬性。公共科技的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特征會導致公共科技成為短缺“商品”，短缺意味著公共科技供給不能滿足社會需求而出現總量性短缺和結構性短缺，此時就需要政府對科技活動予以有限、有效的干預。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政府對科技資源配置及其產出的干預是適應市場經濟的一種制度，體現為公共科技管理，本質上是糾正市場失靈，謀求科技資源的最優配置以及滿足社會對公共科技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其管理的主要內容是公共部門科技活動的范圍和組織、結果和效率，并在這一管理過程中，通過制定科技戰略、頒布科技政策、實施科技計劃，創造與組織科技環境、條件和公共科技資源配置實現公共科技供給的目標，進而帶動和整合市場中的科技資源，提高全社會中的科技資源配置效率，維持和提升一國的科技生產與創新能力。因而，公共科技管理制度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公共部門，運用科技制度設計合理配置科技資源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政府承擔著公共科技資源配置的規劃者，并從外部為技術創新提供條件?？偠灾?，市場失靈成為新古典經濟學進行公共科技管理分析的邏輯基礎，通常稱為市場失靈的管理范式。同時，市場失靈也為判斷政府應何時干預科學技術提供了一個相當清晰的分析工具，公共科技管理的作用就在于彌補市場失靈。

2.2公共科技管理中的新公共管理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