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范文10篇

提要：本文提出了分析政治制度變革的“規則與秩序”的思考方法。對眾所注目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本文對民主至上的方案如恢復人民代表大會的憲法地位、農村基層直選為突破口等等，在價值上和知識上兩個方面都提出了批評，提出了替代性的憲政聯邦主義的政改思路并做了相應的論證。本文希望的是引發人們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這一問題認識模式的轉換。

一、內在的探究方法

什么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問題？在政治改革中，政治學家能夠做什么？要直接回答這些問題，是突兀的，我想首先要交待一下我觀察和分析這些問題的理論視角是什么。我的方法簡單說是“規則與秩序”的研究方法。這個方法的背后當然包含著許多人們的努力。從正統的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新制度經濟學、法和經濟學那里，我們學習到了在一定規則下人類社會秩序之形成的洞見。這種學術努力的源頭在亞當·斯密那里，而在更久遠的時代也早有其思想的萌芽。而規則，這個詞本身就有規范的含義，辨別是非，是古往今來所有人們的日常語言實踐。西方早有自然法學說，當代康德傳統下的道德哲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們對正義規則進行了異常細致的辨析和提煉。中國也有著孔孟傳統下的源遠流長的道德言說。當然極為重要還有法學家們的理論和實踐（隨便一個例子如〖美〗愛德華·S·考門（1996）《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強世功譯，北京：三聯書店）。對這兩種思考方法的結合，我承認在當代哈耶克是這種努力的一個最杰出的代表者，正在興起的憲法經濟學我相信也走在同一條路上（參見詹姆斯·布坎南和維克托·范伯格等人的著作），而美國憲法的創立及美國建國之父們特別是詹姆斯·麥迪遜是將此種結合運用于實踐的杰出典范。我剛才所說的規則與秩序的理論，嚴格說都是一種內在的探究方法。對于人類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現象，并不采取一種客觀的觀察者的立場來研究，就象通常自然科學家所作的那樣，以一種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社會和人類的制度。這正是我并不認同的研究方法。盡管在“科學無所不能”這一信條的鼓勵下，它聽起來不無道理，但實際上這種方法是同人類的基本日常語言實踐相矛盾的。只要我們的語言仍然存在，并且人類得以憑借語言來互相交流，那么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對人類社會的研究和建構來說就只能是輔助性的工具而不能是基本的范式。在地下考古當中，各種先進的科學檢測的辦法盡管重要，卻并不足以使我們理解我們真正感興趣的東西，因為我們想知道的并不是一個死去的生物體已經死去多長時間了，我們關心的是他是誰以及有關他的故事，就好象我們現在問一個陌生人他是誰一樣。我們所要知道的是唯有人類才能結成的一種關系，而不是他本是個什么樣的客觀實體。我相信這些唯科學主義的研究方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對人們頭腦的支配，對眼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來說已經起到了誤導和混淆的作用：要么是想去發現一種人類社會普遍的運行規律，即不依賴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注定了的客觀規律，并要求人們依此規律全力追求一個新的社會，并力圖把新社會的美好藍圖帶進現實。但是只要我們稍有常識就會發現，這些努力還是形成了人類行為的新的規則，而在這些新規則下的人類行為及其結果是非?？膳碌模悄切┦甲髻刚咭膊辉敢饪吹降?。到了今天，這一思想的又一變種正以這樣的面目出現，它們就是文化決定論和中國國情特殊論。我們能夠聽到這樣的說法：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正義，中國有一種特殊的價值觀，因此西方的法律概念是不可能運用到中國的。在我看來這里的問題并不是誰要將西方的某一條法律運用到中國來的問題，而是面對中國的問題，是要做一個外部的觀察者還是要做一個內部的探究者進行思考的問題。一個外部觀察者的思考方式總是或者能夠發現某個地方的人民的特殊之處，并對這些特殊之處做出解釋；或者總能發現歷史的理性或普遍規律。由此導致的實踐都是忽視甚至毀滅人類的基本價值，并在知識上錯誤地理解人類社會的秩序的性質，從而最終陷入荒謬。而一個內部探究者無論他掌握了什么高深的理論，卻會認為每一個中國普通民眾和他一樣都是有理性的人，是同樣的能邏輯思考和有正義感的人，是在對話中尋求理解和共識的人們的一員。正義是具有語言交流能力的人類的主體間的理解，秩序是在規則下人們主觀追求各自目的的結果。因此認為發現某兩個地方存在不同的規則這一事實就可以將人們對正義探求的努力，以及建構規則的努力抹殺掉是絕對錯誤的。當今中國法學界的法治本土資源論者，他們的思想正是哈耶克所批評的最典型的建構理性主義。

從上面對規則與秩序的簡單解說可以看出，我的說法并不代表著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看法，即以經濟人的模式解釋一切。我們知道理論的特征在于抽象，這一點作為經濟學家當然明了，而且在他們的專業領域也是這么做的：他們建立了抽象的模型，這種抽象的能力使得他們能夠處理萬萬千千的經驗事實，而不陷入對經驗事實的表面因果性理解當中。事實上，在憲法學和政治哲學的領域，一些學者們以可能絕不低于經濟學家的抽象程度在建構和思考著他們的概念。對于這一點，讀一下羅爾斯的《正義論》等就可以很明白。因此，在政治學者當中，存在著這樣的對憲政規則的理解方式，即憲政是我們理解經驗事實的概念結構而不是經驗事實本身。正是依賴于這樣一種概念結構，政治學者們才能夠不過分依賴于經驗事實的提示，不在萬千的經驗事實大海當中迷失方向，從而在表面似乎相似的事物當中辨識什么是憲政什么不是憲政。簡單地說，對秩序的探究，是經濟學家的事業，更進一步的則是以“自發的秩序”作為一種方法論（注意：僅僅是方法論而非價值觀）對人類社會現象所做的解釋。對秩序的探究不能等同于對規則的探究，即使在純粹解釋的意義上，把財產權利僅視為個體之間的博弈均衡也是不完全的，現代經濟學家的這種視角（參見巴澤爾《產權的經濟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比起休謨的財產權利理論來其洞見要淺得多（參見休謨《道德原理探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休謨《人性論》下冊，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無限擴展，會形成沿空間展開的堪與沿時間展開的歷史主義決定論相比的一種決定論，都最終會導致倫理和規則的虛無主義。但是，自由的實現依賴于神學加上經濟學，而不僅是其中的一個，沒有經濟學的幫助，道德哲學家或神學家不能工作出可在現實中生存的制度來。這兩種方法的結合，也許我們可以稱之為政治哲學或立法科學（在亞當.斯密的意義上）。我大致形成了一個總的理論思考框架──“自發的秩序”和對規則的建構，這就是通過將在方法論意義上的“自發的秩序”作為理論工具來限定人類能夠建構的領域并進行規則的建構，而人性超越的一面使得規則的改變成為可能；通過超越和規則下人類俗世目的的良好實現的一致來說明由此得出的規則的優越性。

就近來很有影響的《經濟改革和憲政轉軌》（見/網站）一文來說，毋庸置疑這篇文章的三位作者都是杰出的經濟學家，尤其是楊小凱教授，這篇文章在利用經濟理論分析轉型國家的改革舉措所產生的經濟績效和經濟結果方面深具洞見。但是，對于專業是政治哲學或憲法理論的人們來說，這篇文章可能有一些令人不滿意之處，這些不滿可能出現在文章的一些細節之處，更可能出現在一些對于憲政的理解方面。例如這樣一些問題，俄羅斯實現的是否是一種憲政轉軌？中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否進行了憲政改革？法國革命的后果是什么，是否進行了100多年的憲政轉型？能否將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相提并論？如果經濟學家意識到將北歐社會的政治經濟體制引進中國將是場災難的話，那么是否可以在這種意義上否認北歐國家實行的是憲政。一如經濟學家在他們的領域所做的一樣，政治學者在做出他們判斷時依據的也是抽象而非常識，因此這兩個領域所為人類提供的真知識往往都具有反常識的性質。當然對政治哲學家來說，他們對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的理解也可能是常識性的，會迷惑于統計數字如GNP等等。更嚴重的是，他們因此有時將道德規則直接應用于政治領域。根據“人權高于主權”的原則，哈維爾和哈貝瑪斯贊成科索沃戰爭。但是，“人權高于主權”，正如“上帝高于國王”，其正確性在于“人權”和“上帝”都不具有實質的經驗性的含義，都代表了人們的理想、超越、難以明言的對普遍正義的追求?！叭藱喔哂谥鳈唷笔俏覀冋撧q中正確的邏輯形式、是道德判斷語言正確的語法，卻不能為現實中國家的行動作直接的辯護，因為我們現實能觀察到永遠是幾個主權間的斗爭，而不是人權和主權間的斗爭。有許許多多的判斷的負擔（除了納粹制造的奧斯維辛這樣極少的例外）并不能在道德的層面就可解決，唯有在充分考慮長遠后果的情況下仔細建構國家暴力行動的界限才能得到可靠的標準。在這里“不干預他國內政”不能成為標準。一國除非極嚴厲地限制言論自由，否則該國總有干涉他國內政的言論存在。國與國之間的涉它性行動是無所不在的，“不干預他國內政”是完全不可操作的規則。以什么手段干預？干預到什么程度呢？這是復雜的問題，但也可以進行初步的設想。根據人權原則，一國到另一國武裝接運難民盡管是明目張膽的干涉但應該是可以的，如果把難民接到干預國的話，則肯定是可以的。進一步，就難說了，但扔原子彈絕對不可，北約對南聯盟的轟炸則開始了一個壞的先例。并不奇怪，這是一場西方社會黨人發動、新左派們所鼓吹的戰爭，在一定程度上正顯示了其思想的淵源和邏輯。上面這段題外話是想說明，在憲政中，對道德的建構或者說對正義的探究盡管是最重要的但絕不是主要的工作，主要的工作是下文所說的政治建構主義。

如果政治體制和它的后果、憲政轉軌和經濟改革被理解為是在規則和秩序這個大的理論前提下的話，那么理想的方式當然是關于規則的抽象理論和關于秩序的抽象理論的結合，一種在秩序的研究方面達到高度抽象的理論同政治學常識的結合，以及關于經濟的常識同對正義規則的高度抽象的探究的結合，可能都不是令人滿意的。要做到這一點可能需要一個學者是兩個方面的專家，我想這點很困難，但可以嘗試，或者需要兩個領域專家的合作。這是將傳統的憲政理論同新興的公共選擇理論、憲法政治經濟學結合起來的嘗試。政治改革是內在的對正義探究和秩序研究的共同事業，而在特殊的經驗中獲得其特殊的形式。

【作者】何增科

【作者簡介】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北京100032

何增科(1965—)，男，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政治學博士。

【內容提要】本文就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關于國內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方面的十個主題問題進行了理論總結和分析，以期為下一步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發展提供反思與探索。

【摘要題】動態與綜述

【英文摘要】ThispapermakesatheoreticalgeneralizationandanalysisofthetenmajorquestionsaboutChinesepoliticalsystemreformanddemocratizationsince1980''''sinahopetoprovideanexplorationandreflectionontheupcomingdevelopmentofpoliticalreformanddemocratization.

內容提要：中國改革開放已逾20年，與持續深化、成效顯著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相比，政治改革顯得步履維艱，嚴重滯后。因此，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已成為新世紀中國面臨的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特別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順黨政關系，推進黨內民主建設。

關鍵詞：政治改革中國新世紀

南京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公共管理系主任、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長，南京210097

中國啟動改革開放的歷史航程已逾20年，作為改革總體戰略的兩大主體工程之一的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勿庸諱言，成就的背后存在著日愈尖銳的矛盾和問題，特別是與持續進行的經濟改革及其輝煌成就相比，政治改革無論是從廣度、深度還是力度、速度上都要大為遜色，政治改革嚴重滯后于經濟改革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這一狀況不僅直接制約了經濟改革向縱深發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引發和加劇了腐敗行為，[①]政權合法性下降、社會不穩定等一系列社會政治問題。面向21世紀的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和發展亟需政治體制改革在實踐中有突破性進展，為此，首先必須解放思想，直面現實，在寬松的氣氛下對政治改革面臨的重大問題進行認真、深入的討論，在理論創新的基礎上，為政治改革提供有效的方法論指導，正是抱著這一宗旨，本文擬對政治改革中亟待解決的若干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冷靜審視和梳理，希望能在開拓人們的研究視野和解決問題的思路上盡菲薄之力。

一、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

從政治學學理上看，政治體制改革涉及的只是作為國體實現形式的政體范疇，而與國體本身無涉，從我國的實際來看，憲法規定我國國體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顯然，這一國體體現了我國政權的階級性質，政治改革不是要改變而是要鞏固這一國體。按照一種似乎早已成為定論的看法，我國的國體問題早已解決，因而也就沒有研究或討論的必要，但若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冷靜的思考一下現實，涉及到國體的問題并非沒有，而且有的還趨于嚴重。

內容提要：中國改革開放已逾20年，與持續深化、成效顯著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相比，政治改革顯得步履維艱，嚴重滯后。因此，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已成為新世紀中國面臨的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特別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順黨政關系，推進黨內民主建設。

關鍵詞：政治改革中國新世紀

南京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公共管理系主任、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長，南京210097

中國啟動改革開放的歷史航程已逾20年，作為改革總體戰略的兩大主體工程之一的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勿庸諱言，成就的背后存在著日愈尖銳的矛盾和問題，特別是與持續進行的經濟改革及其輝煌成就相比，政治改革無論是從廣度、深度還是力度、速度上都要大為遜色，政治改革嚴重滯后于經濟改革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這一狀況不僅直接制約了經濟改革向縱深發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引發和加劇了腐敗行為，[①]政權合法性下降、社會不穩定等一系列社會政治問題。面向21世紀的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和發展亟需政治體制改革在實踐中有突破性進展，為此，首先必須解放思想，直面現實，在寬松的氣氛下對政治改革面臨的重大問題進行認真、深入的討論，在理論創新的基礎上，為政治改革提供有效的方法論指導，正是抱著這一宗旨，本文擬對政治改革中亟待解決的若干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冷靜審視和梳理，希望能在開拓人們的研究視野和解決問題的思路上盡菲薄之力。

一、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

從政治學學理上看，政治體制改革涉及的只是作為國體實現形式的政體范疇，而與國體本身無涉，從我國的實際來看，憲法規定我國國體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顯然，這一國體體現了我國政權的階級性質，政治改革不是要改變而是要鞏固這一國體。按照一種似乎早已成為定論的看法，我國的國體問題早已解決，因而也就沒有研究或討論的必要，但若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冷靜的思考一下現實，涉及到國體的問題并非沒有，而且有的還趨于嚴重。

內容提要：中國改革開放已逾20年，與持續深化、成效顯著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相比，政治改革顯得步履維艱，嚴重滯后。因此，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已成為新世紀中國面臨的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特別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順黨政關系，推進黨內民主建設。

關鍵詞：政治改革中國新世紀

南京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公共管理系主任、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長，南京210097

中國啟動改革開放的歷史航程已逾20年，作為改革總體戰略的兩大主體工程之一的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勿庸諱言，成就的背后存在著日愈尖銳的矛盾和問題，特別是與持續進行的經濟改革及其輝煌成就相比，政治改革無論是從廣度、深度還是力度、速度上都要大為遜色，政治改革嚴重滯后于經濟改革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這一狀況不僅直接制約了經濟改革向縱深發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引發和加劇了腐敗行為，[①]政權合法性下降、社會不穩定等一系列社會政治問題。面向21世紀的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和發展亟需政治體制改革在實踐中有突破性進展，為此，首先必須解放思想，直面現實，在寬松的氣氛下對政治改革面臨的重大問題進行認真、深入的討論，在理論創新的基礎上，為政治改革提供有效的方法論指導，正是抱著這一宗旨，本文擬對政治改革中亟待解決的若干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冷靜審視和梳理，希望能在開拓人們的研究視野和解決問題的思路上盡菲薄之力。

一、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

從政治學學理上看，政治體制改革涉及的只是作為國體實現形式的政體范疇，而與國體本身無涉，從我國的實際來看，憲法規定我國國體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顯然，這一國體體現了我國政權的階級性質，政治改革不是要改變而是要鞏固這一國體。按照一種似乎早已成為定論的看法，我國的國體問題早已解決，因而也就沒有研究或討論的必要，但若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冷靜的思考一下現實，涉及到國體的問題并非沒有，而且有的還趨于嚴重。

內容提要：中國改革開放已逾20年，與持續深化、成效顯著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相比，政治改革顯得步履維艱，嚴重滯后。因此，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已成為新世紀中國面臨的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特別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理順黨政關系，推進黨內民主建設。

關鍵詞：政治改革中國新世紀

南京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公共管理系主任、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長，南京210097

中國啟動改革開放的歷史航程已逾20年，作為改革總體戰略的兩大主體工程之一的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勿庸諱言，成就的背后存在著日愈尖銳的矛盾和問題，特別是與持續進行的經濟改革及其輝煌成就相比，政治改革無論是從廣度、深度還是力度、速度上都要大為遜色，政治改革嚴重滯后于經濟改革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這一狀況不僅直接制約了經濟改革向縱深發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引發和加劇了腐敗行為，[①]政權合法性下降、社會不穩定等一系列社會政治問題。面向21世紀的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和發展亟需政治體制改革在實踐中有突破性進展，為此，首先必須解放思想，直面現實，在寬松的氣氛下對政治改革面臨的重大問題進行認真、深入的討論，在理論創新的基礎上，為政治改革提供有效的方法論指導，正是抱著這一宗旨，本文擬對政治改革中亟待解決的若干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冷靜審視和梳理，希望能在開拓人們的研究視野和解決問題的思路上盡菲薄之力。

一、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

從政治學學理上看，政治體制改革涉及的只是作為國體實現形式的政體范疇，而與國體本身無涉，從我國的實際來看，憲法規定我國國體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顯然，這一國體體現了我國政權的階級性質，政治改革不是要改變而是要鞏固這一國體。按照一種似乎早已成為定論的看法，我國的國體問題早已解決，因而也就沒有研究或討論的必要，但若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冷靜的思考一下現實，涉及到國體的問題并非沒有，而且有的還趨于嚴重。

經濟增長是經濟學家的研究對象，而政治改革則通常屬于政治學家的研究范圍。然而，在象中國這樣的轉型中國家里，經濟增長卻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命題，它涉及到與政治改革相關的制度變革；同樣，政治改革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學課題，它的推動和進展與經濟增長有密切關系。把經濟增長和政治改革這兩個課題放到一起來思考，屬于跨學科研究，謹守學科分際的學者往往不愿輕易涉足。于是，在中國問題研究領域里，把這兩個本來密切相關的課題割裂開來孤立分析的方法就盛行起來?？墒?，那種就經濟談經濟或就政治談政治的研究方式，卻很可能給種種似是而非的無根之說創造條件，也給政客的詭辯留下了空間。筆者試圖在本文中討論中國的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的相互關系。雖自知才疏力薄，恐難深入周全，仍欲一試，旨在拋磚引玉，以引起社會科學界學者們的進一步探討。

一、關于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相互關系的四種假說

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談的經濟增長是指健康、穩定、具長期潛力的經濟增長，而不是那種靠“吃老本、欠新帳”、浪費資源、破壞生態而維持的、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對中國而言，經濟增長及經濟發展的目標是實現工業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說的中國政治改革，則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為導向的民主化改革。達倫多夫(Dahrendorf)認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個要件：必須在機會均等的基礎上實現公民的（個人的、政治的、社會的）基本權利；社會沖突應當被認可為積極的、創造性的，解決沖突時應有理性控制；社會利益的多樣性必須通過領導群體（精英）的競爭表現出來；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時，作為共同利益的“公眾道德”必須發揮其作用。[1]進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權、多元利益、競爭性選舉和對民主價值觀的憲法共識。

在討論當代中國的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的相互關系時，有兩個流行的假說。流行假說之一是，只要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國的政治改革就自然會被提上議事日程并順利實現。筆者在此對這一假說提出質疑和批評。政治是經濟的上層建筑，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得到廣泛的認同；否則，馬克思的一些觀點也不會在西方社會科學教科書中占據相當的地位。顯然，在漁獵社會不可能建立國家，農業社會也不會誕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現代人類社會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說的缺陷在于，在現代社會里，適合一個國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謂“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沒有確定性含義，能否作國際比較？這個假說顯然無法解釋歷史。遠在清軍開進山海關的時候，英國國會已經把政府的錢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機制的雛形。那時英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國，英國政治制衡機制的出現在多大程度上與經濟發展本身直接相關？上述假說恐怕難以自圓其說。進一步看，今天的中國經濟比16世紀的英國經濟還落后嗎，如果說當時英國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撐民主政治，為什么今天中國如此現代化的大都市里卻連街道辦事處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選？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評價那時美國的言論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識字率難道比當時的美國還低，以致于不能開放言論和新聞自由？

大約50年前，劉少奇在制定1954年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說過：“由于現在的各種具體條件，我國在選舉中還必須依照法律在一定時期內剝奪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必須規定城市和鄉村選舉代表名額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實行多級選舉制，并且在基層選舉中多數是采用舉手表決的方法。我國的選舉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進的，并在條件具備以后就要實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盵2]時間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國民經濟也翻了幾番，究竟中國的人均GDP要達到多少美元，中國公民才能有資格直接選舉全國人大代表或國家主席？到底什么時候中國能具備劉少奇承諾過的直接選舉的“條件”，上述假說其實給不出答案。

持上述觀點者有一種錯誤認識，似乎只要有了經濟增長，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會像個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國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種裝置或技術專利，可以輕而易舉地“拿來”或“引進”。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制度演化進程。有了漂亮的憲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憲政機制，憲政的牢固根基必須扎在人們的心中，形成一種保障基本人權、限制政府行為的憲法共識。憲政民主的政治傳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經濟增長的天然“副產品”，而是在民主的實踐中逐漸養成的。發達國家建立比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經過了幾百年的努力，現在還在繼續改進完善；中國具有后發優勢，或許會縮短這一進程，但絕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啟動得越遲，實現得越晚，沒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長。若國人滿足于只有生存而無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達到3萬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穩穩地做奴隸、臣子、順民；如果還有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的夢想，就必須從現在做起，積極穩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標。

經濟增長是經濟學家的研究對象，而政治改革則通常屬于政治學家的研究范圍。然而，在象中國這樣的轉型中國家里，經濟增長卻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命題，它涉及到與政治改革相關的制度變革；同樣，政治改革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學課題，它的推動和進展與經濟增長有密切關系。把經濟增長和政治改革這兩個課題放到一起來思考，屬于跨學科研究，謹守學科分際的學者往往不愿輕易涉足。于是，在中國問題研究領域里，把這兩個本來密切相關的課題割裂開來孤立分析的方法就盛行起來?？墒?，那種就經濟談經濟或就政治談政治的研究方式，卻很可能給種種似是而非的無根之說創造條件，也給政客的詭辯留下了空間。筆者試圖在本文中討論中國的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的相互關系。雖自知才疏力薄，恐難深入周全，仍欲一試，旨在拋磚引玉，以引起社會科學界學者們的進一步探討。

一、關于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相互關系的四種假說

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談的經濟增長是指健康、穩定、具長期潛力的經濟增長，而不是那種靠“吃老本、欠新帳”、浪費資源、破壞生態而維持的、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對中國而言，經濟增長及經濟發展的目標是實現工業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說的中國政治改革，則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為導向的民主化改革。達倫多夫(dahrendorf)認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個要件：必須在機會均等的基礎上實現公民的（個人的、政治的、社會的）基本權利；社會沖突應當被認可為積極的、創造性的，解決沖突時應有理性控制；社會利益的多樣性必須通過領導群體（精英）的競爭表現出來；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時，作為共同利益的“公眾道德”必須發揮其作用。[1]進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權、多元利益、競爭性選舉和對民主價值觀的憲法共識。

在討論當代中國的經濟增長與政治改革的相互關系時，有兩個流行的假說。流行假說之一是，只要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國的政治改革就自然會被提上議事日程并順利實現。筆者在此對這一假說提出質疑和批評。政治是經濟的上層建筑，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得到廣泛的認同；否則，馬克思的一些觀點也不會在西方社會科學教科書中占據相當的地位。顯然，在漁獵社會不可能建立國家，農業社會也不會誕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現代人類社會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說的缺陷在于，在現代社會里，適合一個國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謂“一定程度”的經濟發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沒有確定性含義，能否作國際比較？這個假說顯然無法解釋歷史。遠在清軍開進山海關的時候，英國國會已經把政府的錢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機制的雛形。那時英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國，英國政治制衡機制的出現在多大程度上與經濟發展本身直接相關？上述假說恐怕難以自圓其說。進一步看，今天的中國經濟比16世紀的英國經濟還落后嗎，如果說當時英國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撐民主政治，為什么今天中國如此現代化的大都市里卻連街道辦事處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選？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評價那時美國的言論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識字率難道比當時的美國還低，以致于不能開放言論和新聞自由？

大約50年前，劉少奇在制定1954年憲法草案的報告中說過：“由于現在的各種具體條件，我國在選舉中還必須依照法律在一定時期內剝奪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必須規定城市和鄉村選舉代表名額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實行多級選舉制，并且在基層選舉中多數是采用舉手表決的方法。我國的選舉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進的，并在條件具備以后就要實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盵2]時間已經過去了近半個世紀，國民經濟也翻了幾番，究竟中國的人均gdp要達到多少美元，中國公民才能有資格直接選舉全國人大代表或國家主席？到底什么時候中國能具備劉少奇承諾過的直接選舉的“條件”，上述假說其實給不出答案。

持上述觀點者有一種錯誤認識，似乎只要有了經濟增長，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會像個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國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種裝置或技術專利，可以輕而易舉地“拿來”或“引進”。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制度演化進程。有了漂亮的憲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憲政機制，憲政的牢固根基必須扎在人們的心中，形成一種保障基本人權、限制政府行為的憲法共識。憲政民主的政治傳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經濟增長的天然“副產品”，而是在民主的實踐中逐漸養成的。發達國家建立比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經過了幾百年的努力，現在還在繼續改進完善；中國具有后發優勢，或許會縮短這一進程，但絕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啟動得越遲，實現得越晚，沒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長。若國人滿足于只有生存而無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達到3萬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穩穩地做奴隸、臣子、順民；如果還有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的夢想，就必須從現在做起，積極穩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標。

何謂民權？孫中山先生說：“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薄罢褪潜娙说氖拢尉褪枪芾?，管理眾人的便是政治?！薄敖褚匀嗣窆芾碚拢憬凶雒駲?。”民權主義作為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思想中的重要內容，其核心是主張“共和主義”、“主權在民”，期望建立“民主立憲政體”的“合眾政府”?！拔覀冎袊幵谶@個世界潮流之中，也當然是應該提倡民權、發達民權?！痹趯O先生的政治設計中，他把革命建國程序分為軍政時期、訓政時期和憲政時期。他認為，我們也“拿歐美已往的歷史來做材料”，但“不是要學歐美，步他們的后塵”，去建立一個“舊式的共和國”，而是要“以俄為師”，建立一個“駕乎歐美之上”的國家。他堅信“一個類似（俄國蘇維埃共和國）的新的制度一定會在東方建立起來”。

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思想，既對西方民主制度的學習“取法乎上”，吸收了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的先進經驗，吸收了法國大革命中啟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吸收了美國建國先賢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原理，同時又吸取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等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菁華。這是怎樣一份豐厚的政治思想遺產啊！同志在延安時期，曾高度評價過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他在解釋什么是新民主主義憲政時，稱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里的話“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其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是“講得最好的”。（可惜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遺訓）還曾指出：“人民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就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共和國”，“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是孫先生的偉大的政治指示”，我們“必須尊重這個指示而堅決地實行之”。孫先生的這個“政治指示”，“除了誰領導這個問題”沒有解決以外，“如果加上工人階級的領導，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了”。

如今孫中山先生的共和之夢，早已由共產黨人領導實現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工人階級不僅“做全國人的指導，作國民的先鋒”，而且這個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共和國，像巨人一樣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中國，正步向真正的憲政時代。

孫中山先生關于憲政的設計，主要有兩點，一是直接民權和間接民權同時并用；二是權能區分，用公民權制約政府權。

為什么孫中山先生提出直接民權和間接民權同時并用？因為在他看來，盡管“間接民權”這種“代議政治”有巨大的進步意義，但流弊亦不少。因為這種間接民權，不是“人民直接參與”，“有權者們為少數人，大多數依然在被治地位”。他還抨擊“法美等之采用代議政體，不得謂真民權”，“人民選舉了官吏、議員之后，便不能夠再問”，若其“悍然違反人民之意以行事，而人民亦莫如之何”。什么是理想的民權呢？孫先生認為“于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以人民集會或總投票之方式，直接行使創制、復決

借鑒孫先生上述思想，今天的政治改革中，能否逐步擴大直接民權，把現已實行的村級直接選舉逐步擴大到鄉、縣兩級，即縣以上仍然實行間接民權，通過人民代表選舉國家權力機關和政府行政機關首腦；縣及縣以下實行直接民權，由人民直接選舉縣（市）長和鄉（鎮）長，直接投票決定行政區劃內的重大社會經濟事項。

一、引論

中國鄉村民主自治是史無前例的事件。我們幾乎沒有現代國家的直接經驗作為參照系來對這一事件進行評論，因為沒有一個國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從農村開始的，更沒有在與中國相似的歷史條件下從農村開始進行政治改革的成功經驗。我們只能通過歷史分析和邏輯判斷對這一事件作出某種推測性研究。

本文的基本觀點是：1·從根本上說，鄉村民主政治應該是全社會民主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不是獨立于全社會的“自治民主”。2·在傳統鄉村社會，可以有“自治”，但不會有“民主自治”；真正的傳統鄉村社會不存在對民主政治的需求。3·對民主政治的需求產生于鄉村社會的結構轉型時期。4·通常，鄉村政治改革應該是全社會政治變革的最后一個環節，傳統鄉村社會很難產生推動全社會政治變革的力量。5·中國推行鄉村民主自治制度標志著一場新的“鄉村動員”已經開始，在今后一個時期，鄉村富人政治和宗派政治將會強化。6·鄉村政治改革要遵從民主政治發展的一般規律，在這個前提下，政治家的政治領導藝術才能夠駕馭政治改革進程。

二、自治不等于民主自治：一種歷史觀察

自治本是一個涉及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關系或多民族國家中民族關系的一個政治概念，一般是指某一地域的共同體由于經濟上的封閉性或相對獨立性，而產生的對中央政府的相對獨立性。在一般政治學和歷史學文獻中，自治概念多用來描述中世紀歐洲城市的政治特性；現在也用來表述多民族國家中少數民族與多數民族的關系。在基督教君主制盛行的背景下，城市共和制度創造了提供自治可能性的重要范例。（戴維·赫爾德，1998，53）

羅馬帝國時期，歐洲有自治城市。在公元二世紀，羅馬帝國的“每一個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它執掌國家大事－－外交、軍事、國家財政?！绷_馬帝國的中央政府真正完全控制的是羅馬這個城市，其君主在法律上只是首府羅馬城的最高長官?；实圩鳛槿〉脛倮恼鞣?，他的大田莊遍及帝國各地，并成為其歲入的重要來源。（羅斯托夫采夫，1957，195－230）顯然，這種自治性政治關系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很難找到，更不同于今天的我國鄉村“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