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范文10篇

提要：本文辨析明朝建國以前朱元璋在紅軍中的任職履歷，探討所任職官的性質、含義和歷次升遷的背景。其中，“九夫”之長乃牌頭，“鎮撫”乃“朱鎮撫”來源，升“總管”在招降義軍之后，“翼元帥”乃“左副”都元帥之兼任，“同僉”乃節制翼元帥之任，帳前都司隸屬行省從而隸屬“平章”，有“丞相”無“丞相同僉”，“吳國公”乃封爵而非高官，有“中書右丞相”之任，“吳王”登極前兩月即以皇帝自居等等，或于史料記載和前人研究稍有補正。

關鍵詞：元明龍鳳朱元璋

明朝建國以前，朱元璋所部隸屬龍鳳政權。從1352年任“九夫”之長，到1364年稱吳王，朱元璋一直是紅軍的官員。明初，官方盡量避諱曾隸屬龍鳳政權的事實，凡涉及朱元璋的官職名目，或含糊帶過，或避而不談。私人撰述中雖屢有提及，往往粗率失真，后代傳抄文字又多錯訛。官私記載不可據信，遂使朱元璋的任職狀況頗多難解之處，影響到對史實的判斷。本文梳理朱元璋的任職“履歷”，辨析元末紅軍的官制，或有助于閱讀元明之際史料記載和深入理解明朝建國歷程。

一隸屬郭子興部紅軍時期（1352－1354）

至正十一年（1351），杜遵道、劉福通等以白蓮教相號召，在淮北的潁州組織紅軍起事，各地紛紛響應。至正十二年（1352）初，郭子興以紅軍名義在淮南的定遠興兵，占領濠州。朱元璋于本年閏三月投入郭軍，到至正十五年（1355）初，一直隸屬郭子興部下。

（一）壬辰年（1352）四月：“九夫”之長

【摘要】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為扭轉社會風氣，鞏固封建統治，提出了“治國以教化為先”的思想。朱元璋認為，教化應以倡導禮義道德為核心內容，各級官吏要言傳身教，要積極推動教化活動的展開，并以一系列的制度確保教化政策能夠長期得以貫徹落實。

【關鍵詞】朱元璋；教化；禮義道德

禮義道德作為一個帶有政治色彩的詞語，“教化”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出現的頻率頗高。從語義上說，“教化”有教育、感化的意思；而從實際意義上說，“教化”則是指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改變人心、風俗，即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教育明朝(尤其是明初)是中國歷史上教化比較成功的一個時期，無論是教化的內容、教化的方式，還是教化的效果，都值得我們關注。而這一切都與明太祖朱元璋的教化思想有著直接的關系?？梢哉f，朱元璋對教化的認識，指導了明初甚至有明一代的教化活動，是明王朝制定教化政策和軟化制度的理論基礎。

一、教化思想的形成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了《正禮儀風俗詔》，實際上宣告了教化活動的全面展開。詔書一方面回顧了教化在歷史上所發揮的作用，另一方面，痛陳當時民風之劣，“道理未臻；民不見化，市井鄉間，尚然元俗[1]”。表明了教化的必要性。此后，朱元璋又以詔書、訓諭等方式，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更全面、具體的論述。

朱元璋認為，教化肇始于三皇五帝時期，“三皇立極，尋民以時，庖廚稼穡，衣服始制，居民舍焉。五帝之教以仁義，不過遵三皇之良規，益未備之時宜”[1]。從夏、商、周開始，教化成為政治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并被長期保留下來。“自周至于漢、唐、宋，增減損益，用乃是國昌。民受時宜，家和永康?！盵1]教化在歷史上所發揮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夏商周三代，還是漢、唐、宋等，其穩定、繁榮無不與實施教化政策有著一定的關系?！拔羰ト艘缘禄煜拢瑒t民樂從者眾，否從者寡，天下治矣?！盵2]朱元璋最推崇的是夏、商、周三代，“三代而上治以心，三代而下治以法。心則道德仁義，其用無窮；法則權謀術數，其用有時而窮，故擇術不可不慎也?！盵3]他認為，三代是以教化作為治國的主要手段，刑罰則是次要的、輔助性的。這與后世的法為主，教為輔的治國方式迥然不同。“先王不施賞而民觀于善，不施罰而民不為戾，何也?仁義本之也。商變夏，周變商，仁義未嘗改。”[4]正因此，朱元璋認為，三代樹立了一種模式，是后世的楷模。相反，朱元璋對漢朝的統治評價不高，認為“漢治”不如三代，根本原因是漢朝對教化重視不夠，未能“制禮作樂，復三代之舊”[4]?；谶@樣的認識，朱元璋提出明王朝要效法夏、商、周三代，“治國以教化為先”[5]

我國自先秦時期就有了法治思想,強調“垂法而治”、“一斷于法”。朱元璋奪取政權后,面對社會局勢動蕩不安的現實,為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厲行法治。其法治思想一是重立法;二是嚴執法;三是反對唯法;四是構建監督機制。

(一)重立法

朱元璋說“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安,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狈Q“紀綱法度,為治之本”。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朱元璋積極從事明初立法。在他稱帝之前,即命左丞相李善長為總裁官著手制定律令,并強調法隨時移,要求立法的內容和形式適應時代的發展和客觀形勢的變化?！洞竺髀伞返闹贫ň褪欠独?史載“蓋太祖之于律令,草創于吳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齊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頒布天下”。除《大明律》外,朱元璋還創建了《大誥》四篇和《榜文》等刑事法律,制定了許多單行法規,如《充軍條例》、《抄札條例》、《隱蔽差役》等等。

(二)嚴執法

要使法律達到“使富者得以保其富,使貧者全其生”的預期目的,進而實現社會治安秩序穩定,就得從嚴執法,對違法者一律予以法定懲治。朱元璋要求官吏犯罪亦須“事斷于法”,稱“朝廷賞罰一以至公,吾不得而私也”。開國元勛永嘉侯朱亮祖受賄枉法被召入京城鞭死;駙馬都尉歐陽倫借出使之便,私販茶葉,被依法處死等即是明證。

(三)反對唯法

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殺人最多的皇帝之一。倘若以殺人手法之多樣、之殘酷論，即使把朱元璋放到夏桀、商紂、三國吳末帝孫皓、南朝宋前廢帝劉子業等以暴虐聞名千古的暴君行列，似也不能算是過份。不過，由于朱元璋不是亡國之君，而是一個持續了276年的大帝國的創建者，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性格的暴虐給世人造成的不良印象。在“光環效應”的作用下，朱元璋的許多殺戮行為還被賦予合理化解釋。筆者認為，當時的社會矛盾和政治斗爭的確是朱元璋濫殺的重要原因，但也應看到，同樣的矛盾和斗爭在不同的政治人物身上會激發出不同的行為方式。這種差別的產生，主要是個性差異所致，有著深刻的心理根源。本文擬就朱元璋的濫殺心理進行初步分析。不妥之處，尚祈教正。

一

朱元璋身上表現出來的一個貫穿始終的特征，是極其強烈的攻擊沖動。正如清人趙翼所說，“雄猜好殺，本其天性”[1]。按照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的見解，人的個性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種精神活動交互作用的結果。所謂本我，是指人的各種本能沖動，具體說來，可以區分為性本能（弗氏的“性”這一術語泛指所有身體上的愉快，故性本能可稱為Eros，即食色本能）和攻擊本能。據此，每個人生來都具有一種攻擊內驅力。隨著自我在本我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中發展起來，本我受到自我的控制和壓抑，現實原則遂超越享樂原則對個體行為起著主導作用，在有社會所容許的目標之前，本我不得不推遲力能的發泄。不過，自我雖然處于個性的核心，但它來源于本我，正像我們在朱元璋身上的看到的那樣，自我對本我的控制并不總是有效的。弗洛伊德曾比喻說，本我像匹馬，自我猶如騎手，通常騎手控制著馬行進的方向，但也有馬支配騎手的時候。

據精神分析學派稱，人的性格與其早期經驗、特別是個體最初5年的生活經驗有關。如果個體發育的各個特殊階段的需要未能獲得適當的滿足或得到過分的滿足，或者心理受到較強的創傷與挫折，都會導致性格異常發展。對于朱元璋嬰幼兒時期的情況，我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出生后患肚脹幾乎死去，小時候一直疾病不斷[2]，這恐怕對他性格的正常發育會造成一些創傷。而且他家境赤貧，家里常?！叭〔葜扇阏唠s米以炊”[3]，大人們總是為生計忙碌，兒童應得到的一些正常需要也未必能夠滿足。不論嬰幼兒時期的經驗對朱元璋性格發育有何影響，有一點是清楚的；在少年時代，朱元璋就體現出外向型攻擊性格。一次，他和伙伴們到野外放牛，大家肚子餓了，只能在嘴上說些好吃的自我安慰，朱元璋卻打起小牛犢的主意，率領伙伴們將它殺死燒烤，大家分吃了[4]。對于一個10歲出頭的小孩來說，這是十分大膽的行動，其直接目的是要消饑解饞，而其深層動機則是對田主欺壓的間接報復。在出家以后，朱元璋的攻擊沖動則有過更加明顯的發泄。一天，朱元璋掃佛殿時，不留神被神座絆了一跤，他便用笤帚把神像打了一頓；還有一天，他見殿上的蠟燭被老鼠咬壞，便用筆在神像背后寫上“發配三千里”字樣[5]。在寺院里，朱元璋身份最為低下，一切雜役都由他承擔，他還常受其他人的欺負，這自然使他氣憤難平。此時他無力也不敢向活人撒氣，只能把神像當作欺壓他人的人的替代品予以攻擊。這是朱元璋性格的深刻暴露。說明他有時難以控制自己的情感，且具有強烈的攻擊欲望。一旦他獲得了權力，攻擊的對象自然也就會轉移到活人身上。

朱元璋脫下緇衣，投身戎伍之后，地位不斷上升，成為一支軍事力量的首領。值此干戈擾攘、群雄逐鹿之時，朱元璋知人善任，文有安邦之臣，武有定國之將。作為一個雄才大略的軍事家和政治家，朱元璋此時的施虐沖動被有效控制。對朱元璋這樣的攻擊內驅力極強的人來說，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對自己這一階段的克己內省工夫印象頗為深刻，立國后還曾向李善長追述說：“朕起兵后，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眾，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因思心為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禮，則百事俱廢，所以常自檢點?！盵6]朱元璋這里所說的身、心、禮，大體上可以理解為本我、自我和超我。此時他力圖以自我抵制、導引本我，使之合乎作為社會道德原則內在化的超我。由于儒士的介入，這一時期是朱元璋超我形成、發展的關鍵階段。朱元璋自幼失學，民間流行的儒家世俗倫理對他當應有所影響。但儒士們闡述的治國天平上的大經大法，卻是他前所未聞的。儒士們將這些大道理與得天下、安天下之道相聯系，正好迎合了朱元璋此時的心理需要，因而很容易為他接受并付諸實踐。儒士們向他談得最多的，是“不殺人，不擄掠，不燒房屋”[7]一類的仁義之師所應遵循的原則，并視此為平定天下之根本。如朱元璋到徽州，向唐仲實等人請教說：“爾能博通古今，必諳成敗之跡。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回答：“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盵8]在得天下的欲望的驅動下，朱元璋的超我迅速發展，他不僅注意用圣賢訓誡約束自己，也用以治軍馭人，嚴禁部下擄掠殺人。

當然，一個攻擊內驅力很強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時候都能抑制住自己的沖動的。立國之前，朱元璋也有暴怒殺人的表現。朱元璋下令禁酒，名將胡大海之子胡三舍犯禁，時大海正經營浙東，都事王愷慮其不安，請求寬宥，朱元璋暴怒，竟抽刀親手殺死三舍[9]@。朱元璋命朱文正往鎮江西，以儒士郭子章等輔佐參謀，后文正荒淫不法，朱元璋以郭子章等不諫阻，悉數誅殺，文正部下隨從、頭目50余人皆被挑斷腳筋[10]。朱元璋嚴格執法是正確的，但竟至親手殺人，株連無已，甚至使用挑筋酷刑，不可否認是有滿足自己施虐心理的因素。對于一些拂逆其意的小人物，朱元璋也不是簡單地懲處或誅殺，而喜歡進行肉體折磨。朱元璋賜傅友德宴，命葉國珍陪飲，并撥與歌妓十余人。宴間，葉國珍命歌妓脫去皂冠、皂褙子，穿華麗衣服混坐。奉命暗中監視的內官一回報，朱元璋大怒，命壯士拘執葉國珍，與歌妓連鎖于馬坊，還把歌妓們的鼻尖都削去[11]。歌妓以聲色侍人，身份卑賤，官員有令不敢違，穿華麗衣服混坐即使觸犯法條，亦非她們之過，朱元璋競削鼻尖毀壞她們賴以為生的容顏，沒有強烈的施虐心理的人，是做不出這樣卑劣殘忍的事情的。

一

朱元璋身上表現出來的一個貫穿始終的特征，是極其強烈的攻擊沖動。正如清人趙翼所說，“雄猜好殺，本其天性”[1]。按照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的見解，人的個性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種精神活動交互作用的結果。所謂本我，是指人的各種本能沖動，具體說來，可以區分為性本能（弗氏的“性”這一術語泛指所有身體上的愉快，故性本能可稱為Eros，即食色本能）和攻擊本能。據此，每個人生來都具有一種攻擊內驅力。隨著自我在本我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中發展起來，本我受到自我的控制和壓抑，現實原則遂超越享樂原則對個體行為起著主導作用，在有社會所容許的目標之前，本我不得不推遲力能的發泄。不過，自我雖然處于個性的核心，但它來源于本我，正像我們在朱元璋身上的看到的那樣，自我對本我的控制并不總是有效的。弗洛伊德曾比喻說，本我像匹馬，自我猶如騎手，通常騎手控制著馬行進的方向，但也有馬支配騎手的時候。

據精神分析學派稱，人的性格與其早期經驗、特別是個體最初5年的生活經驗有關。如果個體發育的各個特殊階段的需要未能獲得適當的滿足或得到過分的滿足，或者心理受到較強的創傷與挫折，都會導致性格異常發展。對于朱元璋嬰幼兒時期的情況，我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出生后患肚脹幾乎死去，小時候一直疾病不斷[2]，這恐怕對他性格的正常發育會造成一些創傷。而且他家境赤貧，家里常?！叭〔葜扇阏唠s米以炊”[3]，大人們總是為生計忙碌，兒童應得到的一些正常需要也未必能夠滿足。不論嬰幼兒時期的經驗對朱元璋性格發育有何影響，有一點是清楚的；在少年時代，朱元璋就體現出外向型攻擊性格。一次，他和伙伴們到野外放牛，大家肚子餓了，只能在嘴上說些好吃的自我安慰，朱元璋卻打起小牛犢的主意，率領伙伴們將它殺死燒烤，大家分吃了[4]。對于一個10歲出頭的小孩來說，這是十分大膽的行動，其直接目的是要消饑解饞，而其深層動機則是對田主欺壓的間接報復。在出家以后，朱元璋的攻擊沖動則有過更加明顯的發泄。一天，朱元璋掃佛殿時，不留神被神座絆了一跤，他便用笤帚把神像打了一頓；還有一天，他見殿上的蠟燭被老鼠咬壞，便用筆在神像背后寫上“發配三千里”字樣[5]。在寺院里，朱元璋身份最為低下，一切雜役都由他承擔，他還常受其他人的欺負，這自然使他氣憤難平。此時他無力也不敢向活人撒氣，只能把神像當作欺壓他人的人的替代品予以攻擊。這是朱元璋性格的深刻暴露。說明他有時難以控制自己的情感，且具有強烈的攻擊欲望。一旦他獲得了權力，攻擊的對象自然也就會轉移到活人身上。

朱元璋脫下緇衣，投身戎伍之后，地位不斷上升，成為一支軍事力量的首領。值此干戈擾攘、群雄逐鹿之時，朱元璋知人善任，文有安邦之臣，武有定國之將。作為一個雄才大略的軍事家和政治家，朱元璋此時的施虐沖動被有效控制。對朱元璋這樣的攻擊內驅力極強的人來說，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對自己這一階段的克己內省工夫印象頗為深刻，立國后還曾向李善長追述說：“朕起兵后，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眾，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因思心為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禮，則百事俱廢，所以常自檢點?！盵6]朱元璋這里所說的身、心、禮，大體上可以理解為本我、自我和超我。此時他力圖以自我抵制、導引本我，使之合乎作為社會道德原則內在化的超我。由于儒士的介入，這一時期是朱元璋超我形成、發展的關鍵階段。朱元璋自幼失學，民間流行的儒家世俗倫理對他當應有所影響。但儒士們闡述的治國天平上的大經大法，卻是他前所未聞的。儒士們將這些大道理與得天下、安天下之道相聯系，正好迎合了朱元璋此時的心理需要，因而很容易為他接受并付諸實踐。儒士們向他談得最多的，是“不殺人，不擄掠，不燒房屋”[7]一類的仁義之師所應遵循的原則，并視此為平定天下之根本。如朱元璋到徽州，向唐仲實等人請教說：“爾能博通古今，必諳成敗之跡。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回答：“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8]在得天下的欲望的驅動下，朱元璋的超我迅速發展，他不僅注意用圣賢訓誡約束自己，也用以治軍馭人，嚴禁部下擄掠殺人。

當然，一個攻擊內驅力很強的人，是不可能在任何時候都能抑制住自己的沖動的。立國之前，朱元璋也有暴怒殺人的表現。朱元璋下令禁酒，名將胡大海之子胡三舍犯禁，時大海正經營浙東，都事王愷慮其不安，請求寬宥，朱元璋暴怒，竟抽刀親手殺死三舍[9]@。朱元璋命朱文正往鎮江西，以儒士郭子章等輔佐參謀，后文正荒淫不法，朱元璋以郭子章等不諫阻，悉數誅殺，文正部下隨從、頭目50余人皆被挑斷腳筋[10]。朱元璋嚴格執法是正確的，但竟至親手殺人，株連無已，甚至使用挑筋酷刑，不可否認是有滿足自己施虐心理的因素。對于一些拂逆其意的小人物，朱元璋也不是簡單地懲處或誅殺，而喜歡進行肉體折磨。朱元璋賜傅友德宴，命葉國珍陪飲，并撥與歌妓十余人。宴間，葉國珍命歌妓脫去皂冠、皂褙子，穿華麗衣服混坐。奉命暗中監視的內官一回報，朱元璋大怒，命壯士拘執葉國珍，與歌妓連鎖于馬坊，還把歌妓們的鼻尖都削去[11]。歌妓以聲色侍人，身份卑賤，官員有令不敢違，穿華麗衣服混坐即使觸犯法條，亦非她們之過，朱元璋競削鼻尖毀壞她們賴以為生的容顏，沒有強烈的施虐心理的人，是做不出這樣卑劣殘忍的事情的。

朱元璋曾指出：“此心與身如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盵12]用今天的話說，朱元璋意識到了本我與自我之間的矛盾沖突和緊張狀態。為了實現化家為國的宏偉藍圖，不致功業未就而上下解體，朱元璋極力用自我壓抑和控制本我的沖動，“凡諸事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13]。大明帝國建立后，盡管面臨著鞏固這個新王朝的艱巨任務，朱元璋仍是居安慮危，憂懸于心，但其心境與此前相比畢竟大不相同了。他開始放縱自己的情感，本能沖動對行為的主導作用越來越突出，暴虐的一面急劇膨脹起來，常莫名其妙地殺人。太學落成，朱元璋前去觀察，見某處侈費，立命將負責督造的工部官埋于晷臺下。舍人詹希原奉命書寫太學集賢門匾額，門字右邊一筆稍鉤其末，朱元璋大怒說：“吾方欲集賢，希原欲閉門塞吾賢路邪?”競將詹希原殺死[14]。朱元璋再三要求臣下勇于進言，認為“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15]，但他心胸狹窄，睚眥必報，臣下常因進言得禍。他曾下詔免江南諸郡秋稅，不久又命征之，右正言周衡認為這樣做“是示天下以不信”，遂加諫阻。朱元璋自知理虧，接受了周衡的意見，但心里也恨上了周衡，不久就借周衡回鄉探親遲歸一日的小放，將周衡棄市[16]。對酷刑的運用，朱元璋興趣越來越濃。朱元璋聽說熊宣使之妹年少貌美，欲收入宮中，員外郎張來碩勸諫說：“熊氏已許參議楊希圣，若明取之，于理不妥?！敝煸傲r怒火中燒，令壯士用刀搗碎張來碩牙齒。后李善長彈劾參議李飲冰與楊希圣弄權不法，朱元璋想到熊氏是楊希圣未婚妻，不由嫉恨交生，下令在二人臉上黥刺“奸詐百端，譎詭萬狀，宜此刑”字樣，又命割李飲冰之乳，立死，劓楊希圣之鼻，安置淮安[17]。大肆施虐之后，朱元璋的心理獲得滿足，對熊氏也就沒有多大興趣了，后來又堅持將熊氏配給楊希圣。

禮義道德作為一個帶有政治色彩的詞語，“教化”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出現的頻率頗高。從語義上說，“教化”有教育、感化的意思；而從實際意義上說，“教化”則是指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改變人心、風俗，即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教育明朝(尤其是明初)是中國歷史上教化比較成功的一個時期，無論是教化的內容、教化的方式，還是教化的效果，都值得我們關注。而這一切都與明太祖朱元璋的教化思想有著直接的關系?？梢哉f，朱元璋對教化的認識，指導了明初甚至有明一代的教化活動，是明王朝制定教化政策和軟化制度的理論基礎。

一、教化思想的形成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了《正禮儀風俗詔》，實際上宣告了教化活動的全面展開。詔書一方面回顧了教化在歷史上所發揮的作用，另一方面，痛陳當時民風之劣，“道理未臻；民不見化，市井鄉間，尚然元俗[1]”。表明了教化的必要性。此后，朱元璋又以詔書、訓諭等方式，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更全面、具體的論述。

朱元璋認為，教化肇始于三皇五帝時期，“三皇立極，尋民以時，庖廚稼穡，衣服始制，居民舍焉。五帝之教以仁義，不過遵三皇之良規，益未備之時宜”[1]。從夏、商、周開始，教化成為政治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并被長期保留下來?！白灾苤劣跐h、唐、宋，增減損益，用乃是國昌。民受時宜，家和永康?！盵1]教化在歷史上所發揮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夏商周三代，還是漢、唐、宋等，其穩定、繁榮無不與實施教化政策有著一定的關系?！拔羰ト艘缘禄煜?，則民樂從者眾，否從者寡，天下治矣?！盵2]朱元璋最推崇的是夏、商、周三代，“三代而上治以心，三代而下治以法。心則道德仁義，其用無窮；法則權謀術數，其用有時而窮，故擇術不可不慎也?！盵3]他認為，三代是以教化作為治國的主要手段，刑罰則是次要的、輔助性的。這與后世的法為主，教為輔的治國方式迥然不同?！跋韧醪皇┵p而民觀于善，不施罰而民不為戾，何也?仁義本之也。商變夏，周變商，仁義未嘗改?！盵4]正因此，朱元璋認為，三代樹立了一種模式，是后世的楷模。相反，朱元璋對漢朝的統治評價不高，認為“漢治”不如三代，根本原因是漢朝對教化重視不夠，未能“制禮作樂，復三代之舊”[4]?；谶@樣的認識，朱元璋提出明王朝要效法夏、商、周三代，“治國以教化為先”[5]

朱元章對明初社會風氣的憂慮和不滿也是他重視教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敖里L俗，相承流于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仆賤隸往往肆侈于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盵6]“兵亂以后，人習斗爭，鮮知禮義”。[2]朱元璋認為，元朝近百年的統治是導致社會風氣惡劣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蒙古統治者把本民族的一些落后習俗帶到中原，影響了漢人。如明初南京“循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肴厚薄，無哀戚之情”[7]。另一方面，元朝統治者對傳統的綱常禮教不夠重視，封建的禮義道德越來越被人們忽視。“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盵7]“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2]到明初，人們的道德觀念已極為淡薄?！班l鄰親戚，不相周恤。甚至強凌弱，眾暴寡，富吞貧，大失忠厚之道。”[8]這種封建道德的淪喪，往往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也不利于封建政權的鞏固。朱元璋認為，要改變社會風氣，靠法律等強制性手段是無法奏效的，所以他主張：“講論圣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改污染之俗”。[2]即通過教育勸化的方式，宣傳封建禮義道德，來達到移風易俗的目的。

對于教化的可行性，朱元璋深信不疑。他認為，人有愚賢，但其善惡既非天生的，也不會一成不變?！懊裰疄閻海q衣之有積垢，加以浣濯，則可以復潔，污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矣。”[8]朱元璋強調教育對人的重要，認為通過教育可以使人成材，“馬雖至駑，策勵可以致遠；木雖至樸，繩削可以致用；人雖至愚，勉教可以成材，故圣人之教無棄人，君子之化無鄙俗”。[7]朱元璋認識到環境對人的巨大影響，他舉例說：“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魯久，則必魯矣；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有魯越之異，風俗所使然也。”[7]所以，朱元璋主張通過一系列的措施，大力開展教化活動，逐步培植起一種良好的社會氛圍，這樣才可能使人人向善。“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即中材或附于小人。”[8]朱元璋肯定了教化在改變人心、風俗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肯定了教化在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所以，他總結說：“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盵8]將教化與“致治”連在了一起。

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要求整治貪官的呼聲也日漸高漲。新一代領導集體加大了整治貪污腐敗的力度，給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帶來契機。在中國古代，歷代王朝都十分重視吏治，其中不乏很多成功的經驗可供借鑒。明朝初年，朱元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推行重典治吏的政策，制定一系列嚴刑峻法來整飭朝綱，對肅清明初的官吏腐敗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分析明朝重典治吏的原因、內容和影響來反思當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吸取經驗教訓，以便更好地開展反腐倡廉工作。

關鍵詞:明太祖;重典治吏;反腐倡廉;啟示

一、重典治吏的原因

(一)元末綱紀廢弛、官吏腐敗的歷史教訓。元末綱紀廢弛、官吏腐敗，對百姓橫征暴斂，全國彌漫著貪腐之風，賣官鬻爵盛行于世，“邀買名爵”的現象層出不窮，“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財賂亦莫得而進。及至臨事輒蠹政鬻獄，大為民害”〔1〕。導致民不聊生、社會動蕩，致使百姓揭竿而起，直接推動了元王朝的滅亡。朱元璋出身于平民，親身經歷過元末社會的動蕩不安，對此有著切膚之痛?！痘拭魍o》記載:“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奉上即吳王位……諭善長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綱紀。元氏昏暗，綱紀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至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茍且因循，取充位而已也。’”〔2〕朱元璋剛登基時，就著重吸取元朝滅亡的教訓，他指出:“元朝出于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為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況奸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賄賂公行茍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為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3〕劉伯溫也贊成先振肅綱紀再施惠政，認為:“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綱紀振肅而后惠政可施也。”〔4〕正是由于這些原因，朱元璋在建國之初就意識到只有重典治吏，才能鞏固新生政權，并對劉伯溫說:“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薄?〕(二)朱元璋個人的成長經歷。朱元璋家境貧寒，自幼吃盡苦頭。他父母兄弟均死于瘟疫，孤苦伶仃，經人介紹到皇覺寺當和尚謀生。但剛入寺不久，“寺主以歲荒，散遣徒眾”〔6〕，朱元璋只好外出化緣，四處行乞。行乞的這幾年，朱元璋吃盡苦頭，飽受人間冷暖，他曾回憶道:“眾各為計，云水飄揚。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辱，爺天茫茫。既非可依，侶影相將。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蹌。仰穹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凄涼?；暧朴贫捀改笩o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風鶴唳，俄淅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薄?〕他對底層百姓的艱苦生活有著深刻的體會，又親歷了官吏的腐敗給百姓帶來的巨大的苦難，恨透了貪官污吏，同時也深知吏治秩序對國家命運的巨大影響。他曾自述:“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茍貪賄罹法，猶行荊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刹唤湓?”〔8〕(三)統治階級內部各利益集團斗爭不斷。大明王朝建立之初，統治階級內部各利益集團斗爭不斷，派系林立，黨爭頻繁，以李善長為首的淮西集團和以劉基為首的浙東集團之間的斗爭最為典型。李善長和劉基都可謂是朱元璋的肱骨之臣，為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因二人長期不合，所以淮西集團和浙東集團之間的爭斗成為當時最大的派系之爭。除了黨爭，朱元璋集團的許多文臣武將與其本人也有諸多矛盾。以胡惟庸為代表的地主出身的文臣與朱元璋鉤心斗角，最后被其處死，存在于中國幾千年的丞相制度也以此為導火索被廢除;藍玉等農民出身的武將同朱元璋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嚴重影響著朱元璋的皇權，這些武將中絕大多數也被朱元璋處死?！?〕事實上，剛建立的大明政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為了鞏固政權，鏟除統治階級內部的敵對勢力，解決各集團的矛盾，朱元璋選擇了“重典治吏”的辦法作為突破口。他通過“重典”先后除掉了德慶侯廖永忠、永嘉侯朱亮祖父子、臨川侯胡美、曹國公李文忠等等。清代史學家趙翼說，明太祖靠功臣取得天下，天下既定后，盡取天下之人殺之，其殘忍千古未有。(四)解決明初吏治腐敗的需要。官吏腐敗現象并沒有因為大明新王朝的建立而得到改變，有資料記載當時的官吏非常腐敗:“官貪吏污……不知廉恥之為何物，其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賚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愛民之為何事也?！薄?0〕作為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充分吸取了宋元統治者對官吏的過分放縱而導致的國家不安、社會動蕩的教訓，一改前朝統治者的寬容政策，采用嚴刑峻法來整治百官，使明初的官場風氣大為改善。(五)明初復雜的政治形勢。明初，各地還有一些起義軍活動，朱元璋對此既厭惡又害怕，因為這是他取得政權的手段之一，他生怕明王朝政權會因此顛覆。與此同時，蒙古人雖被趕到了漠北，但是其騎兵的威力未減。且蒙古貴族為了重返中原，私下賄賂明朝官員的事情時有發生，這讓朱元璋的內心感到很不安。所以，朱元璋需要通過“重典”來鞏固政權，穩定政局，打擊私下接受蒙古貴族賄賂的官員。在這種內憂外患的雙重夾擊下，朱元璋得出結論:“吏治之弊，莫甚于貪墨?！庇终f:“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p>

二、重典治吏的內容

(一)嚴立法禁，用法嚴苛。和歷代的統治者相比，朱元璋對立法十分重視。他認為“治亂世，刑重典”。如前所述，明初的政治經濟形勢相當復雜。同樣，在社會經濟方面，明初經歷了多年的戰亂，社會經濟遭到了極大破壞，許多問題亟待解決。此時堪稱亂世，需用重典。朱元璋首先制定了《大明律》，它歷經三十多年，經多次修訂而制成，規定“貪墨之贓有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盜竊，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傲E”有四個都與懲治貪官污吏有關。隨后，又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間編纂《大誥》，這是一部“征創頑奸”的特別刑法，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條文都是針對貪官污吏的，其懲處程度比《大明律》更為嚴苛，甚至可以以《大誥》破《律》。可見，朱元璋在立法上可謂是煞費苦心。(二)注重法制教育，預防官吏犯罪。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格外注重對官吏的法制教育，他希望通過讓官吏學習法律知識能夠使他們自覺遵守法律，預防犯罪。他告誡官吏:“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茍貪賄違法，猶行荊刺中，寸步不可移?！焙槲涠辏陶艹鋈胃＝ㄐ惺⒄?，臨行前，朱元璋對他說:“君子立身行己，莫先于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唯利是圖而不知有義，君子則唯義是守而忘利，此所以異于常人者。”〔11〕朱元璋要求各級官吏熟記律令，并在明律中予以規定:各級官吏，一定要熟讀律令，弄清其中的意思，以此來處理日常事務。如果官吏不能講解、不明白其中意，第一次犯這個錯誤要罰一個月的俸祿，第二次重犯笞四十，第三次重犯則降級使用。〔12〕通過這些措施，官員的學法守法意識明顯加強。(三)法外用刑。朱元璋大搞法外用刑，濫行誅戮。例如，朱元璋要求地方官吏在衙門旁建一座土地神廟，在當時又被稱為“皮場廟”(朱元璋剝貪污官吏人皮的地方)?！洞竺髀伞芬幎ǚ藏澪哿畠梢陨系墓賳T將在“皮場廟”被剝皮實草，懸掛于衙門口，從而來震懾其他官員，使其不敢貪污。除此之外，朱元璋為了維護皇權，強化君主專制，開創了“殿陛杖死”大臣的先河。朱元璋之后，明朝歷代皇帝都經常對大臣實施“廷杖”之法。〔13〕為了防止官吏結黨營私，維護自己的皇權，朱元璋設立了特務機構———錦衣衛，來跟蹤朝廷大臣，監視官吏和民眾的言行。錦衣衛由皇帝直接指揮，不受政府司法部門管轄。錦衣衛一旦發現犯罪行為，可以直接緝拿罪犯，無需經過任何法律程序，這嚴重地破壞了司法秩序，加劇了官場的腐敗。(四)嚴禁朋黨和內外官勾結。朱元璋總結歷代興亡的教訓，深知朋黨和內外官勾結會嚴重削弱皇權，不利于加強中央集權。所以朱元璋廢丞相，設六部，嚴禁宦官干政。此外，《大明律》設“奸黨”條，規定“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凡諸衙門官吏，若與內官(即宦官)及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漏泄事情，夤緣作弊，而符同奏啟者，皆斬，妻子流二千里安置”。為防止結黨營私，《大明律》規定只有皇帝才有權任用官吏，“若大臣專擅選用者，斬”。明初胡惟庸和藍玉兩案發生后，坐奸黨罪被誅殺的文武官吏達3萬余人。朱元璋通過行重典來控制官吏的行為，加強了中央集權，所謂遇事者“取自上裁，臨時處治”。(五)制定嚴密的官吏考核和監督制約機制。明朝主要是通過科舉制度來選用官吏，此外還有薦舉制度和捐納制度，如果薦舉者所薦舉的人在任職期間違法亂紀，其也要為之前的舉薦行為負責。在官吏考核方面，明朝規定了“考滿”和“考察”兩種標準?！翱疾臁笔侵覆灰怨倮舻娜纹跒榍疤幔瑢ζ溥M行全面的考核;“考滿”是指以官吏的任期為前提對其進行的考察，任期分為三年、六年、九年三檔，每一階段考核又分三種標準:稱職、平常、不稱職，以此來決定官吏的升遷和貶黜。〔14〕在監察制度上，朱元璋也是煞費苦心，建立了由監察御使、按察使、六科給事中組成的嚴密監察網，同時，他還創造性地發明了百姓檢舉制度，通過廣大民眾的力量來監督官員。朱元璋在《大誥》中規定:如果地方官貪贓枉法或者玩忽職守，農村中的長老可以直接向皇帝申訴;如果普通百姓發現官吏的貪污受賄行為，可以直接捉拿官吏，并向官府報告，如果官府不予受理或者包庇犯罪官吏，將會受到嚴厲的處罰。

【內容摘要】：明成祖朱棣決定把都城從南京遷到北京，其原因在于南京地處江南地區，離北方較遠，不利于統治北方。遷都北京，一方面加強對當時的西北、北方、東北的控制，另一方面對于維護國家的統一具有重大的意義。歷史證明他的遷都是正確的。

【關鍵詞】：朱棣南京都城控制削藩遷都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于1399年起兵靖難。1402年,他奪取皇位,并成為明成祖。他即位后是如何決定把都城從南京遷到北京。

都城的選擇,一般都要把軍事、經濟和地理條件等各種因素結合起來考慮。朱元璋建立明朝，他把都城定于南京。南京背靠鐘山,面臨長江,龍蟠虎踞,地勢險要。它據江南地區,不僅盛產糧食,而且擁有發達的紡織業、制鹽業和繁榮商業,經濟條件也很優越。明朝初期,朱元璋及他的臣子大多是這一帶人,留戀故土。因此,大家一致決定定都南京。但是南京遠離北方,不便于對付蒙古殘余勢力的侵擾。元朝統治者推翻后,元順帝帶一幫大臣逃出大都,“旋輿大漠,整夏故都’’,“引弓之士不下百萬眾也”①，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里也,資裝鎧仗尚賴而用也,駝馬牛羊尚全而有也。他們圖謀恢復對中原的統治,經常派兵南下騷擾,對名朝構成嚴重威脅。朱元璋盡管采取了各種補救措施,但因都城偏處江南,仍不免有鞭長莫及之虞。后來,朱元璋有心遷都長安或洛陽,但因太子朱標之死,他只好打消遷都的念頭。

明成祖朱棣于1370年為燕王,十三年就藩北平。他大智大勇,他向開國名將徐達學兵法。徐達死后,開國大將因受胡惟庸、藍玉兩案牽連多遭殺戮,朱棣遂于秦、晉二王并當北方邊防之任,多次出征,從此威名大振。他擁有一支十萬人的護衛武裝,是諸王中實力最強的一個,早有繼承皇位的欲望和野心。后來,朱元璋死后,朱允文即位，就是建文帝，建文帝感到諸王擁有重兵，對他是一個威脅，與大臣齊泰、黃子澄謀議削藩。到建文元年，已削藩五個，接著向燕王開刀。朱棣早就預謀奪位，遂于7月指齊泰、黃子澄為奸臣，以清君側為名，舉兵反叛，號為“靖難”。經過三年多的戰爭，他攻入南京，奪取皇位。他即位后，為防備其他藩王仿效其辦法其兵“靖難”,動搖他的統治,因此他繼續實行削藩政策,將諸王削的削,遷的遷,廢的廢,使之再也沒有力量與朝廷抗衡。

這時候,北部邊境的形勢出現了新的重大變化。朱棣實行削藩,盡釋諸王兵權,并將擁有“帶甲八萬,革車六千”②的寧王從喜封口外的大寧遷往南昌，將谷王遷往長沙，這就大大削弱北方的防御力量，造成了邊防的空虛。特別是由于在靖難之役中，寧王所屬兀良哈朵顏三衛的騎兵從征有功，朱棣又盡割大寧地給朵顏三衛作為犒賞。三衛地自遼、沈至宣府幾千里，此地一割，北平失去了東北屏藩，遼東與宣府之間的防線割斷，互相不能應援，對邊防損害尤其嚴重。因此，如何加強對北方蒙古貴族殘余勢力的防御成了一個緊迫問題。但在東北，明朝卻成功地招撫了黑龍江下游女真等各部。永樂年間,朱棣派邢樞等人往諭奴兒干,招撫吉烈迷諸部,次年命置奴兒干衛。后來又繼續派人招撫”奴兒干等處來歸野人”③歸服后便建立衛所,東北全境盡入明朝版圖。在西北，永樂元年,朱棣派亦卜剌金等招諭哈密,使之歸附朝廷,四年設立哈密衛。此外朱棣還在嘉峪關外,設沙洲衛、曲先衛和赤斤蒙古千戶所,連同洪武年間設立的安定、阿端、罕東三衛,合為關西七衛。七個衛所的建立，對維護西北邊疆的統一，防御蒙古殘余勢力的入侵，具有重大的意義。同時，如何加強對東北、西北的經營和控制這個問題，也突出地顯現出來。應當怎樣適應北部邊境出現的新形勢？怎樣解決面臨的上述問題呢？朱棣采取的重大步驟是遷都，即把都城從南京遷到北方去。地點就選擇在北京。這是因為北京是朱棣親自經營多年的根據地，是他的龍興之所。還因為北京具有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左邊環滄海，右邊擁有太行，南邊衣襟河濟，北邊有枕居庸。真是帝王之都。城如孫承澤所說：“幽燕自昔稱雄-----真定以北至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險要尤著.會通漕運便利,天津又通海運,誠萬古帝王之都?！雹苡谑牵谟罉匪哪觊c七月，朱棣便下詔，派遣工部尚書宋禮等分赴各地督民采木，燒造磚瓦，并征發各地工匠、軍士、民丁，以明年五月營建北京。準備待營建完工，遷都北京。

【教學目標】

通過本課的教學，使學生比較全面地掌握明太祖廢除行中書省、設立三司，廢除丞相和中書省，以六部處理朝政，設置錦衣衛，以八股取士以及明成祖遷都北京、實行削藩、增設東廠等加強君主專制的基本史實，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措施及特點。

通過聯系以往封建王朝加強中央集權、維護統治的措施與明朝的相關措施對比，概括明朝加強君權的特點，培養學生用聯系的觀點，綜合分析、對比史實的能力;通過對科舉制度的評價，提高學生運用辯證的兩點論的方法評價歷史現象的能力。

要求學生從思想上認識：明朝君權的加強，在一定時間和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多民族國家的統一，但同時它又是中國封建社會逐步走向衰落在政治上的表現。

【教材分析】

本課的重點是明太祖加強君權的措施。明朝是我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制度空前強化的時期。明太祖通一系列措施加強君主集權，奠定了明朝君主專制政治體制的基本格局。這些措施具有不同于前代的明顯特點，如特務統治的出現、思想專制的強化等，其作用一方面鞏固了明王朝的統治，創造了比較安定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也給明朝的統治埋下了危機。

【內容摘要】：明成祖朱棣決定把都城從南京遷到北京，其原因在于南京地處江南地區，離北方較遠，不利于統治北方。遷都北京，一方面加強對當時的西北、北方、東北的控制，另一方面對于維護國家的統一具有重大的意義。歷史證明他的遷都是正確的。

【關鍵詞】：朱棣南京都城控制削藩遷都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于1399年起兵靖難。1402年,他奪取皇位,并成為明成祖。他即位后是如何決定把都城從南京遷到北京。

都城的選擇,一般都要把軍事、經濟和地理條件等各種因素結合起來考慮。朱元璋建立明朝，他把都城定于南京。南京背靠鐘山,面臨長江,龍蟠虎踞,地勢險要。它據江南地區,不僅盛產糧食,而且擁有發達的紡織業、制鹽業和繁榮商業,經濟條件也很優越。明朝初期,朱元璋及他的臣子大多是這一帶人,留戀故土。因此,大家一致決定定都南京。但是南京遠離北方,不便于對付蒙古殘余勢力的侵擾。元朝統治者推翻后,元順帝帶一幫大臣逃出大都,“旋輿大漠,整夏故都’’,“引弓之士不下百萬眾也”①，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里也,資裝鎧仗尚賴而用也,駝馬牛羊尚全而有也。他們圖謀恢復對中原的統治,經常派兵南下騷擾,對名朝構成嚴重威脅。朱元璋盡管采取了各種補救措施,但因都城偏處江南,仍不免有鞭長莫及之虞。后來,朱元璋有心遷都長安或洛陽,但因太子朱標之死,他只好打消遷都的念頭。

明成祖朱棣于1370年為燕王,十三年就藩北平。他大智大勇,他向開國名將徐達學兵法。徐達死后,開國大將因受胡惟庸、藍玉兩案牽連多遭殺戮,朱棣遂于秦、晉二王并當北方邊防之任,多次出征,從此威名大振。他擁有一支十萬人的護衛武裝,是諸王中實力最強的一個,早有繼承皇位的欲望和野心。后來,朱元璋死后,朱允文即位，就是建文帝，建文帝感到諸王擁有重兵，對他是一個威脅，與大臣齊泰、黃子澄謀議削藩。到建文元年，已削藩五個，接著向燕王開刀。朱棣早就預謀奪位，遂于7月指齊泰、黃子澄為奸臣，以清君側為名，舉兵反叛，號為“靖難”。經過三年多的戰爭，他攻入南京，奪取皇位。他即位后，為防備其他藩王仿效其辦法其兵“靖難”,動搖他的統治,因此他繼續實行削藩政策,將諸王削的削,遷的遷,廢的廢,使之再也沒有力量與朝廷抗衡。

這時候,北部邊境的形勢出現了新的重大變化。朱棣實行削藩,盡釋諸王兵權,并將擁有“帶甲八萬,革車六千”②的寧王從喜封口外的大寧遷往南昌，將谷王遷往長沙，這就大大削弱北方的防御力量，造成了邊防的空虛。特別是由于在靖難之役中，寧王所屬兀良哈朵顏三衛的騎兵從征有功，朱棣又盡割大寧地給朵顏三衛作為犒賞。三衛地自遼、沈至宣府幾千里，此地一割，北平失去了東北屏藩，遼東與宣府之間的防線割斷，互相不能應援，對邊防損害尤其嚴重。因此，如何加強對北方蒙古貴族殘余勢力的防御成了一個緊迫問題。但在東北，明朝卻成功地招撫了黑龍江下游女真等各部。永樂年間,朱棣派邢樞等人往諭奴兒干,招撫吉烈迷諸部,次年命置奴兒干衛。后來又繼續派人招撫”奴兒干等處來歸野人”③歸服后便建立衛所,東北全境盡入明朝版圖。在西北，永樂元年,朱棣派亦卜剌金等招諭哈密,使之歸附朝廷,四年設立哈密衛。此外朱棣還在嘉峪關外,設沙洲衛、曲先衛和赤斤蒙古千戶所,連同洪武年間設立的安定、阿端、罕東三衛,合為關西七衛。七個衛所的建立，對維護西北邊疆的統一，防御蒙古殘余勢力的入侵，具有重大的意義。同時，如何加強對東北、西北的經營和控制這個問題，也突出地顯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