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范文10篇

本世紀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艾賽亞。柏林（IsaiahBerlin，一九○九——

一九九七）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五日以八十八歲高齡告別人世。這位常被譽為英

國最博學的思想家，沒有留下任何一部系統性的代表作，他的所有著作幾乎都是

零散文章的結集，這在一定程度上與他強烈的"反體系"立場有關，因為事實上

柏林一直拒絕寫作大部頭的系統著作。不但如此，柏林本人常常表示當世學界過

高估計了他，說他自己的寫作從無計劃，更從未想過青史留名的問題，而是更多

一、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流變態勢

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末的百年中國思想發展史，所呈現的是一個主流鮮明而又多元多樣的整體態勢。圍繞著謀求中華民族之獨立富強這一跨世紀主題，各種思潮沖涌而起，它們既各自確立又相互影響，從而使這百年間的中國思想界呈現出開放多元的鮮明特征。在這樣一個思想發展歷史進程中，自由主義思潮無疑居有重要地位。這一起于嚴復、中經胡適等幾代人薪火承傳的思想潮流，盡管始終未能成為百年中國的思想主潮，但與那些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非主流思潮相較，它的生命力是相當堅韌和頑強的，并在民間和學界占有較大的思想地盤，即使是在它深受打壓而被迫滑向最低谷的時期，其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也沒有消失?？梢哉f，如果我們不能真實面對自由主義思潮在百年中國的潮漲潮落，那么，我們對百年中國思想史的認識與把握就一定是殘破的，而且對中國未來的思想走向的思考也可能陷入太多的主觀想象。

二、自由主義為何難成主導思想

（一）時代向社會各個領域發出了救亡圖存的威嚴命令。從所周知，當時光流至19世紀中后期，曾創造了輝煌歷史的中華民族卻進入了一個災難深重的悲劇時代。東西方列強在中國大地上的猖獗橫行，使世界東方這一泱泱大國陷入了被瓜剖豆分的空前浩劫。面對著這種行將國破家亡的民族慘劇，舉凡有民族良知的中國人無不深感切膚之痛，整個中華民族也發出了求亡圖存的悲壯怒吼。在這種特定情勢下，時代便向社會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各個領域發出了威嚴的命令，要求一切服從救亡圖存，一切為了救亡圖存。而掌握著國家命運之舵的統治階層甚至相當多的人們，又都認為在這樣一個非常的年代所需要的是高度集中的威權政治和血與火與劍，因此自由主義當然不可能成為時代的主話語。

（二）自由主義被認為不是國家求強的最佳選項。作為近代中國第一位有影響的自由主義者嚴復，他之所以要從英美模式中引進自由主義并竭力加以宣揚鼓吹，雖然也是為了救亡圖存并使祖國早日致強，但面對著信奉專制甚至獨裁這一威權政治的執政者，面對著在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儒教思想和后來的日德極權模式、蘇俄革命模式的強力影響，嚴復為使國家致強而發出的自由主義吶喊顯然是太微弱了。于是，自由主義便不得不退居于非主流地位甚至一度陷入被嚴重邊緣化的境地。

（三）缺乏市場經濟，法制基礎與民主政治的支持保障。西方的自由主義是基于市場經濟與法制社會的一種政治哲學思潮，其根本目的是致力普通個人的普通幸福。民富、公正、人權、自由、民主、共和、程序、法理等等，是自由主義思潮常用的重要關鍵詞。但正是在自由主義這樣一些本質特征和核心內容上，以嚴復為代表的中國第一代自由主義者和以胡適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主義者以及其后的自由主義者們，都不同程度的進入了誤區。嚴復的自由主義思想雖然比較接近西方的古典自由主義，并在關于開礦山、引外資等方面的論述中也體現了一定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但他卻更多的把自由主義當成了國家求強的手段，而沒有充分注意到自由主義致力于個人幸福這一本質內容。他雖然也抓住了古典自由主義致力于增加國民財富這一面，卻沒有把它上升到經濟自由、政治民主這一層面。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第二代代表人物的胡適，從一開始就對古典自由主義學說中關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沒有信心，他熱衷的是一種社會自由主義，并對英國工黨的反古典自由主義的政治頗感興趣。他高唱的是民主、科學和個性解放，卻從不強調經濟自由和代議政治。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嚴復等第一代自由主義者，還是胡適等第二代自由主義者，當他們先后為自己所信奉的自由主義而奔走呼號的時候，中國既無一個發育良好的市場經濟體制，更無一個健全的法制社會。在一個以壟斷經濟、獨裁統治和人治模式為主的國家里面，自由主義的實現只能是一場夢幻。

保持黨的先進性教育，必須防止和警惕自由主義的新傾向。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斷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黨的政府的各級領導干部大多數能勤政、廉政、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保持為人民服務的先進性。但總有那么一些少數人，喊著“改革”的調子，任意“改掉”黨和國家的政策與法規；借著“創新”牌子，而肆意“創丟”了黨的光榮傳統和民族歷史優秀文化；打著“發展”的旗子，卻隨意“蒸發”百姓的切身利益。當年，同志曾痛斥自由主義的種種表現，如今這種自由主義的新傾向如不警惕與防止，將危害黨和人民的關系，影響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一、改革，不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改革開放是基本國策，民主法制是治國基本方略。因此，正確認識和實踐改革開放，堅持依法治國，帶頭執行黨和國家的現行政策，在經濟活動中按價值規律辦事，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的必然要求。過去那些約束生產力發展的舊框框，舊條條，要改革，要突破；一些不合時宜的制度、規章，無疑要通過合法的程序更改布新。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是依靠國家一系列法規和市場主體企業的規章制度為支撐的。作為各級部門、企業領導，應當以唯物主義辯證法的態度來實踐改革開放，權為民所用，以百姓的利益得失為改革開放的衡量標準，絕不能為了局部利益和個人私利，對黨的方針政策、國家的規章制度，采取適用主義，隨心所欲，合意的就執行，不合意的就改走樣，特別是把那些利民的政策與法規任意“改掉”，甚至欺上瞞下，弄虛作假，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自由主義。

市場經濟需要黨的方針政策來指導，需要法制法規的保護和約束，否則就沒有誠實守信的市場，沒有公正、公平、公等的競爭。改革是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而人是生產力的主體，改革的最終是要解放人，讓多數人受益，享受到改革的成果，這是以人為本的改革理念，也是黨和政府的改革的根本方針政策。但是，有些人卻背離了改革的目的，有的改革以“物”為本，有的改革以“資本”為本。于是，在改革開放的潮流中，泥沙俱下，好心的錯誤者有之，別有用心者也有之。有些人為了“小團體”或個人利益目的，總是“活學活用”政策，千方百計、不擇手段，鉆政策和法規的“空子”。當政策或法規約束到自己，受到監督時，總是不舒服、不自在、不自由。沈陽的“土皇帝”慕綏新說：“國家的法令、法規在我這里也得變通執行，我同意的執行，我不同意的就不能執行”。西安機電公司老總周長青說：“我在公司說一不二，我說什么就是什么?！庇谑撬麄優榱藪咔逭系K，達到目的，借口市場經濟的要求，改革開放的需要，經濟目標的發展等，把黨的方針、政策，國家法規看成是“老皇歷”、“舊框框”，以“改革”的名義來“改掉”，他們這種“以權代法”、“以言代法”，還美言其曰是“與時俱進”。比如，把黨的民主集中制，改為“一言堂”，“領導”改了“老板”。又如，把理論聯系實際改為“理論聯系實惠”，把密切聯系群眾改為“密切聯系領導”，把為人民服務改為“為人民幣服務”等等。有的部門，把國家下撥的救災款改成少數人的“福利金”。威嚴的海關，正常的過關手續在金錢的打通下，改出賴昌星這樣的走私集團。城市的居民住房、農村農民的田地，改作房地產開發商大款的“錢袋”。有的把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改為“只退不進”，一賣了之，造成國產資產嚴重流失。有的企業改丟了質量標準，“改”出假酒、假煙、假奶粉等，毒害了百姓。還有的企業改丟了安全生產規章制度，造成一次次礦難，“改死”了多少無辜的生命。有的企業以現代企業制度改制為名，改成董事長、經理、書記一人兼，造成監督與制約難。還有的企業改制把一個好好的國有企業“改進”個人的腰包里去了！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誠然，胡改亂改的這些人，遲早也會“改斷”自己的美夢，“改送”自己的前程。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國家的法規、制度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各級領導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政策法規都是經過嚴格合法的程序制度后頒布實施的。改革，是貫徹執行黨和國家的政策法規，不是任意改掉黨和國家的政策法規。黨的先進性教育，必然教育和要求黨的干部，嚴格遵紀守法，令行禁止，絕不能脫離實際，脫離百姓，謀私枉法，扛著“改革”的牌子，自我任意改來改去，“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為所欲為，胡作非為。

二、創新，不能“棄祖忘宗，唯洋是尊”。

一、自由主義思想的歷史發展

1、思想流派

(1)英國當代政治理論家戴維·米勒認為西方曾出現過三種主要的自由傳統

第一種，共和主義的自由傳統，認為自由人是一群自由政治共同體的公民，而自有政治共同體是自主的共同體，主張通過某種政治方式實現自由;

第二種，自由派的自由傳統，認為自由是不受其他人制約或干預的狀態，它不主張以政治方式實現自由，反而認為政治終結的地方才可能有自由;

第三種，唯心主義的自由傳統，自由從個人生存的社會制度轉移到了決定個人行為的內在力量上，即認為一個人只有在有自己的理性信仰時才是自由的。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思想的一個基本軌跡，大體上是從八十年代末開始的批判激進主義思潮出發，日益走向保守主義甚至極端保守主義。這種保守主義的基本形態則往往表現為以自由主義之名貶低和否定民主與平等，其結果是把所謂的“自由”更多地理解成了一種少數人享有的“特權”，而不是所有人具有的“權利”。事實上，今日許多知識分子對自由主義的高談闊論主要談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識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強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與此同時則閉口不談自由主義權利理論的出發點是所有的人的權利，而且為此要特別強調那些無力保護自己的人的權利：弱者的權利、不幸者的權利、窮人的權利、雇工的權利、無知識者的權利。如果說，一生致力于研究市場經濟與自由關系的芝加哥經濟學派開山祖奈特（FrankKnight）在其經典論著《競爭的倫理》中曾嚴厲警告所有經濟學家：“最大的謬誤莫過于把自由和自由競爭混為一談”（Noerrorismoreegregiousthanthatofconfoundingfreedomwithfreecompetition），那么，“這種最大的謬誤”現在恰恰成了中國知識界的集體信仰，亦即把把自由歸約為市場的自由，認為自由經濟能自動地實現最大的自由。在這種版本的自由主義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惡的，反倒是弱肉強食成了自由主義的第一原則。

我把這種集體信仰稱為“中國知識界的集體道德敗壞癥”，因為這種信仰只能表明中國知識界幾乎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道義感和正義感。這種集體信仰同時還可以稱為“中國知識界的集體知性低能癥”，因為它表明中國知識界沒有能力把握當代學術探討的基本問題意識和隱含共識前提，這就是，今天一切人文社會知識領域的探討幾乎無不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切入“每一個人和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道德個體”這一“平等的自由”的理念－－或探討什么因素阻礙之，或探討什么制度安排較能接近之，或探討這一理念本身的困難所在。但這樣的自由理念，在中國知識界幾乎渺無蹤跡。相反，中國知識界津津樂道的其實是“不平等的自由”。尤其滑稽的是，當少數人正在瘋狂掠奪多數人的財產并且日益威脅多數人的基本保障時，我們卻聽到許多人在那里搖頭晃腦地談什么“多數的暴政”，不知是要顯耀自己剛剛知道了民主會導致多數暴政，還是想標榜自己雖還不是大款但也屬于“少數”，決不屬于“多數”，不然如何高人一等呢？

我想今日中國知識界不要再虛張聲勢地扎起一個叫做“官方”的稻草人從而來標榜自己是“民間”了，裝什么腔，作什么勢呢？難道中國知識界的這種市場經濟主義不早就是最流通的官方硬幣了嗎？難道現在還有比市場經濟主義更主流的意識形態嗎？為什么不誠實一點，承認自己早已是一半為官方一半為大款驅走的得力馬弁？為什么不拿出點勇氣來深刻反省一下，現在的中國知識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識權力服務于少數人的“特權”，還是在伸張所有人的“權利”？

以上用“中國知識界”這一說法誠然未必適當，因為事實上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人不認同上述集體信仰。但我指的是主流傾向，并無意針對任何個人。

一、本文因此試圖對九十年代中國保守主義提出一些初步的批判檢討。由于這種保守主義的基本論述形式并不僅僅在于市場經濟主義，而且更在于以自由主義的名義貶斥民主與平等，本文因此暫不直接討論市場經濟主義等問題，而試圖著重就自由主義與民主的關系重新提出一些討論。

自由主義與民主及平等的關系或張力是自由主義理論的老問題。泛泛而論，這一張力不可能以一方壓倒另一方的方式來解決，亦即“不平等的自由”與“不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接受的，關鍵因此在于如何在理論和實踐上盡可能保持這種張力的適當平衡。由于在以往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自由的理念特別收到排斥，而平等的理念則至少在理論上受到認可，因此知識界特別有必要高度突出自由的首要性。這事實上也是我個人以往的主要努力所在。

現代政治的基本假定是：政治應該是民族的（national，此詞既有"民族的"之意，又有"國家的"之意--譯注）。

在歐洲大部分國家中，從現代時期之始，君主國家（princelystate）就取代了中世紀的等級制度（estatesystem）。君主制國家的唯一政治觀念就是統治者的利益。路易十四著名的格言"朕即國家"就最精煉地表達了此一觀念，這種觀念在歐洲三大帝國宮廷一直延續到晚近的劇變為止。魁奈的學說盡管引發了新的國家觀念，不是較少有人知道他早在寫作他的巨著前就提出了一句格言：Pauvrepaysan,Pauvreroyaume;pauvreroyaume,pauvreroi.。在他看來，僅僅揭示國家的富裕繁榮有賴于農民的富裕繁榮是不夠的，他一直認為，還必須揭示出：只有當農民富足之后，國王才能富裕起來，由此他證明了采取措施提高農民福利的必要性。國家（所應約束）的目標恰恰應該是君王。

與君主制國家相抗衡，18世紀和19世紀，自由的理念勃然興起，使古代共和與中世紀自由城市的政治思想復蘇。它與monarchomachs之反對君主連結在一起；它以英國的先例為榜樣，英國的君主在十七世紀就已經徹底失??；它利用一整套哲學、理性主義、自然法來戰斗，它通過文學征服了群眾，使之完全服膺于這套理念。專制君主最終屈服于自由運動的進攻，從而出現了君主立憲制，出現了共和國。

君主制國家是沒有自然邊界的，不斷增加家族的財產是君王們的理想，每一位君主都努力奮斗試圖使自己留給后代的土地廣于他從父親那兒繼承下來的土地。不斷獲取新的領地，直到遇上另一位同樣強大甚至比他更強大的對手為止，這就是國王的使命。他們對于土地的貪婪，使他們根本不知邊界為何物，每一君王的行為及捍衛君主制國家理念的文獻中的觀點都能證明這一點。最重要的是，此一原則威脅著所有弱小國家之生存，它們之所以還能維持生存，則應歸功于大國之間彼此嫉妒，這些大國高度警惕著不想讓任何一個變得更強大。這就是歐洲均衡的概念，構成了它們之間一次又一次的合縱連橫。小國被毀滅也有可能不危及這一均衡，比如瓜分波蘭。君主們看待國家的方式，跟地產主看待其森林、牧場、農地的眼光沒有任何不同。他們出售國土、也交換國土（即為了"使邊界更齊整"），而這些土地上的居民的統治權也隨之變換。根據這種解釋，共和國就是一種無主財產，任何人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占有它。這種政策到19世紀達到了頂峰：1803年的《神圣羅馬帝國代表議定書》，拿破倫的國家制度，維也納會議的決定，都是如此。

在君王們看來，土地和人民無非就是君主所有權的對象而已：前者構成了主權的基礎，而后者則是土地所有權的附屬物。對于生活在"他的"土地上的人民，君王們要求其服從和忠誠；他把人民差不多就當成自己的財產。而把他和他轄下之每個人連結起來這一契約（bond）也是使所有人連接為一體的唯一途徑。專制統治者認為他的臣民之間自行組成任何社會組織都是危險，因此他總是努力打碎臣民中一切傳統的團結合作關系，只要不是根據他所頒布的國家法令設立、只要不利于新的社會組織之形成，甚至連俱樂部，都不得存在；同時他也不允許不同地區的臣民感覺到作為一個君主統治下的臣民的那種同志情誼。不過，當然，君王們撕裂了構成其臣民的貴族、資產階級和農民中間的一切階級聯系，使整個社會陷入原子化，從而也為新的政治情感的興起創造了前提條件。臣民們已經越來越習慣于認為自己并不是什么狹窄小圈子的成員，而是一個人，是民族的一員，是國家和世界的一個公民，從此開辟了一種全新的世界觀。

自由主義的國家理論與君主制正相反，反對君主對土地的貪欲和用領土討價還價。這種理論首先發現，國家與民族的合一（coincide）是理所當然的，由此而形成了大不列顛--典型的自由國家，法國--為自由而戰斗的經典之作。這種情況看起來是理所當然，自由主義國家理論也就未在此多費筆墨，因為國家與民族本來就是一致的，也沒有必要改變它，當然就不存在什么問題。

羅爾斯（JohnRawls）在政治哲學上成就斐然，受到相當普遍的肯定與推崇。不時有人贊譽道，他在西方自由主義傳統里的貢獻，堪稱接續了彌爾（JohnStuartMill）、甚至于康德（ImmanuelKant）的地位。這類說法，無論具體意義有多少，都提醒我們，評價羅爾斯的時候，除了看他的具體觀點的完備與否、以及論證的妥當程度之外，他為自由主義政治理論開創了甚么新的視野和資源，也值得特別注意。畢竟，康德、彌爾這些一流的思想家所開啟的問題與視野，對于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曾經發揮過革命性的轉移功能。羅爾斯有相應的貢獻嗎？

為人謙虛平和的羅爾斯，在《正義論》（ATheoryofJustice）第一版的序言里曾說：「我所提出的看法，無法自矜原創。（書里）主要的觀念都屬于我們的大傳統，為大家所熟稔?！?可是警覺的讀者不難發現，單就他立意寫一部《正義論》而言，已經可以見出他的問題意識比傳統自由主義更為深入的一面。

自由主義原本就是一個駁雜的傳統。這個傳統立足的基本精神，在于強調個人的權利與利益優先于各種集體組合、各類屬于集體的價值?？墒沁@類權利與利益包括哪些具體項目？正當性的基礎何在？它們這種優先地位，如何表現出來？它們之間的比重與沖突如何調節？甚么情況之下，它們可以合理地受到限制？最重要的，個人之間的平等，對于每個個人的權利與利益又會形成甚么樣的制約？面對這些麻煩的問題，各家理論參考不同的歷史條件，提出過眾多的陳述方式。自由主義的駁雜與豐富，畢見于此。

那么，羅爾斯用「正義」這個主題表達自由主義，有甚么特殊意義嗎？換個方式問，為甚么他不徑取權利、自由等等傳統自由主義必定關懷的概念，作為自己理論的核心？

羅爾斯給自己設定的論爭對象是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這種針對性，已經足以見出他的思考的大要方向。「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奠基在正義之上的不容侵犯地位，即便社會整體的福祉，也不能凌駕?！供ぉみ@是《正義論》正文第一頁上的宣示。「社會整體的福祉」，所指當然就是效益主義所追求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羅爾斯所憂慮的是，在根據效益主義追求效益的「跨個人」積累之時，會傷害、犧牲少數人的利益或者權利。不過推廣言之，不少人，即使并非有意識地站在效益主義的立場，卻還總是不免相信，為著整體、社會、或者多數人的某種福祉、某種具體目的──例如文化的發達、經濟的成長、社會的安定、國民的健康、或者某種歷史哲學式的宏偉目標──個人的利益和權利有時候不免要讓位。羅爾斯對效益主義的批評，當然也直接適用于這類心態。

可是將羅爾斯這句話稍作更動，強調正義的自由主義、與不強調正義的自由主義，也可以藉它來分辨?！缸杂芍髁x」這個社會理想，同樣必須堅守正義觀點所堅持的個人的「不容侵犯地位」；對于羅爾斯來說，社會是不是呈現出某種自由主義的面貌，相對于它是否正義，仍然屬于次要的問題。如果社會因為力求實現某一種關于自由主義的理解，居然必須凌駕個人的「不容侵犯地位」，這種做法依然是錯誤的。有人會反駁：會凌駕于個人權益之上的制度，稱得上自由主義嗎？當然稱不上，不過這個問題充分顯示，關鍵其實在于正義這個概念。正義概念正是要告訴我們，個人有些甚么權益與地位是不容凌越侵蝕的。即使站在追求個人自由的立場上，我們仍然須要參考正義概念，方能判斷一個自由的社會應該具備甚么面貌，尤其是個人應該獲得甚么方面的自由、多少自由、以及在各項自由之間應該形成甚么樣的先后比重。換言之，自由主義的妥當，來自一套妥當的正義概念具有自由主義的內容。羅爾斯企圖證明，一套以公平為特征的正義觀2，正好滿足了自由主義對個人自由與基本權利的追求。成功與否不論，羅爾斯這種思考方式，已經足以顯示，他的自由主義，與一般直接認定某項所謂自由主義的價值（例如自由、效率、自然權利等等）、卻不問這種價值是否確實表達了人的「不容侵犯的地位」的取徑，實在有可觀的差別3。

論文關鍵詞：儲安平；自由主義；《客觀》；《觀察》

論文摘要：儲安平是20世紀40年代一位重要的自由主義者的代表。本文擬對其英國特色的自由主義思想進行剖析，同時探討其在《客觀》《觀察》時期的自由主義思想?！犊陀^》時期的自由主義思想與《觀察》有著繼承關系，但二者因為處于不同時期，故政論也有很大不同之處。研究《客觀》與《觀察》是了解儲安平自由主義思想必不可少的方面。

殷海光曾經說過：“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調?！薄跋忍觳蛔恪奔粗缸杂芍髁x并非中國土生土長的思想，而是美雨歐風吹進來的。實際上，從美國進口的自由主義與從英國進口的有很大差別。來自美國的主要是杜威的民主自由主義，可歸納為：一是實驗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提倡像只是研究那樣，科學地、分門別類地解決中國社會的各種具體問題；二是漸進的、點滴的社會改造策略，鼓舞一批中國自由主義者耐心地堅守文化教育陣地，從文化與社會的最基本改造做起；三是將民主的含義大大的泛化，推廣到所有領域，使得純粹古典自由主義具有了更廣泛的社會屬性。但是，對中國最有影響的是英制的自由主義，即英國人哈羅德·拉斯基的學說，其在中國有很多信徒，而且都是自由主義陣營中的中堅人物，如羅隆基、王造時、儲安平、張君勵等。拉斯基的費邊主義是一種修正的自由主義理論，在保留自由主義基本原則的同時，力圖與社會主義的平等公正原則調和起來，形成了一種全新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體系。它試圖調和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在空間層面上巧妙的調和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使之成為一個整體性的社會改造方案。這樣對于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來說，幾乎是一個盼望已久的福音，逐漸成為中國自由主義的主潮。“費邊式的自由主義思潮對外并不擁護以富欺貧的自由貿易，對內也不支持自由企業；強調在政治文化上尊重個人，具有濃厚的個人主義色彩；提倡以多黨合作替代多黨競爭；在經濟領域主張私人經濟與國家經濟，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的混合體?！?/p>

一、鮮明的英國特色

儲安平在英國留學多年，英國的實用主義作風和自由主義傳統深深地影響了他。留學生活豐富充實了他的自由主義思想，在中英兩國的比較中更堅定了他的自由主義的信念，成為一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常思考兩個問題：第一，中英兩國人民的性格，他們做人做事的精神，究竟有無相同相似之處？第二，多年以來，英國為一強國中國為一弱國，一強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他帶著探尋的眼光審視著英國的自由主義社會。作者細讀了這期間儲安平先生寫成的《英國采風錄》和《英人·法人·中國人》兩部典型代表著作，對儲安平自由主義思想中的鮮明英國特色做一個溯源。著作主要講述英國的歷史和介紹英國的自由主義政治傳統。在開篇時，儲安平即以贊許的口吻說：“英人公道精神的最高表現在他能容忍異己，尊重對方。賴有這種精神，英人才能保持他們千百年來種種政治的及公民的自由；賴有這種精神，在政治上才能完成兩黨制度，社會上才能和舟共濟。”正是這種容忍異己、尊重對方的思想，日后成為《客觀》《觀察》時期儲安平自由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儲安平的自由主義思想具有鮮明的英國特色。

在《英國采風錄》中講述英國的歷史時，傳屁股認為英國有著自由主義的悠久傳統，是并世最民主的國家，英國人及其尊重自由?！霸?世紀前的英國，英人尚無君王的制度。他們平時受治于若干社長，這些社長俱由民選。但若發生戰事，勢須有人統帥，故非有一個臨時的首領不可。何人但當首領，則由許多社長抽簽決定；一經抽定，即人人服從。若戰爭停止，這個臨時的首領亦即還政與眾，退而與其他社長無異。”細析《英國采風錄》，儲安平先生從王后、國會與議院、內閣與首相、貴族社會、法律、種族、英人性格與風度、鄉村生活、女子與婚姻家庭等多個方面介紹英國，并且帶有濃厚的對英國自由主義社會贊許的基調：“英國的言論素極自由，報紙對于任何政治上的人物，都可率直批評，毫無顧忌；獨對王及王后，只褒不貶。一則英王虛權，既不負實際政治責任，自亦無可批評之處;二則王為國家元首，代表國家的尊嚴，故人民無有愿對王或后有一言之不敬。首相對于國家公務，雖大權獨攬，而對英王的私生活，亦不欲干涉?！薄鞍凑沼?，王后仍為庶民。關于財產上之權利與義務，按照1800年《君主私人財產法案》，后之身份與庶民無異，她可以控訴他人，亦可被他人控訴。

論文摘要：自文藝復興以來，霍布斯同其他早期啟蒙思想家一樣逐漸擺脫了神學觀點的束縛，開始以人為出發點來觀察社會、反思政治。雖然在政治體帝j上．霍布斯表現出了對君主專制的極大偏愛，但是作為他思想起點的人性論和自然權利說以及關于臣民自由的集中表述，無不折射出其自由主義思想的光芒，而且成功地為近代自由主義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論文關鍵詞：霍布斯；自由主義

在西方思想史上，17世紀的英國學者托馬斯·霍布斯(1588—1679)一向被視為君主專制主張的極力提倡者，有人甚至認為他的代表作《利維坦》中表達的是一種“極端的王黨政見”。作為專制主義對立面的自由主義在霍布斯的思想里似乎很難存在，然而事實上并非如此，他從政治的人性基礎、國家的必要性、臣民的自由等問題上對自由主義進行了深人的闡釋，“極其嚴整的展示了一個似乎矛盾的邏輯：以個人自由始，以政治專制終。自由和專制被霍布斯合乎邏輯地整合進同一政治理論中了?！痹趪L試重新閱讀《利維坦》(Leviathan)文本的基礎之上筆者認為，他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之上政治哲學雖然有失足之處，但是將人的基本權利的維護作為他政治哲學的基石，以及對自由主義理論的大膽開拓．仍然表現了霍布斯作為一個自由主義偉大先行者的風采。故此，筆者將不再糾纏于其政治學說的得與失，另辟蹊徑，專注于對其自由主義思想本身的探究

一、霍布斯自由主義思想的形成背景

霍布斯自由主義思想的形成像其他任何思想意識一樣都有其必要的現實依據和理論來源。我們都知道17世紀的英國為了滿足資本主義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方向的新興資產階級打起了“自由、平等”的旗號領導人民進行了風起云涌的資產階級革命，從“權利請愿書”運動到蘇格蘭起義和克倫威爾的獨裁再到光榮革命。政治的動蕩，讓霍布斯親眼目睹了戰亂和無序給人們所帶來的巨大創傷，使得他對社會的秩序和安全以及人的自由權利產生了強烈的吁求。如果說歐洲權利之爭的戰爭和動亂還不足以喚醒霍布斯的人權意識的話，那么追于壓力顛沛流離的流亡經歷必將點燃其渴望自由權利的激情。在西班牙無敵艦隊入侵英國的傳言中早產的霍布斯似乎注定了一生的苦難經歷：為了維護國王的絕對統治權利發表了《法律要旨》而得罪了國會派，1640年被迫逃到法國，開始了長達十一年的流亡生活。在流亡的過程中霍布斯寫成了《論公民》和《利維坦》兩部著作，批判了教會君權神授的觀點提出了社會契約論．從而又觸怒了英國的?；逝珊头▏淖诮虅萘驼黄然貒换貒蟮幕舨妓褂捎诹ν谱杂伤枷攵獾絹碜愿鞣矫娴墓艉推群?，最終被禁止發表意見，喪失了一切為自己辯護的權利。這種不尋常的人生經歷使其堅信：尋求和信守自由和平就是最基本的自然法，最重要的道德法。

如果說客觀的社會現實和曲折的人生經歷是其自由主義思想形成的現實依據的話，那么對傳統思想學說的批判繼承和對當時先進自然科學思想的吸收將是其必要的理論淵源。首先，霍布斯從亞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為代表的古典政治倫理觀出發，批判了國家本位和“君權神授”的思想觀點。其次，在批判國家本位思想的基礎之上，霍布斯汲取了前人的理論形成了自己的個人為本位的價值觀。這之中包括伊壁鳩魯的國家和個人關系的審視，文藝復興運動所打出的尊重個人的旗幟，還有路德的個人信仰以及馬基雅弗利堅持把個人從國家解放出來的觀點等等。同時，霍布斯站在個人為本位的基礎之上反對當時的天主教、羅馬教會的思想。認為教會限制了人們的自由是“黑暗的王國”應該予以摧毀。而對當時伽利略的機械力學和幾何學以及培根的唯物主義思想加以吸收，從而形成了自己機械唯物主義的思想并推理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國家不過是個人的集合，國家權利只不過是個人權利的總和?！边@種個人自我意識的覺醒，在人類的思想史上不能說不是一次巨大的進步。

一組命題(1)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罪惡：如無必要，它的權力不應增加?？梢园堰@原則稱為“自由主義剃刀”。(類似于奧卡姆剃刀，即那條著名的原則：如無必要，實體或本質不應增加。)

為了表明國家的必要性，我不援引霍布斯homo—homini—lu—pus[人對人是狼]的人性觀。相反，即使我們假定homohominifelis[人對人是伙伴〕或者homohominiangelus[人對人是天使]，換句話說，即使我們假定，由于人的溫和或者天使般的善良，沒有人會傷害別人，也能表明國家的必要性。在這樣一個世界里，仍然存在著弱者和強者，弱者沒有受強者寬容的合法權利，但會因為強者仁慈地寬容自己而感激強者。那些認為這種事態不能令人滿意，認為每個人都應有生存的權利，認為每個人都應有受到保護以抵御強者權勢的合法權利的人(無論強者還是弱者)，都會同意我們需要一個保護所有人權利的國家。

顯而易見，國家盡管是必要的，但卻必定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如我斗膽形容的)一種罪惡。因為，如果國家要履行它的職能，那它不管怎樣必定擁有比任何個別國民或公眾團體更大的力量；雖然我們可以設計各種制度，以使這些權力被濫用的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我們決不可能根絕這種危險。相反，似乎大多數人都將不得不為得到國家的保護而付出代價，不僅以納稅的形式，甚至還以蒙受恥辱的形式，例如在橫行不法官吏的手下。事情并不在于為此付出了太大的代價。(2)民主政體和專制政體的區別是：在民主政體下，可以不流血地推翻政府；在專制政體下則不可能。(3)民主政體本身不可能賦予國民任何利益，也不應期望它這樣做。事實上，民主政體什么事也不能做——只有民主政體下的國民才能行動(當然，包括那些組成政府的國民)。民主政體只不過提供了一種構架，國民可在其中以一定程度上有組織的和一貫的方式行動。(4)我們所以是民主主義者，并不是因為大多數人總是正確的，而是因為民主傳統是我們所知道的弊病最少的傳統。如果大多數人(或“公眾輿論”)決定贊成專制政體，那么一個民主主義者不必因此就認為，這暴露出他的觀點存在某種致命的不一致。他倒會認識到，在他的國家里，民主傳統還不夠強大。(5)如果不同傳統揉合，僅僅制度是決不夠的。沒有——個強大的傳統，制度也可能服務于和原意相反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制度總是矛盾的。例如，議會的反對黨據說是為了防止多數黨竊取納稅人的錢而設的。但我很清楚地記得東南歐一個國家中的一件事，它說明了這種制度的矛盾。在那里，反對黨和多數黨坐地分贓。總起來說：在制度和個人的意愿與價值觀之間，需要由傳統來形成一種聯系。(6)一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在一塊無傳統的“白板”上合理地設計的一個國家——是不可能的。因為，自由主義的原則要求，社會生活所必要的對每個人自由的種種限制應當減少到最低限度，并應盡可能做到均等(康德語)。但是，我們怎樣才能把這樣一條先驗的原則應用于現實生活呢?我們應當阻止一個鋼琴家彈奏，還是應當不讓他的鄰居安享一個寧靜的下午呢?實際上，一切這樣的問題只有訴諸現存的傳統、習慣和傳統的正義感；訴諸習慣法(像英國所稱的那樣)以及公正法官的公正判決才可解決。一切法律，作為普遍法則，為了應用都必須加以解釋；解釋需要某些具體實踐的原則，而這些原則只能由一個現存的傳統來提供。對于自由主義的那些高度抽象和普遍的原則來說，尤其如此。(7)自由主義的原則可以說是評價現有制度的原則，必要的話，還是修正或改變它們的原則，而不是取代現有制度的原則。我們也可以這樣來表達：自由主義是一種進化的綱領而不是一種革命的綱領(除非它面對專制政權)。(8)在我們必須看作是最重要的那些傳統中，包括我們稱之為社會的“道德構架，，(對應于制度的“法律構架”)的那種傳統。這包括社會的傳統的正義感和公正感，或社會已達到的道德敏感度。這種道德構架成為一種基礎，從而在必要的地方能在對立的利益之間達致公正或平等的妥協。當然，道德構架本身并非一成不變，只不過變化得相當緩慢。沒有比毀掉這樣的傳統構架更危險的事了。(納粹主義有意以毀掉它為目標。)它的毀滅最終會導致犬儒主義和虛無主義，即對一切人類價值漠不關心并使之瓦解。關于自由討論的自由主義理論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是自由主義的最高價值，這其實不必作進一步的證明。然而，按照思想自由和自由討論在探索真理中所起的作用，也可以從實用上對它們加以證明。

真理并不是呈現的；也不容易得到。探求真理至少需要：

(1)想像力；

(2)試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