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革命--的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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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文藝領域開展了一系列的批判運動，包括對于《武訓傳》、《紅樓夢》研究、對胡風集團的批判等等。這一系列的批判，在80年代以來，一直被認為是政治暴力的表現。然而，韓毓海老師的視角并不局限于此，他通過追溯中國土地制度的變遷和意識形態的相互關系，進而在這一"制度--意識形態"的框架內清理歷史，重新審視歷史的遺留問題，提出了發人深省的看法。

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中，大約是對文藝問題發言最多的一位。

與中國社會主義進程緊密相關的思想中包含如此眾多的文藝問題，這無疑對我們的研究提出了挑戰。這既是對政治和歷史專業的研究者的挑戰，更是對文學研究者的挑戰。它幾乎天然的使對這時期的文藝問題的研究無法脫離政治和歷史。偉大的中國革命，它的勝利首先是與數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徹底崩潰為標志的。這是人類歷史和中國歷史上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

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中國封建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基礎的形成，是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

在魏晉以前，這樣的基礎主要是圍繞著皇權建立起來的。而在魏晉之后，官僚士大夫階層在維護這種基礎方面，扮演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在明末以來，地方豪紳和地主階級則成為封建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基礎的主要承載者。這種變遷在李贄的思想，特別是顧炎武?quot;封建論"中，有深刻的表達?？傊?，這個封建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統治的方式，逐漸經歷了一個"下行"和向社會，民間"滲透"的歷史過程。

特別是，清代以來，中國封建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基礎，主要是由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一家一戶"的"私"的家長制度承載的。這種地方地主和豪紳制度在清末的"地方自治"運動和清政府的改良運動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

一方面，以曾國藩為代表的地方豪紳力量，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中的崛起，表明地方地主階級既是封建政治經濟制度的維護者，也是封建文化體系的傳人和維護者，另一方面，曾國藩同時也是晚清改良主義的洋務運動和地方自治運動的發起者，這種改良主義運動既表現了封建國家統治深入到地方的過程，也表現為封建主義的自我瓦解的趨向。這種趨向在晚清的條件下，是伴隨著面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quot;自強運動"展開的，即允許地方豪紳有興辦企業和學校的權力，以促使封建國家的稅收和調整統治方式。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近代中國革命者，對地方地主階級作為封建制度的主要承擔者的認識是十分清楚的，"建立民國"與"平均地權"是近代中國革命的不可分割的目標。汪暉在研究這段歷史時曾經描述到：晚清革命者已經意識到加強地方鄉紳/地主制度的力量以及地方分權改革都是晚清國家建設的一部分，因而這些制度和改革是和皇權的合法性密切相關的。辛亥革命之后，這一看法逐漸流行。這就是晚清改革的悖論：王朝合法性對地方自治的依賴與地方自治對王朝合法性的瓦解相并存。

如果說明末清初的"封建"思想（如顧炎武）是通過確認地主土地所有制來限定君權所有制，那么，清末民初的均田主張卻包含著對土地私有制的激烈批判，這種批判的根據之一是對皇權及其社會基礎的否定，另一依據則是清代中期以降日漸發展的土地兼并。

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奏，是由無產階級和其農民同盟軍完成的對中國資產階級上述矛盾"悖論"角色的歷史揚棄，完成的正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無力完成的對封建主義的徹底革命。中國的近代歷史表明：對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的革命，不能由與地方地主階級有著密切聯系，或者就是由地主轉化來的中國特殊的資產階級完成，因為那種聯系使這個面目不清的，角色模糊的階級，對歷史的認識也是模糊的，它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注定也是面目不清的。如果說歷史或者對歷史的"現解"就是把歷史看作人類有意識的自覺行動的話，那么，始終有意識的，和自覺的要推翻封建主義制度的是中國的農民階級和由他們轉化的城市無產階級。而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之所以不是一種"徹底的革命"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缺乏對歷史和自己行為的自覺的意識。中國資產階級意識不到現代中國歷史，特別是封建主義的歷史的真實命運，這一點是由它與封建主義的近代承載者地主階級的天然聯系決定的。

因此，在政治和經濟上反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爭，也就必然是這種斗爭的現代承擔者中國無產階級申述他自己明確的歷史意識和對中國現代歷史命運的評價的重要時刻。這種對歷史的命運的申述和對革命者自己命運的申述是密切聯系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盧卡契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作了經典闡發），無產階級革命是有意識的，躍醯睦斫飫訪?，并使准s旱慕夥龐胝庵終媸檔睦吠騁黃鵠吹腦碩U庵指錈壞欽尉玫腦碩?，回曧现为一昼妰窜S醯睦芬饈兜慕準兜腦碩簿褪且恢鐘興枷牒兔魅芬饈兜慕準兜腦碩?，甚至是有明确思想茵}陡倭熘傅嫉南執準對碩蛘咚擔薏準兜惱尉迷碩厝皇且恢炙枷胛幕碩?

中國的運動正是這樣的運動。在運動在中國接近高潮和尾聲的時刻，明確的把這種運動引向了革命者對自己明確的歷史意識的申述和宣揚，他準確的選擇了電影《武訓傳》作為申述革命者自覺的歷史意識的靶子和對立面。電影《武訓傳》敘述的是晚清以來，山東聊城唐邑縣一個叫武訓的乞丐，在地方鄉紳的支持下，用乞討得來的錢興辦"義學"的故事。這是一個在某種程度上"繞有趣味"的意識形態本文。一方面，在近代歷史上，這種鄉紳即地方地主是封建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的主要承載者，這種政治功能特別體現在對晚清農民造反運動的鎮壓方面；另一方面，晚清的地方自治運動，是維護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礎，即使鄉紳興辦的有資本主義色彩的企業，也是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上的，即無論鄉紳建立的企業還是學校，都是以土地地租的經濟形式為基礎的事實上，歷史調查表明，武訓的確是以乞討來的錢置辦了田產，并以地租的利息來興?quot;義學"。

馬克思主義不能認同這種敘事是顯而易見的。這絕不僅僅是因為：與地主階級聯合或者歌頌這種聯合，看起來與正在進行的運動明顯的背道而馳，而且更是因為，它與共產黨正在進行的推廣全民識字率的推進現代化的偉大工作背道而馳共產黨的"工作隊"在廣大農村進行"識字班"運動，新中國的廢除土地地主所有制，就是要廢除封建貴族教育的經濟基礎，使所有農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現代教育。與這個偉大運動相反，地方鄉紳的所謂"義學"由于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上，正是這種所有制形式剝奪了下層社會有受教育的經濟能力。還有，在現代性的方案中，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以"勞動"組織起來的歷史框架中，"乞討"和"乞丐"完全是一種反常的，甚至是變態的，喪失"理性"的恥辱。

但是，電影《武訓傳》卻受到巨大的歡呼，這種歡呼在和全民教育體系的推廣的決定性歷史時刻發生，看起來不免有些奇怪。因為這部電影不但很難說是"為人民服務"的，而且的確非常明顯的與和新中國的全民教育思想嚴重矛盾。問題的嚴重之處還在于：看起來不但是廣大觀眾和評論家，而且是黨本身，對中國歷史和自己的歷史命運，對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沒有清醒認識革命喪失了其歷史目標，無產階級喪失了自己的歷史和階級意識，這一點在這種盲目的一片歡呼聲中暴露無遺。憂心忡忡的，也是十分驚訝的發現了這一切，這種發現隨后馬上就變成了怒不可遏，他簡明的批評道：《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性質。

象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統治者的偉大斗爭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的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

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丑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能夠容忍的嗎？

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蔑農民革命斗爭，誣蔑中國歷史，誣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說明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不是以階級斗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封建統治者，而是象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斗爭，向反動的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么人，向這些敵人投降并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贊的地方。我們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100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么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么東西是應當稱贊和歌頌的，什么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象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電影《武訓傳》及其它關于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甚至向這些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這是在建國后第一次介入文藝問題的討論。對文藝的態度，表達的是他從這個角度，對馬克思主義原理的闡述，它鮮明的表明：如果現代性的視野把"歷史"看作有意識的人的自覺行為的話，馬克思主義就是這種歷史觀的堅定捍衛者。認為，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革命的勝利，并不意味著人民群眾甚至革命者本身就自然的意識到這種革命的歷史必然性，革命的"受益者"和"參與者"未必都是"自覺的革命者"，一場被歷史裹挾的革命運動，和自覺的意識到"歷史"的革命運動還是兩回事。

隨后在關于《紅樓夢》的討論中，再次發現經驗主義的歷史觀在思想界的統治，這?quot;就事論事"的歷史觀表達了一種態度，或者說在它"反對一切理論闡述"的立場中表達的正是一種鮮明的理論態度，它把歷史研究當成了文物研究，用自然科學的對待自然界的方法對待活的人類歷史。由于黨的報刊《人民日報》和《文藝報》完全站在這種經驗主義的立場上，所以，加強了這樣的判斷：領導人民以政治革命推翻了反動統治的黨，正在領導從經濟上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的黨，卻沒有從思想和文化上自覺意識到這種政治和經濟革命的真正價值，意義和歷史命運。"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密史》和《武訓傳》放映的情況是相同的。"14的這種理解是非常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據馬克思的解釋，社會主義革命是擺脫人，勞動和歷史的異化的偉大運動，這個運動不會因為在政治和經濟上克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危機的"革命"而終結，因為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危機是這種人，勞動和歷史異化的結果，不是其原因。因此，如果無產階級的政治和經濟革命勝利后，不提高自己的覺悟，不把人，勞動和歷史改造成自覺的活動，那么社會主義社會也難逃異化的厄運而首先就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這樣，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不但不能從異化的歷史中解放出來，而且它本身就成為異化的，有局限的歷史的產物因為只要無產階級把自己的革命僅僅理解為政治和經濟的革命，這樣的革命就如同歷史上一切革命一樣是有局限性的。認為無產階級完成的政治經濟革命，不?quot;自動"的成為一種被無產階級自覺意識到的革命。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革命不一定"天然的"是一種"自覺"的革命，除非它積極的把這種革命上升到"現代人的活動"的高度去理解：人不僅僅是政治和經濟的產物，是勞動者，而且也是文化和歷史的產物，是文化和歷史活動的自覺的，有意識的創造者。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或者式的這種理解，不但與資產階級，而且與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者非常不同。毫無疑問，一般的社會主義在堅持"集中化"方面的確不象資本主義那樣"欲蓋彌彰"，而是相當直率和理直氣壯在這方面最為專斷傲慢的態度是蘇聯式的蘇聯社會主義集團并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包含什么矛盾，斯大林認為這些矛盾和困境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斯大林改造，他認為由于廢除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他所領導的制度"已經在政治，經濟，文化甚至哲學上完全克服了這些矛盾和困境。"作為一種回答，"斯大林主?quot;就是對這些矛盾的全面超越和總體解決。蘇聯社會主義是這樣一種政治制度，它不但是一種政治和經濟的統治，而且是受到一種哲學，文化和科學保證和指導的政治經濟統治，它已經把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的方方面面一網打盡，高度集中的組織起來，它鮮明的表現為現代社會是一個日益集中化的權力網絡這種高度的集中化甚至被它們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與此不同，在中國50~70年代據支配地位的思想卻這樣看（盡管在這個時期思想也不是一個整體，特別是在1956年以后發生了重大變化）：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同樣存在著這些矛盾，面臨著這些困境這些矛盾在他發表于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中有較全面的論述。認為，這些矛盾既包括現代化社會的普遍后果："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還有保守的階層，還有類似''''既得利益的集團''''.還存在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城市和鄉村，工人和農民的差別。"也包括普遍的利益分化和不可能消除的人的個性的差別，即所謂"有朝氣蓬勃的人"也有"暮氣沉沉的人".這種特殊的思路決定了后來思想的進向1958年，當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完成"之后，便開始進一步思考特定的現代社會的后果"工業化"造成的后果了。他傾向于認為：仿照蘇聯的"五年計劃"的工業化造成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以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這種所謂"三大差別"嚴重背離了"社會主義的理想".如果的這種思考一開始還沒有影響中國的社會發展道路的話，那么，日益緊張的中蘇兩黨之間的關系，則促使了中國發展道路的轉向。195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的慶典上，赫魯曉夫給中國帶來的"賀禮"是核恐嚇和撤退專家。蘇聯"援助"的喪失不僅僅使中國背上懲罰性的債務，更重要的是，由于資金的短缺，中國依靠"資本密集型"發展大工業的現實可能性幾乎失去了，只有在這種條件下，久被擱置的，由提議?quot;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方式直接后果就是""實際上才迫不得已的成為發展的唯一可能。

正因為仿照蘇聯模式進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雙重后果，在50年代后期明顯升級的對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后果的批判，的確十分類似馬克思對英國資本主義工業化后果的批判。不同的是，馬克思認為，由于消滅了財產關系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有希望消滅工業化的這些后果。但是，與韋伯和托洛茨基十分相似，認為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卻使一批國家官僚以人民的名義，并不"占有"但"實際上支配"生產資料。這些官僚以他們特殊的政治地位，填充了當年利用特殊的經濟地位對社會進行剝削?quot;統治者"角色。這個利用特殊的政治地位獲得經濟利益的階層，和原來的利用剝削的不道德的經濟關系獲得利益的資產階級一樣，構成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1956年關于"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間的矛盾"的說法于是逐步升級最終成為以群眾運動反對黨內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

當然，指出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造成的嚴重后果，指出這種"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完全沒有象馬克思所預言的，比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更民主，更進步，而是恰恰相反――并不是在馬克思以后第一個發現這一點的人，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論述過。但是，與作為學者的韋伯等人不同，卻是唯一一個，當然也是第一個這樣看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的領袖。這種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的不同的進路。為什么會是這樣？在諸多解釋中主要的我認為是50年代中期的"退居二線"的特殊作用。這種"退居二線"使能夠相對自由的思考馬克思主義理論，并從事調查研究，以他所說的"打游擊"的游擊隊方式擺脫具體管理者的角色。與那種"離開權力"和"要求重返權力中心的焦慮"的說法不同，實際上開始以這樣的方式對管理者的權力進行監督這種監督采取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人民代言人"的批判的方式。有人認為"退居二線"是黨內"分裂"的開始，但是，這種分裂首先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管理權"與（社會主義國家性質）"解釋權"的分離。這種政治"管理權"與"解釋權"的分離的確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實驗形式，但是，問題出在：整個"解釋權"并不是以一種制度的方式，或者說"法典"的方式（象西方世界那樣）存在，而是體現在作為"革命導師"的思想，最后就是本人身上。一個關鍵的問題總是困擾我們：為什么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民主"實驗會導致無法解決的混亂甚至群眾的內哄？換句話說，為什么那些批判官僚主義的群眾運動和組織最終難免變成彼此對立?quot;派"，而每一"派"都宣稱忠于和代表思想？那就是這種圍繞著"解釋權"的合法性的斗爭在這種條件下其實不可避免由于這種"解釋權"并不是"自主化"的，而是人格化的，它不能，也不是對管理的"制度化"的監督，它甚至根本也不是一種"制度"或一系列"制度"，而是"人民群眾"以思想的名義或本人的巨大威望，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進行的"監督"當然，如果非要反過來說也可以耗薔褪墻柚砜慫賈饕宓腦硤乇鶚僑嗣袢褐詰?quot;群眾運動"，來擴大他的"個人崇拜"，用這種"個人"對黨的管理者進行監督。

但也正是由于是人民中國和黨的締造者，他的許多革命同志與他一樣有著光榮的革命歷史，所以，盡管他看到城市化和工業化勢必造成一個封閉的，只關心自身特殊利益的官僚階層，造成了黨的"退化變質"，他還是相信這個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即使在最激進的時候，也沒有把針對黨內"資產階級"的斗爭視為"政治革命"，而只是解決思想問題的"文化革命".同樣，本人，象18世紀以來的思想家，特別是馬克思一樣，既是現代性的目的論者，也并沒有徹底懷疑過工業化。這意味著，他沒有懷疑過這樣?quot;發展主義"社會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工業化的水平和程度之上。因為18世紀的思想，就是建立在對英國工業革命的可疑的，孤立的和實證主義的歷史決定論的論證之上的。盡管無論馬克思還是對工業革命的負面結果均有深刻的認識。今天，由于發達國家對工業化和制造業的轉移和放棄，新興地區（特別是日本）的崛起的事實，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經濟活動完全不等于工業化大生產，而是一個包含了生產，交換，流通，分配和消費的不同環節的過程。然而，畢竟沒有生活在這樣一個工業化模式被日益放棄的時代。相反，全力促進了中國的工業化，這首先是因為在他的時?quot;工業化"是世界潮流。

毫無疑問，在的領導下，社會主義的人民中國，幾乎普及了識字率，極大提高了下層社會和女性的地位和尊嚴，提高了中國人民的平均福利和人均壽命，建造了完善的工業基礎和市場交換的人的和物質的條件，為中國的世紀崛起，奠定了舉世公認的基礎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指出，認為工業化程度不是一個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的看法，今天看來是正確的。這個看法，與馬克思關于"商品貿易"與"工業生產"同樣是經濟活動的重要環節的看法一樣，是對僵化的"工業化"論者的有力批評。

實際上，并非反對現代化，而正是現代化的后果（在時代就是工業化的后果），與社會主義理想的矛盾，構成了建國后思想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深刻的內在于馬列主義的知識體系中同時，也深刻的內在于18世紀以來整個西方知識體系中，這就是：在馬列主義看來：一方面工業化程度和經濟水平不是衡量社會進步的唯一尺度，因為這個標準在相當程度上應該是社會平等和社會民主的標準；另一方面，馬列主義卻認為工業化程度是社會進步的前提。這樣的知識矛盾在本世紀的50年代末深刻的出現在的腦海里他問：社會主義的不占有，然而支配生產資料的官僚，與資本主義的"經理"有什么不同？如果他們之間很少不同的話，那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有什么不同？如果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一樣完全受經濟的唯一原則支配，那么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在哪里呢？對社會主義的"目的"的追問，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性在于發展生產還是人民民主的追問，是對社會主義的歷史目的論的追問這種歷史目的論預設了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關系的改造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合目的的統一。"這種追問也表達了時代的經濟學的特色本人可能是現代歷史上最偉大的"平民經濟學家"，他不是站在資本的所有者和社會管理者的角度去理解生產，消費和就業問題的，而是站在一般平民的立場上理解這些問題，毫無疑問，這樣的平民經濟學天然的拒絕盲目生產，消費差距，同時，堅決拒絕失業。但是，既?quot;發展"又必須保證這些目標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呢？

力圖通過這樣發展馬克思主義原理來回答這些問題：盡管歷史唯物主義預先假設了經濟因素為基礎，認為，人類歷史上漫長的時期的確如此，但是，他認為無產階級一旦開創了不再由經濟支配而相反經濟只是社會附屬的時代，這種機械的歷史唯物主義就不再適合新的社會，而歷史唯物主義在這里采取了新的形式。

不是經濟的決定作用，而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造成的人民?quot;主人翁意識"，是人民的"覺悟"和"創造性"，是社會主義優越性所在。

思想經常被要求要對50~70年代中國的經濟停滯，混亂的階級斗爭，個人崇拜負責，但是，正是所說的社會主義的人民在他那里經常就是"農民"，通過艱苦的勞動，為人民中國的生存發展奠定了基礎；這些勞動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財富，而人民也付出了嚴重的代價但是，我們總是忘了問一問：如果人民實際上不再相信自己是社會的主人結果會是怎樣因為在時代，人民之所以愿意負出代價正是因為人民相信自己是社會的主人。階級斗爭造成的混亂和個人崇拜的嚴重失誤也應該把對當時歷史狀況的困難考慮在內：一方面是中國工業化的某種看的見的后果，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的蘇聯當時已經成為壓倒一切的全球霸權力量（這在1959年的戴維營會談中表現的十分清楚），它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同樣的進行核恐嚇內部則是嚴重的官僚集團的專政。思想就是這種知識和現實的矛盾的產物。我認為，如果討論思想的失誤，首先應該是把這種失誤看作是受到這種特定知識和現實局限造成的。

由于這樣的局限，選擇的可能性實際上不大。也許他只能相信，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有能力和信心克服這些矛盾。從50年代末開始，先是把視野由城市工業化轉向農村公社化，然后，在60年代中又轉向城市的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舅悸肥峭ㄟ^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來克服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后果，同時探索一種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式。認為群眾運動就是這些矛盾的釋放，而這些矛盾的釋放反過來有利于強化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結構力度和發展進程當然，這里的前提是必須探索一條特殊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道路。他甚至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中，努力把這種態度發展為一種哲學。人類社會的發展動力究竟是什么？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回答是改革傳統生產關系的生產力。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動力是什么？斯大林主義的回答是：由于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所以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動力就是生產力。拒絕這樣的回答，社會主義社會不但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而且現代化社會的那些普遍的對立性后果，與整個人類活動相伴隨的人的經濟的，階級的，文化的和個性的差異和矛盾，象存在于一切社會形態一樣，深深的植根在社會主義社會形態之中。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是什么呢？堅定的認為是這些從根本上說永存的"矛盾".他說："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quot;正是這句話使他與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者劃開了距離。1956年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和1966年的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開啟了兩個結局并不美妙的時期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失敗實驗。首先，這兩個實驗的開端都與文學有關，但是，顯然絕非簡單的為了解決文學問題。1956年的"百花運動"首先導源于蘇聯的"解凍"運動和"非斯大林主義"運動，以及中國第一個"社會主義"高潮的到來。把2者通過這樣的思想聯系起來：開放這些矛盾，將有利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利于調動地方，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造成"民主"和"心情舒暢"的局面對現代化高潮有利無害，相反，倒是社會主義現代性優越之所在，因為相信社會主義的現代性最終可以克服這些矛盾。但是，事實上當這些矛盾的釋放無法在社會主義的現代構想中解決，反倒使人們更深入的陷入無窮的矛盾和困境中時，他就不得不終止這些實驗，甚至不惜以類似斯大林主義的方式使其暫停。在這里?quot;式的悖論循環"終于出現在我們面前：如果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進步，卻不能不與特定的發展生產力的方案（在當時的理解就是國家工業化）結合起來并以工業化為前提，或者說工業化是社會進步的前提條件，（馬克思主義在這個意義上是一種"發展主義"），那么，高度工業化與官僚政治，城鄉差別，社會分化這種"副產品"之間的聯系就同樣也是必然的。于是，在這樣的"現代化"道路上，在這樣的現代性的思路中，完全不能設想，對官僚政治和社會分化的攻擊，不會威脅工業化進程。而對工業化的威脅，對發展經濟的威脅，也就是對"生產"的威脅，無論在馬列主義還是思想的意義上，這也就是對"社會進步"的威脅。如果說，當發現"生產"受到威脅的時候就會立即停止他激進的社會主義實驗的話，那么，任何人以維護經濟發展和工業化來維護社會分化和官僚制度，甚至放棄某些社會主義的原則就也是說得通的。

由于""實驗的失敗，我們很難判定的思路究竟是否成功了這種思路是：以開放和釋放矛盾的方式強化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內在結構。以開放矛盾的方式加強"集中化"，工業化，以"抓革命"來"促生產""以造反和革命的方式進行統治"，不過意味著摸索和設想一種道路以擺脫官僚制度和社會分化的方式，來進行高速工業化。但是，有一點卻是思想所揭示的現代性社會的一種"描述性"的"真實"：現代社會是一個內在矛盾的社會，但是，其總體趨向卻是趨于"集中化".或者，現代社會是"集中化"的，充滿矛盾的社會。在這個意義上，要反對的官僚制度和社會不平等，正是高速工業化的必然結果，而恰好不是工業化所能夠消除的。

今天看來，僅僅把"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遠遠不能解決我們面臨的解釋困境。首先，對馬克思主義做"現代化論"的理解十分成問題。因為馬克思雖然認為現代工業化是社會進步的條件，但這并不意味這馬克思對這種工業化的后果漠然視之。相反，馬克思主義就是建立在對這個后果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激烈批判之上的。

馬克思以這樣的方式揭示了人類的現代困境（如果不是解決這個困境的話），而聲稱"那段歷史永遠終結了"，不過是為了使我們忘記我們依舊處在那個歷史的困境中不得其出的現實處境，這個困境就是中國現代性的困境。

曾經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設計藍圖說："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樣一種生動的政治局面。"但是，今天這聽起來就是對韋伯所描述的灰色的現代困境狀態的樂觀的，理想主義的玫瑰色的表述罷了。如今，這種玫瑰色已經消退，看起來，剩下的依然是那種嚴酷的困境：在新的條件下的社會日益集中化，也制造出新的矛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