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外媒體報道格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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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作為國家的喉舌和體現國家統治階級的意向,它代表一個政府或利益集團的政策方向與利益取向,正是因為不同的意識形態和利益關系,輿論對抗不可避免的形成。意識形態作為輿論對抗的主要成因,無法在短期內改變,于是我們試圖通過分析媒體報道風格對突發事件中輿論對抗的成因進行探討。

在對待信息來源的態度方面,我們選取了新華網和部分外媒關于七五事件的一系列報道,其中選取新華網12則新聞報道①:其中消息6篇,通訊4篇,特別策劃1篇,評論1篇。我們對其中的內容進行分析。并對報道中所出現的信息來源,轉述者身份及轉述頻度,數據使用情況。進行統計。

通過頻度對比分析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媒體對這次事件的報道中主要信源是新華社和引用外媒有利于我國輿論傾向的報道。而外國媒體則更傾向于本媒體采訪,進行報道。中國媒體在進行報道的過程中,主要運用記者進行間接轉述,而外媒則更傾向于直接引語,普通市民的出現頻度遠遠大于其他類型的轉述者。同時,外媒大量的引用數字,使他們的報道更具有說服力,但是數字來源不明也是他們報道中的不盡完美之處?？梢?我國媒體報道在信源的使用方面的傾向,尤其是消息來源,轉述者身份與西方媒體有很大不同。而且,我們在數據信息和圖片信息的引用規范上還有一定不足:數量少,信源不確定。這種對待信源態度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外媒體輿論對抗的發生和發展、

為了更好的分析突發事件中輿論對抗的成因,我們通過三組報道的文本屬性對比進行闡釋。

第一組報道選取新華網2009年7月6日《烏魯木齊發生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1)》和中央社臺北7月6日對該事件的報道進行中國大陸主流媒體和其他媒體的比較。首先,就報道中關鍵詞出現的有無來看,這兩篇報道中有許多相同的詞匯:如:“犯罪事件”、“境外指揮”、“有組織”、“有預謀”這說明兩篇報道對于該事件的定位和立場都是相同的。其次就報道中個別詞匯出現的頻度來看,第一篇報道中“犯罪”出現3次,第二篇報道中“穩定”出現4次,從這看出第一篇報道偏向強硬,而第二篇報道語氣相對緩和所以這組報道沒有形成輿論對抗?；蛘哒f是成功的在輿論上占了導向作用,引導受眾接受來自我國媒體的正面信息,甚至立場不同的媒體也按照我國媒體的報道傾向進行宣傳,從而成為媒體中的意見領袖。

第二組報道《新疆主席接受采訪:中國民族政策最成功不會改變》和奧地利《新聞報》當天關于七五事件的報道。從詞匯角度分析:在第一篇報道中,高頻關鍵詞的出現頻度分別為:“最好最成功”4次、“發展”5次、“繁榮”3次。第二篇報道的相同的事件中,“貧困”2次,否定不滿類語氣強烈的詞匯6次。從句子角度分析:前者的段落購成,多是形容詞居多的短句并列成長的復合句,如“我們國家的少數民族政策不會改變,我們國家促進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繁榮少數民族文化事業,提高各少數民族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帶領所有少數民族共同步入現代社會這個決心不會改變”②;后者則是將強烈感情色彩的直接引語轉化成間接引語,用以抒發情感呈現場景。如:一位漢人女子說,「維吾爾人說,我們奪走了他們的家園和工作。他們恨我們,因為我們比他們成功。漢人則指責維吾爾人,要是沒有漢人,新疆根本就不會發展得這么好。」一位維族女子說:“留大胡子的男人同樣不允許在政府工作,18歲以下的學生不得進入清真寺祈禱,老師、警察和公務員也不可以”③。這兩篇報道形成了鮮明的輿論對抗,說明了詞匯和語句的使用不當也會使我們的報道可信度下降,在輿論對抗中處于不利地位。

第三組報道:將路透社的《手機、謠言與貧困移民放大烏魯木齊暴力》,和聯合早報的《到處可見巡邏軍人和武警,烏魯木齊嘗試恢復運轉》進行對比。這兩篇報道分別來自西方價值觀體系的媒體陣營,都持中立態度,但是傾向略有不同。路透社的文章中:“暴力”出現5次、“謠言傳言”出現四次,但并不影響報道的整體傾向,短句短段呈現環境、氣氛。而聯合早報的報道中“軍人”,“軍隊”,“武警”出現14次,“緊張”,“緊急”等出現3次,“安保安全”出現6次。這篇報道在句子結構方面,用轉述語氣呈現場景,十分注意生活細節的展示。同時段落結構呈總分結構,首先總說緊張的態勢,分述緊張態勢的原因,全文分成多個小自然段,突出緊張的氣氛。

可見,突發事件中輿論對抗的形成與報道文本的使用習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詞匯的方面看,我們的媒體喜歡把關鍵詞集中,用感情化的動詞作為表達情感的關鍵詞?！白詈米畛晒Α薄胺睒s”“發展”屢次出現,受眾反而對信息的真實性產生懷疑。而外媒則往往把關鍵詞分在全文中呈不規律分布,且用稍帶情感的名詞和形容詞表現自己的態度。如第三組對比中聯合早報的關鍵詞分析。從句子的層面看,西方媒體更加要求用轉述的語句來呈現畫面。使陳述語態轉化成呈現語態,用過去進行時④,而非現在完成時。在段落結構方面,我國媒體則往往忽視段落結構的長短、前后關系對整個文本語境的影響,失去了通過文本段落對細節進行暗示的機會。如:“從我們的實踐當中可以感受到,新中國的民族政策是最成功的,新中國的民族政策是最好的。就因為有了這些政策,才使我們有了各民族共同團結進步,共同繁榮發展的局面?！雹荽送?我們也往往缺少對傳播強度進行有效的控制,在我們全文中通常使用一種強烈情感的詞匯,不善于隨著報道的結構調整傳播結構和策略,《新疆主席接受采訪:中國民族政策最成功不會改變》一文中通篇都是概括性詞匯,說服力大大削弱。以上這些文本因素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約了中外媒體間的溝通交流,以致于出現不能完全理解媒體的態度甚至誤解的情況。從而成為產生輿論對抗和沖突的誘因之一。

綜上所述,我們通過運用內容分析法對新疆“七五事件”進行分析,從對信源的態度,以及文字屬性兩個方面,對中外媒體的報道風格進行對比和具體分析,從報道技術層面為應對突發事件中的輿論對抗提供一些可行的報道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