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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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產業化引發的法學教育中的競價交換，積極的方面在于提升了法學教育機構的社會交換能力，終結了80年代中國法學教育者令人不勝欷歔的經濟窘迫――正是中國法學教育家在80年代擁擠的住房、明顯不合身的花白中山裝，讓斯時無數投身法學研究的學子，不敢對“法學者”的社會角色產生向往――直到后來，人們才知道這叫做“經濟人理性”。當法學研究生樂于進入個人收益方面具比較優勢的社會組織后，上帝知道，我們的社會，將會為此付費。

社會中有兩種人須由聰明漢擔當，一是法律人，一是醫生。他們是為社會組織或個體排解疾患的人。如果他們是由基因方面存在嚴重缺陷的人士來頂替，哪怕他們的社會角色再響亮，他們也往往僅能敷衍塞責，致社會或者個體機體病態更嚴重。因此，選擇和培養法學良材，考據個人基因質素，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社會主義”的。

作為一名關注社會分配正義的人，對于自90年代以來法學教育者經濟狀況之改善，是欣喜的。法律人經濟上沒有尊嚴，會導致法律沒有尊嚴。法律制度，是社會中相當高級的一種設計，需要用充足的、庸俗的物質成果來保障。它和任何社會加魅裝置一樣，是需要“扮靚”的。法學教育者經濟尊嚴的獲得，亦是“社會主義”的。

當法學教育在不斷滿足自身基本需要之后，教育組織者忘記服務社會之目的，僅僅變成權勢和金錢的俘虜，就需要對分配正義矯正過程中出現的偏差，再行矯正。尤其是需要關注貧窮無勢者的法學教育權利，保障法學教育產業化中，此類“最少受惠者”權益不被剝奪。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不剝奪弱者則滿足不了“強者”的分配份額，于是法學教育進入了弱肉強食的“野蠻時代”。

法學教育事不關己，但是對法學教育之野蠻時生的各類現象，人們難免會產生遺憾――這和遺憾80年代中國法學教育者的經濟窘迫一樣。不合理之社會機制運轉，是需要額外付費的，并不是沒有代價的――它直接導致“幼稚的法學”成為得志后的“癲狂法學”。所謂“癲狂法學”，就是講不清道理、仍然叫“法學”的“法學”。“癲狂法學”，無疑是法學教育野蠻時代之學術衍生物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