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本土文化體系下倫理型管理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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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倫理型管理模式生成的文化基因

管理并非是一項孤立的活動，而與其所處的文化體系有著內在的關聯。不同的文化體系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任何管理模式也只有在合乎自身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才能夠運作自如。美國管理史學家雷恩認為“管理是文化的產兒”，指出管理人員是在特定的文化價值準則和體制所支配的管理組織內作出決定的。李亦園先生也曾講到“一個民族的文化特性與企業管理有著密切的關系，或者說，管理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表現方式”[1](P119)。不僅是企業管理，實際上任何組織的管理模式都深刻地打有當地文化的烙印。在中國本土文化基因的影響下，產生了倫理型的管理模式。倫理型管理是以倫理為基礎的管理模式，將倫理作為管理的動力機制與調控方式。在其中，管理的方法、原則、對象和目標等各個要素都以倫理為根本指向。中華文明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廣泛且最具影響力的文化體系之一，屬于一級文化體系的范疇。一級文化體系是人類歷史中所形成的最廣泛的文明實體，是人類群體認同的最基礎領域，有著“最高層次的文化組合和最廣范圍的文化認同”。中華文明有著與眾不同的產生源頭和地域特征，在悠久的發展歷史中形成了包含自身獨特的經濟生產方式、家庭及社會構造、社會制度、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民族性格及思維與行為方式等所有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在內的有機體系。中國本土文化體系具有其他文化所不曾具有的文化專屬性，包含著湯因比所講的“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東西”。基于文化與管理的關聯性，探討中國本土的倫理型管理模式，首先要對其生成所依憑的獨特文化基因進行針對性分析。首先，以家庭為主體的社會構造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組織前提。從文化發生學的視角來看，任何一種文化的形成都首先受到其所處地域生態環境的影響，因而對中國文化特性的分析，應從其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入手。中華文明發端于黃河流域，屬于濕潤、半濕潤的溫帶氣候，這里幅員遼闊、地勢平坦、土壤肥沃、氣候溫和、雨量充足，形成了一個巨大且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在這種生態環境下，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自然就成為人們謀生的首選，于是中國傳統社會將農耕作為最主要的生產方式，強調“以農立國”。受自然地理狀況與生產技術水平的影響，傳統農業社會的精耕細作需要持久穩定的小團體通過長期合作來共同完成。血緣關系由于其天然凝聚力自然成為人們之間團結合作最強有力的紐帶，并最終形成了以家族為本位的社會結構。中國是一個家族文化傳統最為悠久和最具深度的國家，“家庭和血緣關系有一切理由構成研究前現代中國社會結構的第一主題”[2](P147)。西方傳統社會的海洋文明重視個人與團體兩級，而湮滅了家庭一級，中國社會則恰恰特別倚重于家庭，對于個人和團體則隱而不顯。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對東西方的社會格局做了精彩的比較，他認為“團體與個人，在西洋儼然兩個實體，而家庭幾若虛位。中國人卻從中就家庭關系推廣發揮，以倫理組織社會，消融了個人與團體這兩端（這兩端好像俱非他所有）”[3](P99)。中國本土文化基因對家庭的倚重，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最基本的組織前提。其次，以倫理為本位的價值理念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根本法則。對家的重視使中國形成了以倫理為本位的社會，中國文化之特殊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此。張岱年先生曾指出：“半封建的大陸性地域、農業經濟格局、宗法與專制的社會組織結構相互影響和制約，形成了一個穩定的生存系統，與這個文化傳統相適應，孕育了倫理類型的中國傳統文化?！盵4](P32)以倫理為本位的價值理念注重的不是西方所強調的契約和法律，而是情理與禮俗，人們倚重于彼此之間的倫理關系，看重的是彼此之間的義務而非權利?！霸谖餮?，個人主張自己權利而互以義務課于對方；在中國，個人以自盡其義務為先，權利則待對方賦予。是其一趨于讓，一趨于爭，固已顯然不同?！盵3](P192)中國傳統文化基因中倫理本位的價值取向表現出如下特征。一是，對倫理的倚重使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特別強調彼此間的情感對待。倫理本位的社會重倫理關系，而任何倫理關系都始自血緣親情，因此每個人都對自身所處的家庭和家族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此基礎上人們又將這種感情依序向外擴散。“倫理的社會就是重情誼的社會。在中國社會處處見彼此相與之情者，在西洋社會卻處處見出人與人相對之勢”[3](P86)。二是，倫理本位的社會注重人際間的角色規范與等級秩序，并以此為基礎，將人們在長期社會交往中形成的禮俗作為彼此行動的依據?！皞悺弊衷诠糯鷿h語之中本義為“輩”，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就講到“倫，輩也”。清代段玉裁注釋曰：“軍發車百兩為輩。引伸之，同類之次曰輩”?？梢姟皞悺笔且环N人與人之間上下高低的差等次序，倫理正是體現人倫關系之中這些差序和等級的規則和道理。中國傳統社會特別強調對人倫等級的區分，每個人必須明確自己在倫理關系網中的身份角色并依此行事，做到不失其倫。對倫理等級的強調需要通過禮加以保障，以禮來正名，以此規范彼此之間的關系地位。倫理本來就是以共同地域居民之間的風俗慣例和習常規則等為基礎所形成的生活法則，禮長時間作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再加之彼此間密切的倫理關聯，就使得中國傳統社會成為地道的禮俗社會。倫理與道德具有內在關聯性，這又使得倫理本位的中國傳統社會“以道德代宗教”，極為重視道德的功用，道德在其中即具有形上的超越意義又是治家理國的現實法則。最后，中國本土文化中獨特的國民性格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撐。梁漱溟先生認為中國文化持一種向里用力的態度，注重各種關系的持中調和。就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言，不同于西方文明以人為萬物主宰去控制進而征服自然，中國文化體系將人視作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秩序，將“與天地萬物同體”作為理想境界。于內對自身而言，向里用力的文化取向使得中國人注重德性修養，將修身看作是個我成圣成王的基本依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講究“反求諸己”，要求人們將內心固有的善端通過持續修養發用于外，這就使中國國民個性中極具自律精神和內省傾向。在人倫交往中，倫理本位的中國傳統社會形成了關系取向的文化個性。關系取向的文化注重人際間的互依性，認為個人利益只有在關系網絡中才能實現。倫理本位的社會具有強烈的秩序情結，注重調和人倫關系以形成和諧的倫理秩序，個人必須明確其在關系網中所處的位置，在彼此的交往中需要通過對具體情境與關系的識別以做出合宜的行為。對關系取向的重視使中國人具有高度的群體意識，將群體的價值目標置于優先位置。中國傳統文化生態注重倫理關聯，一方面在社會中構建起錯綜交織的關系體系，另一方面通過相應的道德規約指明關系互動的基本法則，從而確保社會的穩定秩序。這些中國文化基因中獨具特色的國民性格，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撐。

二、管理模式依憑的四重要素

基于文化與管理的關聯性可以得知，在不同文化體系下會形成符合自身文化特質的管理模式。這些管理模式不同于個別組織在有限環境中所形成的組織管理方式，它們依托各自的地域文明而形成，屬于廣義的管理模式。筆者以文化體系與管理模式的關聯為前提，以馬克斯•韋伯的理想類型理論和行為主義學派的人際關系學說為主要理論支持，總結概括出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四重要素。首先，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下形成了各自獨特的管理精神氣質，其作為管理模式的內在精神支撐，成為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的精神氣質來源于人們在自身文化傳統下形成的深層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是國民精神與國民性格在管理領域的集中展現。馬克斯•韋伯曾經區分了社會行動的四種理想類型，即工具理性類型、價值理性類型、傳統類型以及情感類型，他認為這些行動類型都離不開主觀動機和主觀意義，而這些行為方式的背后都具有深層精神氣質上的支撐。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認為正是新教中工具理性的精神氣質導致了理性的經濟行動，從而促成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樣，任何一種管理模式在長期歷史積淀中也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精神氣質類型。它是整個管理模式中最深層的支撐性假定，作為深層的思維理念居于管理體系的內核，它生根于人們的頭腦之中卻經常表現為一種無意識，決定著群體成員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管理的精神氣質對管理模式的形成至關重要，任何管理模式都必須有自身內在的文化支撐，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理念，管理的精神氣質類型為這一切提供了精神支撐。其次，管理的根本方法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另一基本要素。管理的精神氣質雖作為管理模式的前提是其生成的內在精神因素，但管理不能只停留在空靈的玄想之中，它必須落在現實社會的實踐應用上才能實現其價值，而管理實踐的開展首先依賴于相應的方法和手段。任何一種管理模式作為一個系統性的存在，會催生出多種管理方法以應對復雜多變的現實問題，但每一種管理模式受自身所處文化的影響，會形成一種管理活動賴以維系的根本方法。這種根本方法是最基本也是最穩定的管理方法，是其他一切管理方法的基礎，組織的正常運轉與成長發展都離不開對基本管理方法的運用。不同的文化體系會形成不同的根本管理方法，它作為管理模式中最基本的實體性要素，保證了管理的正常進行。通過馬克斯•韋伯對統治的理想類型的劃分可以進一步來分析管理的根本方法。韋伯指出統治與管理具有內在契合性，他將統治界定為“在一個特定的群體里命令得到服從的機會”[5](P238)，而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讓成員聽命于組織，依管理的需要進行活動。韋伯將合理———合法型統治、傳統型統治、魅力型統治作為統治的三種理想類型，分別以法律規則、傳統習俗、超凡魅力作為統治的根本方法，這些各自所蘊含的統治方法正是區分此三種類型的內在依據。由此可見，每一種理想的統治類型都有自身特定的根本方法，以保障權力的實現及統治的合法性，與之相應，管理的根本方法亦是管理有效推進的根本保障，反映出管理模式的最基本特征，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根本要素之一。再次，對成員關系的考量也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基本要素之一?；诠芾砟Ｊ脚c文化的關聯性，地域文化中所形成的交往理念同樣是當地組織管理中成員交往所奉行的基本準則。自行為主義學派興起以來，對成員關系的溝通協調已被認為是組織有效運作的基本前提。管理必須依托于特定的組織，為達成組織目標必須使成員有效地聚合在一起以形成正式群體。組織是群體性的存在，而群體作為人與人之間的聯結，必然存在著復雜的交往關系，那么對成員關系的考量就成為組織管理所要面臨的基本問題。實際上人既是管理的主體，同時又是管理的對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人的管理，對人的管理不僅是對個體成員的規約，更有對彼此關系的協調。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之中，受各自文化體系的影響，會產生出對彼此關系的不同假設，從而形成不同的人際交往理念與法則，這也從根本上決定了管理的不同風格與方式。最后，成員管理所要達成的理想目標也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目標作為管理的基本要素，是管理活動所期望的結果，成員結成群體參與組織活動正是為了實現特定的目標。德魯克在《管理實踐》一書中將目標看作是管理活動的前提和基礎，指出“企業的使命和任務，必須轉化為目標”。人作為管理活動中唯一具有創造性與能動性的存在主體，對人進行有效的管理，使成員聽命于組織是管理活動最基本的訴求之一。對組織成員進行有效地管理，使成員依照組織的需求展開活動，即是管理實踐順利開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管理效力的應有之義。受所處文化體系的影響，對于成員在接受管理后呈現出何種狀態才算作管理的成功與有效，不同的管理模式對此問題的理解存在著較大差異，這也直接決定了管理的風格與方式。由此可見，管理的精神氣質類型、管理的根本方法、對成員關系的考量以及成員管理的理想目標是管理模式賴以依憑的四重要素。這四個方面深受所處文化體系的影響，是文化與管理相互影響和滲透之后的共同產物。精神氣質作為內在的精神支撐，居于管理模式的深層，確立了管理的精神理念與內在風格，為管理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調；管理的根本方法則是任何管理模式所依憑的根本手段，是管理模式現實運行的基本方式；對成員關系的考量來源于文化傳統中對人際交往關系的根本看法，它確立了組織成員之間交流互動的基本法則；而成員管理的理想目標作為管理模式的又一基本要素，決定了經過管理活動后組織成員所應達到的理想狀態。這四重依據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關聯，互相作用，共同構成了管理模式的有機體系。

三、倫理型管理模式的根本樣態

受倫理本位的文化生態影響，在中國本土文化體系下形成了倫理型的管理模式。實際上，倫理與管理本來就存在著共通之處，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倫理的本意是通過對人倫關系的協調與規范以實現秩序和諧。管理在本質上也是處理各種關系的活動，是為了實現預期目標而以人為中心的協調活動。由此可見，倫理和管理在協調關系以實現秩序目標上具有共通性。倫理型管理模式將倫理作為管理的根本依據，將倫理滲透到管理活動的各個環節，倫理不僅是管理的基本方法，而且還成為整個管理活動的精神支撐與價值歸宿。依據上述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四重要素，以中國文化體系為基礎的倫理型管理模式有著自身鮮明的存在樣態。首先，倫理型管理模式依托于人們之間密切的倫理關聯，管理的精神氣質類型體現為一種不同于西方工具理性的情理精神。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傳統在血緣關系的基礎上將各種人倫關系都賦予了溫情脈脈的情感內涵。梁漱溟先生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個人的生命，不自一個人而止，是有倫理關系。倫理關系，即是情誼關系，亦即是其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系。所貴乎人者，在不失此情與義?！艘粩嘧杂X地向上實踐他所看到的理’，大致不外是看到此情意，實踐此情義”[3](P131)。情理是人倫關系中規范彼此感情的道理，情理精神意在合情合理，將情與理在人們的思維意識中交織在一起，共同指導人們的行動。倫理型管理模式中的組織成員重視內在感情的自然表達，將成員間的情感關聯作為組織生活的重要價值目標。值得注意的是，倫理型管理模式所強調的“理”并非是西方管理思維中純粹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種關乎人情的道理，是處理人倫關系的規范與法則。西方管理思維中的工具理性精于計算，需要盡可能排除管理活動中的個人感情，避免受人為因素的影響，使得管理成為純粹的技術化和程序化活動。而倫理型管理所強調的恰恰是最能表達人們彼此親密感情的情理精神，通過人際間的溫情與關愛來協調成員秩序，實現成員對組織的自覺忠誠。其次，倫理型管理模式將道德作為管理的根本方法。倫理型管理下的組織成員內在蘊含著情理精神，成員之間具有親密的倫理關系，彼此相互熟知且具有深厚情感，對這種人性化組織的管理更適宜運用道理的力量來規約，而非要求成員對組織規范強制服從。倫理本來就是由共同地域的居民在長期交往中所形成的風俗習慣衍生而來，是在交往過程中所形成的道理法則，因而道德就成為了倫理型管理模式運作的根本方法。道德作用于中國傳統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無論是內在的個我修養還是外在的經濟、政治等一切社會活動，都離不開道德的引導與規約。對道德的重視表現在人倫交往之中則是中國人重彼此義務而輕自身權利。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管理模式將嚴格規范的法律規則作為有效管理的根本保障，而在倫理型管理模式中，與道德相比法律被置于相對次要的位置，僅作為管理的輔助性手段存在，正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甚至在中國傳統法律規范中也處處顯露出對道德情感的考量，孔子就將其父攘羊后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論語•子路》）作為一種合乎直道的正義行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審判主張“哀敬折獄”，要求法官以悲憐審慎之心來斷獄，也充分體現出倫理型管理的道德傾向。有學者就指出“重親情倫理”是中國法律精神的一個鮮明特色，是維系中國兩千年“平穩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歷史上是“相當有效”的。[6](P65)在倫理型管理模式下道德貫穿于組織管理的始終，不僅成員個體具有內在的德性自覺，組織的正常運轉也離不開道德的力量；不僅組織運作的動機要符合德性要求，其結果也不能與道德價值相背離。再次，倫理型管理模式尤為重視組織成員間的倫理關聯。在倫理本位的文化生態中，倫理已然成為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特質的要素。有學者就曾指出“西方人的不朽是在宗教中實現的，而中國人的不朽則是在倫理中實現的”[7]。西方社會個體與團體之間涇渭分明，有著明確的界限，而倫理本位下的中國傳統社會絕不存在原子式的個體，人們自始至終都處在諸多倫理關系的包圍中，無法脫離倫理關聯而獨立自存。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了錯綜復雜的倫理關系網，每個人都作為網絡中的一個節點而存在，在關系網絡中認定自我并實現自我。對倫理關系的重視使得中國文化基因下的個體成員大都具有集體主義的行為取向，將集體目標的實現放在優先位置。倫理型管理的關系模式具有以下兩方面的維度：一是成員之間橫向的情感關系，其于內發自成員的自然感情，是主體善良意志的充分表達；于外表現為對他者盡心竭力的無私關愛。組織成員橫向的情感關聯既非單向度的義務，亦無等級權威的特征，情感關愛是互相給予的，關系雙方具有對等性，成員之間都不計算個人得失而以真情厚意彼此相待，營造出恩愛和睦的組織氛圍。二是組織成員之間縱向的等級關聯，等級差別是倫理的應有之義，倫理型管理需要人們明確自身在組織中的角色地位，并依據與自身相對應的角色要求進行活動，以確保組織的穩定秩序。橫向的情感關聯與縱向的等級秩序相耦合，在組織中形成了牢固且有序的關系網絡，共同構建起有機的倫理共同體，極大地增強了組織的聚合力。最后，倫理型管理模式以成員對組織的情感忠誠為歸宿。西方管理模式強調個人主義理念下成員對組織的工具性承諾，它以個體與組織訂立的契約為基礎，依賴明確的規章制度、法律合同等外在控制方式強制性的確保成員對組織的機械服從。而倫理型管理模式強調個人的情感參與，重視成員主體性的發揮，在此基礎上通過盡心盡力的推己及人，將主體內在的仁心仁性推擴到組織之中，把自己的一切情感與力量都毫無保留的奉獻給組織。倫理型管理模式所要達成的忠誠目標以親密的人倫關系與深厚的情感關愛為基礎，本質上是組織成員對所依存關系的承諾與依賴?？梢哉f，倫理型管理的忠誠是一種主動忠誠，是主體內在的道德自覺與責任擔當，這種忠誠由內而發指向外在他者，是人們對組織其他成員以及組織整體的情感對待和真誠奉獻?；诮M織生活中形成的親密關系與深厚情感，成員個體對組織的忠誠不再需要外在契約的約束，而是內化為組織深層的價值觀念，與組織融為一體，表現出自愿自覺的忠誠態度和忠誠行為。在倫理型管理模式中，組織成員在長期交往中既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又形成了穩定的等級序列，組織已成為保障個體存在、實現個人價值的共同體，成員在組織生活中有著強烈的使命感與歸屬感，將組織整體利益放在首位，表現出極高的忠誠向度。

綜上所述，在中國本土文化體系下生成的倫理型管理模式以情理為管理的內在精神氣質，以道德調控為管理的根本方法，在管理過程中注重成員間的情感關聯與倫理團結，將成員對組織的情感忠誠作為管理的終極目標。無論是傳統社會還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今日，源于本土文化基因的倫理型管理模式對中國社會的組織管理均產生了持久效力和深遠影響。

作者:王潤稼 單位:北方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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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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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岱年.中國文化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

［5］［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6］郭齊勇.儒家倫理爭鳴集［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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