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類學的角度探討生態文明的定義

導語：從人類學的角度探討生態文明的定義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馬塞爾•莫斯在其所著《論技術、記憶與文明》(Techniques，TechnologyandCivilization)一書中對文明有專篇論述，他把文明看作是“一種超社會體系”，他指出，哲學家、語言學家、政治家對文明有不同的認知。有的人將文明視為一個完美的國家形態，有的認為人類文明是抽象的、未來的，有的則把西方文明視為唯一的文明［4］。上述文明的解釋，主要聚焦于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特征，把文明看作是人類社會從原始、蒙昧、野蠻時代脫胎而出的后原始社會的都市和國家的文化形態。不過，在現實社會中通常所說的文明，大多與文明的古典意義相去甚遠。例如“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提高全民的文明素質”、“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等等，就是不同于古典文明定義的現代文明概念。如果從現實社會對文明概念的應用來看，筆者以為，理解文明大概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其一，文明已經不再被完全視為某一特定歷史階段的唯一的特定的典型文化，而是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中，在不同的時空中形成、更替的具有不同性質的典型的文化。其二，文明不是一個絕對的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進化的概念，文明可以隨著社會進化而新生，也可以隨著社會進化而顛覆、消亡和取代。其三，文明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是相對于“野蠻”、“原始”、“落后”、“封閉”、“愚昧”等的概念。其四，文明并非是大國家大民族或先進國家先進民族的“專利”，文明具有多樣性，既有縱向的多樣性，還有橫向的多樣性。各種文明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交融的關系。其五，在當代社會生活中，文明被賦予了更多的世俗性，人們對它的理解和應用往往偏重于“道德修養和價值判斷”［5］。那么，什么是生態文明呢?人類生態學者周鴻在《走進生態文明》一書中是這樣定義和解釋生態文明的:“生態文明是創造新的生態文化與環境協同共進、和諧發展的社會文明形態，是人類摒棄了農業文明階段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工業文明階段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人類高級文明。生態文明是社會文明與支撐文明的環境高度和諧的文明，是高效的循環經濟、社會公正、生態和諧相統一的新型社會。在生態文明社會，人人享有生態民主、生態福利、生態公正、生態正義和生態義務，社會能提供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安全保障?！保?］周鴻定義的生態文明，是指從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脫胎而出的“社會文明形態”、“人類高級文明”和各種因素和諧統一的“新型社會”。周鴻的定義代表了許多學者的看法，目前社會提倡的生態文明，所指的多半就是這種理想的后工業社會的高度和諧、公正、安全、可持續的文明。周鴻關于生態文明的定義，乃是對工業社會深刻反思后得出的生態文明觀，是一種前瞻性的生態文明觀。然而問題在于，生態文明是否完全是以往歷史的“摒去”和未來社會的“創造”?不然。以人類學的觀點觀之，文化是人類在歷史長河中不斷適應、探索、創造、積累、傳承的過程，是動態流變的事像;文化如此，文明自然也如此，作為人類文明組成部分的生態文明當然也無例外，它并非無源之水，而是源遠流長。也即生態文明并非當代的發明，也不是后工業時代的專利，而是古已有之。有學者就認為:“自有人類文明史以來，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礎是生態文明?！保?］在大約300萬年漫長的石器時代人類賴以生存的狩獵采集經濟里，在數千年青銅和鐵器時代人類發明創造的農耕、畜牧、漁撈等生活方式中，就蘊含著豐富多樣的生態文明。生態文明在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歷史時空中不斷地起源、生長、傳承、演變和發展，周而復始，衍生進化，成為人類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說生態文明，還需著眼于整個人類的歷史，而從人類學的角度考慮，筆者以為生態文明可作如下定義: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不同時代人類認知自然、適應和順應自然規律、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維護人類與生態環境和諧共生的典型的文化生態體系。

前工業社會的生態文明

人類學家朱利安•斯圖爾德(J．Steward)認為文明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其形成經歷了如下幾個階段:世界幾大古代文明雖然發生于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時間，然而都經歷了大致類似的發展階段，那就是狩獵采集期、初期農耕期、形成期、地方開花期和征服期。人類隨著農耕的開始而定居，生產剩余，人口增長，出現了制陶和紡織，由于財富的積累而產生貧富差距，形成了社會階層，促進了職業分化，權利逐漸集中，都市隨之形成［2］。世界文明的發展有階段可尋，生態文明同樣有多種演化形態。下文將對前工業社會的幾類生態文明作一番簡略的回顧，以加深我們對生態文明較為全面的理解。在古典進化論者和文化中心主義者看來，前工業社會和所謂“未開化社會”是沒有文明和生態文明可言的。然而人類學者的看法卻大不一樣，先不說農耕社會，就說采集狩獵社會。采集狩獵民巢居穴處，茹毛飲血，赤身裸體，原始野蠻，生存狀態與動物沒有多大區別。由于不會從事農業和畜牧業，食物直接從大自然掠奪、攫取，嚴重破壞自然，生存艱難而壽命極短———這曾經是人們對采集狩獵部落社會深信不疑的看法。然而這一近乎“天經地義”的觀點卻在三十多年前被人類學家徹底顛覆。1965年，75位人類學家齊聚芝加哥，參加以“狩獵民”為題的研討會。他們仔細檢閱了當時對全球尚存的部落覓食者或狩獵采集者的研究結果，揭示出的事實表明他們生活穩定，滿足于現狀而且生態合理。部落覓食者一直控制著自然資源，健康狀況相對較好，具有較長壽命，同時，他們能使自己的需求維持在一定水平，這些需要能在不危害環境的前提下充分而持久地得到滿足。馬歇爾•薩林斯把這種文化稱之為“原初的豐裕社會”。在研討會結束時，與會者一致認為，狩獵生活方式占了人類文化跨度的99%，是目前人類已經獲取的最為成功和持久的適應［8］。所謂“原初的豐裕社會”之說，當然不可能覆蓋所有的采集狩獵民族的所有生活狀況，不過卻不失為真知灼見。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許多田野資料也能支持此說。在20世紀50年代，由國家組織進行調查并編輯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中，就不乏獨龍族、布朗族、景頗族、拉祜族、佤族、黎族等民族豐富的采集狩獵生活的記錄。筆者20世紀80年代初期對云南西南山地民族的田野調查，以及90年代楊六金對芒人的調查等都證實了這一結論的可靠性［9］［10］。過去許多山地民族的肉食來源主要依賴狩獵，“吃野味”可謂家常便飯，采集食物的種類多達數百種，其豐富的程度是局外人難以想象的。采集狩獵社會為什么大都能夠保持豐裕的狀況?實行有效的適應策略無疑是重要的原因，他們的適應即使不算是“目前人類已經獲取的最為成功和持久的適應”，也可以稱之為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比較“成功和持久的適應”。大量研究業已說明，采集狩獵民具有異常敏感的萬物有靈觀念，對于大自然極度地敬畏，視動植物為共生的生命體，在獲取植物或動物的同時，他們會產生內疚和負罪感，面對各種異常的自然現象和災害，會聯想和自省自身的行為，而且頻繁舉行祭祀神靈的儀式，借以洗贖采集狩獵、殘害動植物生命的“罪惡”。他們是人類迄今為止動植物知識最為豐富的群體，他們懂得如何有效地利用各種資源，而為了實現持續的利用和生存，他們取之有節，用之有度。他們經常遷徙，分散居住，均衡地利用資源。他們集體從事生計活動，平均分配食物，不過多獲取和保存，不私占資源，沒有貧富之分，權利均等，社會公平。因此，一向被認為“尚未跨出原始社會門欄”的采集狩獵民，其實是最親近自然的具有樸素的生態文明的人類。

學者們通常認為，火耕經濟是采集狩獵進化之后的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火耕經濟因此被認為是“人類征服自然過程中的一個大的飛躍”，它使得所謂“人類單純地向大自然‘攫取’、‘掠奪’轉變為依賴自然的食物生產”。的確，火耕農業實現了植物的馴化和栽培，并由此帶來了人類經驗、知識和技術等的一系列的變化和革命，同時開創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新紀元。千百年來火耕經濟曾經在世界各地廣泛流傳，直到20世紀60年代，火耕經濟在西方還是一個有爭議的主題，有人指責它是“縱火的犯罪行徑”，有人說它是“一種破壞性的不道德的行為”，還有人對其深惡痛絕，視其為“墮落”［11］49。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原先“狠抓階級斗爭”的國家政策短期內就被“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政策所取代，人們從夢魘中醒來，開始把目光轉向經濟、生態和資源，突然注意到西南山地居然還盛行著“原始社會”的刀耕火種，于是大為震驚，結果引發了前所未有的熱烈爭議。說“爭議”，其實是一邊倒的討伐之聲，和60年代的西方一樣，對火耕進行“原始”、“落后”的指責并要求“立即禁止”、“堅決取締”的呼聲組成了反對火耕的“大合唱”。在大合唱的強音中，自然也有與之不相協調的挑戰、爭議之聲，不過極其稀少，筆者即為當時持不同意見的“另類”［12］［13］。上文說過，三十多年前人類學者們曾聚在一起，顛覆傳統觀點，為采集狩獵民徹底翻案。值得注意的是，火耕經濟也得到了不少人類學家的理解?！?992年在芬蘭的一個環境史大會上，一位澳大利亞國家公園的經理對他的美國同事大聲疾呼，‘燒、燒、燒’。芬蘭經濟學家也很自豪地向人們展現了一塊他們曾經燒過而今又再一次長出綠芽的土地。早在20世紀初，芬蘭民族歷史學家(Voionmaa)就曾在卡萊利(Karelien)森林中致力于為火耕經濟恢復名譽［11］52。筆者對火耕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依據田野調查研究，筆者將火耕定性為“森林民族的成功和持久的適應”方式。需要指出的是，火耕并非是單純的農業，而是兼顧采集、狩獵的整合體。筆者將這一整合體稱之為“火耕人類生態系統”，并將該系統的多層結構用“生態系統樹”予以形象、整體地表示［9］8。從“火耕人類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不難看出，火耕經濟具有遠高于采集狩獵的適應性和生態文明?；鸶洕纳鷳B文明除了兼容了采集狩獵生態文明的全部內涵之外，還有如下諸多發展:一是自然觀方面，在濃郁的自然崇拜之上，增加了一系列農耕神靈祭祀儀式。二是社會組織方面，產生了代表和體現部落民權益并進行有效管理的長老或頭人制度。三是資源占有和公平方面，土地和自然資源為氏族或村寨公有，人們按需分配，利益均等，和諧互助。四是資源管理和可持續利用方面，實行輪歇耕作、輪作栽培、因地制宜、控制聚落規模等制度和措施，以實現對森林土地等資源的循環和可持續利用。五是信息交換方面，與低地灌溉農耕社會建立、保持著生態互補的物質能量的流動交換關系。

在人類發展史上，畜牧是與火耕幾乎同時出現的“孿生兄弟”，采集孕育了農業，狩獵則進化出畜牧。在森林地帶，畜牧始終伴隨農業而發展，兩者合而為一，畜牧產生的糞便和肉乳成為農耕社會堅實的不可或缺的能量支撐。在干旱草原地帶，畜牧形成獨立的經濟形態，它的分布橫跨東亞、中亞、西亞，東非、西非，以及西藏高原和南美安第斯山高地等地域，與森林農耕地帶并列，是人類最重要的經濟形態之一。早期的畜牧業，不論何地，皆為游牧形態。不幸的是，傳統的游牧也與火耕一樣，備受責難和爭議。原因何在，就在于游牧實行“居無定所，逐水草而居”的畜牧方式。而在行家看來，游牧和火耕卻有異曲同工之妙，游牧的“游”和火耕的輪歇本質相同:典型的火耕耕種一年，然后讓林地休閑十余年，目的在于恢復森林;游牧移動于夏、冬季草場或更廣闊的地域之間，目的在于恢復草場和躲避災難。所以游牧乃為用養結合、張弛有度、循環仿生、平衡系統、順應天道的十分高明的適應智慧。關于這一點，研究游牧者已有不少著述［14］［15］。不過，對于游牧而言，僅看到其循環利用的生態意義還遠遠不夠，游牧還有更多的內涵，例如牧民們對牲畜、草原、綠洲、沙漠、氣候、水等的認知及其豐富的知識，將狩獵、采集、農作、貿易甚至掠奪作為輔助生計的策略，其部落社會極強的管理、協調、組織的機制和功能，薩滿教、狼圖騰等體現天人合一的觀念等等［16］。自然，游牧與火耕均為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和歷史發展的過程，它們的存在與持續需要特定的條件:人口和土地資源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即必須有足夠的土地以滿足循環的需要，如果人口的增長打破了土地循環的秩序，那么系統的平衡就將受到破壞，就難以避免危機和衰亡。在中國和世界許多地區，采集狩獵、火耕和游牧“原始”、“野蠻”觀點的形成，多半是對比和參照灌溉農業后得出的結論。灌溉農業社會無論在生產工具、生產技術、肥料、園藝、交通運輸、谷物加工、食物制作等方面，還是在社會組織、政治制度、法律體系、宗教、藝術等方面，均有長足的創造。由于如此，進化論者常將灌溉農業社會作為火耕和游牧社會的進化階段。然而，無可否認的大量事實業已證明，輝煌的灌溉農業文明的誕生，并非是人類主動自覺的選擇，恰恰相反，而是在人口、資源、生存的壓力下，為了緩解危機，被迫選擇、發展的結果。以精耕細作聞名于世的中國江南的灌溉農業如此，堪稱人間奇跡的云南哀牢山的壯偉梯田農業也同樣，均為生態高壓形成的文明。從筆者對采集狩獵民和火耕民的了解來看，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類不會想到要去征服自然，而總是積極地去順應自然。只要人口稀少、聚落分散，只要資源富裕、環境容量闊綽，能采集狩獵就盡可能不從事農業，能實行免耕就盡可能不實行耕作，能進行刀耕就盡可能不進行鋤耕和犁耕，能進行火耕就盡可能不進行灌溉，能粗放就盡可能不集約。這樣做并非懶惰和無知，而是盡可能地減少對自然的干擾破壞，以求循環持續利用，同時，達到以最少投入換取較高產出的結果。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多數社會的事例說明，人口的增長，聚落規模的擴大，外族的侵略，國家的整合等，往往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在社會變革、人地關系改變的情況下，生態系統和人類利用系統必然會失去平衡，從而導致人類傳統生計陷于困境，而為了消釋壓力、緩解危機、持續發展，人們往往不得不調整生存策略，適應新的環境，探索、創造新的生計形式。世界上不少采集狩獵民、火耕民和游牧民，就是在這樣的生態、生存的危機中逐漸轉化為灌溉農業民的。灌溉農業文明很大程度上傳承著敬畏、順應、維護自然的文化，同時，為了土地利用效益的最大化而積極作為，結果創造了由高度發達的水利系統、精耕細作的技術體系和農畜結合的互補高產系統組成的復合生計與崇尚天人合一共生的自然觀相結合的獨特的生態文明。

當代生態文明建設

從采集狩獵、火耕經濟到灌溉農業經濟，可以說是從火的文明向水的文明、從森林文明向土地文明、從粗放文明向集約文明、從部落文明向國家文明的轉換和發展。這種轉換和發展，有其內在的生態變遷的脈絡，有著傳承、嬗變、包容的“血緣”關系。遺憾的是，這種文明演替的“脈絡”和“血緣”關系，卻在工業社會的發展中斷裂、淘汰和消解了。最近30年來，針對工業社會的不可持續性，學界展開的關于生態文明的研究大致有四種取向。第一種可以稱之為科學生態觀。這是從科學技術以及相關的政治、政策、法律等的角度出發的研究和追求，基于工業社會高耗、高碳的特點，提倡建設“后工業時代”或“后碳時代”的生態文明。前述周鴻生態文明的論述即屬此類，此亦為國家政策的主要導向，如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就指出:“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循環經濟形成較大規模，可再生產能源比重顯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得到明顯改善。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钡诙N是歷史生態觀。其研究的目光不是投向未來的“后碳時代”而是“前碳時代”，其探討的不是“信息時代”的生態文明，而是前工業時代的生態文明。根據歷史文獻的記載，整理、研究農耕社會的天人合一觀念以及相關生態實踐，以期以史為鑒，古為今用。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有不少成果，例如出自許多學科背景的“生態文化”研究［17］，此外，最近30年國內外興起的環境史研究亦十分令人矚目。第三種為宗教哲學生態觀。和歷史生態觀一樣，此亦為現實引發的歷史生態研究，不過其關注的對象則集中于古代宗教、哲學。從宗教圣賢哲人的教義和學說中探尋關于人與自然的超凡脫俗、博大精深的思想精華，反觀今日自然觀之膚淺、庸俗和野蠻，發人深思，給人啟迪，教化、借鑒意義不言而喻。此類研究發足于西方學界，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以及我國古代儒學和道家的世界觀和生態觀均深受國內外學者關注①。第四種是民族生態觀或稱傳統知識生態觀。此為生態人類學、民族生態學等學科的研究方向。學者們以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或世居民族的傳統知識即生態認知、觀念、智慧、行為、實踐等作為研究對象，通過田野調查研究，發掘活生生存在于民間的豐富多彩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傳統知識，彰顯其寶貴的價值和功能，欲為當代生態危機開具獨特的治理良方。

上述四種研究取向，相輔相成，殊途同歸，目的在于當代生態文明的建設。第一種深刻反思現世弊端，它的實現有賴于政治、體制、制度、法律的變革完善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任重道遠，為長遠追求的目標。第二種和第三種意在繼承和發揚古代社會和宗教哲學的生態文化遺產，當代自然觀和價值觀的重建以及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確有必要從古代閃光的生態哲理、思想、智慧和經驗中汲取營養。第四種為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適應不同環境、承襲歷史植根故土、因地制宜行之有效的傳統知識研究，它既具學術性，又具應用性，尤其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文化和生態多樣性十分突出的國度，活態的傳統知識的傳承無疑更顯重要。為了強調傳統知識的重要性，下面略舉幾例加以說明。

其一，圣境文化。典型者如藏族的神山、神湖信仰，彝族撒尼人的密枝林(神林)信仰等。這些民族的每個區域、每個村寨，都有神山、神湖、神林的劃分配置，因為神圣，所以嚴禁隨便進入，更不敢有少許破壞，人們頂禮膜拜，敬畏有加，遵守禁忌，自覺保護，世代相傳。這種由信仰、習慣法規和民眾高度自律形成的圣境文化，充分體現了人們對自然的敬畏和熱愛。此類“圣境”類似于當代的自然保護區，而其內涵又遠非當代的自然保護區可以相提并論，實為應該珍視、維護和因地制宜地加以借鑒、活用、推廣的生態文明的寶貴遺產。

其二，習慣法。在各民族各地域成文或不成文的習慣法中，環境和資源保護往往是其重要的內容。例如基諾族，昔日村寨周邊除了神林之外還有水源林、護寨林和風景林，它們也和神林一樣被嚴加保護。頗具特點的是，這些森林的監管保護不是由長老負責，而是由村寨中的少年組織負責。按照約定俗成的規定，不管是誰，那怕只是折斷森林中的一根樹枝，也要處罰，處罰方式別具一格，根據破壞程度，使之繳納不同野獸腳掌大小分量的煙、茶和米。折斷樹枝樹葉便如此，如果隨意砍伐樹木那就不是煙茶酒米可以解決的問題了?；Z族從小便知法和執法，實屬優良傳統?；Z族等無文字民族有習慣法，有文字民族的記載就更為豐富了。例如云南鄉間雖然經歷了不斷的破壞，然而至今仍留存著不少護林護水等生態環境保護的石碑和文書［18］，貴州清水江流域現存明清時期侗族、苗族等森林保護和木材持續交易等的文書多達十余萬份。法規起自民間，與今日自上而下的法律政策相比，自有其特殊的功效。

其三，資源認知。原住民最熟悉他們世世代代居住的自然環境，最懂得自然資源的利用和保護，這應是普通的常識。例如菲律賓棉蘭老島的哈努諾族能識別1625個不同的植物種類，利用植物多達1524種，其中食用植物500余種，栽培和保護植物約500種，物質文化利用約750種，并有上千種被用于超自然的目的(信仰、藥用等)［19］。20世紀80年代初，筆者等調查基諾族的采集植物，一個多月的時間，便收集到該族日常利用的野生植物400余種，栽培植物中陸稻一項就多達74種。最近有學者研究新平傣族的常用植物(食物、物質和超自然利用)，田野采集標本種類亦多達約400種［20］。不同地域原住民的自然資源知識及其保護利用的經驗智慧，是遠離自然的工業社會不可想象的，也是現代科學嚴重缺失的，如能加以重視利用，定能極大地豐富現有的生態科學知識。

其四，循環經濟。循環經濟作為挽救高耗高能不可持續的工業經濟的一劑治理良方，時下受到普遍的推崇，乃至于被認為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發現和發明，其實，循環經濟古已盛行，農耕社會能夠持續數千年，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循環經濟的認知和利用。前文說過，熱帶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種和溫帶畜牧民族的游牧就是典型的循環經濟?，F在尚保留著傳統農牧業的地區，其支撐的原理一定是資源的循環利用。例如貴州西南侗族現行的傳統稻作農業，靠的就是稻魚鴨循環共生系統;聞名遐邇的云南元陽哈尼等族的梯田農業，則是一種巧妙的水肥循環利用系統。此類民間世代傳承的具有極高科學價值和生態效益的傳統知識，并不需要高投入、高成本的實驗開發，只需正確認識其價值，避免盲目取代破壞，精心維護適當改良即可。

其五，和諧共生。傣族諺語云“沒有樹就沒有水、沒有水就沒有田、沒有田就沒有人”，侗族諺語云“無山就無樹、無樹就無水、無水就無田、無田不養人”，寥寥數語便揭示了人類與山和森林的共生關系。我國西南山地民族多呈垂直分布，高低地民族處于不同的生態位，適應不同的自然環境、利用不同的自然資源、經營不同的生計，共享公共資源，各自為生互通有無，多民族何以能避免資源等的紛爭而和諧相處?因為他們懂得只有人類的和諧才有人與自然的和諧，所以他們的人類起源傳說大都有各民族是同祖同源弟兄的故事，例如云南許多民族崇拜葫蘆，因為據說是葫蘆孕育誕生了不同民族兄弟的緣故。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都是終極追求的目標，所謂生態文明，其核心的內涵就在于此。據上可知，在各地域、各民族的傳統知識的寶庫中，尚存在大量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生態資源，其價值和效益是一般科學技術無法取代的，值得重視、挖掘、傳承和開發。

結語

生態文明建設，是在當代特殊的語境中產生的特殊的話語。這一特殊的話語今天之所以受到特殊的重視，是因為它關系到人類和地球的安全和生命。然而，所謂文明的建設，是傳承和發展優良傳統的結果，而不是憑空的創造，空中樓閣的憧憬。既然如此，所以當代生態文明的建設，不能只局限于現代科學技術的運用和相關政策法規的制定和實施，還需要學習人類上萬年適應自然的歷史，以正確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同時還必須正視和包容現實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以汲取不同文化傳統知識的精華，唯其如此，才是當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可行之道。這就是人類學生態文明建設的視角，一種兼收并蓄、整體觀照的生態文明觀。

作者：尹紹亭單位：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