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者認知地圖實踐指導研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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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引言；旅游者認知地圖研究淵源；認知地圖研究向旅游領域的滲透與研究方法；多學科領域研究的未來選題和實際意義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旅游者認知地圖是編碼和存儲于游客大腦中的動態、立體的旅游環境綜合表象、認知地圖概念體系、認知地圖概念體系經歷了由靜態向動態轉變的過程、地理學和心理學中的認知地圖研究、地理學中的認知地圖研究內容、心理學中的認知地圖研究內容、地理學和心理學的認知地圖研究方法、心理學主要應用了眼動實驗、空間知覺實驗和記憶實驗方法技術、旅游者認知地圖概念、旅游者認知地圖的空間結構研究、旅游者認知地圖的形成過程研究、旅游者認知地圖的研究方法和技術、旅游者認知地圖研究評述、地理學范疇的未來選題、心理學范疇的未來選題、旅游學范疇的未來選題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認知地圖是行為地理學中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本文在梳理認知地圖的概念體系、地理學與心理學對認知地圖研究基礎上，綜述了近30年國內外旅游者認知地圖的研究。研究發現：①旅游者認知地圖是具有空間定位功能的、動態的、三維的旅游環境綜合表象；②受旅游活動特點和旅游地類型影響的旅游者形成了獨特的認知地圖類型與空間結構：③旅游者在環境習得速度和過程方面都與一般環境學習存在顯著差異；④旅游者認知地圖形成過程中的人類影響因素主要表現為游客類型影響因素；⑤旅游領域的研究多采用適合現場情境的方法和技術；⑥旅游者認知地圖研究尚處于不成熟階段，主要表現為研究思想、內容和方法技術等方面的缺陷。最后提出旅游者認知地圖幾個多學科的重要命題。旅游者認知地圖研究對于旅游規劃、旅游目的地營銷和旅游空間行為研究具有一定理論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旅游者認知地圖；認知映射；綜合表象；空間定位；環境學習

1引言

旅游者認知地圖是編碼和存儲于游客大腦中的動態、立體的旅游環境綜合表象，它在旅游活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能幫助游客有效組織空間離散的旅游信息，確定場所的空間位置和他們本人的當前位置，引導旅游者在有限時間內領略旅游地精華。了解旅游者認知地圖不僅有助于研究者描述、分析和推測旅游者環境學習過程、景觀知覺評價和旅游者行為規律，而且能幫助旅游地規劃、管理人員合理評估旅游地空間結構、導引系統設計、景觀和設施的區位條件與服務管理質量。先前研究雖記錄了大量旅游者行為觀測資料，但由于忽視了旅游環境和旅游者行為的中間變量(旅游者認知地圖)，所以不能合理預測旅游者行為。因此，探討旅游環境與旅游者空間行為的內在本質聯系時，必須考慮這一中間變量。近30年來，研究者在零星的研究文獻中對之進行了探討，但究竟旅游者認知地圖是什么，旅游者認知地圖是怎樣形成的以及如何測量旅游者認知地圖這3個方面的基本問題仍缺乏系統的研究。這種研究現狀不僅影響到不同學科間的交流和合作研究，甚至使認知地圖對實踐工作的指導意義不能得到充分地發揮。鑒于此，本文試圖對研究淵源、旅游領域中的認知地圖進行探索，進一步提出了研究的未來選題和實際意義，以期為多學科研究提供一些借鑒。

2旅游者認知地圖研究淵源

由于心理學和地理學是旅游者認知地圖的研究淵源，因此，有必要梳理認知地圖的概念體系和地理學和心理學中的認知地圖研究。

2.1認知地圖概念體系

認知地圖概念體系經歷了由靜態向動態轉變的過程。美國新行為主義心理學家托爾曼(1948)在老鼠走迷宮實驗中最早提出認知地圖概念。托爾曼認為，認知地圖是關于某一局部環境的綜合表象①，它不僅包括事件的簡單順序，還包括方向、距離甚至時間關系。而位置學習就是根據對情景的認知，在當前情景與達到目的手段、途徑間建立起一個完整的符號系統(彭聃齡，2004)。20世紀70年代認知心理學從信息加工角度審視了認知地圖本質，提出認知地圖實質是認知映射(cognitivemapping)，即一個包括獲取、編碼、存儲、內部操作、解碼和使用外部環境信息的動態過程，導航(navigation)和探路(wayiinding)是其中兩種體驗環境的方式。以上靜態和動態概念包含了認知地圖4大內涵：①類似地圖的空間定位功能：托爾曼以地圖形式隱喻個體在位置學習過程中形成的內部表征是基于其類似地圖的空間定位功能。②個性化空間符號系統：認知地圖從嚴格意義上講是個性化的空間符號系統。認知地圖與實際地圖存在很大差異，其中差異最大應是個性化符號系統。③綜合空間表象：認知地圖不僅包括視覺表象，也包括其他感官表象，如聽覺表象、味覺表象、嗅覺表象、聽覺表象和觸覺表象。④認知地圖動態性：個體形成的認知地圖時時在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所有認知地圖研究都只是對動態認知地圖某一階段的研究。在認知地圖概念體系逐步確立過程中，許多學者在研究中經常使用心理地圖(mentalmap)、意象(image)、主觀地圖(subjectivemap)、概念圖、模糊認知地圖(fuzzycognitivemap)和圖式(schemata)等概念。這些概念互有重復，有些則含義略有不同。本文根據信息加工的方式不同和托爾曼的定義，嘗試以圖1界定認知地圖概念為具有空間定位屬性的、動態的、三維的、綜合環境表象，它是意象研究的組成部分。

2.2地理學和心理學中的認知地圖研究

自心理學首次提出認知地圖概念以來，地理學、心理學跨學科合作，極大推動了認知地圖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地理學側重于回答認知地圖是什么，而心理學則關注于認知地圖怎樣形成，兩學科各自運用傳統方法技術(地理學的空間分析和心理學實驗方法技術)測量了認知地圖。

2.2.1地理學中的認知地圖研究內容

地理學者主要從認知地圖整體結構、類型、構成要素以及認知地圖與實際地圖關系回答了認知地圖是什么。研究者先后提出網絡結構理論(Kaplan，1973)、等級理論(Stevens，Coupe，1978)和局部等級理論假設(McNamara，1986)解釋認知地圖整體結構，阿普蘭德(Appleyard，1970)通過研究發現存在順序型(以道路為主)和空間型(以標志物和區域為主)兩種認知地圖類型，林奇(Lynch，1960)在城市意象理論中提出構成認知地圖的5要素(標志物、節點、區域、邊界、道路)，而戈蘭德(Golledge，1993)提出了認知對應理論(cognitivecounterpartstheory，假設物質世界的組成要素在認知中存在對應物)，并詳細論述了7類復雜程度和空間結構各異的要素(現象、連接、密度、離散、等級、形態和分布)。

地理學和心理學都非常關注認知地圖與實際地圖存在的顯著差異，地理學從空間變形的視角探討了兩者間的差異，而心理學則更傾向從認知地圖形成的心理機制探索。研究表明，認知地圖與實際地圖存在以下差異：①多數認知地圖是不完整的、歪曲的、不規則的，與現實情境不符(Ishikawa，2002)。因此認知地圖不存在固定的比例尺，也不存在集成；其組織不是二維的，更不是連續的，既具有片斷性，也具有層次性；此外，認知地圖不完全以二維圖形的形式進行呈現，在一些情況下，是以概念命題網絡的形式進行組織(薛露露，2007)。②有些研究者提出認知地圖中距離表現為符號的、拓撲的、影射的空間關系而非幾何關系(Cadwallader，1979；Tversky，1981)。

2.2.2心理學中的認知地圖研究內容

心理學主要從認知過程、認知地圖影響因素和情感調控因素研究了認知地圖形成過程，例如邦恩費姆和烏魯提亞(Bomfim，Urrutia，2005)分析了巴塞羅那和圣保羅認知地圖中的情感維度。其中認知過程主要研究了信息編碼和空間學習過程，研究者分別以表象(Kosslyn，Pomerantz，1977)、命題(Anderson，Bower，1973)和雙編碼(Paivio，1979)提出認知地圖知識既包括表象也包括命題，遺傳編碼理論(Fishbein，1976)解釋存儲于人腦中的認知地圖編碼形式。按照信息處理階段可將解釋認知地圖變形的認知機制分為編碼學派和解碼學派。編碼學派將認知地圖變形歸因為空間信息編碼和存儲錯誤。解碼學派則認為，認知地圖可能已經存儲了與環境一致的空間信息，不一致的空間信息可能由提取或推理過程形成的那些空間表征所致(Moat，Bower，1983)。該學派提出模擬(即人們通過提取存儲于記憶中的外部環境中位置間空間關系的心理表象或心理影像，以判斷認知距離，然后他們用“心理的眼睛”掃描了間隔于被估計位置間的心理距離)和內隱比例尺模式(即被試通過使用心理量尺比較外部環境位置記憶表征，做出認知距離判斷，這種比較被定義為內隱比例尺)以解釋認知地圖變形內在心理機制。從空間學習過程視角出發，阿普蘭德(Appleyard，1970)認為隨著居民越來越熟悉城市，認知地圖從順序型發展為空間型；戈蘭德(Gollcdge，1985)在空間認知三段論(即人們在陌生環境中空間學習是從標志物一道路一區域過程)基礎上進一步提出錨點理論(顧朝林，2006)，認為我們不僅以等級方式存儲信息而且用它來獲取新的信息，并將這些錨點分為4個等級。蒙特羅(MontcUo，1998)質疑上述空間學習過程理論，認為成年人有量測知識能力，并從剛開始學習新環境時運用了測量知識，因此皮亞杰發展階段論對成年人探索陌生領域并不是必需的。最近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如CoUcdgc，2003)從探路策略的參照架構研究了空間學習過程，結果表明：這些參照架構可能是地球參照架構(如地圖經緯坐標體系)，局部參照架構(如街道系統)，關系參照架構(如以一個或多個標志物為參照)；探路者根據不同參照架構，采取路徑整合(不同路徑與路徑相關信息整合進附著有環境布局信息的網絡結構)、基于標志物和導航探路策略。

認知地圖影響因素主要探討了環境因素(表1)和人類因素，例如人口因素：性別(Spencer，1981)、年齡(Mebane，1973)、社會階層(Francescato，1973)、種族(Orleans，1976)、智力障(GoUedge，1987)；政治經濟因素：收入(Spector，1982)、邊界(Portugali，1992)；文化因素(張捷，1999)。

2.2.3地理學和心理學的認知地圖研究方法

由于編碼和存儲于人腦中的環境內部表征——認知地圖具有無形性特點，因此地理學和心理學研究者必須借助不同學科方法技術提取和分析這些表征。作為空間科學重要組成部分的地理學主要運用了草圖、GIS、GPS、移動計算機(掌上引航PalmPilot)、虛擬環境及問卷量表等方法技術(Gollcdge，2003)提取了人類大腦中的空間表征布局和空間要素數據，并通過公共認知地圖(林奇1960年提出疊合個體認知地圖方法)、認知地圖分類(阿普蘭德1970年根據空間要素分布和發展趨勢分類方法)、空間偏好面(1963年古德在合意性量表基礎上，通過類似于等高線的偏好面描述人們有差異的偏好環境方法)、多維標度法MDS(戈蘭德最先提出，讓被試估計一組地理對象之間的距離，以估計距離的矩陣作為輸入，利用迭代算法還原出這些點對象在二維空間中的布局)(柴彥威，2004；薛露露，2007)、二元回歸BDR(ToNer，1964)提出旋轉MDS表征擬合實際二維空間布局的統計方法、底圖定位(Buttenfield，1986)等方法分析并在計算機屏幕上還原了二維和三維認知地圖外部表征(Fabrikant，Buttenileld，1997)。

心理學主要應用了眼動實驗、空間知覺實驗和記憶實驗方法技術，獲取了空間認知信息加工的時間(如反應時和回視時間)、距離(如眼跳距離)、頻數或頻率(如圖片識別率)和軌跡圖(眼動軌跡圖)等數據。實驗研究中心理學具體運用了距離(Golledge等，1969)和方向估計(Kirasie等，1984)、航拍照片識認(Stea，Blaut，1973)、地圖認知眼動實驗(Jenks，1973)、探路體驗(Passini，Pmulx，1988)、言語描述路徑或地區(Vanetti，Alien，1988)、搭建能描述區域的模型(Hart，1979)、兒童攝影體驗(Aitken，1994)、出聲思維(Gerber，Kwan，1994；Kitehin，1995；Ungar等，1995)、搭建簡單的3D模型(Jacobson等，2001；Blades，2002)等方法。

近60年的多學科研究實現了以平面和立體形式再現人腦中的認知地圖，而1995年庫恩的C-Map(用來分析認知表征軟件)設計成功更標志著認知地圖研究走向成熟(Golledge，2003)。隨著認知地圖研究的成熟，其研究成果也被廣泛應用于導航、探路、建筑、規劃、環境設計、營銷領域。

3認知地圖研究向旅游領域的滲透與研究方法

與人類日?？臻g活動不同，旅游活動在時空維度上具有暫時性和異地性的特點(魏向東，2000)。20世紀70年代，研究者開始感興趣于旅游活動中形成的旅游者認知地圖，嘗試提出和解答了旅游領域的概念體系和研究問題，并在此基礎上初步探索了短期環境學習、旅游者空間認知、旅游景觀視覺評價和旅游地服務設施空間認知規律。

3.1旅游者認知地圖概念

相關研究中，研究者先后提出旅游者心理地圖(Jenkins，1993)、旅游地意象(蔣志杰，2004)和旅游者認知地圖概念(Young，1999)。根據上文認知地圖概念界定，本文將旅游者認知地圖定義為具有空間定位屬性的、動態的、三維的、綜合旅游環境表象，它是旅游者意象研究的組成部分。

3.2旅游者認知地圖研究進展

根據旅游活動特點，研究者運用城市認知地圖理論方法和技術探討了旅游者認知地圖是什么、怎樣形成等基本問題(見表2)；并提出前者應具體研究旅游者認知地圖的類型和空間結構(Walmsley，Jenkins，1992)，后者應具體研究：1)旅游者最初知道哪些道路、標志物和其他環境特征；2)旅游者探路方式；3)旅游者空間認知的參照點或參照構架是什么，游覽過程中這些參照點或參照構架如何變化(Walmsley，Jenkins，1992)；4)旅游環境變化導致的旅游者認知地圖變化有多快(Jenkins，1993)。

3.2.1旅游者認知地圖的空間結構研究

一些案例研究發現：旅游者認知地圖空間結構可以用林奇的城市意象空間結構5要素解釋，同時發現受旅游活動特點及旅游地類型影響旅游者形成了獨特的認知地圖類型及空間結構。①類型：楊恩(Young，1999)根據草圖風格將旅游者認知地圖分為3類：場所符號表征(場所的符號印象，包括樹、瀑布、動物及其他景觀圖畫)、比例尺變形的認知地圖(相對于實際旅游地圖，繪制的認知地圖比例尺過大或過小)、比例尺恰當的認知地圖(根據擬合度將其分為優、良、差3個等級)。②空間結構：通過不同旅游地實證研究發現，旅游者形成的不同類型旅游地認知地圖空間結構存在差異。如1989年林玉蓮發現山水型旅游者認知地圖以山體和水體為參照構架形成空間型認知地圖，道路模糊位于次要地位；而2004年蔣志杰的研究發現：在缺乏類似于山體至高點的水鄉傳統村落旅游環境中，旅游者形成“環狀”道路型認知地圖；其中，干道和橋梁構建了“環狀”認知地圖的空間框架。楊恩(Young，1999)研究表明存在4個獨特的認知地圖空間結構要素：自然分數(naturescore)、社會分數(sociMscore)、評價分數(evMuativescore)、定位分數(orientationscore)。

3.2.2旅游者認知地圖的形成過程研究

研究者主要從環境學習過程、影響因素和探路過程角度推測了旅游者認知地圖形成過程。研究表明，旅游者在環境習得速度和過程方面都與一般環境學習存在顯著差異。皮爾斯(Pearce，1977)提出短暫逗留于目的地的旅游者環境習得迅速；旅游者認知地圖形成過程是整體復雜過程，在此過程中并不存在某一要素占主導地位。沃姆斯雷和簡肯(WMmsley，Jenkins，1992)發現旅游者環境學習經歷兩階段：第一階段是環境學習評價，一些開始學到的標志物由于無助于探路而被遺忘。第二階段是區域知識積累，此階段道路和區域要素占主體，旅游者通過了解不同區域的觀賞特征和設施服務類型，形成了旅游地區域知識。他提出旅游者認知地圖存在由空間型(標志物和區域特征突出)向道路型(道路特征突出)發展的趨勢。

旅游者認知地圖形成過程受復雜環境和人類因素影響，其中探討最多的是人類因素。一些研究者分別從客源地空間結構復雜性和目的地旅游設施位置分析了旅游者認知地圖形成過程中的環境影響因素。沃姆斯雷和詹金斯(WMmsley，Jenkins，1992)發現，居住于省會城市的旅游者比居住于城鎮和鄉村的旅游者能畫出更多的標志物、道路和區域。他認為這可能是由于大城市復雜空間結構迫使居民迅速形成認知映射能力，進而使其迅速適應旅游地新環境。詹金斯(Jenkins，1993)發現，住宿于Caravan公園、汽車旅館、親朋好友家里和高檔旅游區游客畫的草圖在要素數量和構成方面存在差異顯著。

旅游者認知地圖形成過程中的人類影響因素主要表現為游客類型影響因素，研究發現除教育程度、旅游者在社會人口變量(包括年齡、性別、客源國、教育程度)和心理行為變量(逗留時間、旅行方式、旅行狀態、旅游經歷和動機)不同水平上存在顯著差異，換言之，基于人類因素分類的不同游客類型形成的認知地圖存在顯著差異。①年齡：皮爾斯發現年老游客比年青游客表現出更多標記錯誤，他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后者擁有較高的空間記憶能力。②性別：皮爾斯在兩次研究中都未發現性別在旅游認知地圖方面存在顯著差異，他認為：女性認知映射更多表現為直覺風格，而男性的認知映射則更多表現為科學和功能風格；楊恩則研究發現女性比男性回憶出更多的自然和社會要素。③客源國：楊恩研究發現國內游客使用了更多評價注解，而國際游客回憶出更多自然要素。他認為存在此差異可能因為國內游客對本地知道更多，能充分評價，而國際游客更關注目的地新奇和不熟悉特征。④旅行方式：楊恩研究發現自由行旅游者比團隊旅游者畫出更多評價分數和標志物。⑤旅行狀態：楊恩研究表明，認知地圖內容最顯著人類影響因素是旅行狀態，他發現司機比旅客回憶出更多路徑和標志物，且比旅客標注了更多評價分數。他認為可以用阿普蘭德理論將此差異歸因為司機視域范圍局限，只注視道路本身，而許多評價要素涉及道路狀況。⑥旅游經歷：楊恩研究發現重游旅游者比初次旅游者回憶出更多標志物和路徑，他認為此差異反映了旅游者的環境學習始于標志物和路徑。

隨著認知映射概念確立，近期旅游研究領域也開始探索旅游探路過程中的路徑確認、道路偏好、個體差異(性別、年齡、教育、職業或文化和環境熟悉水平差異)、標志物效用和決策制定問題；其中成果最為突出的是探路個體差異研究。愛羅史密斯(Arrowsmithetal.，2005)比較了探路過程中不同年齡、性別和教育路徑選擇差異；舒密茲(schmitz，1999)研究了性別在探路和環境知識獲取方面的角色，研究發現，與男性不同，女性偏愛使用標志物，而非道路方向；羅騰和卡萊(Lawton，Kallm，2002)進一步探路策略研究證明，男性可能更準確定位標志物，并參照基本方位，而女性更依賴記憶確認標志物。夏建宏(Xia，2008)等根據旅游者對環境熟悉水平、是否事先制定游程和游程的時空尺度，將探路過程分為4類，并總結和分析了探路決策制定和標志物角色之間關系及各類探路過程形成的認知地圖差異。

3.2.3旅游者認知地圖的研究方法和技術

旅游活動異地性和暫時性特點使研究者難以按照嚴格隨機抽樣方法選取被試，而且許多旅游者也不愿在游覽中被打擾，因此研究偏重于游覽后旅游者回憶起的認知地圖。鑒于此原因旅游領域運用了更適用于現場情境的認知地圖研究方法，這主要表現在被試抽取、認知地圖外部表征提取和分析方法。研究多采用便利抽樣方法選取被試，借助畫草圖、識認圖片及問卷調查方法，通過疊合個體草圖繪制旅游者公共認知地圖。有些研究者在旅游者公共認知地圖基礎上，運用統計方法檢驗了認知地圖編碼信度(如1999年楊恩用克朗巴哈α系數檢驗了認知地圖編碼信度)，分析了認知地圖形成的社會人口變量影響因素(如1981年皮爾斯用卡方檢驗，1992年沃姆斯雷用非參數檢驗一柯斯二氏檢驗，而1999年楊恩在大樣本基礎上，運用了多變量方差分析)。近年來有些研究人員運用GPS接收器(Arrowsmith，Zanon，Chhetri，2005；Xia等，2008)、定時系統(O''''Connor，Zerger，Itami。2005)、照相系統(Haritaoglu，Harwood，Davis，1998)、掌上電腦跟蹤(Hadley，Grenfell，Arrowsmith，2003；Loiteaon，Bishop，2005)、手機跟蹤(Verilocation，2004)等方法研究了探路過程中的旅游者認知映射。

3.2.4旅游者認知地圖研究評述

綜上所述，旅游領域的認知地圖研究雖取得了一定進展，但由于缺乏多學科合作，特別是心理學的參與，因此與認知地圖整體研究比較仍處于不成熟階段，這主要表現為理論存在缺陷、內容不夠深入、情境設計單一(缺少生態實驗和嚴格實驗室情境設計)、方法和技術單調(很少使用GIS和心理學實驗方法技術)且信度和效度低、結果未得到多種證據佐證等問題。其中研究思想主要存在以下幾方面缺陷：①把旅游者認知地圖變形和認知地圖與實際環境之間的差異錯誤解釋為旅游者認識局限或錯誤；②雖然研究已表明城市居民認知地圖與旅游者認知地圖差異顯著(Jenkins，1993)，但當前研究大多照搬城市認知地圖理論；③許多實驗已證明林奇是按照直覺將城市意象歸類為五要素，因此缺乏經典實驗基礎(Pinder，1996；Sadler，1998)。同時，研究內容存在下述幾方面局限：①研究區域主要局限在小尺度的各類風景區內和中尺度的城市旅游目的地，未包括大尺度的區域旅游目的地、旅游目的地國、全球旅游目的地；②研究以自然旅游目的地為主，缺少人文旅游目的地案例；③旅游者認知地圖形成過程的環境影響因素研究很少考慮地形地貌因素；④忽視研究兒童和殘疾人旅游者的認知地圖；⑤未整體逼近旅游者認知地圖(立體的、動態的、多感官旅游者認知地圖)。而研究方法和技術則存在如下幾方面不足：①未考慮季節更替和氣象變化引起的旅游者認知地圖差異；②未平衡實證研究中的練習效應，如由于言語描述和畫草圖任務相互提示，因此研究結果可能受練習效應影響；③草圖和公共認知地圖方法信度和效度低。草圖方法受繪圖能力限制，且多數旅游者認知地圖以空間句法形式表征，因此其信度和效度較低；而疊合動機差異顯著旅游者認知地圖成公共認知地圖方法也存在信度和效度問題。

4多學科領域研究的未來選題和實際意義

鑒于目前旅游者認知地圖研究缺陷，本文嘗試提出多學科領域的未來選題，以便構建完整的理論體系，更有效地指導實踐工作。這些選題有些屬于地理學范疇，有些屬于心理學范疇，有些則屬于旅游學范疇。

4.1地理學范疇的未來選題

(1)基于旅游者認知地圖視角的旅游目的地分類研究。根據資源屬性的目的地歸類是傳統旅游規劃重要依據之一，而這種歸類方式與游客頭腦中的目的地認知歸類方式往往存在顯著差異，因此旅游規劃者試圖營建和推廣的目的地形象，常與旅游者的預期形象體驗差異很大(甚至相反)，這樣既不利于目的地市場營銷，又可能影響旅游者的滿意度評價。所以從旅游者認知地圖角度分析目的地認知歸類，可以為旅游規劃人員提供新的依據，使其能設計出契合旅游者認知的目的地形象。

(2)目的地環境容量的旅游者認知地圖視角分析。旅游活動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不平衡導致旅游地超載，而從旅游流視角研究目的地環境容量形成機制，由于忽視了中間變量一旅游者認知地圖，所以它在理論層面上不能合理預測形成機制，在實踐操作中也不能幫助規劃管理者有效調控旅游流時空布局。鑒于此，分析旅游者認知地圖可使規劃管理人員及時了解旅游者認知的目的地景點和服務設施可達性，并可使其通過調整規劃，擴大旅游者認知可達的地域范圍，最終有效調控目的地環境容量。

(3)旅游者認知地圖變形的地理環境因素研究。地理環境中的地形地貌因素是認知地圖空間結構和形成過程的重要影響因素，但旅游領域研究卻很少涉及。由于地形地貌因素可使認知地圖產生形態、方向、距離和比例尺變形，因此對其研究有助于逼近旅游者頭腦中真實的三維空間表征。

(4)旅游者的個性認知地圖符號系統研究。個性認知地圖符號系統主要表現在符號的顏色、大小、形狀、位置的個體差異性，其中有些是公共符號系統，有些則只屬于個人(或某一旅游群體)的獨特符號系統。研究表明自由行已經是當今旅游發展的總體趨勢，而自由行旅游者通常更依賴于目的地的導引系統(包括導游手冊、旅游地圖、景區地圖)。因此，旅游地圖編制者和旅游規劃人員需要了解旅游者的個性化符號系統，以便有針對性規劃和設計導引系統。

(5)旅游者認知地圖如何調控旅游者空間行為。由于旅游者認知地圖與旅游空間行為常存在不一致，研究兩者何時高相關或低相關，能幫助目的地規劃管理人員診斷阻礙旅游空間行為的內在原因。

4.2心理學范疇的未來選題

(1)家庭旅行決策過程中的兒童認知地圖影響因素研究。兒童在家庭旅行決策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了解兒童認知地圖有助于預測家庭旅行決策中的實際目的地選擇范圍。但兒童認知地圖有別于成人認知地圖測量方法，研究中不能使用指示語，更不能使用問卷量表，需要設計符合兒童心理的游戲方法(如搭建模型)(鄧鑄，2006)。

(2)特定旅游目的地認知負荷是多少，它對旅游者認知地圖有何影響。認知負荷(cognitiveload)是在認知過程中(包括知覺、記憶、語言、思維等)付出努力的水平。而它會潛在地影響其他認知過程。當需要加工的旅游信息量超過了旅游者認知負荷，就會產生認知超載，使旅游者感覺疲勞并決定終止游程。有鑒于此，研究特定目的地認知負荷和它對旅游者認知地圖的影響，有助于旅游營銷管理者根據旅游者認知負荷設計和推薦旅游產品，以使游程張弛有道。

(3)旅游者認知地圖的認知風格影響因素研究。認知風格(cognitivestyle)是指個人所偏愛使用的信息加工方式，也叫認知方式。1940年威特金等發現存在兩種認知風格，即場獨立性和場依存性(彭聃齡，2004)。旅游者認知地圖形成過程也可被視為信息加工過程，因此認知風格不可避免地影響著旅游者認知地圖空間結構和形成過程。研究認知風格有助于揭示旅游者認知地圖形成的人格機制。

(4)旅游者認知地圖動機調控機制研究。多數旅游者認知地圖是在旅游決策過程或游覽過程中形成的，因此研究隱藏于這些過程中的旅游者動機調控機制，能幫助規劃和管理者了解不同動機下的特定旅游目的地認知負荷，以便他們能針對不同動機旅游市場設計旅游形象和產品。

4.3旅游學范疇的未來選題

旅游者認知地圖視角的景區講解員服務質量評價研究。迄今為止，觀光旅游仍是遠程旅游占主體部分，而觀光旅游者長途來到目的地，由于不熟悉當地情況或語言不通等原因，大多會雇傭當地景區講解員安排游程。因此景區講解員可以被認為是景區游程組織的靈魂，他可以引導旅游者在短時間內領略風景區精華。鑒于景區講解員的重要作用，如何合理評價其服務質量已成為景區管理的重要課題。依據游客滿意度的服務質量評價可能受導游心理暗示影響，常常存在很大誤差；因此，是否可以通過旅游者認知地圖分析他們的講解內容、游覽路線和服務時間，以便更有效、更可信地評價景區講解員服務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