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體系革新及我國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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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金融危機屢屢發生，且呈現愈演愈烈之勢，全世界為現行貨幣體系付出的代價遠遠超出從中所獲的收益。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是一個歷史性難題，難就難在國際貨幣體系從金本位時期、布雷頓森林體系到牙買加體系，重演的歷史背后有著相同的邏輯，“特里芬難題”和“n-1問題”的不對稱解始終是國際貨幣體系的癥結所在。

牙買加體系感染“舊疾”

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問題，一是確立充當國際清償力的本位貨幣，并保持其適度增長；二是建立圍繞本位貨幣的國際收支協調機制。相比之下，第一個問題更為重要，它直接決定著國際收支協調機制是自動協調還是政策協調，也決定著協調責任在各個國家如何分配。對于第一個問題，歷史成就了美元崛起和美元霸權，但也帶來了惱人的“特里芬難題”，主權貨幣充當國際本位貨幣，就會存在滿足國際償付手段需要和維持國際貨幣信心的矛盾。盡管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終結，這個問題似乎也得以根本解決。但是，在當前的牙買加體系之下，其幽靈依然“陰魂不散”。

在1976年“牙買加協定”和“IMF章程第二次修正案”所最終確立的牙買加體系中，盡管實現了美元同黃金脫鉤和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但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國際計價單位、支付手段和國際價值儲藏手段。真正對美元浮動的只有德國馬克（后來是歐元）、日元、英鎊和瑞士法郎，許多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是低頻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特別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東亞國家紛紛重新將其貨幣盯住美元。國際貨幣體系仍然主要圍繞美元展開，“特里芬難題”依然存在：為了滿足全球經濟不斷增長帶來的國際清償力需求，美國必須不斷通過經常項目逆差輸出美元，但是經常項目逆差過度積累，會引發美元趨向貶值，影響美元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信心，從而動搖國際貨幣體系的根基。正是因為這樣，有人把牙買加體系叫做“復活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在這一體系之下，儲備貨幣多元化，美元、歐元、日元、特別提款權（SDR）等充當國際本位貨幣，缺乏對國際本位貨幣適度增長的約束；匯率制度多樣化，各國采用了形式多樣的固定匯率或浮動匯率制度，沒有統一的匯率安排；強調IMF的協調作用，但IMF在制度上未對國際收支協調機制做出明確規定。因此，牙買加體系采取的是一種放任自由制度，只是一個“無體系的體系”。美元作為主要國際本位貨幣的地位，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國際貨幣體系實際上采取了以美國為“中心國”的不對稱辦法來解決“n-1問題”。從國際收支的協調機制來看，任何一個由n個國家組成的、資本可以在區域內自由流動的固定匯率區都面臨“n-1問題”，也即n-1個獨立匯率之外的那個自由度剩余如何分配和使用的問題。很顯然，全球把這個自由度剩余分配給了美國來使用，美國成為這個匯率區的“中心國”，其他國家成為“外圍國”，需要擔負維持與美元固定匯率的責任。

老問題出現“現代翻版”

在牙買加體系之下，全球市場不是同質的、完全競爭的市場，并且缺乏內在調節機制，全球化失靈也同我們熟知的市場失靈、政府失靈一樣，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的一種客觀存在。第一，自主性調節機制并不完美。自主性調節機制主要通過雙邊和多邊的匯率變動來調節經常賬戶而發揮作用，但必須存在一個重要前提，各國實行完全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由此才能使得外部經濟對于匯率、相對價格和外匯儲備等因素變動保持充分彈性。顯然，牙買加體系已經使這一前提不復存在，匯率對經濟的調節作用有限。第二，價值評估效應并未顯現。當存在外部經濟失衡時，匯率變動導致跨國資產價值重估，產生的價值評估效應可以實現財富從貨幣升值國迅速轉移到貨幣貶值國，從而使外部經濟失衡得以糾正。然而這種效應的發揮是以改變一國的對外資產凈頭寸為目的的，它需要一定的條件，即匯率變化未被預期以及浮動匯率制。而這種條件在現實經濟環境中難以完全滿足。傳統國際貨幣體系所面臨的老問題開始出現“現代翻版”。在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經常賬戶就出現了巨額逆差，美元出現大幅貶值，為了改變自己在世界經濟中的不利地位，美國通過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等手段軟硬兼施，迫使當時的主要順差國先后簽訂了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議，美國趁機實現了經濟回穩，而日德等國經濟陷入衰退，尤其是日本陷入了“泡沫經濟”并爆發經濟危機，時至今日，還一直處于經濟不景氣的低迷狀態。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亞洲新興市場國家成為主要的貿易順差國，其中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而美國再次成為逆差國，這種趨勢至今沒有根本改變。在國內低廉的勞動力、資源稟賦之上，中國形成了粗放的外需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外貿出口主要集中于美國，產生了大量貿易順差，由此換來了巨額的外匯儲備，而美國則陷入巨額貿易逆差之中。鑒于美國的“中心國”地位和美元的國際貨幣本位，中國大量的外匯儲備又以購買美國金融資產等方式回流到了美國，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美國的資產膨脹型消費模式。

由此可以看出，國際貨幣體系缺陷是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更是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大根源。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也具有內在的通貨膨脹傾向，“印鈔機現象”顯著。主權貨幣充當國際本位貨幣給貨幣發行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尤其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它們可以利用“中心國”的地位向“外圍國”轉嫁危機，通過輸出通貨膨脹掠奪財富，來換取自己國內的宏觀經濟穩定。上個世紀70年代，“馬歇爾計劃”的主要構建者之一金德爾伯格教授的建議得到實施后，完全的信用本位使以美國為代表的“中心國”可以無限制地實施這種財富轉移策略。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美國等“中心國”一再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希冀通過濫發貨幣制造通脹預期來擺脫國內通貨緊縮，然而其國內實體經濟增長較緩，新興市場國家復蘇步伐較快，最終引來“貨幣洪災”的猛烈沖擊。

改革沒有“速效良藥”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嚴重摧毀了“復活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敦促世界各國尋求世界經濟再平衡的增長之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首先被提了出來，但是面臨相當大的難度。因為要根本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就必須解決“特里芬難題”和“n-1問題”，然而這就勢必要削弱美元的國際貨幣本位和美國的國際貨幣體系“中心國”地位，如“與虎謀皮”，這是美國所不能容忍的。通過各成員國的聯合協調行動，或者通過在固定匯率區創建共同的中央銀行和單一的貨幣政策，用“對稱解”的辦法（即讓n個國家共同使用自由度剩余）解決“n-1問題”，形成比較均衡的國際收支調節責任承擔機制，在理論上是一個非常理想的解決途徑。但這種基于共同利益的跨國家和超國家行動也是非常困難的，并且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也使人們對這一種模式在實踐中的真正效用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中國提出了解決“n-1問題”的第三種辦法，即引入第n+1個約束變量作為“外部駐錨”，讓SDR充當國際本位貨幣。然而要征得各方同意和解決具體操作中的技術問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畢竟縱觀國際貨幣體系100多年的演變歷史，國際本位貨幣的更替實際上折射出了經濟霸權力量的轉移和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

而要實現這種轉移和變化，實屬不易，在全球經濟聯動性增強的時代，任何國家的單邊調整都有可能帶來巨大的宏觀經濟風險。因此，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充滿了長期性，而且會充滿摩擦和矛盾，需要各國長期的共同努力才能實現。為了改變中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不利位置，在當前美元地位出現下降的情況下，應積極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讓人民幣成為國際上普遍認可的交易、計價、結算和儲備貨幣，逐步扭轉我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逆境。人民幣國際化，可以有效解決我國貿易大國與金融小國的矛盾，實現大國向強國的根本轉變；可以讓人民幣融入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中去，打破現在美元、歐元主導的國際儲備貨幣格局，促進多極化儲備貨幣體系的建設。在這個過程中，我國必須堅持漸進原則、長期規劃，通過人民幣的區域化不斷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同時大力發展以人民幣計值的、開放的國際資產市場，為境外投資者提供更多的人民幣金融資產選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代爾有句名言“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相互合作的游戲”，我們要積極推動國際間經濟政策的協調與合作，增加自身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話語權，通過雙邊和多邊體系積極維護中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