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倫理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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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倫理學能否作為一門應用倫理學而創制？經濟倫理學、生命倫理學、企業倫理學、宗教倫理學、軍事倫理學等一門門新型交叉學科的誕生，似乎在表明理論界對此沒有興趣，或者說出現了"盲點"，或者說農民工系列現象實際上是個社會公正問題，沒有必要避簡就繁，創建所謂農民工倫理學。

顯然這是缺乏根據的。往上可以追溯到馬克思、恩格斯。

一、馬、恩公正思想溯源

公正又稱"公平"、"公道"、"正義"。公正是平等（相等、同等）的利害相交換的善的行為，是等利（害）交換的善行；不公正則是不平等（不相等、不同等）的利害相交換的惡行，是不等利（害）交換的惡行。

馬克思曾把"公正"和"無私"聯系起來，稱作"公正無私"。認為公正是同一定的國家制度、社會制度相聯系的。在奴隸社會，公正與事實上的不平等公開地聯系在一起，"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正觀認為奴隸制度是公平的。"在封建社會，形成了嚴格的等級制度，因此，公正就是維護上下尊卑的等級制度。因而"資產者階級的公平觀則要求廢除被宣布為不公平的的封建制度。"對于資本主義的公正，馬克思深刻地指出："''''正義''''、''''人道''''、''''自由''''等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這種或那種要求，但是，如果某種事情無法實現，那它實際上就不會發生，因此無論如何它只能是一種''''虛無縹緲''''的幻想。"在馬克思的觀念里，人類社會應當是公正的。社會主義之所以必然代替資本主義，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不公正的社會。"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在馬克思關于勞動異化理論和人類解放理論的論述中，處處表現著他對資本主義不公正的批判和對共產主義公正的向往，滲透著他的社會公正觀念。

同樣，對于"公正"恩格斯也有精彩的表述，強烈地表現了他對社會公平的希冀。早在1845年2月，恩格斯在愛北斐特的演說中就提出："我們……應當認真地和公正地處理社會問題，……應當盡一切努力使現代的奴隸得到與人相稱的地位。"1881年，恩格斯為5月1日的倫敦"勞動旗幟報"寫了一篇社論，題目就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資"。在文章的開頭，恩格斯寫道："這句話，成了近50年來英國工人運動的口號。在1824年廢除臭名昭彰的結社法以后工聯興起的時期，這個口號曾經有過卓越的貢獻；在光榮的憲章運動時期，當英國工人走在歐洲工人階級前列的時候，這個口號曾經有過更大的貢獻。"

毫無疑問，馬克思、恩格斯從正面肯定了作為平等和平等權利的公正概念的歷史必要性。但同時他們又認為這種平等和公正概念的問題是太過抽象。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在階級對立的社會中，它只能是口號，很難實現。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各階級的平等，這是根本做不到的，只有消滅階級，才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真正秘密。如果離開對不平等的經濟根源的揭示和批判，只停留在"平等--正義"這個抽象公式，"什幺是平等？平等就是正義；什幺是正義？正義就是平等"，這樣轉來轉去，是一個"空洞的抽象"。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分析中，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確立了平等（公正）的科學基礎。

二、農民工倫理學產生的社會客觀基礎

從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出，"民工潮"在我國出現。至今十多年，一浪高過一浪。分析"民工潮"的原因，首先是農村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據新華網2004年4月7日報道：中國農業部副部長張寶文表示，目前中國農業實際需要的勞動力約為1.7億人。張寶文介紹，全國4.8億農村勞動力中，1.6億人在當地從事鄉鎮企業和其它非農產業，3.2億為農業勞動力。據測算，目前種植業實際需要1.5億勞動力，加上2000萬專門從事林牧漁業生產的勞動力，農業實際需要的勞動力約為1.7億。目前，中國農村有1.5億富余勞動力，而且每年還要新增勞動力600多萬人。其次，農民工作為微觀個體，外出就是為了賺錢。對此，列寧在他的巨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P218就已經有了明確的表述："遷移"能給工人帶來"純經濟上的"益處，因為他們所去的地方工資較高，在那里他們當雇工的境況較有利。無獨有偶，我國學者用大量調查實例對這個問題加以了佐證。然而，農民工的實際生活狀況令人堪憂，與農民工生活相伴隨，有大量的不公正現象發生。僅僅同情、向全社會呼吁，是不夠的。因為農民工現象不僅僅是個公正與不公正的問題，必須對不公正的深層次的問題進行系統探索。筆者認為，在馬恩所處時代，馬恩認為，光講公正是空頭支票。那幺，在人民已經當家作主的前提下，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方針，是不是理應完善社會主義包括"農民工現象"再包括"公正"在內，連同新進憲法的"人權"的完整的倫理學體系？"倫理建構決不是倫理理論、倫理體系自身的完成，至少不只是如此，甚至也不只是倫理精神的邏輯生態的建構。確切地說，建構決不是倫理精神的自我建構，雖然倫理變革、倫理建構的內部原因是倫理發展的內在要求，然而，倫理變革和倫理建構的更深刻的根源是與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不適應''''，因而''''建構''''的標準只能存在于"適應"之中。"很顯然，農民工倫理學將適應當前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從兩個方面講，發展是硬道理，必須首先通過經濟的發展，從而最終解決一切出現的問題；同時，也要考慮到，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農民工倫理學，是尊重意識形態發展的相對獨立性。

農民向城市遷移，逐步融入到城市的工作、生活中去，轉化為城市居民，這是歷史發展的潮流，也為國外發達國家社會發展所證實。2004年2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不失時機，《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為農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契機，也為農民工倫理學的創建送來了和煦的春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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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景天魁：《社會公正理論與政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3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出版社，1986年版

4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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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明：《倫理學原理》，P193，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P213，1963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P310，1963年版

同上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P325，1963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P90，1963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P625-626，1963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P273，1963年版

景天魁：《社會公正理論與政策》，P11-1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樊浩：《倫理精神的價值生態》，P11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