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書手墨跡特征研究論文

導語：唐代書手墨跡特征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傳統書法史對唐代書法的研究，大都尊奉廟堂書法、推崇名家書跡，對名不見經傳的書手則關注不夠。大量的敦煌寫經證明書手作為以實用書寫為職事的社會群體，承擔了有唐一代繁重的書寫任務，其墨跡在當時及后世皆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和書法價值。因此探析其墨跡的特征對于跨出名家書法文化的局限，全面認識唐代書法發展的總體面貌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唐代；書手；墨跡特征

唐代的書手來源于社會的不同階層，既有任職于官府圖書文化機構的“楷書”、“楷書手”、“御書手”、“群書手”，更有傭書于民間的貧寒文人、經生等等。他們的書寫大都是以實用為目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按照某種既定的格式或規律進行，其墨跡不乏端雅娟秀的典籍經文的繕寫，更有著平實隨意的日常實用性書寫，展現出不同于時代潮流之上名家書法的特殊一面，他們的書法活動雖然默默無聞，卻是唐代書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

書手墨跡的書體多樣，包括隸書、楷書、行書、草書、篆書在內的幾乎所有書體形式，而且還有篆楷、隸楷、隸草相互雜糅的抄本，樣式豐富。從書寫功用來看，書手以抄寫文獻典籍、宗教經文以及重要公文為主，因此楷書是書手最常用的字體。

楷書發展到隋唐，成為一種成熟的書體，也在藝術上達到它發展的高峰。即使是今天，學習楷書的人仍以7世紀的歐陽詢（557—641）、虞世南（558—638）到8世紀的顏真卿（709—785）的作品為范本。隋唐時期對于楷書的定型，幾乎達到完美的程度。在當時，楷書的繁盛是整體狀況，眾多的從事實用性書寫的書手在官方和民間從事抄寫活動，共同推動了楷書在唐代的繁榮。

唐代書學教育十分發達，其基本原則，是以“楷書正樣”為終極目標，所謂“楷書字體，皆得正樣”，[1]如《干祿字書》即是教導書寫者如何學習工整的楷書以取功名，這是“干祿”的本意。唐代科舉以書取士有三種方式，一是貢舉中的書科；二是吏部銓選之身言書判；三是制舉之科的書判拔萃?！缎绿茣みx舉志》云：“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盵2]就是說，五品及五品以上的官員不須參加書判考試，六品及六品以下要參加考試，程序是先觀其書判，再察其身言，然后擬官。“書判拔萃”乃吏部銓試選人特殊之法。洪邁《容齋隨筆》載：“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書為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為貴，故無不習熟?！盵3]雖然以書取士僅僅是在制度上的規定，在選官過程中并不起什么決定性作用，但畢竟反映出書法在唐代的特殊地位?？梢赃@樣說，唐代是以強有力的行政手段最終導致了官楷的形成。這樣規范的楷書點畫運用多了，必然強調出一種法度，對點畫作一種規范的追求。唐代書手抄寫活動主要是繕寫圖書經籍、佛經道藏等等，其書跡必然以“皆得正樣”的楷書為主，其中以寫經為最。這與佛教的迅速發展密切相關，自西晉時，寫經卷便已粗具經卷體的規模。寫經小楷從魏晉開始，是作為傳播教義、培養出家人研讀書寫的一種形式。而至南朝時，字體益趨端整，楷法漸完備，仍具寫經字之特色；北朝之風格則與南朝相去不遠。隋代書法居南北融合之樞紐，但在寫經上已無此分別了；書體更近于唐楷，仍帶有經卷之特色。當時這種美觀而且實用性極強的字體，被稱為“官楷”，也被稱為“端楷”，而寫經體又是官楷之一種樣式?？瑫谔拼_到了巔峰狀態，由于楷法的成熟與完善，唐人將楷書推向了極致。敦煌寫經中即有諸多書手抄寫的端嚴方整的經卷，如《妙法蓮華經》題記：斯84號、斯312號、斯456號、斯2573號、斯3348號、斯3079號、斯4209號、斯4551號、斯5319號、伯2195號、伯2644號、伯4556號、北新637號……共三十五號，皆為高宗時期的官府書手寫本。這些經卷?？本?，書寫優美，被當時社會視為上品，深受寺院僧侶和信士的歡迎和信賴。

書手供職于官府或民間的寫經坊，皆奉當時名家之書體為楷模，間或有酷似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等大家楷書，功力較為深厚，其書風既繼承了前期經書的質樸，又顯示了唐楷特有的典雅、穩健，筆法圓融遒麗，外柔而內剛?？偟膩碚f，盡管他們達不到虞世南、歐陽詢那樣高超的水平，但作為當時的一流書手還是名副其實的?？梢钥闯觯辛Φ闹贫缺ＷC和強大的國家監管造就了唐代書手抄寫的獨特風格。他們或師承當時一流的書家，或有嚴格的訓練作為保證，在便捷抄寫的需求下，形成了以楷書尤其是小楷為主的書寫特點。

另外還有一種近似行書形態的楷書，其結體疏朗舒展，一筆一劃并無連帶，屬楷書范疇，多見于宗教以外的儒家典籍寫卷，唐代中、后期，這種類型的楷書逐漸增多。如：伯25lO號《論語》、伯2540號《春秋經傳集解》、伯3847號《景教三威蒙度贊》、伯2155號《曹元中狀》、伯2486號《春秋谷梁傳哀公》第十二等。此類典籍的抄寫并非一味方飭端正，具有行筆輕快、流水行云、飄逸自如的特點，有明顯的行書體勢和速度感。這種楷書較端嚴整飭的官方抄經更加俊秀有活力，不拘束，時有書卷氣息。

總之，從字體的角度分析，書手在學習階段并不局限于某一種字體，《唐六典》載：“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說文兩年，字林一年”，[4]這是唐政府對館學書手的學業規定。其所學字體至少有古文、篆書、隸書、楷書四體，其他書手學書過程基本一致，但是在學有所成之后，成為一名書手從事抄書、抄經一職，因其職業性質所限，主要以楷書、尤其是小楷書為主。

二

唐代經文典籍的抄寫大都嚴肅而認真，尤其是官府還設立專門機構，并派專人管理，監督此事。抄寫有一定的程式和工作規范。整個抄寫工作分解為若干環節，由專人分別負責。其抄寫主要由書寫技藝高超的楷書手、群書手、官經生等承擔，用工整、熟練的楷書抄寫在1尺×1.5尺或1尺×2尺的上等厚麻紙上。[5]經書正文的前面要寫題目、撰者或譯者，經卷尾要寫題記，題記一般包括抄寫年代、抄寫者以及校字、詳閱者姓名等。經文格式的規制性，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書手抄寫的規整統一的特點。正如《宣和書譜》所言：“自成一律，其間固有超絕者，便為書名”，“作字得楷法之妙，長壽間，一時為流輩推許”；“修整自持”，“數千字終始如一律，不失行次”，“一波三折，筆之勢亦自不茍。豈其意與筆正，特見嚴謹，亦可嘉矣?！盵6]書手們在抄寫經文時，首先要保持恭虔之心，心平氣和；其次，還要做到速度與質量兩不誤，規矩齊整，便于誦經之人疾讀，由此形成了規整純熟的特點。其書寫既傳播了宗教義理，又于潛移默化之中擴大了書法藝術對普通民眾的陶冶作用。

以《善見律》、《靈飛經》為例。經生國詮于唐貞觀二十二年（648）十二月寫的《善見律經卷》，是一件傳世的唐代著名寫經小楷。根據楊仁愷對“皇姊圖書”印章的研究，此件作品曾經被元世祖忽必烈的嫡親曾孫女皇姊“魯國大長公主”收藏過。清代又曾進入內府，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此卷為烏絲欄紙本，縱22.6厘米，橫468.8厘米，共274行，4000余字。

抄寫者國詮，是唐代貞觀年間的經生，奉敕用硬黃紙本書《善見律》，經卷末后注諸臣，有閻立本署名。其書清晰可見貞觀年間楷書之精熟，亦能領略到書手寫經的技巧之嫻熟、楷法之完備。此經書法運筆精熟勁健，筆畫勻凈，結體疏朗秀勁，結構嚴謹、平整、秀美，字形偏方扁、章法排列整齊。非心情平和、氣順意暢不能為之。既有歐陽詢之端謹，又具備褚遂良之靈動，一氣呵成，自始至終無一懈怠，極為難得。雖然是奉敕之作，但書體莊重自持，皆成一律。

傳為鐘紹京所書的《靈飛經》是唐人抄經在敦煌遺書之外的傳本，又名《六甲靈飛經》，為道教經，沒有書寫者名字?！鹅`飛經》墨跡本現存43行，共計625字。為唐開元二十六年（738）所作。玉真公主敕寫。自《靈飛經》問世以來，一直為書家所推重，被視為是小楷的典范。它的用筆與字形代表了唐代書法的最高水平，結字特征具有典型的規范性，是正統帖學精美一路的代表作。此經用筆以中鋒為主、偏鋒輔之的外拓法。帖中每字的筆畫都有重筆和輕筆，起止分明，筆畫柔中有剛，剛柔互濟。章法上錯落有致，妙趣橫生。它以點代畫之處較多，使間架寬綽，如“清”、“飛”等字的處理，既開闊了字的空白處，也起到密中見疏的藝術效果。在很多字的處理上，都強調主筆的突出，增強筆畫間的對比效果，如：“行”、“晏”、“甚”、“五”、“真”等字的處理，使得字的結體開闊、舒展?？梢哉f《靈飛經》秀美中有古趣的風格，舒展中有團聚的結體，平易中有變化的用筆，都已把唐人書法的特色表達無余。

上述兩種寫經，在總體面貌上存有一些相似性，如字形的方整、豎筆和捺筆的重壓等。時代相近的寫卷，師承同流的寫本，許多字的“寫法”也會具有“一致性”。后設立的寫經所的書風，盡管時代只隔了幾年或十幾年，但卻可能有與前一個寫經大致相同或者完全不同。在現傳的寫經卷子中即可找到這種風格具有相似性的墨跡。唐上元三年（762）書手程君度寫的《金剛般若經》，與國詮的《善見律經卷》，有著更大的相似性。甚至有些作品幾乎如同出自一人之手，也就不奇怪了。在敦煌的寫經卷子中，寫于高宗儀鳳元年（676）的官寫本《金剛般若經殘卷》（伯3278號），用筆精勁，筆畫圓活，俯仰抑揚，提按波挑都體現了書手良好的書法素養。在官方寫經中，這樣的作品相當多，呈現出規整、統一的風貌。如：唐貞觀廿二年（648）郗玄爽寫《佛地經》、唐龍朔二年（662），經生沈弘寫《阿毗曇毗婆沙卷第五十二》、唐龍朔三年（663），皇甫智岌寫《春秋谷梁傳桓公第二》、唐上元三年（676），書手程君度寫《金剛般若經》、唐上元三年（676），書手袁元□寫《妙法蓮花經卷第一》、唐儀鳳元年（676），書手劉弘珪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7]……

每一件書手墨跡所呈現出的規整精熟的風貌，與當時書手的勞役以及與所接受到的技藝教育、培訓密切相關。書手的抄寫之役，類似工匠番役，須上番、積勞累考，須遵循官府制定的規范樣式。經過行之有效的技藝訓練后，達到端正整肅的水平。由于抄寫的需要，美觀大方、工整不潦草是首要的標準，而且由于大量抄寫的需要，熟練又是同樣必須做到的。這既需錘煉的工夫，又需練習的技巧。如在寫經機構中，師承制是最普通的技藝傳遞方式。年輕的書手們往往從師于同一位師傅，他們使用的紙、筆等工具也很可能是共同配置的，因此顯示出極為明顯的相似性。再者從筆跡學的角度來講，書寫者長期從事“重復性”的抄寫，書寫動作很熟練，手勢習慣會變得相當定型。所以，凡一人所抄的卷子，筆畫、偏旁部件、結體方式等的“寫法”比較統一，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在兼顧書跡端正與書寫快捷的情況下，書寫者容易流露出自己比較固定的書寫習慣。

三

書手這些具有規整純熟特點的墨跡互相對比時，亦呈現出各自不同的面貌。同是楷書墨跡，《春秋谷梁傳集解》（伯2570號）作橫勢而饒有拙趣；《古文尚書卷第五殘卷》（伯2643號）則挺拔勁爽；《玄言新記明老部》（伯2462號），頗有禇遂良剛健婀娜之筆意；《漢書蕭望之傳殘卷》（伯2485號），可與楊凝式《韭花帖》相頡頏；《閱紫錄儀》（伯2457號）則開啟蘇軾楷書的法門。而諸如《老子道德經卷上》（伯3725號）、《道德經序訣》（伯2596號）等等楷法極精、資致遒妍的佳作，甚至當作楷書法帖也毫不遜色。[8]

書手技藝的傳承，或者師徒相授，或者風習相染，在他們的筆下總有一脈相承的基調。但是“技”與“道”之間并無嚴格而僵硬的劃分，無論是寫自西陲，還是寫自中原，抑或是寫自江南，都會有相同的形質特征，但與作為“藝術”的書法無論是在功用上還是在風格上，是不相同的。所以，我們看到，書手的寫卷墨跡盡管在同一時期，其書法風格，也可能是差別迥異的。尤其是書手會因其師承的延續性而保留前代的一些寫法（書寫之法與文字結構之法），同時又受到時風的感染而發生一些變通。就風格來說，出現一些與當時所流行的書風不盡一致的面貌是很正常的事，如同樣是書寫于唐貞觀二十二年（648）的《大菩薩藏經卷三》[9]寫本上，體現出的竟然還是一種魏碑樣式。

此卷抄于貞觀二十二年。據載，玄奘法師于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返抵長安，爾后留長安弘福寺譯經。同年五月創譯《大菩薩藏經》20卷，九月完成。這是翻譯三年后由官府抄寫完成的抄本，題記中說明了是由當時重臣許敬宗（592—672）監閱的，體現了政府支持與參與的嚴肅性。抄寫當然也是由官府訓練過的書手完成的，可這宗卷子上呈現出的魏碑風格非常顯著，表現在筆力、用筆和結體上，如“八”、“又”捺的重按尤其在“口”、“田”、“日”等部首轉折處方硬的折角是其他小楷抄經所見不到的，這既有書手個人的因素，也反映了書法風格變化的不同一性。

除了官方書手之外，大量的非官方的、民間的抄經和日常應用大都由民間書手來完成。紙寫書隨著造紙技術的提高和書籍裝潢的改進，得以高速發展。抄書促使新的職業誕生，被稱為書手的文人，下在城坊、學校、寺院以抄書寫經謀生，上在朝廷、官府供職，一大批民間抄本圖書經卷便應運而生。從寫經題記中可以看出，這些寫經顯然不是以個人使用為目的，而是為了投入市場以換取糧米或銀錢，當時的抄書已不是個人的單獨行動，而成為一支隊伍的集體勞動。

敦煌遺書中存在不少充滿奇趣的書手書寫墨跡，大都為非官方、非政府的民間寫經，它們同樣體現了書法史的變遷。斯2424號李奉裕寫《阿彌陀經》題記云：“景龍三年（709）十二月十一日李奉裕在家未時寫了，十二月十一日清信女鄧氏敬造阿彌陀經一部”。這件經書，可以初步斷定是民間書手所為。原因有三：一是書手將抄寫作為一項賴以謀生的工作，很辛苦。即使是受到大量專門訓練后的抄寫也是某種意義上的體力活，而不是優游其間的雅事。在唐朝當時以抄寫經書來“自娛”是不合乎實情的，他們受到職業的限制，全力以赴地工作尚可安身，根本沒有時間去進行別的抄寫。二是“在家未時寫”即說明不是為官府進行抄寫。這顯然不是官府職業書手在為自己家里頌佛抄經，而只是一個處身民間的普通書手的一種勞作形式。從其中相對較多的涂改就能看出，抄寫明顯帶有隨意的成分，不似官方抄寫的一絲不茍。在當時佞佛誦經相當虔誠的世風下，官方抄經是不允許有這樣的成品出現的。另外，此經書也沒有諸如上述經書那么多嚴格的校訂程序、眾多的審查人員。從其運筆來看，雖然書寫時不加雕飾使得筆力有羸弱之感，與前面所敘及的《善見律經卷》與《靈飛經》不無差距，但正是這種不講究用筆技巧的書寫，較之官府書手端嚴肅穆的抄寫別有一番活潑、樸質的特點。另外，有些字甚至抄寫到了經卷烏絲界欄之外，并沒有對字的大小作通篇的限制。官府書手如果寫到這樣，恐怕是不可以的。最后，從這卷經書來看，還是能夠看出抄寫者受到一定的書法訓練，而且時間并不會很短。其書寫是流利的，字形結體開張、寬綽，顯示出唐代特有的一種爽朗、磊落的風神。這顯然不是出自一個隨意找來的人的手筆，而是一個民間書手的“產品”。景龍三年（709），歐、虞等書家離世已有幾十年。此后的幾十年，正是顏真卿的時代。初唐寬博、大氣的楷書風范已經逐漸形成，并在播及到民間。這卷《阿彌陀經》，就是這一時期民間書法的最好反映。再如索慎言所抄《無量壽宗要經》，也顯示出不同的風貌?！坝X”字最后一筆鵝浮鉤，與唐貞觀廿二年（648年）郗玄爽寫的《佛地經》（伯3709號）[10]中的鉤拐彎直上向內挑的寫法完全一致，這是對一種樣式的學習造成的，不是一個毫無書寫訓練的人偶然寫出來的。且不管他是通過什么方式獲得了這種寫法的技巧，但至少說明這是一種樣式或是流行的風格。圖示部分出現了幾次的“定”和“正”字，其結構和用筆都是無可挑剔的，整個經卷筆法嫻熟，結體緊湊，筆勢連貫，雖不如正規抄經的勻整靜氣，但多了一些活潑自在和個性化的成分。這也說明了這位抄寫者具有一定的功力。

盡管這一類型的書手，在抄寫過程中不怎么留意用筆的點畫、結體、章法等法則，往往是信手抄來，不加雕飾，卻又錯落有致，筆意間流露出一種拙樸的美。雖然他們的書寫技巧遠不能與技藝高超的御書手、楷書手相比，但他們奇趣自然的書寫也構成了書法多樣性的一面。

四、結論

唐代是我國書法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以歐陽詢、虞世南、張旭、懷素、顏真卿和柳公權等為代表的名家作品，美不勝收，傳寫不衰。這些流傳至今的名家墨跡都是經過歷史篩選的優秀的或比較優秀的東西，它們體現了當時書法發展的主要潮流和主要貢獻，但是并不能代表當時書法發展的總體面貌。一個時代的書法水平如何，既要關注所謂的精英、大家，也要看社會總體水平。所以，唐代書法的繁榮昌盛，固然首先要重視那些載于史冊的書法家，但也不能忽視名不見經傳的書手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作為書寫者個體，學習書法方式的差異、書寫水平的參差不齊使得書手的書法亦具備了率真奇趣、豐富多彩的風貌。不僅如此，書手在長期實用性書寫過程中，甚至形成了某種特定的風格流派，影響了一代書風，如“經生體”、如“官楷”。充分肯定書手墨跡其不容忽視的書法價值，對于了解唐代書法的真實狀況以及書法時代變遷的基本脈絡，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1]王溥.唐會要[M].卷七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1659頁。

[2]歐陽修，宋祁.新唐書[Z].卷四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1171－1172頁。

[3]洪邁.容齋隨筆.卷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127頁。

[4]李林甫.唐六典[M].卷二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562頁。

[5]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341頁。

[6]宣和書譜[M].卷五.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版，92頁、103頁。

[7]法藏敦煌書苑精華[A].第六冊.寫經（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1—195、213—218、219—222、225—234頁；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精品選》，是書未公開發行。

[8]參見劉濤.《評〈法藏敦煌書苑精華〉》[J].書法研究.1998年第3期。

[9]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精品選[A].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是書未公開發行。

[10]法藏敦煌書苑精華[A].第六冊.寫經（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1—1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