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城市農民工健康意識的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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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三城區為例

摘要：本文通過對上海市三城區160位農民工健康意識的調查，對他們的健康意識現狀進行了描述和健康意識的形成原因進行了探討，調查發現，農民工的健康意識有三大特點：對健康內涵理解層面較淺，健康知識了解面狹隘；健康需求強烈但健康參與觀念淡?。唤】地熑斡^缺失，普遍寄期望于公共健康服務。這些特點的形成與其本身的傳統觀念、較弱的信息獲得能力和城市的社會制度、社會網絡、群眾心理三方面社會排斥有關系。

關鍵詞：農民工；健康意識；社會排斥

TheSociologicalResearchonUrban-ruralLaborers’HealthyConsciousness

——TakingThreeDistrictsofShanghaiasanExample

Abstract：Thisarticlethroughstotheinvestigationonone-hundredandsixtyurban-rurallaborers’healthyconsciousnessinShanghaithreecitydistricts,hasadescriptiononthepresentsituationandapproachsasubjectfromtheformationofhealthconsciousness.Accordingtotheresearch,theurban-rurallaborers’healthyconsciousnesshasthreecharacteristics:haveasuperficialviewofthemeaningofhealthy,haveanarrowunderstandingofhealthyknowledge;thehealthdemandisintense,butthesenseofparticipationisflag;thehealthyresponsibilityoutlookisdeficient,sendtheexpectationofthepublichealthservicegenerally.Thesecharacteristic''''shaveclosecontactwithtraditionalideas,weakabilityofgaininformationandtheurbansociety''''ssystem,thenetworkofsocialrelations,masspsychologythisthreekindsofsocialexclusion.

Keywords:urban-rurallaborer;healthyconsciousness;socialexclusion

引言

據最新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顯示，我國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2億人左右，作為我國最大的遷移人口，農民工對人群健康有著密切聯系，主要表現為遷移對遷移人口本身健康的影響和對遷入地人口健康的影響，其中又以人口遷移與傳染性疾病傳播和流行的關系最為密切。

上海市寶山區2001-2006年甲乙類傳染比流行特征的調查分析顯示，[1]外來人口甲乙類傳染病發病率顯著高于本區居民。如深圳市1993-1996年9月共登記新發涂陽肺結核病人2107例，其中外來人口1601例，占涂陽病人總數的76%。[2]潘國慶等人的研究顯示，流動人口是城市里感染和傳播急性腸道傳染病的高危人群。[3]從有關HIV感染的監測情況可以看出，[4]流動人口對HIV感染的疫情己產生一定的影響，感染者中，農民的比例最大。但是，由于該群體的基數龐大且流動頻繁，政府和其他社會民間組織在促進農民工群體健康的作用上效果十分有限，所以該群體本身的主觀意識和行為對其健康的影響就顯得尤為重要了，農民工的健康意識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

一、文獻回顧

針對“健康意識”的研究始于20世紀50年代，集中在健康意識對健康行為的影響上,首先由Rosenstock提出健康信念模式(HBM)，[5]HBM認為人們在特定的情況下會改變自己的健康行為，強調運用個體的態度和信念來解釋和預測各種健康行為。Rogers在“健康信念模式”的基礎上，從動機因素的角度探討健康行為。[6]該理論認為環境和個體中有關健康威脅的信息引發個體出現威脅評價和應對評價兩個認知過程。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M．Fishbein和I．Ajzen提出合理行動/計劃行動理論，[7]認為人們的行為實施是以合理思考為基礎，一系列的理由決定人們行動的動機，而個體的動機因素有決定特定行為的實施。[8]“計劃性行為理論”由“合理行為模式”發展而來，引入了行為控制變量,發展為“合理行動擴展理論模型”或稱為“計劃行為理論”[9]是目前改善健康行為的主要理論。到了80年代，Prochaska和Diclemente提出的“多階段行為模式”有效地描述了人們健康意識與行為改變的不同階段。[10]“多階段改變理論”更多的是注重改變的過程，強調了健康的養成是動態的。

國內學術界對農民工群體健康問題進行了很多研究，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第一,農民工群體的健康現狀描述。劉杰對103名城區農民工健康知識和行為調查發現經濟狀況好的農民工的健康知識知曉率與健康行為的形成率高于經濟狀況差的工人。[11]陳朋月對81例農民工的90項癥狀清單（Scl-90）的評定結果發現農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比一般人差。[12]第二，對農民工健康干預前后的比較研究。張雪琴、譚琳等人對外來務工人員職業病治療的心理干預發現該群體在治療中表現出心理壓力大、無助感和維權方式的不當等，從而對職業病防治、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13]林錦芬在對農民工塵肺患者進行健康教育后發現該群體塵肺病知識的了解對預防可控制職業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4]第三，健康理論的實踐運用。方曉義等人認為保護動機對農村流動人口的高危性行為具有明顯的預測作用。[15]朱娟蓉等人運用四象限法對餐飲業農民工健康知識和行為關聯作用進行有效分析和評價分析，并認為四象限法有較大的應用價值。[16]第四，針對改善農民工健康現狀的對策研究。施衛星提出了健全保障制度、體現公平性、普及保險、加大立法和宣傳教育五方面進行了闡述。[17]陳彬、楊廷忠認為政府應重視農民工的公共衛生服務的投入，切實依托公共機構，配合社區，將進城農民工納入到社區公共衛生服務中。[18]

縱觀國內學者們已做的研究，研究者對農民工的健康意識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了統一的觀點，多數停留于醫學分析和教育層面上。很少從現狀出發，以社會學的視角，結合農民工本身內在和社會環境的外在因素對其健康意識的影響進行解釋。本課題通過對農民工的健康意識現狀描述和分析對現有研究作補充，以期彌補此類研究之不足。

二、研究設計

（一）核心概念

1、健康意識：是指客觀存在的健康現象在頭腦中的反應，是人們對健康的感覺、思維和判斷的總和，它主要包括思想、觀點、理論等健康的理性認識層次和心理、情緒、態度等健康的感性認識層次兩個層面。本文從對健康內涵的認識、對健康重要性的認識、對疾病傳染途徑的認識和對疾病預防方法的認識、自身健康需求狀況、自覺參與健康維護觀念等方面討論健康意識。

2、健康維護：是指人們根據自身的健康狀況及其疾病預示，對自身未來的健康狀態進行預測，并據此做出決策，從而實現維護自身生命，提高自身健康水平，以免于疾病和衰弱，體格、精神的完美狀態。

（二）資料收集方法

1.文獻法：通過查閱相關文獻全面了解農民工的總體情況、主要問題、健康現狀和健康相關理論等文獻。

2.問卷調查法：本次調查的總體為上海市所有農民工，通過多段抽樣，抽取徐匯、閔行、南匯三城區，并在每個城區抽取兩個街道。由于農民工群體的流動性大，抽樣框難以確定，所以每個街道通過偶遇的方式發放25份問卷，構成本次調查的150個樣本。

3.訪談法：本研究采取半結構式訪談法，另外選取10個個案，其中男性、女性農民工各5名，以更加深入的了解情況、收集事實。

（三）資料分析方法：

1．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運用SPSS11.5軟件對問卷調查資料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

2．個案編碼分析

本研究采用編碼法對10個個案訪談資料進行整理和分析。具體方法如下：

A編碼記號

a農民工性別編碼：男性女性分別用英文單詞“MALE”和“FEMALE”的首字母表示，如某農民工為男性，則用“M”表示，若為女性，則用“F”表示。

b個案的編碼：用“個案”一詞的英文單詞“CASE”的第一個字母“C”和個案排列順序的序數組成，如個案1為“C1”。

B編碼方法

第一組為農民工性別編碼，第二組為個案編碼，比如“M-C1”表示：來自某男性農民工（M）個案1（C1）的陳述或看法。

三、結果分析

（一）樣本概況

鑒于部分農民工文化水平較低，本次調查采取了調查員輔助填答的調查方法，在必要時幫助調查對象理解問卷。發放問卷150份，回收到146份，有效回收率為97.3%。

在146名被調查者中，男性74名，女性72名，男性較女性而言更為配合。大專以上文化的占9.6%，高中或中專的占15.8%，初中文化的占56.8%，小學及以下的占17.8%。打工者的文化程度相對與農村人口應該較高，這對本身的健康意識有重要影響。其中已婚人員占58.9%，未婚及離異占41.1%。

由于老年人和文化水平非常低的農民工無法提供較多的信息，本文放棄了部分此類調查對象，所以在理解問卷提供的數據時，本文只傾向于樣本容量本身的統計結果。訪談主要針對服務類、建筑類、保潔類等常見工種務工者，個案在問卷調查的以外選取。通過這樣抽樣方案所得出的結論會存在一定的誤差，本文在這一問題上不做贅述。

（二）關于健康的認識

1．對健康內涵的認識

對健康內涵的認識，反應著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多重關系，本研究以健康概念來反映農民工群體對健康內涵的認識。

調查結果顯示（表1）：有20.5%的人認為健康是“身體強壯、精神飽滿”；17.8%的人認同健康是“抵抗力強、沒有疾病”的觀點；有28.1%的人認為健康應是心理生理的健康；有30.8%人認同“生理、心理和社會適應三方面”健康的觀點。由此可看出，部分農民工對健康內涵的理解仍停留在生理功能的基本正常的較為消極的健康觀，但大部分農民工已把對健康的理解上升為心理、社會的協調上，個體的健康狀態很多時候不為個人和家庭控制，除個體因素之外，健康水平很大程度上還受制于外在的社會環境。

表1健康內涵認識情況

變量名稱頻數（N）有效百分比（%）

身體強壯、精神飽滿3021.1

抵抗力強、沒有疾病2618.3

生理、心理都健康4128.9

生理、心理和社會適應三方面的健康4531.7

總計142100.0

注:缺失值未列出

基于對健康內涵的不同認識，根據調查，有38位調查者認為自己非常健康；60位被調查者認為自己比較健康；一般的有39位，不清楚自己健康狀況的有9位。由于目前農民工群體有著年輕化的趨勢，因此本身的身體狀況相對較好。

2．對健康重要性的認識

針對農民工的健康重要性，研究發現，在被調查者中73.4%認為健康對自己非常重要，有21.2%的被調查者認為重要，選擇一般和無所謂的分別為2.7%和2.7%。訪談調查也證實了這一點：“像我們這一行每天早上7點不到就開門，晚上三點才休息，身體不好的人很難做到這樣的，所以健康對我們十分重要。”(M-C1)不難發現，健康對于農民工群體來說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打工者更關注的是生病后影響工作或賺錢的機會。

另一方面在健康狀態的形成認識上，有61.6%的被調查者認為日常的生活方式在健康促進上有主要作用；另有13.7%和11.7%的人認為健康的形成主要依靠身體的發育周期和體育鍛煉活動；只有6.2%和6.8%的人認為健康依賴于醫療水平和先天體制條件。（見表2）

表2對健康形成的認識情況

頻數（N）百分比（%）

身體自身的發育周期合理的調配

日常的生活方式和習慣

發達的醫學水平和醫療條件

體育鍛煉

先天遺傳，體質條件

總計20

90

9

17

10

14613.7

61.6

6.2

11.7

6.8

100.0

注:本題為多選題

進一步，再把健康狀態的形成細分成注意飲食、保證睡眠、有規律的生活、體育活動、補充營養藥物、沒空顧及維護健康這事和其他七種具體方式，共有78.9%的人愿意通過前四項具體活動改善自身健康，僅有1.4%的人選擇無暇顧及健康此事。顯然，農民工群體在健康的形成上已認識到自身行動的重要性。

3．對疾病傳播途徑的認識

根據調查情況：有17位被調查者的本人或家人得過傳染病，有129人沒有患傳染病的經歷。筆者認為這一數據結果不排除部分被調查者礙于顏面而選擇未得傳染病情況存在的可能性。由于農民工群體本身流動性大的原因，一些農民工本身既是傳染病的患者，也是重要的傳染源，本文將健康知識的了解水平集中在傳染病傳播途徑的了解情況。據表3顯示：農民工群體對傳染病的認知程度依然較低，個案M-G7在回答這一問題時說道：“我也懂我們農民工容易得傳染病，但是我們沒有傳染病的知識，也沒有人告訴我們這樣的事情，傳染病這么多就算都弄清楚也沒有用，我覺得自己稍微注意點就不會得傳染病了。”傳染病知識的匱乏直接影響其健康狀況，大大加大了該群體染病的機率。因此，對農民工群體的傳染病的知識普及和教育已是當務之急，以幫助該群體掌握該健康知識，控制和改變自己的高危傳染行為。

表3對疾病傳播途徑的知曉情況

完全正確部分正確完全錯誤

頻數（N）百分比（%）頻數（N）百分比（%）頻數（N）百分比（%）

肺結核0012887.71812.3

肝炎0014095.964.1

水痘2315.811880.853.4

痢疾32.112484.91913.0

艾滋病7853.46846.600

皮蘚8961.05638.310.7

感冒12485.02114.310.7

注：完全錯誤包含“不知道”的回答

（三）關于維護健康的認識

1．對疾病預防方法的認識

在傳染病預防方法上（表4），有53.7%的人選擇提高意識，26.2%的人選擇切斷傳播途徑，有14.1%的人選擇隔離病人，有6.0%的人選擇其他方式。

“我覺得只要知道艾滋病這樣很嚴重的傳染病就可以了，別的我們也沒那么注意，本來就沒什么文化而且也想不到這些事情，國家應該控制傳染病，我們老百姓自己只能注意一點。”(F-G6)

根據表3的顯示，農民工群體對部分常見傳染病的傳播途徑了解并不全面，在本身不清楚傳播途徑的具體內容時切斷傳播途徑并不能完全發揮其預防作用；同時，農民工群體的生活和工作環境決定了該群體有更多的可能性接觸到傳染病，存在著大量傳染病隱患，即使工作單位和政府機構采取一系列的防治措施，農民工作為防范主體的意識在行動的支配上還是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表4傳染病的預防方法認同情況

頻數（N）百分比（%）

提高意識8054.8

切斷傳播途徑3926.8

隔離病人2114.3

其他64.1

總計146100.0

由于調查對象的職業分布的多樣性，本次研究把常見職業病簡單劃分為：石棉肺、化學中毒、物理性中毒（如中暑）、職業性皮膚病和職業性五官疾病。統計發現農民工群體對物理性中毒了解最多，占總體的69.0%，主要是因為其從事的職業多數屬于高強度、高消耗的體力活，脫水、中暑這樣的物理性職業病十分常見。用工制度改革后，企業勞務用工大多來自勞務公司，一些用人單位僅與勞務公司簽訂合同，而不依法和農民工簽訂合同，造成農民工對所從事工作接觸職業危害因素不知情，勞動保護沒有保障。

“我們制鞋廠的工人都是和中介公司簽的臨時合同，從來沒有體檢過，也沒有什么保險，膠水的味道很刺鼻，以前都不發口罩，現在發防毒口罩，但是還能問到味道，有時候會覺得頭疼，不過你能說給誰聽，都沒有人管的。”(M-G9)

“我在吳涇化工廠做了很多年了，發了個防毒口罩，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樣的毒，天熱的時候悶的厲害大家都會把口罩拿下來，倒還沒有什么不舒服。”(F-G10)

我國的職業病危害主要集中在科技水平較低的傳統產業，農民工成為職業病新的高危人群，部分用人單位提供的個人防護用品質量不過關、數量不保證的情況依然普遍存在，問卷和訪談結果都反應農民工缺乏自我保護意識，在工作中嫌麻煩或不方便而疏于佩戴個人防護用品，短時間內的影響較小，而長時間從事有害職業工種的農民工成了職業危害的“犧牲品”。

2．自身健康需求狀況

本研究將農民工獲得自身健康的主要渠道分為健康教育的需求和對健康服務的需求兩方面（表5），有78.1%的農民工認為有必要接受健康教育，18.5%的農民工認為沒有必要，3.4%選擇無所謂。其中希望了解傳染病的預防知識的占18.5%，食品衛生方面的占24.7%，慢性病預防占21.2%，合理膳食方面占19.2%，其他的占16.4%。對于健康知識的獲得渠道，43.2%的人愿意通過電視學習健康知識，電視依然是最有影響力的宣傳工具，30.3%的人選擇發放資料的宣傳方式，3.8%的人希望通過報紙了解健康知識，讀物的投入宣傳會使健康教育事半功倍，選擇講座教育的有22.7%，講座教育的簡單易懂的特點更容易讓文化程度低的農民工接受。

另外，有85.6%的被調查者希望接受健康服務，8.2%的人認為沒有必要，6.2%的人持無所謂的態度。其中有50.5%的人希望提供定期免費的體檢，31.0%的人希望有健康保險，17.1%的人希望得到免費的藥物提供，1.4%需要基本的醫療服務。

“要是有了免費的定期檢查，我也會安心許多，得了病了要健康保險也沒有用啊。”(F-G9)

“健康服務當然需要，最好健康保險和定期的免費體檢，我們現在都沒有什么保險，就給我小孩買了保險，有的保險買來也不一定有用，再說我們沒有單位，只有自己參保，全家人參保費用太高?！?M-G1)

“前年政府組織過一次免費的體檢，但是做的檢查很少，就抽個血什么的，現在我都不參加體檢了，沒用的?！?F-G3)

可以看出，農民工群體維護健康的意愿比較強烈，也有一定的參保意識，但存在著由于自身、社會等原因并沒有享受到必要的健康服務的現象；由于健康保險需要自己繳納一部分或全部費用，而不情愿參保，因此,政府提供的免費的定期檢查被認為花錢少、收益多的健康維持方法，但在體檢的項目上農民工已有更高的要求。

表5健康教育與健康服務需求情況

健康教育健康服務

頻數（N）百分比（%）頻數（N）百分比（%）

有必要11478.112585.6

沒必要2718.5128.2

無所謂53.496.2

總計146100.0146100.0

3．對自覺參與健康維護的觀念

對農民工群體目前健康維護的參與觀念的調查發現，有67.0%的男性和4.2%的女性農民工抽煙，不抽煙中已戒煙的有8.0%。戒煙原因以對自己不利，對家人不利和經濟因素為主。在飲食觀念方面，如表6所示：男性農民工多數偏向于是否能填飽肚子，而女性農民工更偏向與口味方面，女性關注考慮營養方面比例高于男性，可見在食品的選擇上女性較男性而言更為理性。

表6性別與飲食注重情況的互交分析

口味（N）營養（N）能否填報肚子（N）無所謂（N）

男217424

女2032119

總計41395313

在鍛煉參與意愿的調查中發現（表7），男性的鍛煉意識高于女性，由于農民工群體青壯年人員為主，因此總體上來說多數農民工有體育需求，但多數難以滿足。數據顯示,選擇沒有時間和沒有經濟條件的分別占被調查者中不參加體育鍛煉活動的原因的57.0%和34.0%，表示工作就是鍛煉的占19.0%，參與度并不高。由此可見，較強的工作時間可能是影響農民工群體淡化鍛煉意識的原因之一。

“我現在主要是沒有時間顧及自己的身體，一天下來還要算賬，要是有時間的話我還是愿意參加體育鍛煉的，身體太胖也不好?！?M-G1)

“我很想去健身房練瑜伽，但是價錢太貴，我又沒有時間?！?F-G5)

表7性別與鍛煉次數的互交分析

鍛煉次數

天天鍛煉（N）3次以上（N）1次左右（N）從不鍛煉（N）

男991145

女841842

總計17132987

農民工的就醫意愿是連接就醫需要和需求之間的關鍵因素，對于患病時就醫意愿情況的調查，對沒有選擇感到不適時首選到醫療機構就診的74.0%被調查者（表8）進一步分析其選擇的原因，有27.8%的被調查這認為病情不重時沒有必要到醫院就診，60.4%的人認為費用過高，自身經濟條件不允許，4.3%的人對醫院的醫療水平表示質疑，認為去醫院也沒有用，剩下7.5%的人選擇其他原因?？梢姡r民工群體的就醫意愿的首要選擇是收費便宜，給他們帶來的經濟負擔小且醫療資源的治愈性強的就醫方式。

“近幾年沒怎么生病，也沒有去醫院，一般都是自己吃點藥就好了，要是生病可能會去中小型醫院，嚴重的才去大醫院。”(M-C2)

表8就醫意愿

頻數（N）百分比（%）

去大醫院106.8

去中小型醫院2819.2

自己去藥房買藥6343.2

能扛就扛過去3524.0

其他106.8

總計146100.0

（四）影響農民工群體健康意識的因素分析

通過對上海城區的農民工群體健康意識的調查，筆者發現，其健康意識總體呈現出以下特點：首先，農民工群體對健康內涵的理解層面較淺，健康知識的了解面狹隘；其次，有強烈的健康需求，健康參與觀念淡薄；再次，健康責任觀缺失，普遍寄期望于公共健康服務。根據城市農民工健康意識現狀的分析結果，筆者將從農民工群體本身的內在因素和社會環境外在因素幾方面進行解釋。

1．傳統文化觀念

在身份上，農民工既是生活在城市的農民，又是離鄉背井的打工者，從以血緣、地緣關系為主的社會網絡轉變為以業緣關系為主的社會網絡，會造成文化上的空間分離，在知識、態度、信仰、價值觀和認識方面產生了文化沖突。作為農村中的流出者，盡管已經生活在城市之中，形式上雖完成了由農村趨向城市一種空間轉換，，卻仍是以農民的視角來看待問題，未能有效實現視角轉換，容易在文化觀念上已經形成了較為穩固的一套屬于自己的、不同于城市現代化的方式和價值觀念，農民工長期生活在健康文化匱乏的環境中，對健康這種社會意識缺乏了解和感性認識。

2．弱信息能力

農民工作為一種有行為能力的特殊群體，如果說其能力是由思維決策、勞動、社會資本、消費行為多種能力綜合的話，那么信息能力則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能力。農民工的健康信息能力首先表現為其作為獲取信息、加工處理信息和運用信息于健康實踐過程中，并取得相應的健康效應的主觀能動條件。進城農民工在城市人口中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一部分人，一方面缺乏專業職業技能、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素質導致的認識能力相對薄弱，使他們難以接受這種有悖于傳統的健康內涵和健康維護觀念。部分農民工雖具備了進行健康信息活動的主觀條件，但是在范圍、深度、強度上的程度低，使他們在城市中成為缺乏相對正常信息能力的一類人群，在健康相關信息的獲取、運用上處于弱勢地位。

3．社會制度排斥與健康參與的可能性

奈拉卡伯在分析社會排斥的主體、客體和排斥的途徑時指出，制度機制是社會排斥的主要動力，當制度機制系統化地拒絕對某些群體提供資源和認可，使之不能完全參與社會活動時，就導致社會排斥。我國自20世紀五十年代末開始實施戶籍制度，它對當時減少城市壓力、緩解城市化速度和保持社會穩定起到了相當的作用。由于戶籍制度及其影響的持續存在，戶籍制度已成為阻止農村人口總體與城市人口總體分享某些機會和資源的障礙，也把農民工排斥在城市“規則”的制定之外，造成農民工群體在關于健康問題沒有話語權、在健康公共設施上農民工沒有使用權。因此農民工表現出來的低參與率就不難理解了。

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也把農民工排斥在外，農民工參與健康保障主要兩種渠道：第一，個人和單位共同承擔保險費用；第二，個人自己承擔保險費用。但就目前而言，用工單位繳納的養老基金、醫療和失業三項保險費平均是工資總額的28%，個人則需繳納11%，而現有的各保險統籌個單位之間的政策又不統一，難以實現互聯互通，使得保險關系無法順利轉移接續，農民工群體的頻繁流動直接損害農民工享受社會保障的對等權益，而且反過來也影響用人單位的參保積極性，形成惡性循環。另外，工資低、工作條件差、穩定性弱成為農民工經濟貧困的主要原因，為了生存，農民工群體沒有更多的精力關注自己的健康問題。

4．社會關系網絡的排斥與維護健康渠道的堵塞

農民工從農村進入城市社會，必然經過一個社會關系再構建的過程，然而他們生活、工作圈子的封閉性和邊緣性使他們很少有機會與城市居民交往，農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個人關系網絡難以建立。這樣，就在城市社會形成了“市民圈”和“農民工圈”。農民工在分配制度、職業分布、消費娛樂、聚集方式和社會心理等五個方面都與城市居民截然不同，顯示出本地人和外地人在健康系統中形成的兩種分化。農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間存在的網絡隔離，使他們與城市居民并沒有很多的交往，在城市里信任的依然是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初級關系網絡。而造成這種隔離局面的主要原因正是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分割，城市居民對農民存在歧視和偏見，農民工則難以建立對城市居民的信任感。

不僅是城市居民存在排斥農民工的情況，部分社會機構、醫療機構也把不具有市民身份的農民工排除在服務之外。農民工在城市社會中受到排擠會導致他們更依賴初級社會關系網絡，而初級社會關系網絡能提供的網絡資源非常有限，同時越是對初級關系網絡保持密切接觸，越是會拉大農民工和城市社會的距離。個人關系網絡的隔離與社會組織的排斥，農民工即使有強烈的健康需求也會受到阻礙。

5．群體心理的排斥與健康責任觀缺失

現實中，我們通常把社會階層分化成經濟水平、文化程度、社會聲望、政治權利等方面的種種分化，在這種劃分基礎上農民工群體和城市居民都對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和身份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因此，無論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民工，都對“市民”和“農民”存在固化的觀念。在城市社會，農民工向來是作為外來人員被管制，在城市居民眼中，農民工群體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文明、沒文化、沒教養甚至是犯罪的代名詞。城市居民見到農民工避而遠之，農民工群體很容易感到被歧視感和被排斥感。這使得本農民工不僅感到在社會地位和生活處境與城市居民產生了距離，更是在精神層面與城市社會的距離由感知演進到認知，由不自覺發展到自覺，即農民工對自己的身份產生一種不滿的認同。

在這種不滿情緒不斷滋長的情況下，農民工往往會成把一切責任歸成外因素的現象，認為自己比城市居民得到的健康服務少，或本應得到的服務沒有得到，在心理上產生自己健康權益被他人剝奪的感覺，這不僅強烈影響農民工群體對健康服務的評價，還阻礙了他們對健康服務的參與熱情。因此，當其健康需求沒有得到滿足或健康狀態不佳時，便把主要原因歸咎于政府在提供健康公共服務的職能缺失上而少考慮自身因素。

小結

綜上所述,通過本次調查研究發現：農民工的健康意識較低，對健康內涵的認識還處于生理層次，常見疾病傳播途徑的知曉率不高，且存在一定誤區；有強烈的健康需求，但參與健康維護的觀念意識淡薄，健康責任觀缺失，普遍寄希望于政府部門提供的公共健康服務。

造成目前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有兩種：一是農民工本身的內在因素。農民工思維上受到農村社會傳統文化的束縛，并且由于受教育程度低造成該群體對新信息的弱接受能力。二是由于城市在社會制度、社會網絡和群眾心理等各方面的排斥，這些排斥使得農民工群體由于獲得收入能力受到剝削以及機會的喪失，而帶出低收入、疾病、人力資本不足、社會保障系統的軟弱無力、社會歧視等一系列問題，在這種社會大背景下農民工群體缺乏享有健康服務的機會，農民工更易產生被歧視感和羞愧感。

隨著城市化的人流、物流的迅速增長，人們的行為和生活方式等危險因素也不斷增長，給各種疾病的傳播創造了新途徑。農民工的健康意識直接支配著其健康生活方式和行為，淡薄的健康意識是造成農民工面臨著各種疾病的威脅的主要原因之一，頻繁流動的農民工的健康問題不僅牽涉到城市居民，更與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息息相關，他們的健康問題值得我們繼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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