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民族因素對蘇聯調停三區革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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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1945發生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山的三區革命是在蘇聯的全面扶持下發生與發展的。當時蘇聯之所以全面扶持三區革命是為了徹底推翻盛世才控制的新疆省政權，代之以由新疆原住居民代表組成的民族自治政府。但當1945年9月上旬，三區連成一片，南疆燃起革命烈火，國民黨的烏蘇、精河守軍被殲，烏魯木齊唾手可得的時候，蘇聯卻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轉而約束民族軍停止進攻，應國民政府所請，全力主導三區與新疆當局講和，促成了這次震動中外的“伊寧事件”得到了和平解決。

蘇聯為什么對三區革命的態度發生180度的大轉彎呢？一般研究者只從國際大環境著手，認為中蘇于1945年8月14日簽訂了友好同盟條約，蘇聯做出了從三區革命中脫手的保證1，不得不放棄推翻新疆現政權的方針，說服三區講和。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將分析僅僅停留在這一步卻是遠遠不夠的。本文在肯定中蘇條約重大影響的前提下，著重論述影響蘇聯做出這一重大轉折的另一決定性的因素——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對蘇聯的威脅，和由這一威脅決定的蘇聯務實政策所起的決定作用。

就意識形態而言，推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是聯共（布）與蘇共的最高職責，因為在任何角落、特別是在世界范圍內發生社會主義革命或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殖民主義的革命都會削弱世界資本主義的力量，增強世界無產階級的力量，而首先是增強蘇聯的力量。因此，除了戈爾巴喬夫之外的所有蘇聯領導人，從戰略思想上講，都沒有放棄推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盡管他們在推進這一戰略時，所實行的策略有很大差異。但是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動革命，與不干涉主權國家內政、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等通行的國際法準則是不相容的，勢必影響蘇聯與有關國家的關系；而且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在大多數情況下，推進世界革命會直接損害蘇聯現實的國家利益，這時蘇聯又將維護國家利益原則放在第一位——執行務實政策。也就是說，蘇聯領導人在不放棄世界革命戰略的前提下，實行維護現實國家利益的務實政策，不斷平衡世界革命戰略與務實政策之間的矛盾：有條件的時候，就發動或支持革命；條件不允許時，就取消革命或將革命限制在蘇聯國家利益所允許的范圍。可以說，蘇聯的整個對外政策就是在不斷平衡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中進行的。蘇聯對三區革命的這次策略轉變就是其世界革命戰略與務實政策相平衡的產物。

在三區革命發動階段的1944年初，蘇聯駐新疆的各個領事館受命發回關于新疆原住居民民族解放運動前景的資料。蘇聯駐喀什總領事報告說：“在目前條件下，如果沒有穆斯林教會參加，就不可能開展民族解放斗爭。穆斯林教會無疑將在斗爭的所有階段起著主導作用?！?正是基于這一認識，在革命的初期，蘇聯在支持新疆革命者的同時，也放手讓伊斯蘭教會活動，利用它發動信仰伊斯蘭教的新疆各族人民起來與國民黨反動統治作斗爭。這樣，新疆封建與宗教上層人士就乘機鉆進革命的領導層。最初領導伊寧起義的“解放組織”共有12名領導成員，其中只有阿巴索夫和卡斯木江是真正的革命者，其余大都是封建與宗教上層人士。31944年11月12日在伊寧成立的“東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就是一個伊斯蘭傳經師，又是一個泛突厥主義者。他是烏茲別克人，在蘇聯農業集體化年代從烏茲別克逃到新疆。在布道時他大肆鼓吹新疆實行徹底“獨立”的泛突厥主義思想，被盛世才逮捕，從1937-1942年一直被關在伊寧的監獄。三區革命起來之后，他抓去了革命的領導權，使他不僅是泛伊斯蘭主義者和泛突厥主義者的精神領袖，而且還是整個三區革命臨時政府軍政事務的最高主宰者。在他的活動和影響下，伊斯蘭宗教界和封建上層很快的結合到一起，占據要津。當時參加臨時政府的有三種成分：“其一是具有革命意識和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人，主要以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為代表；其二是持資產階級觀點的，主要以艾尼瓦爾木沙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