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窺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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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館的社會責任和權利

圖書館作為社會公共文化保障體系，必須履行社會責任。自2010年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將“圖書館社會責任”作為分會場的主題以來，關于該主題的討論就備受關注。由于“社會責任”這一概念本身定義并無明確界定，因此近兩年關于此主題的研究始終處于定義多元、界限混亂的局面，對國外圖書館履行社會責任的認識也僅僅停留在感性認識階段?！拔覈鴪D書館界將圖書館社會責任的含義界定為:作為社會組成部分的圖書館在社會中需要承擔的有助于解決關乎人類未來可持續發展的一系列非圖書館問題，如經濟、種族、就業、環境、戰爭與和平、宗教等社會問題的責任。圖書館承擔社會責任除了是一種自愿行為外，更是一種自覺行為;現代圖書館服務特點使圖書館必將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薄皥D書館并非單純借閱圖書或獲取知識信息的地方，更是滿足人們學習、娛樂、休閑、交流等多種需求的公共空間?！卑拙Y從圖書館本質的角度解讀了圖書館社會責任:圖書館社會責任與圖書館基本責任都是為了實現圖書館社會價值(利益)最大化，圖書館社會責任也是全面實現圖書館基本責任的保障。針對當前理論界對圖書館社會責任的認識分歧嚴重的事實，蔣永福分析了責任與義務、責任與權利、等諸多概念之間的區別，界定圖書館社會責任可歸納為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純義務性責任三方面;圖書館社會責任屬于有限責任，應遵循“職責優先原則”和“量力而行原則”。洪偉達根據德魯克提出的“組織”概念和目標管理理論，提出圖書館的社會責任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包含分內責任與分外責任、積極責任和消極責任。圖書館應該在履行自身基本職能的基礎上，有條件、有選擇地承擔社會責任。宋顯彪從理論研究、對策研究、案例研究等方面入手，提出圖書館社會責任研究應關注中外社會責任比較研究、社會責任與核心業務的整合以及圖書館社會責任的含義、底線、內容、激勵機制等方面。于良芝等通過系統梳理和介紹美國圖書館界對社會責任問題的爭論，探討了社會責任之爭的緣起和演進過程，總結圖書館社會責任之爭為圖書館職業所積累的職業遺產，從而來促進國內的相關研究。與圖書館社會責任相對應，作為西方圖書館學的核心命題和重要基石之一，圖書館權利直到21世紀以后才在我國受到重視，并成為新世紀以來我國現代圖書館基本理念重建的重要主題領域。21世紀第二個十年伊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更是走上了一條呼喚權利時代的道路，在推動我國圖書館理念變革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關于圖書館權利的定義，早在2005年中國圖書館新年峰會中就作了一個簡單的解釋，即:公民通過圖書館這一社會制度，平等地獲取知識信息的權利，其實質是公民平等、自由利用圖書館的權利、免費獲取圖書館資料和服務的權利等。從這一觀點出發，近兩年專家學者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研究，形成了各種不同的聲音。屈文認為“圖書館權利”是一個綜合性概念，它是規定或隱含在與圖書館有關的各種法律、規定和規范中的，并實現于其中的種種方式和手段。通過對中、日、美三國圖書館權利的文本分析，他進一步提出對于圖書館權利的系列研究和圖書館權利的理論體系的創建。針對圖書館權利沖突日益泛化并為學界所關注，曾瑛從微觀視角出發，指出圖書館權利沖突的實質其實是利益和價值沖突，應采用利益衡量的原則來解決圖書館權利沖突。丘柏林、王本欣、陳立剛、尹培麗等則分別從著作權、信息公開制度、知識產權權利限制、美國的圖書館權利分析等角度展開對圖書館權利的研究。從杭州“乞丐入館案”引起了公眾廣泛關注之事，郭曉敏、馮繼強等指出目前作為圖書館權利主體的公民卻對圖書館權利知之甚少，在“普遍均等”服務理念下，圖書館要保障弱勢群體的圖書館權利，推動權利意識的普及，從而推動圖書館事業的發展?！笆濉逼陂g，圖書館如何承擔社會責任、如何行使權利是一個大課題。沿襲世紀之初發起的新圖書館運動，在正義與公平的社會文化認同機制中，圖書館社會責任逐獲認同，圖書館權利思想獲得傳播。整體來看，近兩年圖書館社會責任和權利的研究開始從實體圖書館擴大到了抽象意義的圖書館及圖書館事業層面的問題，它將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史上畫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圖書館學人文和技術

“十一五”期間學界對于信息技術的研究與應用成效卓著，而人文與人文精神的討論則貫穿了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特別是與其一脈相承的“圖書館精神”的研究，更是深入扎根于中國圖書館學、理論研究之中。盡管“人文”與“技術”之爭似乎仍然是近兩年圖書館學發展進程中繞不開的話題，但學者在理性爭鳴的同時，更多的是將兩者“從對立走向統一”?！皥D書館研究的最大弊端是沒有很好地實現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人文價值和科學價值的統一，結果僅僅在工具理性和科學價值內部轉圈子”?！皥D書館應用信息技術的歷史早已表明，信息技術從來就不是與圖書館人文理念相沖突的東西，相反，信息技術一直在幫助圖書館實現其人文理想，采用新技術的服務比手工服務更加體現人文關懷?！眱α鹘苷J為圖書館學面臨的當代境遇的根本原因不是科學理性精神的缺乏，而是圖書館學術傳統中技術理性畸形的單向度發展，對技術理性的合理性、合法性進行了理性的批判。傅榮賢在文化觀視野上，從技術維度角度指出，所有的工具技術都體現了人的目標、意義和價值。圖書館要促進人與文化的雙重建構，圖書館學則要揭示雙重建構原理和可能路徑。“技術本身就包含人文特性。從技術的產生看，它是人文追求的目標之一;從技術的影響看，技術產生后會改變人類的生存環境;技術與人文不是兩種事物，而是一個。”陳瑩指出雖然“技術”與“人文”之爭是現代社會背景性的問題，但二者不足以構成絕對的對立關系。技術是圖書館實現現代轉型的重要工具，人們對其有更多的關注、重視和投入，這種不均衡的發展才是導致二者之爭的根本原因。王雯琦提出構建人文技術，技術發展有利于圖書館人實現人文理想。人文與技術的整合，是社會信息環境下滿足人及人類發展需要的必然選擇。圖書館作為人類社會知識寶庫，具有源遠流長的人文傳統;而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技術變革研究開始影響理論圖書館學研究，一度使技術由手段變成了目的，甚至使作為目的的人文相形黯然，并逐步使人文技術之爭升級。從近兩年的研究成果分析，學界已經認識技術與人文之爭實際上是一個偽命題:人文追求給了人類前進的永恒動力，而新技術對圖書館學研究產生的持續影響也有目共睹。當然，要實現人文與技術的完美融合，還需要幾代學人的共同努力。

三、圖書館學體系

學科體系的研究，既是圖書館學系統內在聯系的綜合反映，也是圖書館學研究的終極走向。傳統的圖書館學體系結構劃分主要有二(理論圖書館學和應用圖書館學)、三(理論圖書館學、專門圖書館學和應用圖書館學)、四(普通圖書館學、專門圖書館學比較圖書館學和應用圖書館學)分的局面。長期以來，這種劃分由于基本概念混亂、缺乏邏輯性等固有弊端而面臨質疑。隨著21世紀網絡環境的日益改善，圖書館學體系朝著深度分化、邊緣綜合、層次拓展、日趨完善和趨向統一的方向發展，現實中理論框架體系落后于實踐發展的問題日益明顯。圖書館學和傳統圖書館學是否已然斷裂?傳統的學科體系面臨著重構與繼承的兩難選擇。孫玲玲、楊文祥分三個階段對1979－2010年間中國圖書館學理論體系研究進行了歸納和述評，在對每一個階段代表性觀點進行簡要論述的基礎上，重點對其中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總體評析。文章觀點清晰，是近期圖書館學理論體系研究的重要成果。張愛桃認為隨著人文圖書館學、制度圖書館學和技術圖書館學的逐漸成熟，圖書館學層次性日漸明顯，學界要注意營造多元化的學術氛圍，但必須尊重理論與應用的各自特征。王宏鑫提出基于學科論的圖書館學學科體系包括著作體系和教材體系，兩者都是沿著研究者認識邏輯展開而形成的有著嚴密邏輯范疇的理論體系，但是教材體系是建立在著作體系之上的。陳大輝則提出以阮岡納贊的圖書館學五定律構筑公理化圖書館學體系:以“文獻信息是為了用的”為公理，得到推論一“人人享有利用文獻信息的平等權利”和推論二“在文獻信息的采集、組織、保存、傳播與利用活動中追求低成本和高效率”。并以此為框架，總結圖書館學的三個特征。張梅等提出構建“圖書館應用知識學”;熊偉提出了要建立一個“面向與通往智慧的普通圖書館學體系”，從而把圖書館學真正推向成熟階段。構建現念的圖書館學體系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圖書館作為民主政治中保障公民文化信息權利的重要機構，其學科體系的內容和范疇還有許多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探討;而由于學科研究對象的不確定性，加之信息技術對圖書館學的沖擊，圖書館學的學科整體建設將仍有很長一段路程需要邁過。

四、圖書館學方法論

對圖書館學理論研究途徑的再探索是規范圖書館學研究和完善學科理論的重要保障。與當前圖書館學研究內容不斷擴展相呼應，近兩年圖書館學方法論的研究理論視野開闊，在延續以往研究方法的同時也繁衍了新型的研究理論，且研究方法不斷豐富，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對圖書館學方法論的認識，以劉偉的兩篇評述尤為突出。作者通過對21世紀圖書館學研究方法體系發展軌跡的梳理，指出現有的層次論、過程論、三維論等圖書館學研究方法體系已不適應圖書館學理論發展的需要，并提出圖書館學的研究方法體系應分為思維方法、實證法、現代科學方法、專門研究法體系。梁燦興提出哲學能給具體學科提供的主要是跟價值觀有關的認識框架，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習慣將哲學歸入方法論中，于理不通。邱景華從哲學層面，指出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位一體，知識論從屬認識論，在圖書情報學理論研究進程中，知識論比方法論更重要，方法論向知識論轉移。傅正以“層次說”作為評論的起點，指出近十年我國圖書館學方法論的研究局限;認為“圖書館學方法論”的提法欠妥，應統稱“圖書館學研究法”，可分為“圖書館理論研究法”與“圖書館工作方法”。劉思楊對近五年圖書館學研究方法進行分析，指出“重視定量分析，忽視定性分析”、“不善于借鑒其他學科方法”等現有研究方法的不足。對于圖書館研究方法的選擇。哲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和圖書館學專屬方法是目前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三個層次。經過新世紀十年的長足發展，圖書館學方法論研究進入了理性的反思階段，從經驗描述到批判、詮釋與實證，盡管仍眾說紛紜，但隨著實證圖書館學成為學界的一種自覺意識，實證研究方法的使用及規范也成為近兩年的研究熱點。徐建華等認為，規范化實證研究是圖書館學科走出困境、整體提升與發展的一條重要路徑;強調目前圖書館學領域中實證研究缺乏，大規模推行規范化實證研究的時機業已成熟。葉飛提出實證主義的認識論，研究者可以站在研究對象外以客觀中立的價值標準來觀察與描述研究對象。魏輔軼認為實證研究的缺失并不是實證研究本身出了問題，根源不在實證的數量或方法，理論與實證是科學研究中互相聯系的兩個階段，只是在科學研究中研究的起點不同而已。付雅慧則針對實證研究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分析了過度推崇實證研究將導致的弊端;認為圖書館學研究應從方法一元論走向方法多元論，從方法專制走向方法民主。鄭學軍認為實證方法只是探索了利用社會科學方法解決圖書館學研究科學化的問題，決不是圖書館學研究的唯一出路。圖書館學研究的科學化應從實用主義的科學方法上尋找路徑。圖書館學方法論既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熱點，也是難點，長期以來，思辨研究和規范性范式研究在我國圖書館學研究中都占據重要位置。如前所述，近兩年實證研究的論文數量保持了穩定增長，但總體上還是比較薄弱?？茖W的圖書館學方法論是指導圖書館實踐的重要保障。作為一門專業性較強的學科，圖書館學方法論應該在方法多元和方法民主的思想指導下，不斷學習、借鑒和吸收信息科學、實證哲學和計算機科學等相關學科先進的研究方法，才能為圖書館學研究構筑開放和科學的方法論。

五、圖書館職業的研究

圖書館職業研究肇始于2003年于良芝《圖書館導論》一書的出版。該書首次將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內容構建與圖書館職業理念聯系在一起。作為新世紀新形勢下圖書館學理論體系創新的重要內容和亮點，圖書館職業的研究一直是近兩年學者比較關注的問題，特別是針對前些年“圖書館學研究是面向職業還是面向學科”，知名學者從不同層面進行解析，成為近期一個矚目的亮點。圖書館職業的倡導者于良之認為，圖書情報學的使命是支撐圖書館職業解決人類信息的有效查詢和有效獲取，圍繞二者而發展形成的理論、技術及其哲學基礎就構成了圖書館學情報學的知識體系。也有學者認為，面向職業與面向學科之爭，從根本上分析，其實就是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的研究之爭。“圖書館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理論聯系實踐本身并沒有錯，但基礎理論研究要和實踐工作適當‘分離’，圖書館學基礎理論一定要有‘形而上’的追求，追求‘大道之行也’的境界?！庇醾髡赋鰧嵶C主義的認識論是圖書館職業活動的傳統基石，圖書館職業的后現代認識論為圖書館職業實踐提供了更多的解讀視角，包括對圖書館職業的批判和反思，這些是圖書館職業進步不可缺少的動力。研究職業倫理、職業道德、職業精神的文獻眾多，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楊萍認為圖書館職業道德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社會道德，它既具有社會性，又具有專業性和時代性。沈光亮反思了我國圖書館職業倫理建設，指出我國圖書館界對職業倫理的功能定位不準，職業倫理建設主體不明，造成圖書館員職業責任不清，缺少堅定的職業信仰，加上倫理建設制度安排的嚴重不足數使圖書館職業倫理建設效果不佳，影響圖書館行業形象，阻礙了圖書館事業發展。在圖書館職業教育方面:劉茲恒認為圖書館學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是當今環境下圖書館員職業競爭力的核心，目前圖書館學教育要以增強學術的職業競爭力為導向，用長遠和戰略的眼光看待畢業生的職業競爭力。賀德方認為目前我國圖情專業研究生職業教育正在由知識本位的職業能力觀向崗位本位進行遷移，圖書情報人員已經開始成為一種兼有服務性和專業性的社會職業人。因此，圖書情報專業研究生的職業核心能力構建應在實戰中完成。沿襲21世紀第一個十年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強勁勢頭，加之國家文化和社會發展為圖書館事業和學術研究提供了更多機遇，近兩年學者對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投入了較多的熱情。一方面，無論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選擇上，抑或是其他問題，理性切磋爭鳴的態度與以往有了顯著不同;另一方面，各種“說”、“論”、“觀”層出不窮的表面繁榮背后卻難以發現能統領學科基礎理論研究的集大成者。建立中國特色的圖書館學理論體系是時代賦予21世紀中國圖書館人的使命之一，筆者認為，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研究要根據中國社會發展來尋求創新的動力，在不斷吸收相關學科的新思想、新發現和新思維的基礎上，來推動完善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的建設，并實現中國圖書館學研究與世界的接軌。

作者：黃筱玲單位：湖南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