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文文學化現象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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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文章歷史悠久，追溯其源，上古已有之。《周易·系辭下》記載：“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這里的“書契”是指文字，“夬”是指決斷、解決問題，即“應用”的意思，這是自有文字以后就有應用文的有力證據。可見，應用文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但是，由于文學的自覺始于魏晉，古代應用文與文學作品在中國相當長的時期內并無嚴格界限，文學的獨立也并未使應用文或今天看來屬于非文學的文字完全失去文采，相反文學因素在應用文中的存在是一種普遍現象。現代應用文特別是公務文書，不能代表個人意志，不能滲入個人感情，不能體現寫作者的個人想法。而古代應用文在敘事、說理、議論中，可以體現個人的意志、滲入個人的情感甚至可以用文學手段塑造人物形象。上行文中，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堪稱個體形象塑造的典范。魏征希望太宗時時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儉”，不忘“竭誠以待天下”，防止“縱情以傲物”，警惕“載舟覆舟”。這

種真摯的情感，發自肺腑的忠告，不僅體現了這位老臣時時刻刻憂國憂民的情懷，而且塑造了一個剛直智慧、善于辭令、深謀遠慮的忠臣形象。這個形象蘊含著豐富的社會意義，他是歷代公務活動中杰出人物的代表。東漢虞詡的《薦左雄疏》，在群體形象的塑造上則讓人印象深刻：“臣見方今公聊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自璧不可為，容容多后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為警戒，實有王臣謇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比?0余字，把左雄直言進諫、盡節盡忠的氣節與官僚們那種為官拱默、一味隨聲附和的作風相對比，在突出左雄剛正不阿、一心為公的品格和氣節的同時，也把“官僚們唯唯諾諾、結黨營私、腐敗無能的嘴臉刻畫得入木三分。單一個“拱默”（拱著手、默不作聲的樣子）就把那些唯唯諾諾、遇事不敢表明態度的官僚形象描繪得惟妙惟肖。情感因素是現代應用文寫作的禁區。古代應用文則多采用散文的寫法，更注重情感的投入。劉勰說“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保岢盀榍槎煳摹?，反對“為文而造情”。在這種理論指導下，情感因素在古代應用文中占有重要比例。

由于古代社會等級森嚴，給帝王寫上行文是有一定危險的，寫作者要想讓帝王采納自己的合理化建議，就得使出渾身解數，千方百計用“情”來感染對方。這方面，李密的《陳情表》可以說是一篇以“情”編織的經典之作。一面是晉武帝屢下就職、逼迫甚急的詔書，一面是與自己相依為命、年紀已高且孤苦無依的祖母，為了既能盡孝又避免猜忌而招殺身之禍，作者從“情”出發，拿中國自古以來奉行“幼有所依”、“老有所終”、“鰥寡孤獨者皆有所養”的倫理道德和面對君主推舉重用以生命也難以報答的恩典作對比，寫自己早年喪失父母仰靠祖母憐惜、撫養才有今日，而今祖母年邁“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吊”，且已“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句句含情，聲聲是淚。難怪武帝讀后由衷感嘆“士之有名，不虛然哉!”這里，作者正是以委婉、真摯的感情，打動說服了深明大義的晉武帝，最終如愿以償。以情感人的下行文的代表作很多。如李世民的《答群臣封禪表敕》中寫道：“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

這里似君臣議事，完全用商量的語氣，表達了一種真摯的感情。又如劉邦的《入關告諭》：“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這里用了第一人稱“吾”，對秦民則稱“父老”，態度何等真誠，語氣何等關切，毫無一般政府文告的威嚴與霸氣，體現了劉邦淳樸、寬厚的性格?，F代應用文行文語言平實、質樸，以敘述、說明為主，不尚修辭。而古代應用文可以調動一切藝術手段，靈活運用各種修辭手法和語言表達方式，以達到生動、活潑、膾炙人口的藝術效果。在語言表達上，除敘述、說明外，還可以議論、抒情；在內容的表現上力求形象鮮明、生動；在修辭上則大量運用比喻、夸張、對偶、對比、擬人、排比、用典等修辭手法，使行文搖曳多姿、蕩氣回腸。這正是古代應用文流傳千古之魅力所在。司馬相如的移文《難蜀父老》，駁斥蜀地父老反對通西南夷，引禹治水之例，寫禹治水的辛勞，“膚不生毛”，稱賢君創業，“馳騖乎兼容”，寫百姓仰慕漢風，“舉重思慕，若枯旱之望雨”；駱賓王的《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是為徐敬業討伐武則天而寫的一篇檄文。文中寫道：“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喑嗚則由山崩頹，叱吒則風云變色”。

文中大量運用鋪陳、比喻、對比、對偶、排比、比擬、夸張等修辭手法，酌古御今，文質相勝、辭采飛揚?？傊糯鷳梦膶懽髦杏行蜗?、有情感，修辭手法靈活、語言表達方式多樣，這就使古代應用文具有了一定的文學審美價值，從而呈現出文學化的傾向。古代應用文每個方面的特征，都與中國文化傳統密切相關，要探究其文學化的原因，必須深入它所處的特定歷史時空，從社會、文化、心理等互動關系中尋找答案。社會因素方面，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古代應用文與文學作品同源。文學起源于勞動，應用文更是直接為當時的勞動生活服務，二者相伴而生。在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分工尚不明確的情況下，反映這種生產關系的作品一旦問世，就很難說清它是屬于滿足人們實際生活需要的應用文，還是屬于滿足人們某種審美需求的文學作品。我國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商代和周初的銅器銘文，《周易》中的卦、爻辭，既是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應用文，也是我國文學史上記事文學的開端；《尚書》中的文告，既是應用文，又是我國文學史上散文的萌芽。二是文學文體和非文學文體的界限模糊不清。從現代文體分類標準看，應用文體與文學類體裁因各自表達對象的思想內容、功用特點及表達方式的不同而涇渭分明。而秦漢之前的作品，最大的特點則是文史哲一體、詩樂舞結合。由于古代應用文與文學作品同源，古人對文體類別的劃分是模糊的，在寫作實踐上則表現為古代文章藝術性和實用性的交融、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