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重慶文學形象意義與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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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的層次性和歷史積淀性決定了一個城市的文化不會是單一的形態，多元的城市文化以及作家世界觀、生活閱歷、性格氣質等方面的差異，決定了作家在建構城市文學形象時的多元性和多面性?？箲饡r期，作家以各自不同的話語書寫重慶，無論是茅盾筆下作為延安“她者”的重慶，還是巴金筆下華美而悲涼的重慶；無論是老舍筆下永遠不及北京的問題重慶，還是張恨水筆下充滿各色欲望而又處處閃著文化之光的重慶；無論是端木蕻良與徐舒筆下浪漫得讓人陶醉的重慶，還是給了年輕作家們希望和失望雙重感受的謎一樣的重慶，雖然每個作家筆下的重慶各有限度，但是略加整合即是一個相當完整的文學城市形象。不過，重慶的文學形象并沒有像北京、上海那樣被作家們神話，它更多的是一種文學中的現實。作家用文學對城市的話語化不斷賦予實體的城市以豐富的象征意義和文化內涵，這影響了我們對城市真實面貌的多重期待。用文學表現重慶，不僅對于城市文學，而且對于國統區文學，甚至對于整個中國現代文學本身，都有一些重要的意義。

其一，重慶文學形象的書寫，體現了作家對國統區生活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許多作家通過重慶社會各階層生活的表現，為讀者展示了一幅又一幅邪惡的圖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作家更多關注的是重慶的負面意義，更多關注的是重慶“丑”的一面。重慶的反面形象和價值通過他們不斷的文學講述固定下來，成為罪惡之城或畸形的魔都。毋庸置疑，生活的本身存在著丑。不過，現實的丑一旦進入藝術之中，就會作為一種審美對象進入審美領域，“審丑”實際上就意味著審美?！斑M一步說，生活丑不可能激起人們的美感，但當生活丑一旦進入藝術領域，成為反面藝術典型就取得了一種獨特的審美價值。首先，藝術家通過觀察、研究、分析，深刻地認識到生活丑的本質及其背后所隱藏的社會意義，將它真實地反映出來，體現了合規律的真，同時，當生活丑成為一種滲透藝術家的否定性評價的藝術形象，便從反面肯定了美，體現合目的性的善；再者，生活丑獲得了和諧優美的藝術表現形式，就構成了具有審美價值的藝術形象。這是一種以其藝術的存在否定自身現實存在的美”。身處在重慶國統區的作家們，在戰火紛飛、時局混亂，死亡無限逼近的背景下，不可能不強烈關注國家的動態和人們的生存狀態，過去相對安定和平時期里的那些熟視無睹、尚可容忍的丑陋現象和社會弊端，一時間突然會顯得十分刺眼，難以容忍。正是這種整個民族危在旦夕以及每個人生存不確定的特殊境遇，激起了作家們對丑陋現象的審美意識，從而，生存環境中不合理的方方面面都沒能逃過他們跳躍的筆尖。我們知道，抗戰中后期以重慶為中心的國統區文壇，轉換了抗戰初期那種樂觀亢奮的單一聲調，而逐漸地醞釀和衍生出一股暴露與諷刺文學的潮流。眾多作家不約而同地以各種文學體裁，創作不少或淋漓盡致或幽婉隱約的諷喻作品，形成了中國現文學史上不多見的群文學現象。而上述的這一部分塑造重慶反面形象的小說即是很好的證明，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國統區文學的內涵。

其二，如同我們所極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上?！薄ⅰ跋愀邸币粯?，“重慶”也是城市歷史與文學想象的混合物。作家塑造的重慶形象不僅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形象的畫廊，而且書寫重慶的世界擴展了國統區文學甚至是中國現代文學的表現范圍。由于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和較為開放的政策，所以陪都的文學環境是比較寬松的，作家的審美視野相對開闊，審美創造也比較自由。例如，抗戰時期的大移民為重慶的文化和文學注入了多樣的文化成分，有的作家將這些融入小說的敘事之中，寫本地人與“下江人”，寫鄉下人與城里人，寫傳統人與現代人之間的心理對抗和文化對立，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表現對象。又如，重慶自古就是一個商業城市，整個城市的商業意識十分濃厚，上至經理官員，下至腳夫走卒都被巨大的經商熱籠罩著，而且在繁榮的城市邊緣，還存在著荒蕪、野蠻、激情、強悍的礦區和鄉場。作家們一并將它們納入小說的描寫之中，拓展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審美領域。不僅如此，有的作家從自己的文學經驗與文本目的出發，將重慶的自然景觀、傳統建筑、消費空間引入文本，營造了一個意象紛紜的重慶世界，為中國源遠流長的意象敘事藝術增添了新的內容，擴大了在中國文化與文學現展過程中的影響。這些非完全意識形態性的文學表現，從整體上來看反映了國統區小說走向文化綜合的趨勢。盡管國統區的文學政治意味濃烈，但是并沒有遮掩作家對文化問題的思考。隨著戰爭往縱深方向發展，國統區的作家把抗戰初期高昂的民族激情深化到了理性的層次，他們或是表現中國傳統劣質文化的官本位思想、面子問題，或是表現家族文化、倫理文化，或是表現民族心理、風土人情，這些都是作家們以重慶的歷史與現實為基礎，以精神探尋和文化反省為切入點進行的小說敘事。如果說解放區小說表現為權力意志與民間性審美要求的協調性努力，文學的價值確認明顯還在政治方面，那么國統區的小說在政治書寫之余，更多的是向文化性價值的轉移與追求。

毫無疑問，對于重慶的書寫，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涌現出了許多優秀的作品，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增添了別具異彩的一章。但是，當我們將其置入中國現代文學的格局中進行比較時，就會發現它還遠未達到其應該達到的輝煌。而且，盡管這些小說對重慶的塑造是多樣性的，但是從更為宏觀的角度來看，還是充滿局限和缺憾。最基本的局限和缺憾是，在這些表現重慶的作品里，許多作家的作品，都不能徹底擺脫對重慶的偏見。重慶儼然是一個罪人，承載著來自四面八方具有傾向性的道德評判和價值評斷。不僅茅盾筆下的重慶是這樣，而且一些年輕的作家們也是這樣。作為從屬于黨派作家的茅盾，他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性，他在塑造重慶時會更突出黑暗的一面，這是自不待言的。但那些青年作家呢，他們對時代對生活充滿著奔放熱烈的激情，可是卻不用足夠的熱力凝望重慶，總是選擇將目光瞄向黑沉的社會問題，一味暴露黑暗。當然，這是知識分子起碼應該具有的批判精神，但是在黑暗的背后難道就沒有一絲令人欣慰的陽光嗎?像另一些作家在散文中寫的，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下，重慶百孔千瘡，但卻奇跡般屹立不倒，“這是一座繁盛的城，雖然是廢墟，燒焦了的土地，還是可愛的。店鋪的東西很貴，因為明天也許被炸。每次轟炸后北碚更光輝地存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