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文學視野下亞·瑪麗尼娜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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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末，急劇的社會轉型以及文化全球化的沖擊改變了俄羅斯文學的生存土壤，在大眾文化與后現代主義的共謀之下，曾處于社會精神生活中心的文學被迫降格為“大眾交際的渠道之一”[1](P5)，開始了其邊緣化和商業化的進程。俄羅斯文學在經歷了劇烈的震蕩之后呈現出一幅迥異于前的生態圖景，其中最為顯著的表現就是大眾文學的勃興。時代文學的變遷必然反映在具體作家的創作之中。在世紀之交俄羅斯文學浩瀚的星空中，亞歷山德拉•瑪麗妮娜(АлександраМаринина)無疑是最為耀眼的明星之一。由于歷史的巧合，她的文學創作恰好始于本土大眾文學勃興之際，這種共生共榮的關系使我們有理由將這位備受爭議的作家的創作視為當代俄羅斯文學嬗變的一個縮影。本文即嘗試通過文化與文學的雙重視角來探討瑪麗妮娜偵探小說創作的文化史和文學史意義。

一、作為大眾文化現象的瑪麗尼娜的創作：文化的視角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俄羅斯進入了一個以價值重估、思想再構為主要標志的文化轉型期。文化在整體上的不確定性以及人們對文化理想的多方探求使得這個轉型期變成了舊形式復活和新形式誕生的時期，各種異質的、甚至是矛盾的文化形式共存并處，呈現出一派文化狂歡的景象。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大眾文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話語權，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文學的進程?，旣惸崮鹊膭撟魇俏膶W大眾化的典型表現之一。加拿大學者芭拉班指出，“就像（20世紀）70-80年代的大眾文化史上不可缺少維索茨基、普加喬娃①、拉伊金②和《春天里的十七個瞬間》一樣，90年代的大眾文化史不能沒有瑪麗尼娜?！盵2](P83)作為文學在大眾文化語境中的一種演變形態，“瑪麗妮娜現象”表現出了明顯的時代文化特征。首先，瑪麗尼娜的創作是俄羅斯文化從意識形態文化向消費性文化質變的形象闡釋。前蘇聯解體之后，隨著以思想政治為核心的主流文化的失范，后現代主義思潮和大眾文化勃然興起，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意識結構和閱讀習慣。統治了人們近二百年的文學觀念隨之土崩瓦解，文學創作從“靈魂工程”降格為“商品生產”，作品異化為商品，審美退化為消費。文學價值的決定性因子也從審美內涵、思想深度變成了商業運作?，旣惸崮让翡J地感受到了文學的這一變化，她主動尋求適合讀者市場的小說模式，始終將滿足讀者需求作為自己小說創作的動力，最終形成了以緊張有趣的情節、平實易懂的語言、生動逼真的形象以及極為生活化的場景為特征的創作風格。此外，她還與著名的埃克斯摩出版公司合作，通過多方位的商業營銷手段將其作品推向市場。1995年，她的幾部小說出現在埃克斯摩的《黑貓》偵探小說摘要：大眾文學的勃興是20世紀末俄羅斯文學進程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這既是一種文化現象，也是一種文學現象?，旣惸菽鹊膭撟髯顬轷r明地體現了文學在大眾文化語境中的變遷。她的創作既呈現出消費化、媒體化、通俗化的大眾文化屬性，又是對多種文學元素的并置綜合，更是對文學與現實審美關系的重構。關鍵詞：瑪麗妮娜；大眾文化；大眾文學中圖分類號：I106.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4288(2012)01-0036-04收稿日期：2011-08-17作者簡介：武玉明（1974-），男，山東沂水人，濰坊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現當代俄羅斯文學。①阿拉•普加喬娃（1949-），俄羅斯著名通俗歌手，她演唱的歌曲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流行。普加喬娃在前蘇聯解體后曾一度成為俄羅斯流行歌壇的領軍人物。②阿爾卡季•拉伊金（1911-1987），前蘇聯著名戲劇演員、導演、劇作家及幽默家，其小品劇和戲劇作品幽默睿智，以諷刺見長，深受前蘇聯觀眾的喜愛。

2012年2月Feb.2012系列中，幾乎是馬上就得到了市場的認可。這個事實反過來又成為瑪麗尼娜創作的助推力，自此她一發而不可收，相繼創作了幾十部偵探小說。在其創作的高峰期，甚至每兩三個月就有一本新書面世，且部部暢銷，為出版社和作家本人帶來了豐厚物質回報。據《俄羅斯福布斯》雜志提供的數據，僅在2004年瑪麗尼娜的收入就達到百萬美元，成為名符其實的“俄羅斯文學新貴”。作為一種消費性文化，大眾文化在向人們提供越來越多的文本的同時，悖論性地提供了越來越少的意義。這肇因于不斷的自我摹襲而導致的文化“內爆”。為了維系作品的消費價值，瑪麗妮娜在其小說創作中將“內爆”奉為一種常態的生產機制：她最著名的卡敏思卡婭系列小說實際上就是對有限敘事模式的一再重復衍化，其結果是創造了一種“不斷增長卻并不那么豐富的”語言景觀。另一方面，從大眾文學創作的整體語境來看，瑪麗尼娜的偵探小說則成了其他作家文本實踐的參照點。在達•東佐娃和伊•沃爾科娃等人的小說中，“瑪麗尼娜”往往作為一個消費符號而出現，變成了這些作家用以拉近與讀者的關系、激起其閱讀興趣的商業性手段?？梢哉f，瑪麗妮娜的“符號化”與大眾文化中無處不在的自我指涉是相符合的。其次，瑪麗尼娜的創作是西方大眾文化與俄羅斯本土文化碰撞和融合的結果。歸根結底，瑪麗尼娜的成功并不純然是商業運作的結果，更主要的是她把準了文學的市場脈搏，敢于突破西方小說模式，賦予其作品以俄國文化元素。今天來看，世紀末的俄羅斯大眾文學實際上經歷了一場“變革與獨立運動”。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社會動蕩和文化大眾化的加劇使得嚴肅文學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文學界開始轉向邊緣文學地帶和民間創作領域尋求出路，正是在這種文化語境下，譯自西方的大眾小說幾乎是一夜之間就擠滿了俄羅斯的文學空間，俘虜了無以計數的讀者。這些翻譯小說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人們———主要是大眾讀者———的文學觀念，拓展了文學的疆域。但與此同時，這些翻譯小說也帶來了一些問題，突出表現在文學格調的低俗和文學價值的低下。深受經典文學熏陶的俄羅斯讀者很快就膩厭了這些小說的膚淺，進而表現出對傳統文學主題和正面主人公的懷念?，旣惸崮榷聪げ㈨槕俗x者的這種閱讀期待。作為對西方大眾讀物的反撥，她的“人道的偵探小說”將創作重心重新定向人性、命運、道德等俄羅斯文學的傳統主題。瑪麗妮娜如此界定自己的創作宗旨：“經過對犯罪現象多年的研究，我明白了在犯罪本身中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有趣的東西。因此，我的書不寫犯罪，而是寫人，寫他們的命運、心靈、思想，以及他們在做出某些行為———即使這些行為是犯罪———時所遵奉的動機。”[6](P529)瑪麗尼娜將西方偵探小說的情節模式與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相融合，在新時期俄羅斯偵探小說萌生之初即為其奠定了創作基調，找到了一條獨特的偵探小說寫作之路。在其影響下，俄羅斯本土偵探文學創作的大潮涌起，逐漸將翻譯小說排擠出文學市場。最近幾年頗具影響力的暢銷書作家鮑•阿庫寧認為，當代俄羅斯消遣文學的熱潮正是始于瑪麗尼娜，是她第一個把“異教徒”從書柜上擠走。[7]由此可見，瑪麗尼娜在文學史上的意義決不僅限于其文學創作本身，更重要的是，她引領了俄羅斯文學在大眾文化時代的“變革與獨立”運動。再次，瑪麗尼娜的創作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充分體現了當代俄羅斯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的緊密聯系。大眾傳媒既是大眾文化的傳播工具，也是其重要的創作材料來源?？梢哉f，大眾傳媒已成為當代社會“占據主導地位的一種文化存在方式”。作為一種媒體文化形態，大眾文化在俄羅斯是隨著傳媒的普及而崛起的?，旣惸崮让舾械卣J識到大眾傳媒在文化傳播與生產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她積極利用媒體來宣傳自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獲得了極高的知名度，成為大眾眼中的“明星”，根據她的偵探小說改編的系列電視劇更是大眾文學與影視聯姻的成功范例；另一方面，她在自己的小說中插入了大量的以媒體文本形式出現的內容，如在《我死于昨天》和《第七個受害者》中對電視訪談節目的描述，這在增強敘事的逼真感、提高作品的可讀性的同時，更是對20世紀末俄羅斯文化“媒體化”事實的忠實反映。最后一點，瑪麗妮娜的創作反映了大眾文化生產的通俗化原則。作為一種面向大眾的、削平了“深度模式”的審美形式，大眾藝術容不得深奧抽象的理論話語的存在，因而被納入其視野的一切思想觀念都應被折射為大眾意識的內容，才能成為其藝術文本的反映客體。瑪麗尼娜的創作與女性主義觀念的關系很好地詮釋了這一原則。前幾年，從女性主義的角度研究瑪麗尼娜小說的文化意義似乎成為一種時尚，例如，批評家特里豐諾娃就曾提出，“瑪麗尼娜和她的娜斯佳•卡敏思卡婭為改變俄羅斯的父權制心理所做的，遠比所有的女權運動和學術著作要多得多、快得多?！盵9](P171)這種研究視角和觀點實在有待商榷。眾所周知，女性主義原是一種源自西方的文化批評理論，到戈爾巴喬夫改革前后才傳入蘇聯。由于歷史的巧合，女性主義觀念在俄羅斯的滋長是同整個社會對政治武玉明第1期:文化與文學視角下的亞•瑪麗尼娜的創作和文化極權主義的批判聯系在一起的，所以，俄羅斯女性主義往往帶有很強的批判性甚至進攻性。在卡敏思卡婭身上的確有一股自發的女性主義氣質，但是，與主流女性文學中表現出來的強烈的女性觀念不同，卡敏思卡婭的女性主義觀念是被極度弱化了的，是與傳統思想折中的產物。更為重要的一點是，瑪麗尼娜無意在她的偵探小說中研究、分析社會意識中的性別觀念，更無意去顛覆父權制思維模式、進而重構女性形象。瑪麗尼娜所屬意的顯然不是走在時代思潮前列的旗手，她只是盡量如實地描述女性主義觀念對普通人思想和行為的影響。即是說，她只愿做一個社會意識的記錄者而不是構建者。因此，將瑪麗尼娜歸入女性主義作家陣營以擢升其在當代俄羅斯文學中的地位的做法，實有武斷之嫌。

二、綜合的寫實藝術：文學的視角

俄羅斯文評界一般認為，就文學血緣而言，瑪麗尼娜是英國偵探文學傳統的繼承者，所以，給她戴上“俄羅斯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冠冕似乎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但是，對這個封號應當謹慎看待。如果單從兩位作家在偵探文學中的地位來講，這種類比似無不妥；然而，如果從創作特征的角度來看，這種說法卻是謬以千里?，旣惸崮缺救藢@種類比也不甚認同，她說“：我們相互之間毫無共同之處。我對絞盡腦汁的謎語毫無興趣。主要的不同在于，我的書是立足于如下問題的：尖銳的道德和心理問題，人際關系的非同一般的轉折，人們的性格以及他們的悲歡離合?！北橛^瑪麗尼娜的整個創作，應當承認以上說法是十分中肯的?？死锼沟傩≌f的魅力來自情節本身的張力，她純以巧妙的構思取勝，在偵探情節之外著墨甚少，因而其作品風格奇峻瘦硬，很有“骨感”之美。相比之下，瑪麗尼娜小說的構思雖然邏輯性也很強，但她似乎更善于描寫生活細節和現實場景，這仿佛是在偵探情節的骨架上填充了頗富感性的血肉，小說結構因而顯得敦厚豐潤。環肥燕瘦，各有各的風韻，但兩者的不同是一目了然的。其實，瑪麗尼娜的偵探小說創作并不是單純地對某種偵探文學傳統的繼承，在她的小說中我們可以找到多種文學傳統的雜糅。她將古典偵探小說、美國硬漢派偵探小說和蘇聯警探小說的某些詩學特征各自抽取出來，有機融合在自己的創作中，同時又對各種傳統有所突破創新。她吸收了古典派偵探小說的智性因素，以巧妙的構思和縝密的邏輯作為小說的情節內核，同時又大膽突破敘事結構的囿限，將作品的敘事視野從狹小的“密室”空間擴展到整個社會生活。在反映現實的廣度上，瑪麗尼娜的小說與美國硬漢派偵探小說頗有些類似之處。但她從不像硬漢派作家那樣宣揚個人英雄主義，更不鼓吹暴力抗惡。她的小說中，主人公卡敏思卡婭迥異于哈米特筆下萬事一肩扛的偵探斯佩德，她從來都是作為集體的一員在行動，并主動尋求與同事們的合作；此外，盡管卡敏思卡婭對種種令人發指的犯罪行為充滿憤恨，但她的懲戒手段是法律而不是暴力。在文學風格上，瑪麗尼娜的小說更接近于蘇聯警探小說，具有很強的寫實性和現實主義傾向。如同阿達莫夫、謝寧等人的作品，瑪麗尼娜的小說也同樣具有道德探索的激情，但與前者相比，其探索領域顯然已經超越了個人道德層面，觸及到了社會道德范疇。瑪麗尼娜對蘇聯警探小說的超越還體現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剝離，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很難同意鮑里斯•杜赫關于瑪麗尼娜的小說是“帶有社會主義面孔的警探小說”的論斷。除了以上三股主要的文學源泉，瑪麗尼娜的小說在心理分析方面還秉承了契斯特頓和西姆農的遺風，特別是同后者一樣關注人性的復雜多樣，并且有意識地利用人物心理變異制造懸念、鋪染情節，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小說的趣味性和可讀性。除了偵探小說，瑪麗尼娜還廣泛攝取其他文類的營養元素，從而使自己的作品更具接受上的廣譜性。她將“美國推理小說之父”范•達因關于偵探小說里不應有愛情線索的告誡棄之不顧，在多部小說中描寫了卡敏思卡婭與契斯加科夫馬拉松式的愛情長跑，以及他們婚后的情感經歷和家庭生活。作者對人物心理的準確把握、對生活細節的細致描摹，使得書中的情感描寫顯得細膩可感，令許多言情小說的愛好者不忍釋卷。

此外，在瑪麗尼娜的藝術思維中還蘊含有民間創作的成分。譬如，在卡敏思卡婭的形象中就潛含了“灰姑娘”的童話原型。這個形象滿足了普通市民對人生幸福的渴望與想象，是瑪麗尼娜的小說吸引大眾讀者、特別是女性讀者的令人難以抗拒的誘餌。由上可見，瑪麗尼娜在其小說中融合了多樣性的文學元素，創造了新的敘事模式，這使她的小說不同于歷史上已存在的任何一類偵探小說。應當認為，這既是兼顧不同讀者閱讀趣味的結果，也是現實主義的文化傳統在一定社會文化環境中的產物。我們知道，自19世紀以來現實主義便是俄羅斯文學和文化的主流觀念。它不僅是一種藝術觀，更是這個北方民族的世界觀。把現實當作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的對象與樞軸，是俄羅斯人慣常的思維方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這種思維模式早已浸透了俄羅斯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在上世紀80-90年代之交，社會的劇烈轉型導致了人們現實感的喪失。時代給作家提出了新的任務?，旣惸崮壬昶鋾r，她試圖在“閱讀的快樂”中把現實感歸還給讀者。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她在保留傳統偵探小說的智力性、刺激性的同時，在自己的作品中攝入了廣闊的社會生活，記錄了20世紀末俄羅斯的歷史變遷，反映了蘇聯解體前后市民觀念意識的變化。政壇的明爭暗斗（《不要阻撓劊子手》）、科研單位的現狀（《追逐死亡》）、新形式的經濟詐騙（《我死于昨天》）、出版業的欺詐黑幕（《修辭家》、《別人的假面》）、底層人的生存掙扎（《被竊之夢》）……等等，所有這些生活現象都進入了瑪麗妮娜筆下的藝術世界。不但如此，她還不厭其煩地對一些生活細節，例如做菜、煮咖啡等進行純技術性的細致入微的描寫，增大了其所描繪的藝術世界的感受密度，使之充溢著濃郁的生活氣息。更為有趣的是，讀者還可以從她的作品中獲得多方面的知識，其中包括計算機應用、醫學、飲食、烹飪、裝修，甚至學位論文的寫作等等，無怪乎有人將她的小說稱為“生活指南”。從反映生活現實的廣度來說，將瑪麗尼娜的創作喻為“當代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似乎不為過譽。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瑪麗尼娜的小說中，對第一性現實和傳媒化現實的反映是交織在一起的。這肇因于大眾傳媒在今日俄羅斯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人所盡知，大眾傳媒受制于作為整體的大眾文化，它需要遵循一定的大眾文本建構原則，因此它所反映的是被組織起來的現實，它所體現的也是被組織起來的意義。

這也就是說，人們所認識的現實并非完全真實的現實，而是鮑德里亞意義上的仿像化的現實或“超現實”。究其本質，這種“超現實”是對外在現實的一種抽象的、標準化的概括。在這一點上，瑪麗尼娜的作品和以電視為主的當代大眾傳媒是極為相似的。已經習慣于從電視上認識“現實”的觀眾在瑪麗尼娜的小說中看到的都是同樣熟悉的場景和事件，因此，他們在閱讀中可以獲得某種認同快感，而不會產生在閱讀嚴肅文學作品時所遭遇的認知上的阻滯?，旣惸崮鹊膭撟髟谝欢ǔ潭壬戏从沉舜蟊娢膶W的傳媒化傾向，這應當被視為當代社會深度審美能力缺失的后果。由此可見，瑪麗尼娜小說對社會生活現實的反映實質上僅止于大眾可見的感性表象，而對于表象之下的本質現實卻視而不見。這使她的小說從“高于生活”的神壇上走了下來，融入到生活自身之中，變成了像電視節目一樣的日常文化消費品。總概起來說，瑪麗妮娜的“寫實主義”是極其膚淺的，帶有表面化、模式化甚至自然主義的傾向，她對典型形象的概括以及反映生活的廣度和深度遠未達到20世紀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已經達到的水準。在瑪麗妮娜對現實的觀照中，現實本身上升到藝術客體的地位。這一事實弱化了傳統現實主義“說明生活”、“判斷生活”的文學功能，從而在文學與現實之間形成了一種簡化的、缺乏深度的新型審美關系。然而，從問題的另一面來看，她的小說正是以其豐富的“生活的真實”和“為歷史存真”[14](P7-8)的本色彌補了嚴肅文學在客觀反映生活方面的不足，并因此而獲得了獨特的認識價值和文學價值。

綜上所述，瑪麗尼娜的創作革新了偵探小說的文化模式，見證了文學觀念在新時期俄羅斯的變遷。在她的小說中反映了不同于主流文學的文化事實，這些事實是膚淺的，但卻是當代俄羅斯歷史與文化的重要組分。整體來看，瑪麗尼娜的創作呈現出消費化、媒體化、通俗化的顯著特征，是“20世紀—21世紀之交大眾文化的典型標志”[15](P263)。同時，瑪麗尼娜對文學與現實的綜合使得其小說在文本結構上較古典偵探小說要復雜得多：一方面，這是對偵探小說、愛情小說和民間創作諸種文學傳統的綜合性繼承；另一方面，她的小說又因多層次的現實敘事而呈現出社會小說和大眾傳媒文本的某些特征。這實際上是更高層次的藝術綜合，這種綜合賦予瑪麗尼娜的小說以多重解讀的可能性，從而使其在面對不同的接受主體時會獲得不同的闡釋，真正成為雅俗共賞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