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政治苦旅啟示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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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中國古代文學自然會讓我們想到唐代，唐代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唐代詩歌更是成為我國詩歌史上的一大高峰,唐代的散文奠定了我國散文發展的基礎，唐傳奇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小說已進入成熟階段，唐代文學在詩、文、小說、詞的全面發展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輝煌。而實現這一時代輝煌的自然離不開唐代的文人們。但我們也會發現，許多在文學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唐代文人，在政治生活中卻是仕途坎坷，文人從政被貶的現象十分普遍，唐代文人政治上的不得志與他們在文學上取得的成就形成巨大反差，他們的政治苦旅就如他們創造出的文學一樣令后人回味和深思，探究他們政治失意的原因會給后人帶來一些有益的啟示。

啟示一：孤傲的文人習性，是文人政治失意的致命傷。

綜觀在文學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唐代文人，我們不難發現，他們都有一個通病，就是孤傲。唐代能夠在文學方面有所作為的文人大都是很有才華的，李白少年時代就“觀奇書”“，游神仙”，“好劍術”，有多方面的才能和興趣。杜甫7歲學詩，15歲揚名。劉禹錫自幼好學，熟讀儒家經典，瀏覽諸子百家,童年時代就曾到吳興陪侍詩僧皎然、靈澈吟詩，得到他們的指點,并為權德輿所器重。而白居易出身書香門第，自幼絕頂聰明，五六歲便學寫詩，9歲便能夠辨別聲韻……他們的才華和天賦為他們后來在文學上取得的成就奠定了基礎。然而，也許是因為他們都很有才華，或許有才的人都有那么一點自負的本性，唐代文人也一樣，孤傲就是他們一個十分突出的性格特點。這種性格在詩仙李白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有詩為證“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边@種恃才傲岸、叛逆不羈的性格在他的詩中也有體現，“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游天姥吟留別》）。如果李白真的能做到一生“不事權貴”，那他再傲些也沒什么，但他偏偏又不能遠離政治的誘惑。從青年時代起，李白就為了能走上仕途而奔走，他不僅娶了唐高宗時宰相許圉師的孫女為妻，還先后向各地官員上書拜見，希望能薦用自己，但奔走了10年卻大失所望而歸，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酒隱安陸，蹉跎十年”。而10年后，他來到了國都長安，寓居在玉真公主別館，謁見了宰相張說的兒子、駙馬都尉張土自以及一批朝臣大官，期望“攀龍見明主”，然而仍無結果，只好悻悻出京漫游，憤慨不平中寫下了著名的《蜀道難》、《行路難》等詩歌，以此隱喻胸中不滿之氣。接著他又改裝換巾趨向山林，隱居蒿廬，交結與皇室有密切關系的道士，試圖走出一條世俗垂青、貴人揄揚的“終南捷徑”。中國的隱士大多是揚言孤峰逍遙隱逸，實際上是欲邀求時譽擢居美職，李白也是如此。這從他后來被征召入京時，所寫的“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可以看出。一旦入京，他的傲氣又出現了，他認為自己將被重用，代草君言、建立功業，于是把玄宗比作漢武帝，把自己比成司馬相如，時不時還喊出要浪浮江湖，因此沒等到他“功成”便被唐玄宗“賜金還山”，實際上就是被驅逐出朝了。

唐代文人孤傲性格的另一個體現就是總抱有懷才不遇的不平之氣。他們因為有才，所以總認為別人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有毛病的，好像這世界上的事只有他們說的才是正確的，而當自己的主張得不到支持或仕途不順時，他們就會憤憤不平，滿腹的嘮叨和不滿，從不檢討自己的不是，而是指責當權者用人不公。李白是這樣，而更有代表的如韓愈，他二十五歲成進士，二十九歲始登上仕途，他在科名和仕途上屢受挫折，本來是和他的復古思想有關，但他不但不檢討自己，還一再指斥朝政，于是先被貶為陽山令，后又被貶為潮州刺史。在他的散文里自鳴不平，懷才不遇的味道就特濃，如他的《雜說四》中，以“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比喻賢才難遇知己，“只辱于奴隸人之手”更是寄寓了他對自己遭遇的深深不平。他們因為對自己沒有一個更客觀的認識，更沒有把自己放到當時客觀的歷史條件下去認識，因此總難免出現不平之氣，而這種不平之氣如果只是藏在心里就罷了，但他們卻借助自己的文才把它們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看起來是很痛快也很出氣，氣是出得利索，但痛快過后換來的卻是當朝者的不容和排擠，他們也只能自己品嘗在政治仕途上的失敗和苦澀了。

中國人向來以謙虛為美，謙遜歷來為國人所倡，有才已招人妒，再傲就更難讓人容了。唐代文人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注定了他們成為政治仕途上的悲劇角色。如今時代已不再是唐朝時的時代，但必要的謙虛一直以來都沒有被國人所棄，無論你是文人抑或普通人，只要你還生活在我們的國土上，幾千年的文明傳統注定要求你做事做人都應有謙虛之美德，這樣你才能更好地與我們的社會相和諧，這是唐代文人所付出的政治仕途上的失敗代價給我們帶來一點啟示。

啟示二：走了不該走的路也是文人政治失意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綜觀唐代那些政治上失意的文人，我們不難發現，除了與他們性格有關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無法適應當時的政治環境。我們且不去談當時的政治環境如何，但不管怎樣，為什么別人可以飛黃騰達，也可以為國盡忠，而文人就不能，難道那些在仕途上有作為的人真的都不是好人嗎？真的就很腐敗嗎？絕不是！那么文人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人一樣呢？其實說到底，就是因為他們根本就不適合于做官，他們有才，但那只是“文”才，而不是“官”才。更不該的是他們一方面想通過從政來體現自己的價值，但另一方面又對官場上的事情想得過于簡單，不但不善于去適應官場上的環境，還企圖想通過一己之力來改變那種他們認為是有問題的政治環境。唐代在文學上有大作為而在政治上很失意的文人，很多都是因為針砭時政而導致自己被貶的。如劉禹錫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他開始時參加革新運動失敗后初貶為連州（今廣東連縣）刺史，行至江陵，再貶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馬。他就寫了不少的政治諷刺詩，把那些鎮壓他所參與的所謂革新的權臣、宦官比作“利嘴迎人著不得”的蚊子（《聚蚊謠》），“瞥下去中爭腐鼠”的飛鳶（《飛鳶操》）。后來，劉禹錫與柳宗元等人被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劉禹錫又寫了《元和十一（一字衍）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詩，重又得罪執政，再次被外放為連州刺史。更有甚者，他的諷刺詩諷刺的對象還不僅限于一小撮上層統治集團，而是涉及較為廣泛的社會現象，如《昏鏡詞》諷刺當時賢愚顛倒的用人之道,《調瑟詞》反對過重的剝削,《武夫詞》對當時將帥驕寵武夫、姑息養奸深致不滿，《賈客詞》揭露大商人勾結大官僚謀取暴利，加速農民的貧困，用意深刻，針對性強。因此，劉禹錫無論是他的革新還是他的諷刺詩可以說在當時都是與當時政治環境不相容的，他的一再被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還有就是被貶為“江州司馬”的白居易，雖然他才華出眾，但步入仕途卻是30歲以后，盡管人至而立之年，但他依然成為不適應環境的政治犧牲品，初入官場他就因上《論制科人狀》，不滿當時任宰相的李吉甫對指斥朝政的牛僧儒等人的貶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因此幾十年里始終被李德裕所排擠，后因上書不慎被貶為州刺史，后再貶為江州司馬。在白居易的諷喻詩里，就充分表現出了他對時政的不滿，尤以《秦中吟》和《新樂府》出名。剛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為正義而大聲呼喊“，不識時忌諱”的勇氣是非常令人欽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劍，《重賦》譴責官府進奉羨余物，殘酷盤削百姓，“奪我身上綾，買爾眼前恩?！薄遁p肥》寫權貴赴宴會的氣概和酒食的豐美，最后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寫公卿們日中樂飲、夜半歌舞的享樂生活，結句是“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傷宅》諷刺豪門大興建筑，“一堂費百萬”?！恫恢率恕烦爸S八九十歲不肯退休的貪權者。從他的詩里可知全是批判、鞭撻和發牢騷者，是對德宗貞元到憲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深深刺疼了統治階級，難怪“聞《秦中吟》則權豪遺近者相目而變色矣?！比欢敭敊嗾咦兩畷r，想在官場上再有所作為，對于白居易來說也就只能是空想而已了。

因此，可以說，要想在政治仕途上走得順一些，唐代文人們還需要提高一下自己的“官”才，磨平一下自己尖銳的“文”才梭角，學會改變自己去適應當時的政治環境。不過孤傲而清高的文人習性又使他們不可能樂意這樣做，那么唯一可以改變他們命運的那只有讓自己不要踏入政治這一行列中，因為他們根本就不適合于從政。事實上如果他們能認識到這一點，遠離是非紛爭的政治生活，而踏踏實實去從事自己的文學創作，做一個更純粹的文人，也許更適合于他們。同樣的，我們現代人也一樣，要想有所作為，就必須找到更適合于自己的生活之路，是文人，就應該好好地發揮你的文人天賦，好好地搞文學創作，不要文學上你想揚名，官場上你也想撈一把，更有甚者，一身既當運動員，又想當演員，還想當歌星，恨不得把世界上所有的美差事都攬于一身才過癮，這不僅會累人，可能最終還會哪一樣都干不好，人應該要學會放棄，把那些更適合于別人的事讓別人去做，而自己只要把適合于自己的事情做好就不錯了。這是唐代文人在政治上的不順給我們帶來的第二點啟示。希望后人都能更理性更客觀地面對自己面對現實，盡可能使自己不留下太多的遺憾和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