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素質藝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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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應該納入青少年素質教育范疇里。

什么是素質，我認為“素質”應該是決定一個人的行為的重要基因，這種素質包含很重的感情因素，尤其是政治素質和道德素質。列寧曾這樣說的：“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積淀下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边€說過：“沒有人的感情，就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人對真理的追求?！边@里說的感情是指在學習理論和實際生活中培養起來的感情。因之，素質的形成是否可以理解是“感情與理智在實踐基礎上的統一，或者說是實踐基礎上感性與理性的統一”。這種統一，形成了人們的高層次的感情，成為指導人們行為的基本因素；它不是單純的知識，不是單純的理論，也不是一般的修養，而是融化在人們心靈中的深層次的感情。這種素質有先天的，但更多的是后天的。隨著年齡的增長、環境的影響而深化，甚至改變。

素質有哪些內容，對此爭論很多，說法不一，我個人的體會應該有以下幾方面：政治素質、道德素質、思維素質、心理素質、生活素質、文化素質、審美素質、身體素質以及種種非智力因素的素質，如想象力、創造力、專注力、記憶力、毅力、耐力、感知力、意志力、合作意識，等等。這里只能說是個人的感受把它羅列在一起。這樣羅列是否合理可以研究，也可以更科學地歸類，但是，素質的教育應該是全方位的，不同年齡段可以有不同的側重點，但不能把青少年階段素質的教育只是培養非智力因素，而把政治素質的培養看作是成年人階段的事。

我總覺得對青少年素質的教育的根本點是愛國主義，這是政治素質的核心。這種教育不是停留在表面上、答卷上、理論上，而是要深入到幼小的心靈上。這里，音樂能起到特殊的作用。我有一位好友，他在日本軍占領時期，在北京一所中學上學，有一天音樂教師把學生帶到六樓教室，躲過日本軍官的監視，緊關窗門，輕聲地教學生學唱《松花江上》，當時教師流著眼淚教，學生流著眼淚唱，給學生留下終身難忘的一課。教師對歌曲沒有任何解說，只在結束時說了一段話：“這歌是我教的，與任何學生無關，如果有人要告發，就告我一個人?！碑敃r，在課堂上有好幾個新民會（漢奸組織）官員的子女，事后證明教師平安無事，沒有任何人告發。這些學生現在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了，一談起這件往事，仍然十分動情。

1942年夏，高中畢業考試的前夕，日軍打散了寧波中學，老家寧波淪陷了。家是回不去了。我們一批同學結伙流亡去重慶，路經贛州在蔣經國辦的流亡學生招待所住了半個月，天天去公園，夜色中只要有一個人唱起《松花江上》，全公園都響成一片，帶著眼淚，帶著仇恨。記得“九·一八”事變，我9歲，校長、老師告訴我們，日寇強占了我們東三剩但我們還不完全懂事，大量的靡靡之音闖進了我們的生活中，《桃花江》《特別快車》《薔薇薔薇處處開》，還有《何日君再來》，等等，夾雜在《賣報歌》《大路歌》之中。感謝前輩革命音樂家們，送來大量的救亡歌曲，《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大刀進行曲》《黃河大合唱》，等等，一下子使我們從糊涂中清醒過來，把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懵懂積累起來的“不甘心當亡國奴”的愛國情緒凝結起來，不但對我們當時的行為起到強烈的指導作用，而且成為我們這一代青年一輩子不可動搖的意志。我想，這應該說就是愛國主義素質的形成。

有人問過我：“你是在什么思想基礎上參加革命的？”我回答：“是正義感把我引進革命的?！币驗楫斈?，我的政治認識是模糊的。1942年我是抱著“重慶是抗日的心臟”、“是抗日的領袖”的信念，從淪陷區長途跋涉流亡奔向大后方的，到了重慶所見所聞，大失所望，才考上向往的昆明西南聯大這個民主堡壘。1945年，打敗了日本，親自到重慶談判，我們殷切希望國共合作，共建中華。但是要打內戰。因為我們反對內戰，國民黨反動政府一下子殺死我們四位同學和老師，手段十分卑劣、殘暴，這就是悲壯的昆明“一二·一”慘案。四位烈士靜躺在西南聯大圖書館閱覽室里，帆布床下還淌著烈士的血，我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在四烈士遺體前發過誓，“不報此仇，不姓胡（我那時姓胡）”。就是這種正義感把我帶進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一”學生運動，逐漸進入革命行列。當有人再問我：“你的正義感是哪里來的？”我一時真的答不上來了。以后經過了好長一段時期的思索，我逐漸找到我的正義感形成的原因。

我記得6歲上學，老師讓我參加演歌舞劇《可憐的秋香》，到現在我還能記得舞蹈的動作，一邊舞一邊唱“金姐有爸爸愛，銀姐有媽媽愛，秋香，你的爸爸呢？你的媽媽呢？秋香！你只在草場上，牧羊、牧羊、牧羊……”在我的小心靈中第一次種下了對孤兒、對弱者的同情心，我想這應該是正義感的萌芽。另外，我從小愛看越劇，盡管在野臺子上，行頭破舊，一張桌子，兩把椅子，沒有任何布景。當我看到《梁山伯與祝英臺》中的《樓臺會》《祭墳》，唱腔和表演是如此的感人，我熱淚直流，泣不成聲，在我心靈上埋下了正義的愛和恨。我還記得《鍘美案》，當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將直挺挺的陳世美橫舉起來，從左臺口直奔右后場，包公一聲令下，鑼聲一響，鍘了陳世美。我當時全身汗毛都直豎起來，只有一個念頭“包公鍘得好，了不起。真叫人一身痛快”。

這都是幼年時代難忘的舊事，還有很多很多的歌曲《賣布謠》《梅娘曲》《鐵蹄下的歌女》《嘉陵江上》……還有動人的文學，如《家》《春》《秋》，還有《水滸》《岳飛傳》，李逵、岳飛的形象，還有被日寇飛機掃射中彈，死在我家堂前的小學同班同學，這一切的一切，一步一步地幫我樹立起了正義感。這大概就是素質的培養過程吧！文藝，特別是音樂對我正義感的樹立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與我同一茬的老同志中有一句共同的語言：“我們都是唱著革命歌曲走上革命道路的?！边@話不假。

1991年夏，我走訪上海少管所，與一位18歲的姑娘談了三個半天，她邊談，邊唱，先后唱了二十幾個港臺歌曲，雖夠不上歌星，但聽起來，很有韻味，很入情，還能唱流利的英語歌、粵語歌。她說，幼兒園時期，她唱《牽牛花》《我愛北京天安門》，初小唱《讓我們蕩起雙槳》，后來，就大量聽鄧麗君唱的磁帶，初中唱鄧麗君的歌，初中畢業后專門唱港臺歌星的歌。她很得意，又驕傲地說：“前幾年，上海辦起一個一個卡拉OK歌廳時，每個歌廳的開幕式，我必到，而且必唱，還總是唱第一個（她只去高層次的歌廳）?！彼且粋€工人的女兒，長得很秀氣，婷婷玉立，臉上是那樣的文靜，可她三年了。若不是那身囚服，人們是難以相信的。她認為流行歌曲對她是有影響的，經常為此想入非非，她說：“沒有影響是不可能的，但最多影響只有15％，因這種享受只是一瞬間，像彩虹，很絢麗，但很快就會消失不見?！蔽也磺宄窃鯓庸浪愠?5％的。實際上，她正沿著這些歌曲的價值觀、人生觀的方向，走了一段可悲的人生道路。最后，她借用別人喜好的歌曲，唱了一段《我想要一個家》：“我想要個家，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當我疲倦的時候……當我受驚嚇的時候……我想要一個家?！币魳窢恐呷雺櫬涞南菥?，外界“高消費”的引誘是一個方面，思想的變遷，則是更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