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訪談欄目的心理學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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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文試圖解讀一些優秀的記者和主持人在不同的電視訪談節目中與作為受挫者的嘉賓進行良好交流的經歷，并在此基礎上總結他們采訪受挫者的成功經驗。如本文的副標題所示，筆者在解讀他們的采訪經歷，總結他們的采訪經驗時借助了一些心理學原理，特別是其中的心理會談技巧的原理。筆者以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一次對受挫者的成功采訪都是一個記者或主持人以有效的心理暗示幫助受挫者成功地克服自身心理障礙的過程，因而心理學進路理所當然地被筆者視為探討這一問題的最佳策略。本文的主體可分為三個部分，這三個部分也就是筆者從“共情”、“自我暴露”和“角色性指導”這三個視角審視優秀的記者和主持人采訪受挫者的成功經驗而自然形成的。筆者希望，本文能為提高記者和主持人應用心理會談技巧及其原理的自覺意識提供有益的幫助。

關鍵詞：電視訪談節目主持人受挫者心理學心理會談技巧

所謂受挫者自然是指由于某種（或某些）原因在某一（或某些）方面遭受了挫折的人。那么，何謂挫折呢？作為一個心理學概念，“挫折是指人們在某種動機的支配下，達到目標的行動受到阻礙，因無法克服而產生的緊張狀態與消極的情緒反應?！盵1]根據心理學家的描述，受挫者往往會懷有緊張、沮喪、痛苦或焦慮等消極心理因素，并因此在與人的交往中產生較強的防御心理，不愿袒露心聲，尤其不愿重提相關往事。如果由此稍作推理，我們基本上可以斷定，面對新聞界的采訪請求，一個受挫者完全有可能加以拒絕，即使勉強應約而來，也完全有可能在訪談過程中缺乏說話的欲望，表現出敷衍的態度。其實，這也是能夠為中外新聞史實所證明的。

然而，一個優秀的電視新聞記者或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并不會因為你是一個受挫者就輕易放棄采訪你的機會，如果他認定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有著巨大的新聞價值。他不僅要獲得采訪你的機會，而且更要充分地利用這樣的機會，也即要通過采訪盡可能多地獲取有新聞價值卻不為人所知的信息。一種博弈態勢由此顯現：一方傾向于三緘其口甚至干脆拒絕了事；另一方卻要獲取并進而充分地利用好采訪機會。對于后者來說，困難是可想而知的。一個優秀的記者或主持人之所以是優秀的，就在于他能克服采訪策劃階段和采訪過程中的各種困難。于是，我們也確乎看到了中外一些優秀的記者和主持人一次又一次把受挫者請進了采訪現場，一次又一次在電視訪談過程中以自己的智慧調動起這一類嘉賓的談話積極性，從而制作出堪稱范本的電視訪談節目。

本文試圖解讀一些優秀的記者和主持人在不同的電視訪談節目中與作為受挫者的嘉賓進行良好交流的經歷，并在此基礎上總結他們采訪受挫者的成功經驗。如本文的副標題所示，筆者在解讀他們的采訪經歷，總結他們的采訪經驗時借助了一些心理學原理，特別是其中的心理會談技巧的原理。筆者以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一次對受挫者的成功采訪都是一個記者或主持人以有效的心理暗示幫助受挫者成功地克服自身心理障礙的過程，因而心理學進路理所當然地被筆者視為探討這一問題的最佳策略。

如何采訪受挫者？本文將從以下三個心理學視角來回答作為本文主旨的這一關鍵問題。

一.“共情”（empathy）

毛阿敏在歌唱事業處于巔峰時，先后遭遇了二次稅務風波，這給她的事業、愛情、家庭及生活各方面都帶來了致命的打擊。尤其是第二次，她被稅務機關判定為“逃避法律責任，重罰81萬元”，原因是她在稅務調查期間擅自離境。在之后的4年中，毛阿敏輾轉多個國家，身心倍受煎熬。由于思鄉心切，1999年毛阿敏終于返回國內，并承擔起一切法律責任。下面是陳魯豫在《魯豫有約》中采訪她的片段——

陳魯豫：4年沒有見過父母，他們也不能去看你，你也不能回去看他們，這對你來說太難了，我覺得。

毛阿敏：當時我想我可能一輩子都在國外，然后我就覺得有一天我的父母親不在了，我可能都不能回來送葬，這是最難過的！然后我就天天問自己，我怎么了？我怎么今天會是這樣的？[2]

陳魯豫的提問沒有任何對于毛阿敏漏稅行為的批評色彩，也沒有對她擅自離境提出任何異議，而是暫且去掉了客觀的法律評判和個人的是非標準，完全站在毛阿敏的角度，感同身受地體會了一個作女兒的她在背井離鄉時的痛苦。細細品味陳魯豫的提問，可以看出它有著三層涵義：第一層是“4年沒有見過父母”，這從整體上概括了毛阿敏獨自漂泊的狀況；第二層是“他們也不能去看你，你也不能回去看他們”，反復強調了毛阿敏與父母雖然日夜思念卻無法相見的痛苦；第三層是“這對你來說太難了，我覺得”，如果說陳魯豫在一二層中對客觀情況的描述是想告訴毛阿敏：我認真地體會了你當時的處境，那么，通過第三層陳魯豫要傳達的意思則是：我完全理解你當時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也很明白在那種情況下為人子女的苦衷。試想一下，作為一個遭受挫折后孤獨、失落的人，毛阿敏最需要的不就是這種像來自知己一樣的理解和關懷嗎？所以陳魯豫“將心比心”地體諒她，設身處地從她的角度考慮問題，必然會贏得她的信賴，使她覺得面對如此善解人意的朋友，根本沒有掩飾情感的必要。實際上也正是毛阿敏的這一份信賴奠定了這次訪談成功的基礎。

其實，這種向對方表達理解、體諒的交流方式，在心理學上是有據可依的。在心理治療工作中人們很重視心理會談技巧，“心理會談是指為了達到預定目標的兩個人或更多的人之間的交流方式，這種交流是通過語言的和非語言的形式進行的，會談最初都是由來訪者前來尋求治療者的幫助開始的?！盵3]心理會談有很多技巧，其中一種叫做“共情”，它對于來訪者和治療者之間形成良好的交流關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肮睬槭侵钢委熣卟灰酝饨缈陀^的或個人主觀的參照標準，而是設身處地從來訪者的參照標準去體會其內心感受，領悟其思想、觀念、態度和情感，從而達到對來訪者境況的準確的理解?！盵4]其實，通俗地說，“共情”也就是治療者設身處地地體會來訪者的情感世界，讓來訪者覺得自己被對方所理解，甚至覺得自己遇到了知音。為什么“共情”如此重要呢？研究表明，來訪者去咨詢治療時，對于治療者會抱有某些特定的期望，他們對于治療者對自己的態度非常敏感。如果治療者是友善的、可信的，像知己故交一樣理解自己的處境和情感的，他們會很愿意向其傾訴；但如果治療者是嚴厲的、冷漠的，對于他人的痛苦是毫無感受的，那么來訪者自然不愿吐露心聲。

相應的，在電視訪談節目中，有著挫折心理的嘉賓同樣也很留意主持人對自己的態度，因此主持人要想使嘉賓敞開心扉，就必須與其“共情”，而且還要把這種善意充分表達出來，讓嘉賓當場就感受得到。只有這樣嘉賓才能把主持人當成知心朋友，并回饋以坦誠。

1996年第26屆亞特蘭大奧運會上，中國男子游泳選手蔣丞稷一破再破亞洲紀錄，“中國泳壇之夢也許即將實現”的希望被點燃了。在人們的喝彩聲與期待的目光中，蔣丞稷卻在兩個優勢項目的決賽中，僅獲得了被人戲稱為“鐵牌”的第四名。這兩塊“鐵牌”給蔣丞稷也給中國游泳隊帶來了巨大的遺憾。蔣丞稷回國后，白巖松在《東方之子》中采訪了他——

白巖松：你現在僅把游泳，或者說體育，僅僅把它當成一種競賽嗎？

蔣丞稷：我認為不是。它是一個民族、它是一種氣魄、也是一個人的較量。它不光是肌肉，不光是體能而是一個人，它是整個人的體現。當你在綜合指標上超過它的時候，超過別人的時候，你才有可能贏。好比以前說的一句話，“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我認為不是一個運動員，因為體育是人的競爭。

白巖松：以我的感受來看，在你運動訓練之外，你一直非常希望做到一件事，是能讓自己的頭腦、或讓自己的人生變得非常不簡單？

蔣丞稷：對，我希望在我的能力范圍里面，我做到最好，不管做任何事情。雖然說經過一個一個的臺階走，走到今天，每個臺階都給我信心，所以說每個臺階都預示著我有這個能力和世界強手抗衡。[5]

在蔣丞稷說出自己對于體育的理解后，白巖松的追問非常精彩，“以我的感受來看”這句話很明顯地向蔣丞稷傳達了一種信息：我一直在像朋友那樣努力體驗你的內心。整個追問都在暗示蔣丞稷：雖然你今天的努力失敗了，但我明白你是一個有著崇高感的運動員，并且一直在為人生崇高的目標努力著。這樣的理解必然會拉近交流雙方的心理距離，從而使蔣丞稷的受挫情緒逐漸淡化，積極地投入到交談中來。而蔣丞稷的反應恰好證明了這一點。他很快地甩掉了受挫后的失落心理，像面對一位老朋友似的，坦誠地說出了自己對于這次失敗的不服，以及“和世界強手抗衡”的“信心”。

再如，在中國女足奪得第三屆世界杯亞軍回國后，白巖松采訪了守門員高紅，當他提到在與美國隊點球大戰中高紅五個球一個也沒撲到的傷心往事時，白巖松說——

“按照我對你的了解，這件事情會在你的心里痛苦很長一段時間，是不是？”

“按照我對你的了解”這是很熟悉的朋友之間交談時用的語言。白巖松通過這樣的一種知己認同方式，把自己與嘉賓“共情”的立場表現地很明顯，對于這樣一位了解她的朋友，高紅怎么能不袒露心聲。她說世界杯后朋友們都在她面前避免提點球的事，但他自己不能輕易原諒自己。本來想打完世界杯就退役的，可現在覺得就這么退了太窩囊等等。而且在白巖松的帶動下她的情緒越來越激動，傾訴欲望也越來越強了。

二.“自我暴露”(self-disclosure)

克林頓與萊溫斯基的性丑聞事件曝光后，美國的新聞界掀起了巨浪。為了爭取到采訪萊溫斯基的機會，有人甚至要出資300萬美元作為她的酬勞，并允諾為她出書，讓書登上暢銷書排行榜，等等。從菲爾?多納休到沃爾特?克朗凱特，萊溫斯基選擇著名電視主持人的范圍很大，但是最后她還是選擇了沒有承諾給予她任何“好處”的美國電視新聞界第一夫人——芭芭拉?沃爾特斯。為什么呢？來看看芭芭拉為了獲得專訪機會對萊溫斯基說的話——

“如果你是我的女兒，我不知該跟你說什么，我也許會告訴你掙些錢吧……不過，倘若你按我這樣做，大多數人會尊重你，可我不能為你做出那樣的決定?！盵6]

在那次新聞大戰中，萊溫斯基的不少親朋好友都對她說：“看看你，什么錢也沒得到?！彼麄冏屗幦∧艿玫降腻X。其實在這起丑聞中，萊溫斯基除了名譽掃地之外什么都沒得到，她的愛情遭到了眾人的指責，就連克林頓在法庭上也一直用“服務”來形容萊溫斯基與他的關系，這極大地傷害了萊溫斯基的感情和尊嚴，所以作為親友站在她的立場勸她在這個時候為自己拿回點補償也是有情可原的。芭芭拉的話是以母親的口吻開始的，表達了如果自己的女兒遇到這樣的事，她也會出于母親對女兒的心疼而勸女兒“掙些錢吧”。這種真實想法的表白會讓萊溫斯基覺得芭芭拉是一個通情達理、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樣故作高姿態、一味地批評指責她。試想，在四面楚歌時一個陌生人向自己投來了親人般的關懷，并且毫無顧忌地表達了母親一樣的焦急，這種設身處地為自己考慮的真情，對一個年輕的受傷女子來說是多么具有感染力?。《虐爬峭ㄟ^把這份真情坦率地表白出來，才初步敲開了萊溫斯基的心門。緊接著芭芭拉話鋒一轉，又站在客觀的角度，很認真地表達了自己作為一個旁觀者的觀點，“倘若你按我這樣做”即把澄清事實視作比獲取金錢重要，那么“大多數人會尊重你”。相信這一句是分量最重、最奏效的話，因為當時萊溫斯基正深陷于“白癡美女”“去白宮就是為了勾引總統”等等惡劣的評價中痛苦萬分，她最渴望得到的就是人們的理解和尊重。而芭芭拉恰恰在這個時候為她“雪中送炭”——這份尊重來自于希望有機會跟她平等地交流、聽她訴說真相，而不是與她進行金錢的交易。最后的一句話“可我不能為你做出那樣的決定”是告訴萊溫斯基：無論是你的父母還是親友都沒有權利替你做決定，你應該有自己的判斷和選擇，是選擇“掙些錢”還是“大多數人的尊重”？面對這樣的選擇，相信任何珍惜榮譽的人都會傾向于后者。芭芭拉的這兩句話堪稱“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她把自己兩方面的想法全都開誠布公地說了出來，這種坦蕩表白自己方式迫使萊溫斯基也不得不聆聽自己心靈的聲音，從而做出明智的抉擇。最終芭芭拉就是以這種“開（心）門迎客”的心理戰術，贏得了這場新聞大戰的勝利。

可為什么率先敞開心扉的做法會對萊溫斯基有那么大影響，甚至超過了豐厚利益的誘惑呢？在第一部分的論述中我們看到了“共情”的魅力，如果說感同身受地從受挫嘉賓的角度思考問題，非常有可能使嘉賓把主持人視作知己的話，那么，心理會談中還有一種更為有效的技巧，它可以在“共情”的基礎上，進一步拉近受挫嘉賓與主持人的距離，使其覺得主持人與自己是一樣的人，因此，面對今天的失敗自己沒必要羞于啟齒，而是應該毫無顧忌地、誠懇自如地傾訴出來。這種技巧叫做“自我暴露”。“自我暴露是指治療者通過坦率地表達個人感受或個人過去的經驗和經歷的方式，誘導并引起來訪者心理的自我開放，進一步表露帶有隱私性質的信息?！盵7]研究發現，在心理會談中治療者的“自我暴露”行為可以增加對來訪者的吸引力，使來訪者更愿意向其袒露心聲。因為通過暴露自己，治療者贏得了來訪者更多的信任，使來訪者覺得治療者很愿意投入到他的情況中、很能體會他的心情，并且有著和他相似甚者一致的感受或經歷，而不是看他熱鬧的人。這些都非常有利于消除來訪者防御和抵觸的心理。

雖然芭芭拉對萊溫斯基說的話僅僅是采訪前的約請，但這種“自我暴露”技巧在電視訪談節目中同樣是適用的，而且事實上很多主持人都已經把它視作使敏感的嘉賓最大限度地釋放自己，敞開心扉的金鑰匙了。比如，陳魯豫與毛阿敏的談話是這樣開始的——

陳魯豫：其實到昨天晚上我還挺擔心的，因為我不知道你做了多大的心理準備，不知道你準備對我講多少。但我想，如果你來做我的節目，你心里面應該會想到我可能會問得很坦率。

毛阿敏：我知道你應該問一些比較尖銳或者比較坦率的問題。[8]

相信每個主持人在采訪一個比較難采訪的嘉賓之前，都會有陳魯豫的這種擔憂，但不是每個主持人都愿意像陳魯豫這樣將這種擔憂“自我暴露”出來，因為他們希望在觀眾面前樹立一個能夠自如掌控局面的強者形象。這種定位對于一般的嘉賓而言，也許不會引起太大反應，可當面對的是一個由于受挫而情緒低落，甚至由于覺得事情不光彩而感到自卑的嘉賓時，主持人越是突出自己的強勢地位就越有可能被嘉賓拒之千里。所以像陳魯豫這樣，在節目一開始，就通過暴露自己對訪談不是很有把握來向毛阿敏“示弱”，是一種很聰明的做法。這可以讓毛阿敏覺得主持人是認真的、坦誠的，她們之間的交流是平等的，同時還能讓毛阿敏感覺到主持人也渴望得到她的真誠對待。這種實在、平和的交談關系，很容易使一個焦慮、警覺的受傷女子產生信任和好感。而毛阿敏的回答實際上就是在說“我知道你會問得比較坦率，我做好心理準備了，你問吧?！奔钨e能在一開始就表現出這樣的配合，這無疑為整個訪談的順利進行開了個好頭。

在電視訪談節目中，主持人“自我暴露”的信息是多種多樣的。從性質的角度來分，這種信息大致可以分為正面信息和負面信息。當主持人暴露的是自己的負面信息時，嘉賓將會更快地進入到沒有任何顧慮和防范、完全敞開胸懷的境地。比如脫口秀女皇——奧普拉，很樂意在她的節目中坦蕩表白自己的灰色經歷——小時候曾經抽過可卡因、曾被自己的親戚強暴、曾經在很年幼時就懷孕但孩子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等等，這些不符合公共道德評判標準、不光彩的經歷雖然是一名主持人不應具備也不被欣賞的品格，但是，恰恰是因為奧普拉敢于把這些經歷坦誠地“自我暴露”出來，對觀眾做到了真誠，才使得她的嘉賓能輕松地放下心理包袱，從而像面對知音一樣傾訴自己的情感。

三.“角色性指導”（roledirection）

作為一名運動員，國旗為他而升、國歌為他而奏，還有獎牌、鮮花、掌聲……這些是他多年辛苦訓練的回報，是他一生最大的期待和幸福，所以領獎臺在運動員心目中是一個蘊含著太多情感的地方。正是出于對這一點的熟諳，白巖松向蔣丞稷接連拋出了兩個圍繞著領獎臺的問題——

白巖松：我不知道一個運動員，當他離領獎臺、離世界大賽的領獎臺如此之近的時候，心情會是什么樣的？

蔣丞稷：怎么說呢，心情有高興也有難受的地方。因為我認為確實是太近了，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白巖松：你是作為第四名來看獎臺上的一二三，但這獎臺上一二三是否已經感受到了一種來自于第四的威脅呢？

蔣丞稷：我相信他們會感覺到，因為這種威脅是來自亞洲，來自于一個黃皮膚的國家。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而且我跟他們之間的距離是那么的接近，我曾經在游50米自由泳之前，我說過一句話，“我要讓波波夫認識我，我要讓他知道，中國有一個蔣丞稷”。[9]

第一問中白巖松問的是“心情”，這個“心情”的發生情境是“離領獎臺、離世界大賽的領獎臺如此之近”也就是第四名與領獎臺之間的近距離，“心情”的感受者是領獎臺下的蔣丞稷；而第二問中白巖松問的是“威脅”，這個威脅的發生情境與上一問相同，還是那個第四名與領獎臺之間的近距離，但是“威脅”的感受者卻是領獎臺上的前三名獲獎者了。通過比較可以看出，白巖松的這兩問涉及的情境相同，但感受者的位置卻正好相反：一個在領獎臺下，一個在領獎臺上。顯然這是事先設計好的兩個前后照應的提問角度，它的妙處就在于通過讓蔣丞稷對比賽的勝敗做換位思考，使觀眾既感受到了他距離夢想之實現近在咫尺時的遺憾——“確實是太近了，不是完全沒有可能”，也感受到了他向獎牌夢沖鋒的信心——“我要讓波波夫認識我，我要讓他知道，中國有一個蔣丞稷”，并且還由此明白了中國男子游泳在世界上的位置。

這種讓嘉賓置身于特定情境，做換位思考的方法，正好與心理會談中的“角色性指導”很相似?！敖巧灾笇А卑ā敖巧缪荨保╮oleplaying）、“角色顛倒”（rolereversal）等。“角色扮演在行為治療中很常見，它是讓來訪者扮演自己當時的情況，然后治療者對其給予指導。角色顛倒的情況與角色扮演類似，但來訪者不是扮演自己而是扮演另一個與自己有關的人?！盵10]通過“角色性指導”治療者可以了解到來訪者在面對問題的當時是怎么想怎么做的，而且通過扮演不同的角色還可以讓來訪者更客觀全面地分析自己，這不僅有助于來訪者自我認識的改善，治療者也能從中收集到更多真實的信息。

但是在電視訪談節目中，主持人和嘉賓一般不會真的付諸行動，去扮演角色、去演一出心理劇，而是將“角色性指導”付諸于想象，在回憶當時的具體情境時，像心理劇表演一樣“真聽、真看、真感受”地在心里復活那個曾經的自己和真切的感受。其實，通過渲染氣氛、描繪環境讓嘉賓在想象中先進入特定的情境，然后再用角色性的視角觀察問題，是一個很科學的順序，前者是后者的鋪墊。這是因為讓任何人立刻說出曾經有過的感受都很困難，更何況是心情很復雜的受挫者。所以主持人只有先引導受挫者“身臨其境”，他才有可能作為情境中的角色有感而發、流露真情。比如上引白巖松在采訪蔣丞稷時也做了這樣的鋪墊。他先是運用“離領獎臺，離世界大賽的領獎臺如此之近的時候”這樣的遞進式強調，爾后在第二問短短一句話中就兩次使用了“第四名”和“臺上的一二三”這種敏感性的詞語。這樣的設計其目的都是為了觸動蔣丞稷敏感的神經，使他再次經歷那個令人遺憾的領獎臺情境，從而引發他深藏的感情。

在稅務風波中，毛阿敏曾經因為情感陷入最低谷而一度想要自殺。針對這一經歷，陳魯豫是這樣發問的——

陳魯豫：你當時準備了多少片藥？

毛阿敏：整整一瓶，我想至少有100片吧。我這個人是很怕痛的，我要做傻事不會選擇最痛的方式的。

陳魯豫：你以為吃安眠藥就會不難受嗎？

毛阿敏：我不曉得，沒有試過嘛。那天晚上下暴雨，整個街面上都淹了，有半尺深，好像腳都被淹得看不見了。

一片藥、一種痛，這些細節問題最能勾起毛阿敏自殺的痛苦回憶，她心里那個刻骨銘心的畫面在陳魯豫的引導下一點點清晰了起來。雖然毛阿敏的回答沒有直露地表達出她的主觀感情，但她對自殺當晚自然場景的描繪，已經足以反映出她內心的凄涼和絕望了。

陳魯豫：也就是當你拿著那個藥一切都已準備好，就要吃了，然后這個時候……你的父親在外面敲門，你當時感覺到會是你的父親嗎？

毛阿敏：沒有，可這就是父親的預感……

陳魯豫：如果那次他不出現的話，很可能你就干了傻事嗎？

毛阿敏：沒了。[11]

陳魯豫這次對那晚情境的描繪簡直是“工筆畫”，非常具體可感，特別是“就要吃了，然后這個時候……你的父親在外面敲門”這樣的動作性描述，絕對可以讓毛阿敏有“昨日重現”的感受。而在這種情境中進行角色性的思考，則有助于毛阿敏這樣一個受傷女子在角色扮演中卸掉防御心理，真實地說出情感波折。“沒了”（根據上下文，這里的“沒了”是“死了”的委婉語）很能體現出她對生命逝去難以言表的情感，以及當那段經歷煙消云散后，內心空落落的感受。在采訪完毛阿敏之后，陳魯豫曾經說過這樣一番話：“有一些話她永遠都不會說，但是有一點我能夠肯定：今天在我面前的毛阿敏最大程度地向我敞開了自己的心扉?！?/p>

[12]正因為陳魯豫運用了“角色性指導”的技巧，才使訪談在可能的范圍內做到了最好。

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在電視訪談節目中，如果想使有著挫折感的嘉賓克服心理障礙、敞開心扉，借助心理會談技巧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有效的，而這一點也已經為中外很多著名記者和主持人的成功經歷所證實。然而，客觀地說，這些記者和主持人在運用這些技巧時并不一定都明白其中的心理學原理——他們也許僅僅憑借著一定的工作經驗和人生經驗，而非出于對心理會談技巧的了解。但不管怎么說他們創造出的堪稱典范的電視訪談節目卻給我們以啟示，讓我們看到了心理學原理尤其是心理會談技巧的原理在采訪受挫者時的妙用。不失時機地總結他們的成功經驗，有利于增強我們自覺運用這些心理學原理的意識。

雖然心理會談技巧可以為記者和主持人在電視訪談時所借鑒，但我們也必須清楚地看到，電視訪談畢竟不是心理會談，記者和主持人也不是治療者。電視訪談和心理會談有著迥然不同的目的。治療者與來訪者進行心理會談，目的是為了幫助來訪者驅散心理陰影，從而以健康的心態積極地面對生活，因此治療者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有利于來訪者心理的恢復。而在電視訪談節目中，記者和主持人并不擔負治療的工作，他們的職責是從嘉賓那里得到觀眾希望了解的信息，而心理會談技巧只是他們打開嘉賓話匣子的方法之一。因此在電視采訪中，有些問題即使會使嘉賓心里很難過或者很為難，記者和主持人也不能像治療者那樣出于策略性的遷就而放棄，畢竟電視訪談節目是以獲取具有新聞價值的信息為目的的，而這些信息正是觀眾的興趣所在和節目的價值所在。

鑒于電視訪談與心理會談既有相似甚至相同之處又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差異，因此電視記者和主持人在與受挫者對話時，就應該既自覺借鑒心理會談技巧以建立良好的交流關系，又不能盲目照搬心理會談技巧以致丟失電視采訪的目的。大量的事例證明，這是我們在采訪受挫者時必須遵循的一條重要原則。凡是在對受挫者的采訪中取得成功的記者和主持人都無一例外地遵循了這一原則，陳魯豫如此，白巖松如此，芭芭拉?沃爾特斯同樣如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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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錢銘怡.《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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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建增，孫克文，陳虻.《東方之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2頁

[6]陸瓊.“美國電視新聞第一夫人”.，2006年5月11日

[7]傅安球.《實用心理異常診斷矯正手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10頁

[8]劉長樂.《魯豫有約（第一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8頁

[9]梁建增，孫克文，陳虻.《東方之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0頁

[10]錢銘怡.《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74頁[11]劉長樂.《魯豫有約（第一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1頁

[12]劉長樂.《魯豫有約（第一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