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話語研究的系統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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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自古至今都非常重視話語的理解和分析。源于美國的話語研究在傳入我國近三十年后有了長足的進展。目前，我國話語研究的專著和論文數量十分可觀(古風2010：46-48)。話語研究的對象、范圍大大拓展。除了既有的語言學外，還兼涉文藝學、傳播學、哲學、文化學、政治學、社會學乃至自然科學等眾多學術領域。話語研究呈現出蓬勃發展態勢。這既證明話語研究的重要性，反映話語研究的發散性，也展示話語研究空間的廣闊性，預示話語研究的多學科整合趨勢。陳汝東認為，話語研究多學科交融與整合的時代已經到來，預示著建立統一的學科理論體系——話語學的必然性、形成統一專業和學科建制的可能性(陳汝東2007)。施旭認為話語研究的文化轉向策略標志著“中國的話語學工作作為一個學科領域已具備了較好的基礎和條件，也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施旭2006：11)。但從第一屆當代中國話語研究討論會(浙江大學2007)會談紀要可以看出，關心和參與中國話語學研究的學者在學科定義、研究目標、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理論史及基本范疇等學科關鍵點上有分歧?？梢娊ㄔO這個學科“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施旭2006：11)。本文從學理、研究對象與方法、學風以及時代性4個方面對中國話語研究提出個人的幾點思考。

1對學理的思考

20世紀，語言研究有過兩次轉向：一次發生在“二戰”前后。這次轉向使整個文化發展從過去的形而上學、終極價值、根本原理、方法意義、本質規律問題進入文本、語言、敘事、結構、語言批判層面，確立了哲學的首要任務是分析語言，即“哲學的語言轉向”。另一次轉向肇始于20世紀70年代，它使語言學研究由“純語言”研究轉向歷史意識、文化社會、階級政治、意識形態、文化霸權研究以及社會關系分析、知識權力考察甚至文化傳媒、科技理性分析等。這兩次轉向堪稱20世紀理論界的兩大里程碑。如果語言轉向是推動所有人文學科向內轉的重要動力，那么話語理論則是誘發其向外轉的強大磁場。

語言轉向瓦解了一元語境，使多元語境與對話成為可能。但隨之而來的靈活自由極端化造成共同語言的喪失和不可通約性，交流不易。福柯和巴赫金的“話語”漸人前景時，語言遁人背景。?？碌闹R考古學既關注語言與權力的雙向運動，也考察話語對主客體以及兩者關系的作用，因而被刻畫為“話語一權力一主體”模式。而巴赫金則以超語言學凸顯其“話語一意義一主體間”模式?！皩υ捊浑H才是語言生命的真正所在之處”(Bakhtin1988：252)。據此觀照，并以90年代以來的比較文化史、文學史為見證，中西方交往與對話是雙方各自獲得復蘇與生存進而走向理論創新的必由之路。對話、共存、互補應當且有必要成為中西方共同的學術策略和生存策略?？梢?，巴赫金主義的要旨即“語言的生命在話語，話語的生命在價值，價值產生于對話，對話貫穿于文化”(白春仁2000：162—163)。兩次轉向賦予語言學和話語學以厚重的啟示：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自律性與他律性以及基于自律性的他律性研究和基于內部研究而進行外部研究的自然過渡。

歷史和學理的必然是互為表里的辯證關系。無疑，這對中國話語研究頗有意義。其中，包括內部話語研究與外部話語研究以及西方／英美話語研究與中國話語研究的和諧統一、自然化、可通約化。

2對研究對象與方法的思考

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化學等學科都在不同意義上影響和充實西方話語研究體系，并呈現出跨學科貢獻的主線路，即語言(話語與言者)與社會文化互動。中國話語研究也須在縱橫兩個方向上努力，即縱向以古為師，挖掘中國傳統學術精華，從小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和其他傳統學術中汲取力量，橫向聯合我國人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中的有志之士，推動中國學術的話語學轉向，“從‘邏輯’走向‘歷史’，從‘語言’走向‘社會’，從‘空間’走向‘時間’，從純文本研究走向生命文化的意義揭示”(王岳川1998：4)，從而使研究者從精神和文化上負起時代的和學術的責任。這里牽涉兩個問題。

其一是運用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方法建設學科。學科體系建設的科學有效方法須遵循以下3原則：理論范疇的建立與轉化必須以揭示歷史發展規律的歷史材料為依據的原則；歷史發展的內在動力在邏輯上要用范疇內涵的自身矛盾再表達的原則；歷史進程中過去、現在與將來的內在聯系要體現在比較完整而成熟的范疇體系中的原則(楊自儉2006：60)。這對于審視并借鑒西方話語研究的學科體系和建設中國話語研究的學科體系都有深遠的意義。中國話語研究的基本范疇是什么呢?是學理、典籍(國學、漢學、傳統文論)、學術思想、文化積淀、社會現實抑或是文化對比、西方模式?它們之間的關系又是什么?這里，建構中國的話語研究體系陷入了難解的悖論之中。與“西方話語”相對的所謂“中國話語”，其特質無疑以中國社會文化為背景。但我們既不可能摒棄嚴格意義上的“舶來”概念和范疇，也不可能直接求助于傳統文化，這就必然提出話語轉換問題。將傳統的轉換成現代的，有兩個基本途徑：外在方法和內在方法。

其二是方法論的通約和借鑒。無論是內在的辦法還是外在的辦法都要找到互相通約之處。首先弄清楚哪些是通約之處，判斷通約的標準是什么，即使解決了這些問題仍然存在何以通約的問題，即方法論的借鑒和揚棄。這些都是研究者無法回避的問題。限于能力，筆者還不能回答，僅以方法論中的中西思維差異為例談一孔之見。

共性是基礎，個性(獨立性)則標志存在的價值。可以肯定，無論是西方話語研究還是中國話語研究都不是其他學科理論的中轉站或字紙簍，在為數眾多的學科的滋養下能夠合理取舍、條分縷析，形成獨立體系，方能夠發展繁榮。西方話語研究取得了基本成功，其中不乏學術思維之功。中國學者需要合理地冷靜正視中西思維差異(施旭2008：137)，以求科學研究“洋為中鑒”，回歸正確的方法論，以促進話語學研究的嚴謹性、系統性和(相對)獨立性。這里僅以整體性Vs個體性、直覺Vs思辨為例進行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