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建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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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開創人類文明新類型的巨大勝利。因此，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理論自覺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建構具備了堅實的實踐基礎。同時，《資本論》占據著當今時代真理、道義和文明的“制高點”，又為作為時代文明表征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建構提供了最經典的文本支撐?？梢哉f，正是在理論傳統、實踐基礎和文本支撐的“三維一體”中，作為“哲學中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建構才真正成為可能。唯此，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也才真正成為反映時代、把握時代和引領時代的“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明的活的靈魂”。

關鍵詞: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資本論》

偉大的時代需要偉大的哲學，偉大的時代也產生偉大的哲學。21世紀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正是在這一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在世界上高高飄揚，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和活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孕育和開創了一種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恩格斯指出：“《資本論》在大陸上常常被稱為‘工人階級的圣經’。”①其實，《資本論》也是時代的“圣經”，占據著文明的“制高點”。這一切都需要建構一種“政治哲學”來進行總結、凝練和升華，不僅讓世界知道“新時代的中國”，更讓世界知道“哲學中的中國”。所以，作為追求和構建最佳政治制度和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自然是當仁不讓?？梢哉f，在21世紀的今天建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既具有理論傳統，又具有實踐基礎，還具有文本支撐。

一理論傳統：西方政治哲學發展及其當代復興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建構，首先需要面向歷史———立足于西方政治哲學的理論傳統。作為構建最佳政制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政治哲學”，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與哲學一樣古至可以說，西方哲學自古希臘城邦誕生之初，就是關于“政治”（politics）———探討“城邦”（polis）事務———的政治哲學。在古希臘，人們以談話、論辯的方式———辯證法的原初形態———探討城邦事務，在此意義上，哲學和辯證法在其本義上就是政治哲學的。在西方政治哲學的發展中，古希臘的蘇格拉底類似20世紀的羅爾斯，也起了“軸心式的轉折點”的作用。正是蘇格拉底，使古希臘哲學從追問自然轉向了追問人自身，開始關心和追求什么樣的生活是最值得過的———未經省察的人生是沒有價值的。在蘇格拉底這里，追問和探討城邦事務的哲學不在書齋而在廣場，哲學不是獨白而是對話，哲學生活與城邦生活是一體的。但不幸蘇格拉底卻被以所謂“不敬神”和“敗壞青年”的罪名為哲學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換一個角度來看，正是蘇格拉底慷慨赴死，既成就了他自己，也成就了哲學。作為傳承蘇格拉底衣缽的最忠實學生，柏拉圖汲取其老師之死的教訓，使哲學從廣場回到了書齋，開始在學園里講授哲學。在柏拉圖這里，雖然哲學的討論、傳播方式和地點變了，但哲學追求和構建最佳政制和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宗旨沒有變，仍以“理想國”的形式存在著。亞里士多德作為柏拉圖的學生，雖然在哲學觀點上反對柏拉圖，甚至喊出“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但在構建最佳政制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政治哲學意義上，他依然主張“合乎德性”的“沉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梢哉f，古希臘的政治哲學對最佳政制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建構，外訴諸于其民主政治，內訴諸于人之德性，且民主制的好壞受制于德性的善惡。在此意義上，古希臘的政治哲學本質上是一種“德性政治”。但這一“德性政治”，在漫長的中世紀被“神學政治”所取代。后經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思想啟蒙，“神學政治”又被近代的“理性政治”所取代。但進入20世紀“分析的時代”，“理性政治”又轉變成了“技術政治”，政治哲學好像已與人之德性、理性無關，變成了純粹“技術”的“計算”活動。在此意義上，海德格爾稱人和世界都被技術“座架”了，是真正抓住了歷史的本質性。直至20世紀70年代初，羅爾斯及其《正義論》的橫空出世，才根本改變了“技術政治”一統天下的局面，政治哲學才重新回歸“德性”，麥金泰爾甚至提出要“追尋德性”。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建構，實際上依然需要有“德性”基礎。縱觀西方哲學史，哲學自古希臘作為“智慧的誕生”以來，經過中世紀“信仰的時代”、文藝復興“冒險的時代”、17世紀“理性的時代”、18世紀“啟蒙的時代”、19世紀“思想體系的時代”和20世紀“分析的時代”，發展到21世紀，幾乎是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相對集中的主題。但對于21世紀來說，似乎主題不太鮮明①。實際上，早在分析哲學幾乎一統天下的20世紀后半期，或者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就有一種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現代技術”或“資本文明”進行批判和反省的“政治哲學”開始嶄露頭角。作為一種哲學趨向，它開始與分析哲學或語言哲學分庭抗禮。其中最知名的代表，就是美國的列奧•施特勞斯。他在一定意義上于20世紀后半期以回歸古希臘傳統的方式復興了西方古典政治哲學。但真正對西方政治哲學的復興起決定性推動作用的，應該還是羅爾斯。1971年，羅爾斯的成名作《正義論》發表，旋即在美國乃至全世界掀起了一股綠色風暴（因《正義論》第一版封面為綠色）。這股“綠色風暴”并不是說該書發行量多，而是意味著哲學的主題和研究方式發生了石破天驚的根本轉變———作為哲學所關注的實質而重要的“正義”問題，已不再局限于運用分析哲學的語言分析和邏輯分析的方式來探討，而是完全可以運用康德式的道德主義和契約主義來探討和解決———經驗論證重被理性論證所取代。也就是說，羅爾斯對“作為公平的正義”問題的探討和解決，主要是通過理性來設計出實現正義的“兩個原則”———自由原則和差別原則，而為了保證這兩個原則的落實，又設計出了“無知之幕”的情境、“重疊共識”的和解以及“反思平衡”的方法———這一方法在一定意義上代表著辯證法的當代最新形態?？梢哉f，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完全是理性契約主義的而不是邏輯分析和語言分析的。因此，稱羅爾斯的“正義論”為康德主義的“道德奠基”或“新契約主義”是有道理的。關于羅爾斯追尋正義為代表的政治哲學對分析哲學或語言哲學的超越或取代的重大意義，哈貝馬斯稱之為實現了當代西方實踐哲學的“軸心式的轉折點”①作用。國內學者姚大志也認為：“《正義論》的發表改變了西方哲學發展的歷程：一方面，它使人們意識到，可以無須使用分析方法來討論實質的哲學問題，從而直接導致語言哲學特別是分析哲學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它提出了正義理論以及由此引起的巨大反響和深入討論，激發了當代政治哲學的崛起?！雹诙敶握軐W的崛起，“既可看作語言哲學的暮鼓（它終結了整個20世紀西方哲學關注語言的傳統），又可視為政治哲學的晨鐘（它開啟了一個新的政治哲學時代）”③。正是在“暮鼓晨鐘”中，政治哲學逐漸成了21世紀哲學的主流和顯學。在此意義上，我們用“政治哲學的時代”來標識21世紀是合理的。以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既是對傳統功利主義和20世紀分析哲學的超越和背離，同時也在新自由主義內部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如新自由主義內部的羅爾斯與諾奇克、哈貝馬斯之爭，新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共和主義之爭等等。實際上，這些論爭大大激發和推動、甚至是左右了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和走向。對此，與羅爾斯同為哈佛大學教授的極端自由主義者諾奇克強調：“現在，政治哲學家們或者必須在羅爾斯的理論框架內工作，或者必須解釋不這樣做的理由?！雹苡纱丝梢?，羅爾斯及其《正義論》的橫空出世，標志著當代政治哲學在批評功利主義傳統和超越分析哲學基礎上的偉大復興。但是，以羅爾斯及其《正義論》為標志的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復興，實際上只是一種“主觀主義”的復興，還缺少一種實質而重要的“客觀性”維度。無論是羅爾斯還是諾奇克、新自由主義還是社群主義，都是對一種理想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哲學辯護”和“主觀表達”———它使政治哲學由“技術”轉向“德性”，由“經驗”重回“先驗”。在此意義上，當代政治哲學的復興和發展，特別是其對最佳政制和美好生活的設計和追求，仍然未觸及資本主義私有制本身，主要還是存在于主觀領域，屬于空中樓閣，難以落到實處。因此，當代政治哲學的進一步發展，必然需要實現一種“客觀主義轉向”———在批判和否定資本主義私有制中使之承諾的理想和設計落到實處。而在這一客觀主義轉向中，作為真正為廣大人民謀幸福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不可或缺。正如當代美國倫理和政治哲學家喬治•布倫克特曾強調的，有兩項廣泛的運動影響了當代道德和政治哲學的發展：一是對正義和權利的討論，二是對馬克思重新表現出興趣⑤。實際上這兩項運動是相輔相成、合二為一的：對馬克思重新表現出興趣正是在討論正義和權利等具體政治哲學問題中表達出來的。也就是說，當代政治哲學對任何實質而重要的政治和社會問題———自由、革命、解放、平等、權利、公平、正義、民主、階級、國家、民族、種族、性別等等，都無法繞開或無視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存在，或者說都必須到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那里尋找理論資源。為此，加拿大政治哲學家金里卡曾深刻指出：當代哲學要發展成為一種有吸引力的政治哲學，“第一步就是去發展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正義理論”⑥。由此可見，在當代政治哲學的復興及其客觀主義轉向中，必須構建一種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因為正是以《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和基本結構解剖和分析，才真正推動了當代政治哲學的理想和設計落到實處并走向歷史的深處?！榜R克思固然沒有像他之前的霍布斯、洛克以及他之后的羅爾斯、諾齊克那樣，通過明確地證立某個或某些價值而發展一套體系完整、內容詳備的政治哲學理論，但在他的思想架構中，卻實際上容納了現代規范性政治哲學的幾乎全部價值要素和理論問題”①。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建構，一定是在從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霍布斯、盧梭、康德、黑格爾，再到羅爾斯、阿倫特、哈貝馬斯等這條西方政治哲學發展的“延長線”上深入推進的。

二實踐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建構，不僅要面向歷史———立足于西方政治哲學傳統，更要面向現實———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建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必須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成就，進行系統地概括、凝練和升華。哲學作為黑格爾所說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時代”，馬克思所強調的“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明的活的靈魂”，不僅就其內容、而且就其形式來說，都要和自己的時代相接觸并相互推進，妄想一種哲學可以跳出或脫離它的時代是絕無可能的。正是在哲學與時代的互動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一新時代，從中國自身的發展坐標來看：不但意味著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和復興的光明前景；也意味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更意味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全體中華兒女鮸力同心，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斷創造美好生活、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②。從世界發展的坐標來看：既意味著中國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又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還意味著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更大貢獻③。所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是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勝利：理論上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勝利，實踐上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開創人類文明新類型的巨大勝利。偉大的實踐創造偉大的時代，偉大的時代孕育偉大的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及其歷史性成就的取得，正是哲學與時代互動，也即馬克思所強調的“思想成為現實”與“現實趨向思想”這一雙向“互動”的結果。在此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說重大的現實問題蘊含重大的理論問題，而重大的理論問題必然反映重大的現實問題。進入21世紀的今天，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華民族走向了偉大復興的征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過程中，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提供理論指導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也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當展提供了實踐智慧和現實推動力。所以說，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為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理論自覺和時代表征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建構，創造和提供了最為本質和最為切近的巨大實踐基礎。從世界和中國這一雙重坐標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還體現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形成這一“雙化”過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是以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的理論為指導和武裝起來的。馬克思主義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明的活的靈魂”，是無產階級解放的“頭腦”和“思想”武器，是最具人文關懷和徹底批判精神的理論，也是最能滿足中國人民追求獨立自由解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之需要的理論：“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①?？梢哉f，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被中國人民所接受，就是因為它是真正能夠說服群眾、掌握群眾，并變成物質力量來改造世界和滿足中國人民迫切需要的科學理論。誠如馬克思自己所言：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而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②。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來，到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思想，引領和推進中國改革開放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再到指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一脈相承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過程，也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形成過程，而它們的共同之處無一不是由于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滿足了中國人民的需要而推動了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偉大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近十四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③。所以說，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最為充分地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具有和帶來的巨大理論優勢和制度優勢。在此基礎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又具有了巨大的文明轉型而帶來的深刻世界歷史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不僅體現和推動了中華民族的偉大飛躍和全面復興，同時，也證明和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中國的崛起和科學社會主義大旗在中國的高高飄揚并煥發出新的生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巨大世界歷史意義，就體現為中國不斷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為世界文明發展作出更大貢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所開創和建構的超越“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新文明類型，又以中國道路、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形式，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那些渴望獨立而又想加快發展的國家和民族所借鑒和選擇?！皻v史表明，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④。在此基礎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所取得的巨大歷史性成就，所形成的中國道路、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以及所開創的新文明類型，不能僅僅停留在現實生活和制度層面，還需要凝練和升華為科學的理論體系和思想智慧。也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偉大實踐成果和豐富實體性內容，必須通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來進行凝練和提升，從而建構起反映時代、把握時代和引領時代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建構，實際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偉大創新和變革，也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所取得的豐富實體性內容進行邏輯的凝練和理論的升華，最終以新的學術話語、政治話語和生活話語表達出來，使世界不僅了解“舌尖上的中國”和“新時代的中國”，更了解“學術中的中國”“思想中的中國”和“哲學中的中國”。

三文本支撐：《資本論》是把握當今時代的“圣經”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建構，具有了面向歷史的西方政治哲學理論傳統和面向現實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基礎還不夠，還需要面向文本———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以獲得文本的巨大支撐。而在馬克思這里，作為傾其一生的偉大著作《資本論》，無疑是不二文選。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①的解剖和分析，揭示和把握了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剩余價值規律，從而縮短和減輕了共產主義社會從資本主義社會胎體中分娩時的陣痛。在此意義上，《資本論》無論在理論上、邏輯上還是道義上，都值得令人信服。所以，《資本論》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圣經”，還是表達和把握當今時代的“圣經”。通過《資本論》，我們就能夠把現代社會的一切關系看得清楚明白?！顿Y本論》仍然是當今理解和把握時代的“真理的制高點”“道義的制高點”和“文明的制高點”，仍然是建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必不可少的最經典文本。21世紀的今天，世界上多數國家仍是資本主義國家。一定意義上，我們仍然生活在一個“資本的時代”。而對資本及其時代解剖、分析和把握最徹底、最充分和最深刻的，就是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資本論》。三大卷的《資本論》，通過對資本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和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的具體剖析，揭示出作為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資本是如何奴役、統治和剝削雇傭勞動的，從而揭示出剩余價值是從哪里來、如何實現和怎么分割的，也即形象地揭露了資產階級是如何掠奪、洗錢和分贓的過程。在此基礎上，《資本論》通過揭開“資本之謎”和“剩余價值之謎”而破解了“歷史之謎”。對此，恩格斯指出，《資本論》第一次使“資本和勞動關系”得到了科學的說明，并強調正是剩余價值的發現，使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關系變得豁然開朗了，而之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批評者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②。列寧則認為：自從《資本論》出版以來，唯物主義歷史觀由假設變成了科學證明了的原理③。而當代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德國學者韋爾默則指出：通過分析和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馬克思的《資本論》摧毀了關于私有財產與自由和平等之間的聯系的這種“意識形態的幻覺”④。在此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說《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既摧毀了普遍永恒資本的神話，又摧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非歷史的神話。《資本論》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雙重“摧毀”，就是通過“重建個人所有制”來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而實現的。所以，作為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無情批判的《資本論》，就是射向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的最厲害的炮彈，這一炮彈對他們進行了永遠都翻不了身的打擊。德國的解釋學大師伽達默爾曾說尼采改變了對20世紀“主觀精神”的批判，借用這一說法，可以說《資本論》完成了對20世紀“客觀精神”———“資本文明”的批判。應該說，馬克思比尼采更早地抓住了時代的真理和精華。為此，在20世紀90年代初，以福山為代表的一些國外學者高喊馬克思主義死亡、歷史終結了的時候，法國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卻出版了《馬克思的幽靈》一書，強調不能沒有馬克思，馬克思的幽靈永在。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上又掀起了一股閱讀《資本論》的熱潮。美國的大衛•哈維，出版了一系列研讀《資本論》的著作，挖掘和闡釋《資本論》的歷史意義和時代意義。英國的伊格爾頓出版了《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一書，從十個方面對否定馬克思的主要觀點進行了有力的反駁。法國的皮凱蒂，更是模仿馬克思的《資本論》出版了《21世紀資本論》，通過對歐美等十多個國家近300年的歷史資料和經濟數據分析，論證了r＞g（資本收益率高于經濟增長率）?？梢哉f，在21世紀的今天，《資本論》仍然站在時代“真理的制高點”，是難以逾越的高峰。表面上看，《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是商品、貨幣和資本等可感覺物，而且《資本論》開篇也是從分析單個的商品入手的。但實際上，馬克思之所以高于斯密、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以及皮凱蒂等當代經濟學家，《資本論》之所以高于《國富論》和《21世紀資本論》，就在于其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揭示出了資本不是物，而是物與物背后所掩蓋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此，列寧才強調：凡是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看到物與物之間的關系的地方，馬克思看到了人與人的關系①。而這一關系，說到底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占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和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工人階級之間統治與被統治、奴役與被奴役、剝削與被剝削的不平等關系。但這一不平等關系，決不是顯而易見和通俗易懂的，而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經濟形式的面目存在。為此，馬克思才強調：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來分析經濟形式，而必須用“抽象力”②?！顿Y本論》通過“抽象力”所把握到的，已不僅是可感覺物，而是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物，也即物與物背后所掩蓋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關系，而這一關系又以雇傭勞動者反抗資產者的奴役和剝削、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斗爭表現出來。對此，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就明確指出：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因此，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目的，就是變資本的獨立性和個性為活動著的人的獨立性和個性，最終實現人的“個性得到自由發展”③。所以說，人的自由解放是貫穿《資本論》的一條“紅線”。在此意義上，《資本論》的副標題———政治經濟學批判，完全可以換成“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或“神圣家族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批判”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顿Y本論》通過“三大拜物教批判”實現的對“歷史之謎”的解答，實際上就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所指出的：“共產主義是對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復歸，是自覺實現并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實現的復歸。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雹堋?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提出的“歷史之謎”的問題，馬克思正是在《資本論》中對其進行了細致地分析和解答。在《資本論》這里，雖然馬克思很少再使用早期的“異化”概念，而運用較多的是“拜物教”和“剩余價值”等概念。實際上，這正是恩格斯所強調的《資本論》的“術語的革命”⑤。也就是說，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資本論》，“術語雖變”但馬克思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沒有變，追求人的自由解放依然是《資本論》的宗旨和主題，《資本論》依然充滿了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和人文關懷，它一直在為底層人民的幸福生活開辟道路。在此意義上，《資本論》依然占據著當今時代“道義的制高點”。為此，存在主義大師薩特才強調在人道主義方面，馬克思主義是不可超越的。雖然《資本論》主要是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來實現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解剖和批判，但馬克思并沒有簡單否定“資本的文明面”所帶來的人類文明的進步。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充分肯定了資本主義文明的進步性。一方面，資本主義文明帶來的是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資本主義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統治時間里，所創造的生產力比以往一切歷史的總和、總計還要多、還要大；另一方面，資本主義文明帶來的是新的社會形態的更新和進步，資本主義把一切落后的國家和民族都納入到自己的軌道上來了，資本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出一個新世界。為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專門強調：“資本一出現，就標志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①在資產階級及其夸夸其談的辯護士看來，所謂的自由平等的資本主義文明是天然的，并且是普遍必然永恒存在的。但在《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視野中，這只是資產階級的一廂情愿。實際上，資本主義價值規律表面的平等交換背后，是深刻的不平等。資本主義私有制也只是人類史長河發展中的一個階段，并且是人類歷史上最后一個對抗階段。也就是說，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和人類文明新類型的構建，現代－資本主義文明一定會被一種更先進的文明———共產主義所替代。在此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說，“資本的出現”標志著人類進入了資本主義文明的時代，而“《資本論》的出現”，則標志著開辟和取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另一種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所以，《資本論》就是世界歷史的重新書寫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先聲”?！啊顿Y本論》應該是無產階級底層勞動人民和具有社會良知知識分子的希望之聲、解放之聲，也可以說是正義之聲，是開辟了人類文明新紀元的文明之聲”②。說到底，《資本論》就是為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新文明創造條件。在資本邏輯全球拓展的21世紀，《資本論》仍然是世界社會主義的“助產婆”，仍然是解決人類文明“最復雜問題的鑰匙”（恩格斯語），仍然是時代“文明的制高點”?！顿Y本論》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批判和對新文明形態的構建，具有巨大而深刻的世界歷史意義。而作為《資本論》的作者，馬克思的思想則充滿了“極度的現代性”，他仍然是迎著新文明的旭日飛奔的人。可以說，馬克思是最早揭示了資本文明（現代性）的進步意義和內在局限的人。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理論自覺和時代表征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建構，一定是奠立在《資本論》這一經典文本的獨特思想視域和所開創的現代新文明類型的地基上，借鑒和運用《資本論》的基本理論和批判精神，直面、解剖和回答現代性復雜問題的基礎上深入推進的。唯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才能更好開創新的文明類型，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建構，也才擁有了巨大和深厚的經典文本支撐，從而才會具有真正的學術史和思想史意義。

作者:白剛 單位:吉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