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力與科學技術環境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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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與科學技術環境詮釋

內容提要: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文化聯系越來越密切,同時各國之間的經濟競爭和貿易摩擦也越來越尖銳。因而,國際競爭力的評價與研究為世界各國的政府、學術界和企業界所廣泛關注,并成為當今世界的熱門話題之一。科學技術水平的高低對一國國際競爭力的強弱有著直接的作用。本文從國際競爭力與科學技術的角度論證中國的國際競爭實力及其發展對策。

關健詞:國際競爭力科學技術研究環境經濟實力

正如國際競爭力理論所指出,國際競爭力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就像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不能脫離重力的影響一樣,競爭力也是影響社會經濟發展進程的基本力量。它對那些需要發展的企業,那些希望保持其工作的個人,那些希望持續增加國民生活水平的政府都有直接影響。

一、中國的科學技術國際競爭力及其評價

由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ManagementDevelopment,IMD/瑞士?洛桑)和世界經濟論壇(WorldEconomicForum,WEF/瑞士.日內瓦)從80年代初發展起來的國際競爭力評價體系,準確地把握了衡量一國經濟發展中創造增加值及財富的經濟實力的經濟理論、指標體系和統計學方法,將各國經濟發展的總體競爭力及其分項要素乃至幾百個經濟指標置于國際可比的統一評價體系中,主要從一個國家的國內經濟實力、經濟的國際化程度、政府對經濟的作用和影響、金融實力、基礎設施狀況、企業管理能力、科技實力、人力資源狀況等八個方面進行了評價,從而為人們認識國際經濟競爭發展的格局和態勢,探求各個國家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的地位、優劣勢和努力的方向,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方法和依據。

中國從1995年開始正式加入國際競爭力的世界評價體系,從而使中國國際競爭力的比較和研究有了世界標準。在IMD的評價報告中,中國1995年名列全部46個參評國家的第34名,1996年名列第26名,1997年名列第27名,1998年名列第24名。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在世界上的綜合排名及許多分項要素排名正在迅速提高。

科學技術是與國家經濟實力、國際化程度、政府管理、金融體系、基礎設施、企業管理、國民素質等并列的國際競爭力評價體系的八大要素(Factor)之一。特別是當今世界正在向知識經濟時展,科學技術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滲透日益加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不斷提高。對一國科學技術競爭力的評價通過R&D支出額、R&D人員數、技術管理、科學環境和知識產權五個子要素(Sub--factor)及其綜合來實現。作為科學技術要素之一,科學環境實際上反映的是一國對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視以及由此帶來的重大科學突破、崇尚科學的社會氛圍對國際競爭力的長遠、穩定、基礎性的推進作用。科學環境對國際競爭力促進作用的內在機理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

第一,從科學技術自身發展和在國民經濟中應用的系統和層次來看,在“基礎科學技術科學應用開發生產推廣”的鏈條中,科學環境主要是從“基礎科學”的層面上反映科學技術對國際競爭力的推進作用。從世界各國科技發展的歷史來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應根據各國自身的情況取得最佳狀態的平衡。片面強調應用研究將不利于長遠的技術進步和應用推廣,使之成為無源之水,是一種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相反,片面強調基礎研究也將影響科技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第二,國際競爭力評價理論認為,國際競爭力取決于五種不同因素的組合,即;變革因素,變革過程、環境、企業自信心和工業序位結構。從作用的時向長短來看,這五種因素又可以分為三類,(1)包含變革過程和工業序位結構的短期因素;(2)由經濟活動、市場導向、政府干預程度及其社會經濟穩定性組成的環境因素具有中期影響,(3)人力資源開發(變革因素)具有長遠影響。種種跡象表明,人力資源開發在國際競爭力中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一個國家未來的競爭力如何,將取決于在人力資源方面所擁有的優勢。國際競爭力評價中的科學環境子要素充分地反映了國民經濟發展中科技后備大軍的培養環境和狀況,反映了一國國際競爭力提高的長遠利益。

正因為如此,IMD國際競爭力發展報告中有—條重要的評價原則是:“用于基礎研究和創新活動的投資所帶來的知識增長是一目經濟發展進入嶄新階段的決定因素氣可見,一國國際競爭力要謀求實質性的發展而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必須致力于科學環境的改進,這是國際競爭力長期發展戰略的必然選擇。

二、中國科學環境的國際比較分析

科學環境(ScientificEnvironment)是IMD在1997年的世界競爭力評價報告中第—次設置的,屬于八大要家之一的科學技術要素(Factor)之下,與R&D支出額、R&D人員數、技術管理和知識產權等并列構成科學技術要素的五個子要素。表1的數據顯示,中國科學環境的排名從1997年的第29位上升到1998年的第17位。名次得以快速提升。構成科學環境子要素的四個評價指標中,除了諾貝爾獎數一項保持不變外,其余三項均有上升,其中青年人對科技的興趣一項名次從1997年的第37位上升為1998年的第20位,名次提升了17位,可謂大幅上升。表1的數據還顯示,從1997年到1998年,我國國際競爭力總排名在世界46個主要國家和地區中排列第24位,較之1997年的第27位提高了3位,科學技術要素排名第13位,較之1997年的第20位上升了7位;中國科學環境及其構成指標在世界排名的位次提升幅度均明顯大于科學技術和國際競爭力總體位次的提升。

科學環境在世界評價值位次的迅速提升,說明我國近年來實施“科教興國”戰略進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社會教育對科學技術發展環境的影響已起到了明顯的實際效果,特別是科學教育和青年人對科技的興趣兩項,排名分別從1997年的第34位迅速上升到1998年的第25位和第20位,說明在知識經濟迅速向我們逼近的時代,我國社會價值觀念正在向有利于教育和科學的方向發展。

表2中依據IMDl998年的世界競爭力評價報告,對我國科學環境諸構成指標的具體評價得分與排名進行了國際比較。我國科學環境的狀況除了諾貝爾獎效一項外,其他三項指標的情況還是比較好的。諾貝爾獎獲獎數目最多的為美國,截至1997年底達到184項,我國仍然為0,與巴西、智利等24國并列第22位?;A研究狀況最好的是美國;得7.13分,最差的是委內瑞拉,得2.60分;我國排名為第10位,得分為最高值的84%;科學教育狀況最好的新加坡,得8.16分,最差的是南非,得2.81分;我國排名為第25位,得分為最高值的61%。青年人對科學技術的興趣一項狀況最好的是中國臺灣,得7.60分,最差的是南非,得3.80分;我國排名為第20位,得分為最高值的74%。

在科學環境的諸指標中,中國具有相對優勢的是“基礎研究”指標,1998年排名世界第10位。說明我國具有較為雄厚的基礎科學研究隊伍和研究能力。但我國科學研究至今還缺少世界頂尖級的科學家和科研成果,所以至今還沒有諾貝爾獎獲獎成果。我國經濟社會體制和科研開發機制的缺陷所造成的從“基礎科學技術科學應用開發生產推廣”鏈條不能迅速有效轉化的問題依然存在,仍有許多高水平科研成果不能迅速轉化為現實的社會生產力和經濟效益。

科學環境既是國際競爭力中科學技術要素的直接構成因子,也是科學技術要求中其他必須的環境和條件。改善我國的科學環境,創造尊師置教、熱愛科學的良好社會文化氛圍,提高人力資源開發的效率和質量,是我國21世紀實現社會經濟全面騰飛的基礎性工作。本文關于科學環境的構成要素及其量化指標、科學環境對科學技術和國際競爭力的作用機理以及改善科學環境因素的途徑等問題的探討都是初步的。這一問題還有待于進行更為系統、全面的研究。

三、中國科學技術國際競爭力提升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科學技術的國際競爭力近年來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通過對近年來中國科學技術及其子要素的國際競爭力排名研究(表3),我們可以發現在科學技術要素中,除了知識產權保護這一子要素外,其余四個子要素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別是技術管理和科學環境兩個子要素排名提高較為明顯。

技術事業長足進步,但這并不意味者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令人滿意的程度,也不表明我國的科學技術能夠保證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如果我們在更廣闊的背景范圍內作進一步深入的分析,就會發現我國科學技術中一些與經濟社會體制、科學技術體制改革有關的、固有的、根本性的問題依然存在,有些問題還是很嚴重的。

(一)中國R&D資金投入強度乏力。用世界公認的R&D資金投入占GDP的百分比來衡量科技資金投入強度來分析,在1998年的IMD評價報告中中國排名世界第34位。1996年中國的這一指標只有0.482%,這一百分比的背景是,“八五”期間(1991—1995年)中國GDP年均增長11.6%,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6.7%,而科技活動經費籌集年均增長率只有6.9%,大大低于同期GDP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這樣,中國資金投入占GDP的百分比近年來就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1992年為0.7%,1993年為0.62%,1994年為O.5%,1995年為0.49%,1996年則為0.48%。從1997年開始,中國R&D經費總支出有了較大程度的上漲,達到了481.9億人民幣,占GDP的0.64%。2000年,中國R&D經費總支出達到897.7億元人民幣,占GDP的1%(發達國家如美國在2.5%左右),中國R&D資金投入顯然不足,不能滿足R&D投入的需要,國際競爭力很難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二)中國R&D資金投資主體缺位。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R&D資金來源主要以企業投入為主,政府的財政支出為輔,R&D投資充分反映了市場經濟的運作規律。以中國與其他國家R&D經費按部門分類所占比重的比較為例,中國企業中的R&D經費僅占42.9%,研究與開發機構和高等學校占55%。而1996年美國企業中的R&D人員占80.8%,R&D經費占72.7%,研究與開發機構和高等學校僅占24.1%。顯然,中國R&D經費按部門分類比重不合理,不能體現市場經濟的運作規律,投資主體嚴重缺位,科研成果轉化率低。

導致投資缺位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科技運作機制突出特點,中國科技運作機制突出特點是科技活動國家化和行政化,R&D資金來源則是以政府財政支出為主,企業R&D對政府的依存度較大,R&D能力薄弱,技術創新意識差,科學技術競爭力發展主體缺位,導致科研、開發與生產的脫節,科研成果轉化有很大的困難,這是影響中國企業科學技術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問題。

(三)中國R&D人員配置不合理。中國科技人才隊伍存在的兩個突出問題是人才素質不良和布局結構不合理。中國科技隊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能力卻并不讓人樂觀。從人才分布結構來看,發達國家R&D人員主要集中在企業,1995年美國企業R&D人員占全部R&D人員的比重達83.2%,德國達61.9%,日本達61.1%,而中國只有39.1%。中國大量的科技人才集中在科研院所和大學中,并且與企業間的協作與聯系不夠。這種科技人才布局是影響中國科技力量對經濟發展促進作用的重要障礙。

(四)中國研究與開發產出的效率很低。2000年中國R&D活動機構約有28461個,平均每個機構有科研人員112人,約有近一半的R&D機構一年竟然沒有發表一篇論文,只有5%的R&D機構創造過國家級科研成果,15%的R&D機構創造過部級科研成果;R&D機構年平均只獲得O.09項發明專利,97%的R&D機構其科技成果的應用每年不超過10項。IMDl998年世界競爭力評價報告也顯示,中國“平均每10萬國民持有的有效專利件效”1995年只有2項。排名世界第36位,遠遠低于在這一指標上排名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的瑞士1409項、瑞典1058項和加拿大1018項的水平。

1996年中國大陸的GDP名義上為美國的1/7左右,美國R&D經費占GDP的比重為2.5%,因而從總量上中國的R&D經費是美國的l/35(1997年有所上升,為1/31)。而由統計得知,中國一年的科技論文數及專利數也分別近似為美國的1/35,也就是說,中國專利及論文的篇數、經費與美國相同(按購買力評價更低),用這種產出水平去實現后發優勢是不可想象的。與這個問題相比,從某種程度上看投入不足更為嚴重,產出效率低,還帶來科技成果轉化低,使得科技缺乏持續發展的后勁。當然,人均1.5萬元的R&D經費確實也很難要求科研人員出成果,更不要說重大的科技成就了。

(五)滯后的教育體制,薄弱的知識產權保護。教育體制改革滯后,導致人才培養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脫節,也是制約中國R&D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問題。高等教育中人浮于事的現象相當普遍,高校中教師占教職工的比重全國平均低于40%,平均每一個教師負擔的學生人數不到7人,這在世界各國幾乎是最低水平。中小學教育以應試教育為主,嚴重影響了勞動力資源的素質。

作為促進科技進步的制度保證,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歷來受到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而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狀況并不讓人樂觀。IMDl998年的世界競爭力報告中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滿意程度”一項指標的評價排名落后,只有第33位,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力。

(六)中國R&D產學研合作中的困惑。中國的產學研合作目前還存在不少問題:由于產學研涉及多個經濟實體,所以合作的組織機制不穩定,雙方經常發生矛盾糾紛,從而影響合作的效率;許多企業的素質低,缺乏掌握產業化科技成果應有的技能;許多科研成果還不成熟,在研究階段缺乏對工程化、規模生產的考慮,導致合作生產失??;由于產品銷售權在企業一方,而科研院所、大學一方難以了解監督企業生產、銷售的實際情況,使許多收益提成的合作難以實施。

四、對策與建議

研究表明,中國科學技術與經濟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存在著明顯地差距,其根本原因是多方面的。針對以上問題特提出以下對策與建議:

(一)營造一個寬松的科研環境。由于R&D是一項探索性的創造活動,充滿了不確定性,因此從事研發過程的科研人員一般需要自由和寬松的工作環境,以使他們的思維不受限制,從而創造出更好的新成果對于科研人員的管理。首先,努力創造良好的科技資源支撐條件。其次,建立完善的聘用和培訓制度。第三,鼓勵創新,允許失敗。

(二)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科學技術管理體系。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將相互獨立的科技資源與經濟資源統一到實現企業經營總目標上,使兩者在企業的經營活動中緊密結合,創造新的生產函數;并動態地對科技資源進行優化配置,使科技資源在與經濟資源的結合中進一步向企業傾斜,使得企業直接面對市場開展技術開發活動,實現企業技術開發活動與經營活動的統一。

(三)適當增加R&D的資金投入。R&D的資金投入包括財政撥款、企業自籌(或者私人自募)、風險資本、銀行貸款、股票上市等方面。為此,要在這些方面形成較成熟的、相對獨立的運作體系,針對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采取相應的投資方式,以支持高新技術企業的全過程發展。

(四)走產學研相結合,共同發展的道路。作為企業,加強與研發機構、高等院校的聯系合作,借助外力來彌補企業自身技術能力的不足,有助于解決研發的能力不足等問題。產學研合作具體來說包括技術轉讓、合作研究、合作開發、共建新企業等。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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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九山伸郎;《中國工業化與產業技術進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版。[6][日]九山伸郎;《中國工業化與產業技術進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版。大學出版社,199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