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經濟學起源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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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討了發展經濟學的起源、演進和新發展，以及未來的研究趨勢。在發展經濟學的草創時期，中國經濟學家對此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發展經濟學在西方經歷了曲折的發展；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經濟學家們開始了新型發展經濟學的探索。發展經濟學正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跨學科的交叉領域，它已成為處理發展中國家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的一個科學范式。

關鍵詞：發展經濟學，起源，演進

OntheOriginandEvolutionofDevelopmentEconomicsAbstract:Thispaperprobesintotheorigin,evolution,andnewprogressofdevelopmenteconomics.Intheearlyperiodofdevelopmenteconomics,Chineseeconomistsmadeanimportantcontributiontoitsformation.Developmenteconomicshadanunevenevolutionprocessinwesterncountries.Untilthemiddleof1980s,economistsincludingsomeChinesescholarshadnotbeenstudyingnewdevelopmentEconomics.Atpresent,developmenteconomicshasbeenarealcross-displineareaandascientificparadigmetodealwithcomplicantscio-economicproblemsindevelopingeconomies.

Keywords:developmenteconomics,origin,evolution

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Economics），作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分支學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數年，興起于大戰結束之后，特別是20世紀50到60年代。它的主要研究對象是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是趕上發達國家，而發達國家的一個顯著標志是高度工業化和現代化，因此，發展經濟學就是研究在已經存在一批發達國家的前提下,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或如何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本文欲就發展經濟學的起源、演進和新發展，以及未來發展問題的研究趨勢，作一初步的探討。

一、發展經濟學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的興起

（一）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起源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分支，發展經濟學興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特別是20世紀50和60年代；但它創立的淵源，或者說思想觀點的醞釀，則可以追溯到大戰結束以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時期。從歷史上看，中國經濟學家對于落后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研究，要早于西方經濟學家。早在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國經濟學家就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理論研究和統計分析，對中國鄉村經濟發展和工業化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其中有不少學術見解都遠比后來西方發展經濟學要早得多，作出了重大貢獻的有方顯廷、劉大鈞、張培剛等，此外，何啟良、胡禮桓的大推進戰略，陳熾的勞動力轉移理論，王學文的二元經濟結構思想，吳景超的人口控制理論與工業化理論，谷春帆的“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伍啟元的類“兩缺口模式”，張培剛的農業國工業化思想，等等?？傊?，到20世紀40年代中國發展經濟學說已基本成熟，并初步形成了較為獨特的體系。只是中國大多數發展經濟學理論成果未能及時地在海外傳播，因而外國學者知之甚少。西方學者的同類研究直至第二次大戰期間才有所表現。較早關注農業國工業化問題的論著與東歐和東南歐地區有關。1938年威廉·呂彼克（WilhelmRopke）發表法文論文“農業國家的工業化：一個科學的問題”（《國際經濟評論》7月號）；1943年保羅·羅森斯坦—羅丹（P.N.Rosenstein-Rodan）在英國的《經濟學雜志》（6-9月合刊）上發表“東歐和東南歐工業化問題”；1944年斯塔利（EugeneStaley）出版《世界經濟發展》，探討了工業化問題，并認為“工業化”所著重的不是農業及其它“初級”生產的增加，而是制造業及“次級”生產的增加；1945年曼德爾鮑姆（K.Mandelbaum）出版《落后地區的工業化》，提出了人口過多而又落后的東歐和東南歐地區工業化的數量模式。此外，許多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和拉美學者，針對落后經濟擺脫殖民統治后如何迅速發展，也提出了相當有見地的理論觀點，這些都為發展經濟學學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二）發展經濟學在西方的興起二戰結束以后，民族獨立運動席卷全球，一大批亞非拉國家先后擺脫殖民主義的統治，贏得了政治獨立。然而，這些國家也意識到它們在世界上所處的經濟和政治地位比較低下，因而只有盡快地發展經濟，才能改變自己的地位，進而才能鞏固政治上的獨立。但是對于這些國家來說，適宜的經濟發展理論仍是相當缺乏的，一個完整的學科體系也難以在這些國家形成和興起；而在世界的另一端，發達國家迫于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需要，開始重新考慮它們與世界上較為貧窮國家之間的關系。因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的好壞，直接影響著發達國家的經濟與貿易。在政治上，意識形態的分歧和對立，迫使西方資本主義集團和東方共產主義國家，為爭取第三世界的大多數國家而進行經濟上的競爭?？傊?，由于國家之間經濟聯系的增強以及出于本國自身發展的需要，發達國家、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感到有必要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進行研究。這是因為：第一，傳統的西方經濟學產生于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其歷史傳統、文化背景、經濟條件完全不同于戰后剛剛獨立的、尚處于貧困和落后狀態的新興民族國家。用傳統的經濟理論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時，由于缺乏必要的社會經濟條件難以直接應用，即使部分能夠運用也需要修改原有的理論前提或假設條件，因此，必須建立適應發展中國家經濟特征的發展經濟學；第二，隨著舊的殖民體系的崩潰和新興民族獨立國家的崛起，西方發達國家按照舊的模式控制新興國家的經濟已經難以達到目的，它們必須尋找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它們的發展邏輯體系的新途徑。正是在以上歷史背景下，一個以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為研究主題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呼之欲出。就是在這段時期，剛剛成立不久的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組織，也表現出對發展中國家的極大興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經濟統計資料；組織了包括不同應用經濟學分支領域的專家，到發展中國家進行實地考察，并擔任政府顧問和咨詢工作；同時它們就發展問題也舉辦了一些專題討論，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統計公報和各種發展文獻。同樣也是在這段時期，許多歐美國家的國內問題專家改弦更張，以發展經濟學家的名義出現，發展經濟學開始成為熱點學科并進入了大學經濟系的課程表。從此，各種各樣的發展模式和理論觀點相繼被提出，發展經濟學也就作為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

二、發展經濟學在西方的演進20世紀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發展經濟學的繁榮與大發展時期。

在這一時期，許多國家的專家學者，根據現代經濟學的體系與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經歷，構造了各種理論模式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經濟貧困落后的原因，并籌劃經濟發展的戰略。在這段時期影響較大的發展經濟學家及理論主要有：W.阿瑟·劉易斯（W.A.Lewis）的二元經濟模型、保爾·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理論和平衡增長理論、拉·納克斯（R.Nurkse）的貧困惡性循環理論、W.羅斯托（W.W.Rostow）的經濟成長階段理論、以及以勞爾·普雷維什（R.Prebisch）為代表的拉美結構主義發展理論。在這一時期，發展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以市場價格機制運作為理論核心的西方正統經濟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并不適用于發展中國家。因為發展中國家國內市場體系尚不完善，價格運作機制嚴重扭曲，社會經濟結構缺乏彈性，人們作為生產者或消費者的經濟行為均不符合“經濟人”邏輯。因此，價格的變化對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調節很少。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能指望市場價格機制對之進行自動調節，而需要借助于國家干預或計劃，來進行經濟結構的重大改進和經濟關系的重大調整。這一調整的實質就是實現工業化，即從一個以農業占統治地位的經濟轉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而在工業化過程中，資本稀缺是制約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資本積累是加速發展的關鍵?？傊藭r期發展經濟學的理論觀點比較明確：（1）反對單一的新古典主義傳統，倡導雙元經濟學并存，即經濟學至少可以劃分為發達國家經濟學（以新古典主義或新古典綜合理論為基礎）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學。（2）注重結構主義分析，主張工業化、計劃化和（物質）資本積累。（3）強調內向發展戰略，主張采取進口替代工業化、實行貿易保護政策。（4）試圖建立對所有發展中國家都適用的宏大發展理論體系。在早期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影響下，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采行依靠計劃化、國有化和奉行進口替代戰略等，來加速資本積累和工業化的發展道路，其實踐結果并未達到預期的經濟目標，卻在經濟運行中遭遇著種種困難。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些對外經濟比較開放、注意發揮市場作用、實行出口導向政策的發展中國家（例如東南亞地區），卻在經濟上取得了較快的進步。面對這種情況，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發展經濟學家大都不再像前一段時期意氣風發，而是以一種平靜的態度反思早期發展理論，并在許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轉變。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者包括美國的西奧多·舒爾茨（T.Schultze）、哈伯勒（G.Haberler）、哈伯格（A.C.Harberger）、邁耶（G.M.Meier）、緬甸的明特（HlaMyint）、巴西的富爾塔多（T.Furtado）以及其他一些依附論學者。20世紀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發展經濟學的主要成就和特點可以歸納如下：（1）關于經濟發展目標有了更為豐富的內容。許多學者強調經濟發展的目標應該是多維的，除了收入水平增長以外，還應增加消滅貧困、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和減少失業等內容。世界銀行還提出了伴隨增長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withgrowth）計劃，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制定了滿足基本人類需要（tomeetbasichumanneeds）戰略，還有不少文獻強調鄉村發展。（2）對農業的偏見得到糾正，開始重視農村發展。在這一時期，許多學者強調發展目標的多元化，把消除貧困作為發展目標之一，而農村則是貧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是消除貧困的重要途徑，因此，農業與農村發展不僅能為加速工業化提供勞動和資本而具有工具價值，而且本身也是發展目標。（3）對經濟計劃化得失進行評估，重新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20世紀60年代末期以來，經濟發展的實踐與經濟計劃化的預期目標相差甚遠，越來越多的發展經濟學家指責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和無所不包的計劃，認為計劃失敗和不適當的政府干預是導致資源配置無效率和經濟增長緩慢的根本原因。他們相信市場機制不僅在發達國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發展中國家也是同樣有效率的。如果不發揮市場價格機制的作用，而夸大價格扭曲和市場失效，則必將出現“政策引致的扭曲”和“非市場失效”。總之，這一時期開始十分重視市場機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出現了新古典主義復興（Neo-classicalResurgence）。（4）重新強調外貿、外資在經濟發展中作用，提倡外向型發展戰略。

60年代后期，以哈伯勒、錢納里（H.Chenery）和斯特勞特（A.M.Strout）等為代表的的學者，開始重視論證自由貿易和利用外資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積極主張發展中國家應采取外向型發展戰略。（5）社會項目評估理論與方法的興起。在這方面作出了貢獻的發展經濟學家主要是哈伯格。他根據現代福利經濟學的三個基本假設，建立了經濟發展中社會項目評估的理論框架，提出了如何解決度量外匯、資本和勞動的機會成本以及如何計算社會貼現率的方法等。（6）激進主義的出現和依附理論家的革命。當諸多發展經濟學家將經濟發展看成是“原始落后”狀況的內部問題時，以巴蘭（P.Baran）、弗蘭克（A.G.Frank）、阿明（S.Amin）等人為代表的激進主義者，則強調經濟發展的主要約束來自外部因素。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受到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以及發達國家制訂的各種經濟政策的制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是一種依附和被依附的關系，既定的國際貿易格局由發達國家控制形成?，F存的世界經濟體系，由處于中心地位的發達國家和依附于這些中心的外圍國家構成，中心的發展造成了外圍的不發展，并使外圍國依附于中心?？傊?，由于激進主義和依附理論的興起，人們對發展中國家的處境以及經濟發展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20世紀60年代末期以后，“新古典主義復興”在發展經濟學中逐漸形成主流，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幾乎滲透到了所有的發展研究領域，新古典主義思想已經完全貫徹到了“正統”發展經濟學之中，成為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特征。面對這一局面，發展經濟學的生存受到了嚴重威脅，許多人對發展經濟學能否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產生了懷疑，并作出了發展經濟學已經“衰落”、“走下坡路”、“進入收益遞減階段”，甚至即將“死亡”的悲觀診斷。自80年代中期以后，盡管新古典主義思想在發展經濟學領域繼續發揮著重大的影響，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的加入，發展經濟理論的研究一方面呈現多元化的趨勢，另一方面不同發展學說又趨于融合?，F在，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經濟學學科，不僅存在，而且還相當活躍。在西方，發展研究出現了若干明顯的新趨向，大致可以歸納如下：第一，在理論研究上，以結構研究為主轉向以組織和政策研究為主;從一般研究轉向不同類型研究。第二，重新強調非經濟因素的分析，特別是關于制度因素的分析成為發展研究領域的關注熱點。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以科斯（R.Coase）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崛起，并開始廣泛引入發展領域，這就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新制度經濟學家把制度作為經濟活動中一個重要的內生變量，并運用新古典主義供求分析法，探討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制度障礙，以及克服制度障礙可供選擇的各種方案和思路，從而逐漸形成了發展經濟學的新制度主義理論。第三，從全球角度考慮發展問題。隨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聯合國有關機構等國際性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日益增加，以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互依存關系的日益增強，發展問題實際上已超出了發展中國家自身的范圍。例如，以英特網技術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革命、跨國公司在全球的擴張、金融風暴在地區間的擴散，等等。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要求發展經濟學應成為一門研究全球性共同問題的經濟學。第四，不同學派之間出現了交融發展的趨勢。例如，在各種學派交融的綜合發展之中，新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開始顯示出強勁的解釋力，于是制度分析、交易成本分析、公共選擇分析、尋租分析和新古典分析相結合，從而使人們更深入地認識不發達社會經濟結構呈僵化和剛性的實質和原因。再如，新增長理論驟然興起，并表現出與發展研究相溶合的趨勢。第六，對發展含義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諾貝爾獎獲得者、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迪亞·森（A.Sen）在80年代初提出了一種評價發展的新方法，根據他的思想，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提出了人類發展（HumanDevelopment）概念，認為發展的核心問題就是人的發展，發展的進程應該為人們創造一種有益的環境，使他們能夠獨立地和集體地去發揮他們的全部潛力，不斷擴大他們的選擇范圍。從1990年起，世界人類發展報告每年發行一期。由于環境問題變得日益嚴重，開始直接影響和制約發展中國家的長期的經濟增長，故從90年代開始，西方出版的發展經濟學教科書無一例外地增加了新的一章，專門論述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

三、新型發展經濟學的建立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實行了改革和開放的經濟政策，隨之當代西方經濟學說陸續系統地被引入和介紹進來，人們對發展經濟學產生了日益濃厚的興趣，并掀起一股學習和研究的熱潮。然而在此時期的西方學術界，正如前面所論述的，包括一些發展經濟學的領袖人物，卻對這門學科的前景持悲觀的看法。與這些西方學者的診斷相反，我國的一些學者張培剛、譚崇臺，不僅對發展經濟學充滿著信心，而且正確地提出了擺脫困境的出路。張培剛教授早在1988年的一次學術會議上，針對西方某些學者對發展經濟學前途的悲觀論調，呼吁必須對發展經濟學進行革新，建立適合于發展中國家實際情況和要求的新型發展經濟學。新發展經濟學具有如下幾方面的特點：第一，把發展中大國作為重點研究對象，兼顧中小型發展中國家的研究。這些國家不僅包括實行了資本主義市場體制的發展中國家，而且也包括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正在實行體制轉軌的發展中國家。第二，從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角度探根索源。不是就經濟談經濟，而是聯系歷史、社會、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綜合地探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第三，從發展中國家的本國國情出發，制訂發展戰略。第四，注意研究計劃與市場兩者之間關系在不同類型發展中國家的新發展。值得一提的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除中國外，許多其他的原來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如前蘇聯、東歐諸國、越南、古巴等，相繼選擇了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道路。目前，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問題，可說為發展經濟學提供了廣闊的研究領域，并已成為新發展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上驳氖?，我國已有一大批中青年學者開始致力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例如提出研究過渡經濟學或雙重轉型問題（即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和由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型），或倡導立足于國際學術規范的中國本土化問題的研究，毫無疑問，以上所有這些努力將極其有利于新型發展經濟學的繁榮和發展。四、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展望發展經濟學自誕生以來，關于經濟發展問題的學說繁多，觀點不一。迄今為止，除了立足于象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本土的農業國工業化理論外，在西方影響較大的發展理論主要包括如下幾種：新古典主義的經濟發展理論、結構主義的經濟發展理論、激進的和新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發展理論，以及新近盛行的新制度主義發展理論，等等。客觀地講，每一種研究思路都有其長處，也有其局限性。然而，發展經濟學主要研究的是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問題。分析許多發展問題，盡管需要借助一般的經濟概念和原理，但傳統的西方經濟學的許多主要概念和原理對于理解和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并不十分中肯和適用。因為在那里，文化價值、社會政治、歷史背景和其他管理制度，都是作為既定的分析前提，并被假定為不會阻礙經濟的增長。因此，就研究立場而論，我們應贊同農業國工業化理論和激進主義經濟理論；就研究方法而言，結構主義分析、新古典主義分析乃至新制度主義分析，都是可以借鑒和包容吸收的。尤其是結構主義分析和新制度主義分析，這兩種方法是分析不發達經濟問題的重要工具。因為結構的不均衡和結構的調整和轉換，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變革所面臨的主要問題；與此同時，在社會經濟結構轉型中，各種經濟行為主體（包括個人、民間團體和政府）的行為方式，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至關重要，而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正是制度分析的主要領域。至于新古典主義的增長要素分析，也早已成為發展研究的一種基本工具。最后我們必須強調兩點：第一，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應始終堅持農業國工業化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即以農業國工業化為主線展開分析。因為從戰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道路看，工業化是經濟發展中具有根本性和決定性的基本內容，從這個角度看，發展中國家可視為“處于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可以具體而明確地稱為“農業國的工業化”，這就必然構成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主題。由于工業化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內容，而農業國工業化理論可以合乎邏輯地將目前中西方發展經濟學的內容統率起來，因此以農業國工業化理論為立論主線是重整和革新發展經濟學的重要途徑。第二，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應兼容吸收東西各派經濟學說之所長，以一種綜合的視野和方法開展分析。發展經濟學涉及的問題領域十分寬廣，因此西方學術界曾流傳一種偏見，認為發展經濟學是一個沒有自己系統的大雜燴，它只不過是勞動經濟學、貨幣經濟學、貿易經濟學和農業經濟學等學科，在分析發展中國家問題的應用經濟學拼盤。據此，職業經濟學家主要應是某個領域問題專家，然后再把這個領域的前沿進展專題運用到窮國的相關問題中，而發展經濟學家的稱呼則反而成為人們取笑的對象。然而，許多有遠見卓識的學者如阿瑟·劉易斯、斯特恩（Stern,N.）則認為：如果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及其制度和政治背景有了一般性了解，就可以對許多發展問題作出更好的回答，因此，一個優秀的研究發展問題的經濟學家，既要作為某個學科的專家，又要作為一名發展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正是在把大問題、小問題和問題解決方法進行結合中，呈現出其顯著的繁榮和豐富多采。發展經濟學正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跨學科的交叉領域，它已成為處理發展中國家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的一個科學范式。由于經濟社會的欠發達涉及政治學、社會學、管理、技術以及文化等方面因素的作用和影響，發展研究已從純經濟理論范式中走出，逐漸向一個超專業化學科（HyperspecializedSubject）方向發展。一方面，它的研究視角擴展到許多非經濟領域，另一方面，發展經濟學正在朝著更加精細的科學專業化方向努力?？傊l展經濟學從大一統的宏大經濟理論范式中走出，分化出若干個專業化的關于發展問題的子分支，并在此基礎上發展成為一個跨經濟分析與非經濟分析的邊緣性的綜合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