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集聚與經濟發展研究論文
時間:2022-11-05 10:25:00
導語:產業集聚與經濟發展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十六大提出要走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如何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高效率的新型工業化道路,需要研究具體的產業發展形態。其中,產業集聚是一個需要引起足夠關注和重視的問題。下面我想結合前一段時間對珠江三角洲和浙江省杭州灣地區的調研,就產業集聚問題作一些初步探討。
一、概念和現象
所謂產業集聚,簡單地說,就是就是在一個適當大的區域范圍內,生產某種產品的若干個同類企業,為這些企業配套的上下游企業,以及相關的服務業,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與此相對應的英文是cluster也有叫產業集群的,含義大體相同。從我們調研的情況看,產業集聚大體上有以下幾個顯著特點。
一是產業集聚區內生產和銷售的規模很大,在全國同類產品中占有較大份額。產銷量往往以“億”為單位,令人驚異。比如浙江諸暨大唐鎮的襪業市場,年交易量達60億雙;嵊縣的領帶市場,年交易量達到2.5億條;紹興的一個新建的織布廠,年產量達上億米布。在浙江,這類產業集聚被稱為“塊狀經濟”。據統計,浙江有52個“塊狀經濟”的產品在國內市場的占有率達到30%以上;在全國532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浙江有56種以“塊狀經濟”方式形成的產品居全國第一。在珠江三角洲,彩電、計算機等產品的產量也占到全國的較大份額。例如,目前全國最大的四家彩電企業的生產基地、最大的幾家計算機企業的生產基地都設在珠江三角洲。
二是產業集聚使專業化分工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獲得了空前發展。通常以“大而全”、“小而全”的方式存在于一個企業內部的生產環節,在這里大量地分布在不同企業之間,每個企業只做一個部件,甚至一個部件的某個環節。企業分工的特點是,對技術含量較高、零部件較多、價值量較大的產品,如彩電、復印機等,不是一個主機廠(總裝廠),而是幾個廠在同一區域,為其配套的零部件供應商也不是一家,而是若干家。正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這樣,一個零部件廠可以同時給多個主機廠配套,容易到達規模經濟要求,從而降低成本;而對主機廠來說,有多個供貨商可供選擇,有利于通過供貨商的競爭改進質量、降低成本。對技術含量和價值量不高的產品,如襪子、領帶等,則有大量成品生產企業集聚在一起。在其前道生產環節也有細致的分工。在高度專業化分工基礎上形成的配套體系,是這些產業集聚區最重要的優勢。在珠江三角洲地區,IT、家電等產業的聚集已經形成。在這一地區一百公里左右的范圍內,90%以上的計算機零部件、80%以上的手機部件、將近100%的彩電部件都可以采購得到。
三是分工深化大大降低了生產和交易成本。據介紹,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彩電、計算機、手機等產品零部件的采購成本比其他地區低30%。而浙江“塊狀經濟”的產品成本和價格,也可以說低到了極致,比如在北京市場上賣五六十元的布料,在當地不到十元;在外地市場上賣五六元的襪子,在當地僅幾角錢。
二、形成機制與優勢
這種區域性的產業集聚的過程和機制更是意味深長。在浙江,基本上是市場與產業互動的方式。先是在某個地方出現某個產品的集中生產,往往以一家一戶為基本生產單位,幾十家、幾百家乃至更多家這樣的生產單位集中在不大的區域內,所謂“一鄉一品”、“一鎮一品”。為了給這些產品找銷路,便出現自發性的市場。市場出現和擴大后,促進了市場背后的生產發展,然后進一步推動市場的擴展。地攤式的市場形態發展到如此大的規模,在國際上是罕見的,但在中國特定的環境中,以一種非常自然的形式出現了。市場一旦形成并逐步成熟后,便會促成自己的合理秩序。在浙江紹興的“中國輕紡城”,形成了高效率的通達全國各地的物流系統,其他地方的客戶,經常寧愿繞路也要到“中國輕紡城”發貨,因為這樣才能更加快捷、可靠、便宜。義烏小商品市場也有這個特點。
而在珠江三角洲,產業集聚有著多種機制。
一種是加工貿易帶動。以東莞的美能達打印機、復印機為例,先是來料加工,以后發現成本很低,總裝廠也進來,并帶來了更多的配套廠家。美能達在東莞的生產成本比在日本至少低30%,人工成本僅為日本的十三分之一。在競爭壓力下,美能達的主要競爭對手佳能、理光也陸續進入這一地區。
另一種是內源型品牌企業帶動。順德的科龍、美的、格蘭仕等名牌產品帶動了一大批配套廠家的發展??讫埖谋?、空調等的外部采購率達到70%以上。
還有一種類型是OEM、ODM產品帶動。順德勒流鎮的東菱公司,專為歐洲市場做小家電的貼牌生產,80%以上的零部件就近采購。僅在勒流鎮,與小家電相關的生產企業有四千多家。
最重要的是,不論在廣東,還是在浙江,產業集聚事先都沒有政府的計劃和規劃,沒有事先的宏大設想,基本上是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不僅政府部門沒有這種預見,就是當事人本身也沒有這種主觀意識,只是經過多年的發展后,回頭一看發現出現了產業集聚現象。政府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順勢而為,創造好的外部環境。浙江幾個成功的大市場,都是先有自發性市場出現,并達到相當規模,然后政府引導,加以規范和提高。政府作用除了積極一面外,也有“不積極”、“消極”的一面,在有些市場自發出現的初期,當地政府部門認為“亂來”、“不規范”,曾經驅散、關閉,但總是關不了,以后被迫默認,再以后態度轉為積極,承認、扶持、提高。在市場經濟發育和發展過程中產業集聚形成的機制,是理解產業集聚現象的關鍵所在。
那么,產業集聚主要有哪些優勢呢?可以有如下初步的概括。
一是,零部件供貨商向多個主機廠供貨,可以擴大規模,降低成本,如有的日本廠商認為在珠江三角洲地區采購成本可以降低30%。這是向單個主機廠供貨時所達不到的。同時,分工深化,不僅主機廠,而且零部件廠,以及為其配套的次一級零部件廠,都有較高外部采購率,整個供應鏈上的企業更加集中于自己擅長的領域,有利于提高產品質量,提升技術和管理水平。綜合來看,這種分工模式可以帶來規模經濟和分工細化雙重好處。
二是,零部件和總裝廠之間減少了由于資產專用性強而帶來的合作風險。以某手機生產廠為例,其重要部件至少有三個供貨商,各占70%、20%和10%的份額。主機廠在零部件供應商之間引入競爭,依據供貨質量、及時性、價格等調整不同廠家的供貨比例。而在單一供貨商的情景下,則可能出現由于經濟學上所說的機會主義傾向而引致的“要挾”行為。
三是,區域內的大量采購和銷售有助于實現規模經濟。例如,寧波的服裝業,吸引了國內外眾多的紡織面料供貨商到寧波設點銷售,由于供貨的批量大,成本相應降低。
四是,有利于技術、管理知識的交流和人力資源的培養與利用。類似硅谷“酒館談話中的技術轉移”現象,在產業集聚區也普遍存在。一家企業采用了新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其他企業易于就近模仿。專業人才和熟練工人,不在某一家企業干了,可以方便地進入同類的另一家企業,存在著人才供給上的“外部性”。
五是,有利于專業性外部服務業和配套設施的發展。產業集聚所形成的規模經濟性,使這些服務業或配套設施具備了經濟上的合理性。例如,寧波"L"型的十公里左右的地域內,集中了一兩千家服裝企業,一年一度的服裝節,受益面寬,等于做了一個集體大廣告,積累了眾多企業都可分享的無形資產;同時,如此多的企業也可以在經濟上支持這種大型活動。又如,紹興的生產力促進中心面向眾多的紡織企業開展技術開發和服務,產生了顯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形成了“金昌現象”。地方政府也反映,當地形成產業集聚后,政府部門也積累了許多專業性的管理知識和技能,如紹興市政府認為在為紡織面料特別是化纖面料生產企業服務方面,情況熟悉,得心應手。寧波市政府促進服裝業發展方面亦有同樣感受。
三、關于產業集聚對經濟發展影響的幾點政策性考慮
產業集聚現象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和政策研究素材。這方面的深入研究,將可能產生一些很有意義的成果。這里著重提出幾個從政策層面需要考慮的問題。
第一,我國已經進入產業集聚與產業競爭力密切關聯的階段。產業集聚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工業化進行到一定階段后的必然產物,是現階段產業競爭力的重要來源和集中體現。從國際范圍看,產業集聚是工業化進程中的普遍現象。在工業發達國家,競爭力強的產業通常采取集聚的方式,某類產品與某個城市的名字聯系在一起。如在美國,底特律的汽車,西雅圖的飛機,硅谷的電子產品,等等。歐洲、日本也大體如此。美國哈佛大學以研究競爭戰略而著名的邁克爾.波特教授,在《國家競爭戰略》一書中,通過對十個工業化國家的考察,提出一個國家的產業競爭力,集中表現在這個國家內以集聚形態出現的產業上;成功的產業集聚區需要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發展出堅實穩固的競爭優勢。從國內一些產業集聚區的歷史看,在起步階段也曾經歷過“村村點火,處處冒煙”,到一定階段后,才向特定區域集中,分工協作體系逐步深化。目前已經可以觀察到這樣的趨勢:就同類產品而言,采取產業集聚方式的那些地方的競爭力,顯著地強于沒有采取這種方式的地方,而且出現了其他地區的企業向產業集聚地區轉移的勢頭。如果說以前產業集聚與產業競爭力相關度還不高的話,現在和今后一個時期,這種關聯度已經并將進一步增強。對大多數產業特別是制造業而言,在具有產業競爭力的地方,總是存在著一定形態的產業集聚;而沒有形成產業集聚的地方,或者沒有產業競爭力,或者曾經有過也會衰落下來。由此可以考慮引出的一個基本判斷是:我國已經進入產業集聚與產業競爭力密切關聯的階段,而且這種關聯將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加強。
第二,講產業發展一定要有產業集聚概念。這是上一個判斷的邏輯推論,但實踐含義要更強一些。不論全國還是某個地區,產業發展都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要具體地落實在某個具體區域。當產業集聚與產業競爭力有了密切關聯后,如果某區域并不具備某個產業集聚的條件,強行要上這種產業,失敗的概率將大大增加。也就是說,當產業競爭力對產業集聚形成依賴后,區域產業發展中出現一種新的盲目性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一些年來,已經出現了一些產業蓬勃發展,而產業中心隨之轉移的現象。以紡織工業為例,過去的長時期內以“上青天”(上海、青島、天津)為生產中心,改革開放以來,這些地方以及內地的諸多紡織工業基地以國有企業為主的紡織企業普遍衰落,不少已經破產關門。與此同時,中國的紡織工業發展迅速,并成為世界上紡織品出口最多的國家。那么,這種增長來源在哪里呢?看看浙江紹興等地的紡織業,答案就清楚了。中國總體上仍處在經濟的較快增長時期,相當多的產業仍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但這種增長機會是否屬于某個特定區域,尤其是那些歷史上和目前具有一定生產基礎的區域,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較大程度上將取決于這些區域是否具備相關產業集聚的條件,集聚的進程是否開始,已經達到了何種水平等。對此,不少地方和企業目前還缺少足夠的認識。一些地區在規劃產業發展時,往往提出“大而全”的計劃,在一個不大的區域(如一個縣)范圍,要三次產業均衡發展,要發展一系列熱門產業,如汽車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而在高新技術產業中,信息產業、生物產業、新能源、新材料等樣樣齊全。這種狀況表明對新形勢下產業發展的規律性缺少基本認識,特別是缺少產業集聚的概念。而在產業集聚發展迅速的地區,地方政府負責人則是另外一種思路,他們能夠明確地強調發展哪一類產業,甚至是某一類產業中的某個環節,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通過產業集聚增強產業競爭力的邏輯。
第三,老工業基地振興要與產業集聚結合起來探尋新思路。老工業基地基本上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形成的,企業內部大而全、小而全,企業之間條塊分割,形式上看一個區域內集中著大批企業,但專業化分工程度很低。這種形態只能說是一種企業集中區,與上面述及的產業集聚有著實質性區別。多年來,我們一直試圖通過發展裝備工業來振興老工業基地。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較高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制造業的發展,裝備工業有很大可能迎來重要的發展機遇。但這種機遇是否就一定屬于老工業基地,恐怕還很難說。如果老工業基地不能通過企業改革、市場發育,形成新的專業化分工體系,實現由傳統工業區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產業集聚的轉變,將會與這一機遇失之交臂。在人們的印象中,浙江工業的特點是“輕”,但在寧波,已經出現了由一千多家塑料機械企業構成的產業集聚區,其中有目前國內最好、國際上競爭力相當強的注塑機生產企業。中國的裝備工業有希望得到大發展,但裝備制造中心,至少是部分生產基地,很可能發生區域性轉移。對老工業基地來說,一方面要創造條件,利用好機遇,另一方面,也不一定把寶都押在裝備工業上,因為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生產基地往往無法全面反映當地的優勢,特別是這些年來新形成的優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能夠形成產業集聚并且有競爭力的,也會有其他一些產業。在這方面,部分老工業基地已有了成功案例。
第四,產業集聚對流行的產業“梯度轉移”理論形成重要挑戰。過去我們講東南沿海地區的優勢,主要是區位優勢、政策優勢等,隨著交通信息條件的改善、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些優勢已不再明顯,或者不復存在??梢哉f,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優惠政策的重要性明顯下降的階段。產業集聚使東南沿海地區形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后天優勢”,即高度專業化分工基礎上的產業配套條件。這一條件一旦形成并趨于成熟后,再轉向其他地區的成本就大大提高了。事實上,外來投資者(外商和內商)選擇投資地點時,在地區和城市之間競爭日趨激烈,其他方面的條件差距縮小的情況下,產業配套條件的重要性日漸突出。產業集聚形成后,顯著加強了東南沿海地區的優勢地位。這種狀況對流行的產業“梯度轉移”理論提出了重要挑戰。原來我們所期待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輕工、紡織等產業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會隨著經濟成長逐次向中西部轉移,很值得重新研究。這里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勞動力的流動問題。發達國家和地區之所以向我國進行制造業轉移,主要目的是分享我國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低成本優勢,其前提是我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之間無法進行大規模的自然人流動(不難想象,如果允許這種流動,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一些產業就不會轉移到中國大陸)。而在我國內部,中西部向東南沿海地區的勞動力流動自由度是較大的。這意味著,東南沿海地區可以分享中西部地區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而東南沿海地區一些產業集聚條件形成后,中西部地區要獲得這些條件的難度就大大增加。在低成本勞動力與產業配套條件的組合中,中西部處于明顯不利的地位。這并不意味著中西部地區產業發展沒有出路了,而是說,中西部地區應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創造條件逐步形成能夠體現和發揮自己優勢的產業集聚,而不要把希望過多地寄托在東南沿海地區的產業轉移上。這方面,中西部的有些地區已經有了實質性的進展。例如,在西安市,民辦高等教育的產業集聚已初成氣候,全國最大的前十名民辦高校,西安就占了一半左右。
第五,產業集聚使行政性重復投資的風險進一步加大。如前所述,產業集聚較成熟的那些地區,相關產品的交易和生產成本大幅度低于其他地區。這樣,如果其他地區在這些產品上搞重復投資,特別是政府驅動的行政性重復投資,將會面臨更大的風險,失敗的概率會更高,損失也會更大。從這個意義上說,產業集聚對行政性重復建設是一個有力的制約因素。問題在于,相當多的地方政府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去年以來,汽車產業的爆發式增長,刺激不少地方政府已經和準備大干快上汽車制造項目,而且重點是總裝項目。汽車產業是一個對產業集聚有較高要求的產業。中國真正具備產業集聚條件的潛力的地區只能是少數。在這些地區之外的汽車制造項目,從一開始就包含了很大的失敗概率。
第六,如何有效地促進產業集聚?當產業集聚與產業競爭力的關聯度顯著提高以后,對一個地區來說,如何促進當地的產業集聚,就成為產業和整個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對此,波特教授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文中提出的鉆石理論,有一定參考價值。當然也僅僅是參考價值,這不僅因為該理論本身是不完善的,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國情與波特教授研究過的國家國情有顯著不同。在如何促進產業集聚問題上,政府扮演什么角色是首先要搞清楚的。有的地方學浙江發展“塊狀經濟”,由政府規定某個地方發展某個產品或產業,規定一些企業為另一些企業配套,用行政性辦法人為“造市”,這類做法就將事情搞歪了,丟掉了浙江發展“塊狀經濟”即產業集聚的精髓。政府最重要的職能是創造一個開放地、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提供好公共服務,如果本事再大一點,可以做一些提升生產要素質量的工作,如培訓、提供信息等,至于能夠形成何種產業集聚,應該相信市場的力量。
- 上一篇:公司投資部副經理競聘演講稿
- 下一篇:信息中心競聘演講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