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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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為總供需的平衡奠定基礎。其次，要求宏觀能進行有效地調節。這不僅依賴調節者雄厚的經濟實力，而且需要微觀積極配合。這就提出了財產制度的適應性問題。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必然帶來生產和消費的對抗性矛盾，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就是植根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西方國家進入凱恩斯時代以及前一階段美國經濟持續增長的現實似乎又使人們產生了種種疑惑。其實，凱恩斯雖然避開資本主義財產制度，依據心理規律考察總供需結構，但最終還是承認在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二戰以后，美國經濟發展的軌跡明顯地告訴人們：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創造需求政策對凱恩斯以前的尖銳矛盾（生產過剩危機）雖在一定時期起到緩解作用，但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出現了經濟滯脹，這表明凱恩斯主義是以積累矛盾為代價去緩解當前矛盾的。供給學派和貨幣學派的政策主張及其運用雖然有助于凱恩斯以后矛盾的緩解，但凱恩斯以前的矛盾又會尖銳起來。美國1990—1991年的經濟衰退以及2001年第三季度以來出現的衰退和蕭條就是明顯的反應。前一時期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主要得益于高新技術產業尤其是信息技術產業的國際優勢。據統計，美國的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70％，每年用于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占總投資50％以上。由于在世界范圍內，美國高新技術產業具有明顯的領先優勢，使其產品暢銷于全球市場。正是由于國際貿易、經濟全球化緩解了發達國家的國內市場矛盾，才有可能使這些國家處于持續增長狀態。但這不等于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體系內根本矛盾消失了，更不等于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可以擺脫困境。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領先國家的狀態改變同樣不可避免。

當然，資本主義私有制目前依然具有生命力。適應市場競爭是該所有制存在的主要依據。市場競爭中的經濟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場經濟規律作用的一種表現形式。私人所有權關系具有內在的天然保護資本的功能，加上政府的必要調節，該類所有制所容納的生產力并未完全釋放。另外，國內市場的飽和對于具有開拓國際市場能力的發達國家而言，在較長時期內并未形成危機。然而，如前所述，社會發展的趨勢必將證明，這種所有制必然成為歷史性的過渡類型。

需要說明的是，現階段的公有制優勢只能通過公有為主的混合所有制結構來體現，這一所有制結構的最大潛力就在于適應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生產的發展趨勢，因而是更具有生命力的一種所有制結構。從質的層面分析，它不排斥私人經濟的應有比例和滲透機制，從而與構建適應市場競爭機制的要求無根本沖突。值得贊許的是，它對于需求的擴張提供了內在的機理。較大比例的公有資本運作著眼于民眾利益，加上在此基礎上的政府調控，也是致力于共同富裕的目標，這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由私有制造成的需求不足的矛盾。從現實狀態看，似乎不盡如人意，因為我國也存在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現象。即使避開判斷的爭議，以需求不足為客觀事實，也可作具體分析。其一，對需求不足感受最強烈的是走向開放的國內企業。近年來，大批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憑借其資本實力和技術優勢迅速獲得不斷上升的市場占有率。這樣，就經濟全球化而言，市場擴大了，但對于原國內企業，市場則縮小了。簡言之，此類市場結構在開放中的變動與所有制結構無必然聯系，相反應視為外生變量，外部性干擾，因而提醒我們注意掌握市場開放的速度和程度。其二，重復生產以及技術層次低、設備老化的企業，其市場占有率下降甚至為零是需求不足的虛幻。這類商品的銷售若能回升，實際上是需求的盲目擴張?，F在商店中大量積壓商品相當一部分就屬于低檔次重復商品。從所有制結構觀察，這屬于調整中過渡現象，是計劃經濟慣性的產物。其三，正常經濟運行中的購買力不足如名牌產品同樣難以銷售，一方面與上述兩種原因導致的企業陷入困境（職工收入下降）有關，也與消費結構調整相聯系?，F在，一方面新的消費熱點受種種條件制約一時難以到來，如汽車消費、豪宅消費等；另一方面原有消費層次普及過快，這種脫節式的消費狀態自然帶來購買力不足。從這里看不出所有制結構選擇的失當。

總之，“結合”的必要性決定于財產制度選擇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不僅體現在趨勢上，而且體現在現實經濟運行過程之中。

二、“結合”的可能性

人們之所以對“結合”缺乏信心，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三大疑慮：一是感到公有制企業無法真正成為市場主體，不僅政企無法真正分離，而且自負盈虧也存在制度性障礙，負盈不負虧是必然結果；二是認為公有制企業無法建立人格化機制，無人負責必然缺乏第一推動力；三是認為現實中公有制企業普遍效率低下，國有企業使用了三分之二的資源，卻只能對GDP作出三分之一的貢獻。

公有制企業能否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成為市場主體，這需要作深入研究。首先，就自主經營而言，懷疑者主要指國有企業。其實，這里存在兩個誤解：一是未區分國有企業競爭性和非競爭性兩種類型，將政企分開泛指全部國有企業。對于非競爭類企業，如關系國家安全、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以及自然壟斷企業，并不存在真正意義的政企分開，政府舉辦這類企業主要著眼于提供公共福利。二是混淆了資產與經營上的政企關系。有一種觀點認為，只要政府掌握資產，就不可能有嚴格意義上的政企分開。應該承認，在資產上政企很難分開，因為只要政府成為國有資產的代表組織，政府必然與投資企業存在產權上的歸屬關系，但并非一定通過行政系統去操作，可構建獨立的資產管理組織，通過選擇投資主體運用授權經營的方式去運作。政企分開作為企業成為市場細胞的基本條件，主要指在生產經營活動上，政府不直接進行行政干預，由企業自主經營，這在政府擁有尤其是部分擁有所有權并且在政資分離的狀態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現實操作過程中企業日常經營權已經基本到位，相對于計劃經濟體制中的附屬物發生了根本的轉變。當然，由于政資分離還未徹底，部分政府干預行為的消失還有一個過程，但無論如何，政府放棄對競爭型國有企業的直接行政干預必將成為現實。公有企業能否具備市場經濟所要求的自負盈虧狀態，對此要作具體分析。自負盈虧，是指企業作為利益結合體相對于其他經濟主體和政府而言，自我承擔盈虧責任，即企業利益的損益與其經營狀況直接聯系。根據企業利益聯系人的損益程度可將自負盈虧分為三個層次：一是經營者、勞動者的收益與企業經營直接掛鉤，職工不吃企業的大鍋飯。二是經營者、勞動者的就業機會與企業經營掛鉤，經營者、勞動者不捧鐵飯碗，在企業經營過程中承擔失業風險。三是財產損益與企業經營掛鉤。這是從所有者的角度來看自負盈虧的，即財產的保值增值維系于企業經營，并直接關聯所有者的切身利益。第一層次的自負盈虧是最低程度的自負盈虧；第一層次加第二層次的自負盈虧是中等程度的自負盈虧；如果三個層次的自負盈虧同時存在，這是完全意義上的自負盈虧。此外，對自負盈虧與企業自我約束行為的聯系也應作恰當的判斷。自負盈虧固然是企業自我約束行為產生的基礎，但也不是唯一的因素。影響企業約束行為的另一種因素是企業精神或稱企業文化，包括經營者的責任感、事業心、企業職工的主人意識和凝聚力等等。健全的自負盈虧制度和催人奮進的企業精神狀態，這是企業行為合理的基本保證，兩者缺一不可，并且具有互補性。近年來，公有企業尤其是國有競爭企業通過內部機制（勞動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明顯改善了自負盈虧的狀態。在人們的視野里，那種負盈不負虧的形象開始消失，分配、就業已和企業經營狀況緊緊地捆綁在一起，職工的危機感逐漸增強，計劃經濟年代存在的懶散勞動狀態基本不復存在。即使從產權意義上看自負盈虧，關系職工整體利益的法人財產也進入了自負盈虧的軌道，加上公有企業精神文化上的特有優勢，公有企業的自我約束行為塑造不會遇到根本性障礙。

公有制企業能否建立人格化機制，這是一個亟待探討的課題。人格化機制的核心是：出資人利益通過人格化行為得以維護和放大。在企業發展的初始階段，如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其人格化行為主要通過投資人自身行為去實現。隨著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公司制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誕生，人格化行為則體現為出資人行為和人行為的組合，并且人行為比重日漸增大，因為股權愈是分散，個人的影響力愈小。盡管人行為往往由于內部人控制而難免偏離人格化行為，但出資人為了追求資本流動效益和投機效益，總是予以認可或采用某些防范措施（健全法人治理結構等），盡力減少損失，與此同時，公司制依然成為企業發展的主導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市場經濟的發達國家如美國常常出現這樣的情形：股本資金來源多數是各類基金，而基金的相當一部分是無主投入如公共資金和私人捐獻等。這表明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提高和企業組織形式的演進，人格化行為的實現形式也在改變，即由單純的出資人行為轉變為更多地依賴人行為。就公有制與人格化機制關系而言，在人格化機制實現的兩個階段（出資人行為階段和人行為階段）中，第一階段要么是以政府機構管理形式出現，要么通過授權方式由投資主體去實現。兩者比較，后一種形式盡管不比自然人自我維護具有剛性，但也能適應市場運作，如果在投資結構中，允許私人資本同時進入，形成混合型出資結構，公有投資主體人格化功能的某些弱化就能通過私人資本運作而整體強化。人格化機制實現的第二階段不存在公有制與私有制優劣之分，關鍵在于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和建立人、經營者與企業發展的利益連接機制。

對于公有制企業效率的評價至少應注意四點：第一，在現實公有制企業中，并非所有企業均無效率或者低于私有企業，列舉優秀企業的案例也可令人矚目。寶鋼的勞動生產率已達國際水平；海爾是國內家用電器企業“走出去”最成功的一家，在美國市場上出現了海爾品牌美國制造的情形（香港《遠東經濟評論》3月29日題為“向對手發起攻擊”一文指出：從迪斯尼玩具到耐克鞋的美國名牌產品上都貼有“中國制造”的標簽，這在美國商店已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而與此相反的情況——中國品牌的產品掛著“美國制造”的標簽因從未出現過而格外引人注目。不過，情況發生了變化。從南卡羅來納州一座嶄新工廠里源源不斷推出的中國海爾牌的冰箱貼著的卻是“美國制造”的標簽。這一跡象表明：中國的最佳公司突然間壯大了，并急不可待地想創造甚至能在競爭激烈的美國市場上一爭高低的國際品牌）。上海廣電集團1997年3月組建后，1998年獲利7億元，1999年利潤17億元，2000年利潤27億元。2000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實現利潤2392億元，為1997年的2.9倍。第二，不少公有企業目前實際上不是真正企業，而是小社會，以效率的犧牲換來穩定社會的效益。這里存在非公平判斷：政府需要穩定時，希望企業多承擔責任，當發展成為主要矛盾時，又批評這些企業的效率不及私人企業。第三，一些公益型企業本來就以社會效益為目標，如公共汽車、自來水、煤氣等行業，其效率低于私人企業天經地義。第四，多數企業結構布局不合理，機制轉換不到位，這種調整過程中的效率現象不應作為支撐結論的依據。其實，我們說公有企業具有提高效率的潛力并非針對目前體制而言，而是以改革深化為前提。理性的評價總要給改革探索的機會。

三、“結合”的方式

要使“結合”的必要性、可能性轉變為“結合”的現實，關鍵在于選擇“結合”的途徑和方式?？偨Y二十余年的改革實踐，我們以為“結合”的方式可表述為四個“分”，即分類、分層、分享和分步。

1.分類這實際上是優化結構，促進結合。應該說，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對公有制為主體的界定，即公有制為主體表現為公有資產占社會總資產的優勢，為整個社會范圍內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奠定了基礎。這意味著在微觀、區域、行業上放開改革的空間，遵循“三個有利于”的原則去選擇所有制形式。中共十五大又對國有經濟領域作出了界定，即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在這個前提下，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這樣，目前的國有企業至少可分為三類：一是非競爭領域中的企業群體；二是競爭領域中的效益型企業群體；三是競爭領域中的虧損型企業群體。第一類企業主要指關系到國家安全、提供公共產品及公共服務和自然壟斷的企業。這類企業改革重點是：加強經濟責任制，轉換機制。由于企業的經營目標主要是實現社會效益，因此這類企業并非是真正的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的細胞，也無法完全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其實質為企業化管理和公司化經營，因而屬于模擬型企業。加強管理和考核，通過盡可能引入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機制和必要的市場競爭機制，降低成本，減少補貼是深化改革的方向。第二類企業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重點對象，改革的任務是制度創新。既然企業具有經濟效益、發展的潛力和多元投資的吸引力，同時所經營的領域不涉及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采用規范的公司制，放開競爭對于促進“結合”，振興國有經濟都具有重要意義。這類企業深化改革的關鍵在于解決兩大課題：一是產權多元化；二是資本人格化。產權多元化的方式包括中外合資（既可以是整體合資，也可以是局部合資）；發行股份，上市交易；法人交叉持股和職工持股等等。第三類企業從總體上看屬于改制退出類。這類企業中不排除極少數通過扭虧、制度創新繼續營運國有資本，但多數將是改制退出。從實際操作看，也可分為兩種情形：一是扭虧退出。即先扭虧，后退出。扭虧是為了退出創造條件，一旦出現退出的希望，果斷抓住退出的機遇。二是虧中退出。如在取得各方支持尤其是債權人支持下，出售部分有效資產，在安置好職工的同時，使債權人獲得適當補償。事實上，只要第一、二類國有企業有效運作，就意味著通過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有進有退，分類操作，較好地實現了“結合”目標。

2.分層以國有資產營運體系為例，至少可分為四個層次，每一層次都存在責權利界定問題，只有分層操作，才能取得實效。首先是行政調控層。依據我國《公司法》，國有資產所有權由國務院行使，地方政府參與分級管理，這樣，政府行政系統與國有資產的關系就顯得十分復雜，繼續沿用過去政資合一的體制，政企就無法分開。在政府內部形成獨立于行政的資產管理營運系統不失為一條探索政企分開的道路。然而，需要直接干預的非競爭類企業又不能與行政割斷內在聯系，這就決定了行政系統具有直接與間接管理經濟活動的雙重功能。若將用于投資非競爭類企業的資產委托于財政系統，與此同時，行政系統從過去的直接干預競爭類企業活動中退出，轉向依法從事對整個社會進行間接參數調控，這樣，政資分離就會成為現實，政企分開也就有了現實前提。其次，資產管理層。對國有經營性資產進行統一管理的組織主要擔負三大職能：一是明確和提出國有資產營運的保值增值目標，并形成科學的考核評估體系與機制。二是通過市場的規范運作，選擇投資主體。三是制定或實施國有資產營運的必要規則和獎懲政策。再次，授權經營層，即承擔投資主體職責的組織載體。將委托或授權經營的國有資本投資于下屬企業，并依據產權運作規則，進行對資本的營運和監控，實現保值增值的目標，這是該層次的基本功能。從組織類型上看，既可以是多元投資的集團公司，也可以是各種類型的投資公司或基金組織，關鍵是盡可能避免充當行政“漏斗”的行政性公司出現。最后，生產經營層，即最基本的資本營運單位，主要通過生產經營活動去增值資本。這些基層企業體制完善的目標是：建立規范的公司制。

3.分享通過構建企業利益聯系人的分享體制形成人格化機制，這是實現“結合”的根本性途徑。分享的方式可以是：第一，年薪制。將年薪分為基薪和風險收益兩部分，通過風險收益塑造長期行為。第二，股權制。作為分配形式的股權主要有5種：（1）干股，即經營管理者獲取崗位股份，享有分紅權，離崗后自然取消；（2）獎勵股份（從購買角度看，屬于虛股，因為持有者無須出資；從獲益角度看，屬于實股，持有者不僅享有分紅權，而且擁有凈資產分配權和限期轉讓權）；（3）收益轉化股（允許經營者將應得收益按比例轉變為股份）；（4）優惠購買股，指企業允許經營者以貼息貸款和延期付款等形式持有股份；（5）期股或期權。通常由經營者在一定期限內（一般3至5年），按照約定的價格購買一定數量的本企業股票或股份。獎勵股份和優惠購買股也可采用期股、期權形式。相對于薪金分配而言，股權分配更是著眼于長遠激勵和約束的分配形式。此外，以上5種股權的前兩種無須持股者投入，后3種屬于激勵性質的購買股。從持股者對企業利益關切度看，購買股關切度更高，因此，在經營者持股結構中，購買股比例愈大，愈有益于建立所有者與經營者利益“捆綁”的長效發展機制。第三，薪股組合。薪股組合是時下十分流行的一種分配形式。“薪”體現即時激勵，具有立竿見影之效，對于急需現金者更具吸引力?！肮伞斌w現長期激勵，能誘發人的未來憧憬和追求，尤其是擁有優秀公司的股權，不僅意味著更多地擁有財富，也是社會地位的一種展示。薪股組合就是對兩者的優勢進行汲取，使之產生一種分配激勵和約束功能的復合放大效應。

4.分步“結合”是人類制度的一種創新，必然要經歷艱苦復雜的探索過程。從操作的角度看，不可能一步到位，分階段推進是理性的合理選擇。究其內在原因，可概括為：一是符合哲學意義上的事物發展規律，因為事物發展總要經歷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結合”意味著深化改革，意味著計劃經濟的當事人進入充滿風險的市場環境，從觀念到利益變動都需要調適。二是在一定階段，作為改革對象的當事人又是改革的依靠力量，只有通過漸進改革，促其自我革命，才能順利推進改革。無論是組織創新，還是利用原組織推動改革，重起爐灶，將原有骨干成員一腳踢開，即使有局部成功的先例，也不能冒然在面上推廣。三是為了促進穩定增長，不中斷發展鏈，使改革的力度限制于百姓承受能力的范圍內。國有企業重組最大的障礙莫過于富余人員的安排，操作不夠穩妥，就會招致發展中斷局面。改革自身畢竟不是目的，為發展服務才是本意。四是分步改革并不等于拖延改革，而是強調依據客觀條件，適時推進改革。加快步伐的本身就包含著分步前進的前提。在分步改革，推進“結合”的過程中，其效果自然也會漸進地顯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