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適應社會化要求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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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擅要：股份制本是近現代企業中一種頗為先進的資本組織形式，但中國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積習。使得整個近代企業家的思想中都帶有或多或少的時代烙印。反映之于企業，就形成了一種中國式的股份．這種企業行為雜糅東西文化的現象，顯示了中國近代企業的一種特色，也是社會發展客觀條件使然。

論文關鍵詞：中國近代股份制企業傳統意識傳統行為

股份制源于西方的海外貿易，它是生產社會化、技術進步與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生產集中的產物，并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而不斷地發展。股份制作為現代企業制度的主要形式，它的優勢和長處是顯而易見的，它具有現代企業制度的“產權明晰、責權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等一切基本特征。因為它的先進性以及適應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等基本特性，逐漸地被世界各國所普遍接受和采用。

我國直到19世紀70年代輪船招商局的成立，才有了自己的股份制企業。然而這種頗為先進的企業組織形式到了中國人手中最初卻大有淮桔成枳的味道，且許多不符合股份制要求或原則的因素到新中國成立前，一直和股份制企業相伴始終。原因何在?這與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傳統文化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一、企業家們的傳統意識

封建社會重農抑商的政策及幾千年來士、農、工、商為序列的等級觀念，在這～時期的企業家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使后來的一批接受過西方思想文化的實業家也擺脫不了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影響。

首先是擺脫不掉的官營工商業的傳統思想?；钴S在整個古代經濟社會的一直是官營資本。近代企業也是由官辦開始的。而我國的華商股份制企業首先以官督商辦的形式出現。在諸如輪船招商局、上海機器織布局、中國鐵路公司等一大批官督商辦的股份制企業中，各企業的主要負責人皆由政府直接任命。因此，在這類企業中，政府官員對企業的干涉和操縱，使企業內部弊端叢生，混亂不堪，最后不得不淘汰出局。

其次是愛國精神驅使下產生的實業救國意識。外國學者通常認為，不以贏利為第一目的的人不能算是企業家，這是很有道理的。中國近代企業家中，恰恰有為數不少的人不以贏利為根本的或首要目的。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強大的外力壓迫下，與西方列強簽定了系歹燜不平等條約，從此，西方各國不斷地通過特權掠奪中國的財富。正是基于這樣的形勢，廣大愛國志士紛紛產生實業救國之心，一為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況，二為奪洋人之利。

盛宣懷曾無數次論及收回利權問題，創辦輪船招商局他表示“與其聽中國之利權讓外人，不如藩籬自固”：以后登州開鉛礦，他指望據此。以杜洋人覬覦之心”：認為應自辦電報事業，非如此“無以遏其機而杜其漸”。徐潤也主張。分洋商獨擅之利，而收回中國自有之利”，他創辦仁濟和公司成功后，曾宣布“挽回利權，受益不少”。鄭觀應任織布局總辦據他說也本非其愿，其“所以不敢辭者”，是因此事關系到“利源外奪”田。李鴻章在籌設上海機器織布局時也指出：“英國洋布人中土，每歲售銀三千數百萬，實為耗財之大端，既已家喻戶曉，無從禁制，亟宜購機紡織，期漸收回利源?！崩惣胃乃枷肷钐幱兄百t而多財則損志，愚而交財則益過”的影子，他本人辦實業亦帶有“不得不”之意嘲，起初為盡孝繼承父志而從商，從1905年美國迫害華僑一事起，他的事業又和愛國緊密結合在一起。他意識到：“振興工商業的主要目的在報國”16。后來他的嘔心瀝血辦實業，為“取諸社會，用之社會”的實業宗旨而勞累致死的行為，無不是在這種愛國精神的驅使下而為之。有“中國船王”之稱的盧作孚在創辦民生公司時，更是將“服務社會，便利人群，開發產業，富強國家”，作為公司的宗旨，并把它明確地寫在公司的章程里，他平時亦常宣傳他經營的公司“只維持合理的利潤”。

再次是他們擺脫不掉的“忠君”、“參政”及“因循守舊”等意識。盛宣懷在接手華盛紡織廠時，便承諾“出紗一包，捐銀一兩”，作為對清政府的報效。他也正是在創辦十數個實業過程中，向清政府不斷進貢才走上了夢寐以求的仕途。他毫不隱諱要做高官的目的：“目下留此一官，內可以條陳時事，外可以維護實業?！睜钤獙崢I家張蹇更是積極從事政治活動，作為著名企業家，他同時又是極活躍的立憲派代表。周學熙集團依靠袁世凱的勢力得以膨脹，袁倒臺后迅速衰敗?；趯崢I救國理想的企業家許多人成為近代政治團體和政黨的成員。據統計，興中會的成員中有48％是華僑資本家。上海的企業家中，王一亭、沈縵云、李平書、葉惠鈞、朱葆三、虞洽卿等都是著名的同盟會成員或國民黨成員。

而另外一些企業家在擁有現代意識的同時，很大程度上也還保留著許多守舊思想。薛南溟的幼子薛壽萱就任永泰、錦綸面廠協理時曾試圖改革，而父執一輩的老人們卻安于現狀，不圖進取，甚至說：“舊法一樣賺錢，新法只會花錢?！睒s宗敬也曾說過：“從來舊學為體，新學為用，最合時宜。”

舊這種因循守舊的傳統意識在近代許多企業中部有體現。像繅絲行業，“各廠組織仍多用舊制”，即使聘有經理、各部主任等，多數產品車間管理仍保留并依靠老大(老儈)和管車，其管理也相應保留了不少舊有慣例和小生產管理方式的殘余㈣。即使后來為了企業的發展進行的改革，也不敢大刀闊斧地干，而過于注重穩妥，榮家企業在對申新三廠進行改革時，由于遭到工頭的強烈反對，榮德生就采取新老兩派分頭管理的辦法，一切行政事務和技術工作均按兩個系統分另U進行。申三的改革從1924年始，直到1927年以后，榮德生的三子榮一心、女婿唐熊源自美國羅威爾紡織大學回國擔任申三副主任，重新推行改革，才大體完成了新舊交替。這種現象一方面雖然是由于改革遭遇的阻力所致，另一方面也是“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的傳統思想根深蒂固之原因，他們還不敢完全信任西方的管理制度。

二、企業中的傳統行為

既然企業家的頭腦中存在著諸多的傳統意識，自然他們在經管企業時就會不可避免地采取封建社會老一套的經營管理方法。下面我們從企業資金流向、經營管理制度兩個方面來看一下近代股份制企業中的傳統行為。

企業資金的流向，大致可分五種途徑，一是投資于自己的企業，二是對其他企業的參股，三是向政府報效，四是對外的高利貸放款，五是流向土地。至少后三種不是現代企業應有的行為。而第二種，一些股東是由于拖不開親朋故舊的情面才參股的。在大生紗廠原始資本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憑人情募集而來，許多入股者貝抱著“應酬官場，巴結上司”的觀念，參股以為應付。直到大生紗廠開車8年以后，“歷界雖有說略、帳略、章報，然始終不知廠在何處，作何狀者，股東中殆十居八九”。還有一部分資本家向其它企業投資，則受制于中國人特有的穩妥意識，劉鴻生就常說，他的所有雞蛋不放在一個籃子里，如果一個企業虧損，其余仍可賺到利潤。

可見，大資本家之間存在著的縱橫交錯的投資關系，除了一部分是為追求利益自愿投資外，另外的則是為應付中國復雜的人情世故不得已而為之。向政府的報效方式更是多種多樣，這種報效分為明文規定按年提取的直接報效和以其他方式的間接報效兩大類。輪船招商局在1890年至1911年的21年間無償向清政府報效總數高達1628400余兩，相當于同期資本總額的41％。從1904年起，商部每年所需經費銀總數3萬兩中的一萬兩，由“招商電報兩局各認籌銀五千兩”的方式來解決?？箲饡r期，中國輪船公司和民生公司為了報效國家，兵工器材每噸只收運費30元到37元，其他公物4O余元，民間器材只收60余元至80余元，而外國輪船只裝商品，每噸運費即3OO元到4OO元。由此可知中國輪船公司和民生公司犧牲之多，報效之大了。

高利貸和地租是我國傳統的牟取暴利的最佳途徑。故雖是新式企業家，仍然不愿放棄這種既穩且厚的獲取高額利潤的方式。無錫業勤紗廠主楊宗濂、楊宗瀚兄弟，在集巨資辦廠后，還以其母的名義買下一片“足成千畝莊屋一區”的土地81。恒豐紗廠廠主聶緝榘在湖南領墾福垸土地5萬畝。著名大絲商胡雪巖另開兩家錢莊。張蹇曾說：“上海資本家挾母財以營匯兌存放之錢莊，基本不出十萬金。’獲利則稱是，或十之四五、或十之二三?！倍袊腻X莊、票號等銀行業卻很少與工業發生貸放關系。

從經營管理方面看，以上大多數企業家還是習慣于從宗族中任用人員。企業的核心人物既是經營者又是所有者，由他和他的兒子、兄弟、叔伯、侄子、堂兄弟、親家、女婿及其他親屬組成的血緣關系網覆蓋了整個企業，因而還出現了以姓名或姓氏命名的企業名稱，如周學熙企業集團、榮家企業集團、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等。1921年，榮宗敬正式組建茂、福、申新公司時，即采取無限公司的組織形式，榮宗敬任總公司及所屬16個粉、紗廠的總經理。公司不設董事會，一切大權由榮宗敬獨攬。各部門、各企業的負責人大都由榮家的親屬、好友及族人擔任。據1928年統計，在榮氏集團的19個企業中共有總經理、經理、協理職位54個，其中榮氏血親占了31個，姻親占了14個，占總數的83．5％I2”。張蹇在辦廠后期，也從“地方自治”的狹隘觀念出發，大量擢用張氏家族及本地人，很少用外省或外地人，如此的門戶之見，使許多有識之士得不到重用。有人說過“南通之窘，多由人事上失敗，其故日退老用人有地方思想”。二三十年代，各企業雖都做了相應的改革，但始終未能完全突破宗法和家長式的管理格局。

在生產經營管理上，各廠也多采用舊時的“工頭”制。榮氏辦廠之初，就在各廠經理之下設一總管，統管全廠職工；各車間設有“工頭”，掌管本車間工人的招收和解雇、負責生產；下設若干小領班(紡織廠領班之下還設管理女工的“拿摩溫”和管理童工的童工頭)。各部門工頭自成系統，其管轄下的工人也形成一種幫派勢力，各幫派間互相傾軋、排擠。工頭任意克扣工資、恣意勒索，動輒打罵，加重了對工人的剝削和壓迫。這種“工頭”制妨礙新技術和先進管理方法的應用，阻礙企業生產力的發展。直到20年代初，榮氏企業才開始嘗試改革工頭制，采用現代企業的組織管理制度。同時期，這種“工頭制”在我國民族資本工業企業中普遍沿用。無錫最早創立的業勤、振新兩家紡織廠，一直就沿用舊制度，不思革新，最終于1927年停業，后雖勉強恢復，但終不免一蹶不振。最早創辦的裕昌絲廠，也由于同樣的原因，短短數年即負債累累，被銀行團起訴接管，最終陷于敗落圈。我國舊式工商業的財務管理一般采用房制度，在新式企業中起初也被普遍地采用，資本家一般直接委派親屬掌管帳房，規模較大的廠分設內帳房和外帳房。這種財務管理制度由于缺乏科學性，因而遺漏、錯誤在所難免，這不僅不能對產品成本和企業經營進行核算分析，而且為浪費貪污留下了可乘之機。后來各企業的財務管理雖有所改進，卻不很徹底，仍有部分企業不愿意采取新法，像榮氏企業在改革后就采取新舊兩種財會制度并行的辦法。

三、對企業中傳統園素的評價

我國資本家與同時期西方資本家又有所不同，西方資本家早已接受了自工業革命以來完整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而我國資本家的思想意識脫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形態，不可避免地打上時代的烙印。就第一批官督商辦的資本家來說，大多是清政府官派人員。在“官階班次中求才”的結果，不但嚴重堵塞了才路，而且給企業帶來了更大的弊害。但清政府的經濟政策不準民閬舉辦近代工礦業，封建習俗勢力又把近代技術視為“洪水猛獸”，認為會“妨礙小民生計”，震動地脈”和“破壞風水”而加以阻撓。這就使積累相當財富的買辦、商人以及官僚、地主，欲投資近代民用企業而無門。再者，西方經濟勢力的入侵，使統治者不得不采取措施以挽救民族的危亡，這樣一系列大型軍工企業及民用企業的開辦也只能由政府創辦了。這種亦官亦商的企業制度盡管存在很多弊病，還是有很大的歷史作用的。首先它開了風氣之先，起了示范和引導的作用。其次官辦或官督商辦既可以彌補大型企業資金的不足，又可利用政府的力量予企業以有力的保護。近代企業家較之普通中國人，對西方文明有更多的接觸和了解，且受中國古老的文化之浸漬，崇尚“兼善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甚至為國犧牲也在所不惜。他們視天下為己任，世代遵從儒家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積極人世態度。能為國家做一份貢獻，將來名垂青史更是封建士大夫及其他仁人志士所夢寐以求的。故國家有難，他們心甘情愿“報效”、“犧牲”。

企業發展了幾十年，仍普遍存在著濃厚的家族色彩、官僚作風以及頗具舊制度特點的投資方式，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國社會缺少民主色彩。清政府被推翻后，雖也建立了民主共和國，但有名無實。大軍閥及后來的國民黨當權派無一不是脫胎于封建社會，力量薄弱的民主氣息沖不散他們滿腦子的封建意識。故企業里家長式的專權、官僚式的管理、穩妥型的生財之道無不頑強地存在?？墒牵植康胤e極地看，也有它的可取之處，比如家族主義和家長式管理，這對克服中國人的散漫習性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時，幾千年的愚民政策，中國人也習慣了服從，在民主、參與、做主人的意識沒有強烈萌生之前，這對企業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如果企業沒有一個集權式的領導，一些人勾心斗角的本性反而會滋生蔓延，不團結、不齊心、頭頭腦腦各自為政，也就根本談不上企業的發展前途了。因此，對近代股份制企業中的傳統意識和傳統行為，我們應該把它們放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去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