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建設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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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制問題

建國初期,我國財政經濟困難,人民政府的收入遠遠不敷支出,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投機資本在新解放的城市中繼續興風作浪,物價繼續飛速上漲。為從根本上穩定物價,做到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和市場物資供求平衡,1950年3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全黨保證實現〈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的通知》,政務院也頒布了一系列政策,規定財政收支等方面統一集中到中央。至4、5月間,全國財政經濟工作實現了統一,財政收支接衡,通貨膨脹停止,物價日趨穩定,為安定人民生活、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創造了有利條件。當時實行的這種由中央政府統收統支的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在一定時期是非常必要的,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統得過死的弊病也日益顯現出來。是較早對此提出意見的中共領導人。1956年6月6日至13日,在沈陽、撫順視察工作,聽取了遼寧省委、沈陽市委、撫順市委和所到工廠、農業合作社負責同志的匯報,并召集了民主人士座談會。6月19日,他在給劉少奇轉的報告中說:過去上邊統得太死。國營工商企業由中央各部和地方實行雙重領導最為合理。實行雙重領導后,在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支問題上,流通稅和國營企業利潤應作為中央的財政收入。但為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可在企業利潤中給地方一定的提成。國營企業的支出仍由中央擔負。1957年1月9日,在廣西南寧向省財貿、農業、工業、民族等部門了解情況,與民主人士交談并參觀了農場和合作社。15日,在給中央和的報告中,鑒于廣西在土特產收購上設置許多人為的障礙,嚴重地打擊了群眾的生產情緒的狀況,他指出:有些東西統得太死,既得罪了人民,又損害了國家的利益。歸結起來仍然是體制問題,條條各行其是,塊塊無權干涉,地方上既無權又無錢,說話無力,辦事困難。必須給地方以應有的權力,在稅收方面應作適當的減免,使農民有利可圖。同時對收購價格也應該根據不同情況,采取有賺有賠、不賺不賠和以賺補賠的扶植方針。1962年5月至6月間,視察了陜、川、甘、滇等地。他了解到,自農業六十條貫徹以來,公社和大隊相繼劃小,脫產干部和補貼工分的干部相應增加,不少大隊干部提拔為公社干部,生產隊干部提拔為大隊干部,一些生產隊的領導因此削弱了,群眾反映“坐轎子的人多了,抬轎子的人少了”。針對這些情況,6月20日,在給鄧小平轉中央的報告中提出了他的意見縣以下的體制,應當考慮進行一些適當的調整。公社應該大些,生產隊應該小些。目前是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生產和分配的繁重任務,都在生產隊一級,公社和大隊的任務,則相對地減少了。因此,公社應該大些,最好是一鄉一社,或者更大一些,公社由縣直接領導,公社以上不再設區,這樣既利于精簡,同時還可以抽出一大批干部來充實基層。此外,現在大隊干部的工作任務不多了,應該固定到各生產隊,多參加勞動,少補貼工分。剛剛誕生的新中國,在經濟管理體制上強調把財力、物力都集中在中央,以便統籌安排,解決國家重點項目建設所急需的資金。這在當時是權宜之計,但是因此也過多過死地限制了地方的積極性。通過多年來到各地的調查研究,較早地發現這種經濟管理體制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弊病,并提出了相應的解決辦法。這對于中央討論修改制定經濟管理體制的有關政策,充分調動地方的積極性,克服人浮于事的現象,消除官僚主義,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農村經濟

建國初期,財政拮據,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緊張。深感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農業大國,要擺脫貧困面貌,就必須搞活農村經濟,大力發展副業生產,活躍集市貿易,全面發展多種經營。1957年1月至5月,視察了海南、兩廣、云南、四川、東北等地。他在向中央并的報告中提出,應該廣泛推廣在農業合作社種植經濟作物,使農業社的糧食生產、經濟作物以及種茶、養蠶、養家畜、家禽等副業三者多樣性地結合起來。20世紀60年代初,對自然災害和“”所造成的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而帶來的嚴重困難局面,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了反思。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次會議,對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傳統作風,糾正“”的錯誤,是一個重大的轉折。1962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發展農村副業生產的決定》。針對幾年來有些地方忽視對副業生產的安排,使集體和社員個人的收入都減少的狀況,《決定》指出,恢復和發展農村的副業生產是當前鞏固集體經濟,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一個重要問題。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愈加重視開展調查研究。1963年他視察了江蘇、浙江、兩廣、湖南、湖北等地,根據所見所聞,提出了在以農業為主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發展集體和家庭的副業生產的主張。1963年5月13日,在寫給、劉少奇等人的信中提到,應當十分注意發展集體和社員家庭副業生產,否則不僅浪費了勞動力,而且對集體經濟的鞏固也是不利的。應當發動生產隊積極組織多種副業經營,并且應當允許社員個人搞。要把恢復副業生產、加強短途運輸和活躍集市貿易三者密切結合起來,加強合作社的收購工作,疏通渠道,以促進城鄉互助,內外交流,這樣就會更有利于我國農業和工業的迅速發展。1964年1月至4月,以78歲的高齡,用了3個月的時間,視察了華東、中南以及貴州、河北等13個省、市和自治區,通過深入細致的調查了解和他自己的觀察,不斷形成獨到的見解。4月23日,他在給黨中央并的信中說:在加強工業支援農業的同時,農業生產也必須在以糧為綱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經濟作物和多種經營。南方,特別是亞熱帶地區更是適宜于發展多種經營。只有經濟作物和多種經營發展了,農業才能為工業提供更多的原料,為國內市場和外貿提供更多的商品。同時,公社生產隊也能增加收入,增加積累,用以擴大再生產,反過來又為工業開拓市場。因此,只有糧食和經濟作物、多種經營全面發展了,才能更好地實現城鄉互助,內外交流,才能使農村經濟進一步活躍起來。實踐充分證明,倡導的有關搞活農村經濟的思想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是本著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原則,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來探索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道路的。

三林業問題

20世紀50年代初,視察全國各地時,通過調查了解,深深體會到林業工作的重要性。1952年10月24日,他在給的信中強調,在加強木材采伐工作的同時,應認真做好林區的撫育更新工作,隨伐隨種,使幼樹及時生長,能夠銜接上長遠的采伐計劃,大力進行造林工作。要普遍發動群眾造林(包括造水源林),規定用材部門在一定時期(30年或40年后)完成自給木材的任務。1957年4月18日,致信黨中央并:西南幾省和長江以南各省,氣候溫暖,雨量充足,林木生長很快,如桉樹、馬尾松等,十年就可以成材

使用,現在已動員群眾在山地河邊、家前屋后大量種植,且已有顯著成績。1958年7月16日,在玉門市職工代表和干部大會上講:這里風沙很大,在植樹造林方面也要注意,先從屋邊、路邊和市區綠化起,然后再向四周大面積地發展,進而做到征服風沙、征服戈壁、征服氣候。針對黑龍江省在交通運輸便利的地方森林已經砍光,深山老林內林木過熟、自然腐朽嚴重的狀況,1959年6月25日,在給鄧小平轉中央并的報告中說:山區生產要以林業和多種經營為主。森林是個無盡的寶藏。今后要充分利用森林資源,把發展森林工業和發展化學工業結合起來,搞林產的綜合利用。4天后,他又和董必武等給中央寫報告,提議早日修建一部分森林鐵路,以開辟新的林場;提出要注意森林工業的多種經營和綜合利用,不僅要最大限度地利用采伐剩余物和加工剩余物,還要大搞木材化學工業。今天看來,這些觀點無疑是具有前瞻性、走在時代前列的。

四對外貿易

新中國建立后,怎樣做好對外貿易工作,怎樣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擺在全黨全國人民面前的一個嶄新課題。尤其是1956年秋冬,受國際局勢的影響和國內社會主義改造的急促變化,加上經濟建設中未能完全克服冒進,經濟生活出現某些緊張,許多地方出現貨源短缺。對此,通過大量細致的調查研究,不斷提出自己的主張。1957年2月24日,在給中央并的報告中指出,當前對外貿易的關鍵性問題是貨源缺乏、供不應求的問題。他認為,究其原因,除生產能力不能很快地提高,國內需要量日增外,有許多貨源供應上的困難是人為造成的,是一些組織工作、價格政策、稅收政策以及交通運輸上的問題。他根據了解到的情況,分析了目前在貨源上存在的幾個問題:首先是土特產的收購價格一般都偏低,影響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經營環節過多。他從兩方面提出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一是下決心減少經營環節,下放業務,基層社能夠經營的品種,上級社不要再插手。同時改變不合理的利潤分配,縮小上級社的利潤,加大基層社的利潤,以保證基層社的合理收入。對于不合理的收購價格也應該予以調整。二是外貿機構協同基層供銷社,直接到產地收購或定貨。這樣既減少了經營環節,又避免了往返運輸,生產者還可獲得較高的利益。其次是某些出口的工業品和手工業品原料缺乏。對此,他認為一方面要少出口些原料,把原料做成成品后再出口,另一方面可采取“以外匯增加外匯”的辦法,進口一些原料加工成成品后再運出去。再次,他指出,我國對外貿易歷年來是采取一種“量出為入”的辦法,就是出口多少就收多少,某些貨源略有增加,就大喊積壓,于是便減價收購或停止收購。這是人為地阻止生產發展的做法。1957年4月18日,在給黨中央并的報告中提出,要減少經營管理環節,允許產地基層單位直接同外貿系統掛鉤;要有計劃有領導地組織行商走販收購山區物資,恢復過去的山貨行棧;重點建立加工整理部門,適當地調整價格和稅收政策。他主張外貿工作應當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在1957年5月9日給中央并的報告中說:當前重要的問題是應當充分動員干部和群眾挖掘出口潛力。除應當注意調整炮外銷矛盾,并適當提高收購價格,改善收購工作外,充分發揮地方在經營出口貿易上的積極性,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如果能在國家統一計劃下把一部分出口任務包給地方,允許他們根據出口需要直接向相鄰省份組織某些貨源,就可以因地制宜和因時制宜。對外貿系統的調查和研究工作也很重視。1963年2月10日,給、劉少奇等同志寫信提出:外貿部應當加強對外貿易方面的研究工作,建議外貿部設立一個經濟研究機構,負責對國際貿易問題和國外市場情況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并和國內的生產聯系起來,不但可以使外貿工作更好地為國內生產建設服務,而且對外貿工作本身來講也更主動更靈活。對外貿易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的外貿經濟很不發達,外貿體制還存在著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從而阻礙了外貿經濟的發展。審時度勢,站在時代的高度,對外貿工作從宏觀到微觀提出許多獨到見解,經過幾十年實踐的驗證仍是正確的,是切實可行的。

五大西北的發展問題

新中國剛成立不久,黨和國家領導人就十分重視對西部地區的經濟開發。1958年7月8日,在對西北協作區會議代表和甘肅省黨員干部的講話中曾滿懷信心地講過,現在西北地區已有綿羊3000多萬只,1962年可以達到9000多萬只。這就是說,西北將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羊毛產區,成為中國的澳洲和新西蘭。西北協作區擴大會議著重抓了工業方面的設備和運輸兩個問題,認為這是正確的。他說:工業管理方面的許多規章制度必須改進。職工群眾的許多革新創造,必須及時地檢查、鑒定和推廣。協作區各省之間,每個省的各專區、各縣之間,要充分發揚共產主義的協作精神來解決問題。只有這樣,黨對工業建設的領導才能真正加強,工業才能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發展。在交通運輸方面,認為,鐵路、公路都要修,各種現代化的或者改良的交通工具都要使用。有了汽油以后,就可以多用汽車。除了公家投資興辦交通之外,還要鼓勵群眾興辦,要做到全民辦交通。為了發展交通運輸事業,就要發展建筑材料的生產。在對外貿易方面,說:西北區有豐富的礦產品和畜產品可以出口,應當盡量擴大對外貿易,以便換回我們所需要的建設物資。在文化教育和科學事業方面,認為,科學文化事業是為建設事業服務的,而迅速地提高文化水平,改變西北文化的落后面貌,更是西北地區多快好省地發展工農業生產的重要條件。因此,根據黨中央指示的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科學研究工作和生產建設實踐相結合,以及全民辦教育、全民辦科學的方針,認真地加強黨對科學文化事業的領導是必要的。一生注重開展調查研究。他或親自調查研究,或派工作組下去了解情況,他起草的報告,成為黨中央制定方針政策、糾正工作失誤的重要參考。他提出的許多關于經濟建設的思想觀點,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