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和定價的經濟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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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將新制度經濟學中交易費用理論引入公共產品供給分析，給出了供給公共產品的主體確定的理論模型，并在威廉姆森范式擴展的基礎上得出了各個主體的邊界，認為最優公共產品供給方式的選擇和主體邊界的確定，取決于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測算了中國公私部門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存在的交易費用，發現就我國公共產品的供給而言，在一定的條件下將公共產品供給由政府部門交給私人部門與第三部門可以節約交易費用，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

關鍵詞：交易費用；公共產品；公共部門；私人部門

一、引言

公共產品供給是指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選擇以何種方式籌資并加以使用，向社會成員提供公共產品。其實質是資源配置，屬于分配范疇。從世界各國公共產品供給的實踐出發進行抽象，公共產品供給方式不外乎三種：政府供給，市場供給及自愿供給。

公共產品的市場供給是指營利組織根據市場需求，以營利為目的，運用收費方式補償支出的公共產品供給方式。公共產品的政府供給是在市場進行資源配置基礎上，政府以公平為目的、以稅收和公共收費為主要籌資手段，利用公共資源供給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公共產品自愿供給是指公民個人、單位，以自愿為基礎，以社會捐贈或公益彩票等形式無償或部門無償地籌集資金，直接或間接地用于公共產品的提供，并接受公眾監督的公共產品供給方式。這些方式是以不同的主體，遵循不同的原則，以不同方式和渠道籌集公共產品供給資金，決定使用去向并予以監督的機制。

幾乎在每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公共品供給的三種方式都在發揮作用，但三者的作用范圍有所差別，而且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三種方式的作用領域也有不同。公共產品三種供給方式是在空間上并存、相互結合發生作用的，作用的具體模式是多樣化的。大中小規模政府和非政府的單位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在地方公共經濟中能實現秩序和比較高水平的績效（奧斯特羅姆、帕克斯和惠特克，2000）。

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選擇和作用邊界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公共品自身性質、技術條件、政府職能理念、公平效率標準、政府政策傾向、需求狀況和私人資本規模的不同，可能導致不同的供給方式，而且會導致公共產品供給方式的不斷轉變[8]?，F代經濟學在20世紀最后30年有了很大的發展，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引進了“交易費用”的概念。在過去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后凱恩斯主義等主流經濟學里，都只有生產成本的概念，沒有交易費用的概念。企業的生產成本可以分為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在制度經濟學產生以前，主流經濟學認為廠商通過生產成本的調整來決定所要達到的產量。實際上到了20世紀最后30年，因為引入了交易費用這個概念后，人們發現，在總成本里面有一部分耗費跟物理的、化學的產品制造的變化一點關系都沒有，它是為了交易而發生的，即制度經濟學中所論述的交易費用。將交易費用概念引入公共產品供給的研究將為研究公共產品供給的主體確定問題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本文側重于從交易費用的角度解釋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選擇和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邊界確定，并對中國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的交易費用進行了測度，最后部分提供簡要的結論。

二、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

科斯認為，交易費用是獲得準確的市場信息所需付出的費用，以及談判和經常性契約的費用。威廉姆森認為，費用分為兩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費用，即為簽訂契約、規定交易雙方的權利和責任所花費的費用；二是簽訂契約后，為解決契約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從改變條款到退出契約所花費的費用。交易費用的存在取決于三個因素：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機會主義以及資產專用性。資產專用性指耐用人力資產或實物資產在何種程度上被鎖定而投入到一個特定貿易關系，因而也就是在何種程度上他們在可選擇的經濟活動中所具有的價值。阿羅使用的交易費用概念更具有一般性：“交易費用是經濟制度的運行費用，”它包括信息費用、排他性費用和設計公共政策并執行的費用。交易費用理論認為交易是普遍存在的，康芒斯將“交易”的概念和正統經濟學中“生產”的概念相對應，將“交易”分為三種類型：買賣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間的交換關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之間的交換關系；限額的交易，主要是指政府對個人的關系。這三種關系類型覆蓋了所有人與人之間的經濟活動。

按照康芒斯對交易的分類，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同樣可以歸入到交易活動中：首先，政府供給公共產品是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交易活動，納稅人支付公共產品的價格（稅金），政府利用稅收收入供給公共產品。其次，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是政府間的交易活動，下級政府是上級政府在供給公共產品上的人，為本地區供給公共產品，滿足地方公共需要。再次，同級政府之間在供給外溢性的地方公共產品上也存在著交換關系。因此，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也是一種交易，交易費用是客觀存在于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中的。市場供給公共產品是私人按照市場規則采用收費或政府補貼的方式進行的平等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易，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種交易活動，產生交易費用。公共產品自愿供給的過程是一種平等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易即捐助者捐助資金提供公共產品后獲得心理滿足或者稅收優惠等的一種交易，按照公共產品自愿供給的定義，在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過程（分散決策）中、籌資過程中、建立相關的激勵約束機制等都會產生交易費用。

根據交易費用理論，對公共產品的供給進行分析，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主要包括：（1）搜尋信息的費用。即供給者為了獲取消費者對公共產品的需求、了解公共產品特性、所需成本等信息所花費的成本。（2）談判、簽訂契約、規定交易雙方權利和責任的費用。例如在民主機制下，公共產品的供給是由“以手投票”機制來決定公共產品供給的品種和數量的，由于公共產品的特性和選民的消費偏好、價值取向存在較大差異，要通過一致同意或多數同意的原則來決定公共產品的供給方案，必然帶來較高的契約達成費用。分級財政體制下在決定由哪一級政府供給哪種公共產品，公共產品的成本（稅收）如何在政府間進行分擔上的政府間多重博弈，也必然帶來較高的契約達成費用。（3）履行契約，收回成本的費用。（4）排他費用，即阻止不付費者對公共產品消費所發生的費用。（5）監督供給者按所簽訂的契約供給公共產品所發生的費用。（6）避免消費者退出契約所發生的費用。

公共產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非排他性決定了不可能阻止不付費者對公共產品的消費，對公共產品的供給不付任何費用的人同支付費用的人一樣能夠享有公共產品帶來的益處；非競爭性決定了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影響其他人從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中獲得的效用，即增加額外一個人消費該公共產品不會引起該產品成本的增加。由于公共產品的兩大特性，決定了沒有消費者愿意公布自己從公共產品消費中獲得的效用，因此搜尋信息的費用是相當高的。公共產品的兩大特性決定了消費者都期望他人去購買而自己順便享用它帶來的利益，也就是“免費搭車”，由此帶來的交易費用是相當大的。由于公共產品兩大特性的存在和交易費用存在的普遍性，決定了無論采用何種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都會產生交易費用。

三、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及其邊界確定：理論分析

（一）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確定標準：一個理論模型

公共產品的市場交易存在著較大的交易費用，在某些情況下，政府代替市場供給公共產品可以節約交易費用，政府取代市場，資源配置由價格分配方式轉為稅收分配方式（政府通過強制性的稅收征收公共產品的供給成本），消除了“價格發現成本”，政府可以通過利用征集來的公共資源，按公共需要，供給公共產品。但當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超過一定規模時，政府活動的邊際成本遞增，因為政府在供給公共產品的過程中由于信息不對稱、機會主義行為和資產專用性等原因，也會產生交易費用，此時如果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因為采用分散決策、個人選擇的方式無償或部分無償地供給公共產品，能夠節約機會主義行為和資產專用性帶來的交易費用，使某種或某些公共產品的供給產生較少的交易費用，那么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將取代公共產品的政府供給。從歷史和理論來看，同樣存在由于某一主體供給公共產品中所存在的交易成本超過其他兩個主體供給公共產品的交易成本，那么可能出現市場—政府或自愿，自愿—政府等可能的公共產品供給主體變化路徑。

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三種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作用的邊界在時間上因條件的變化而變動。在理論上，公共產品的供給存在最優的供給方式的選擇，即公共產品供給的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效用。在忽略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僅考慮公共產品供給的生產成本時，無論采用何種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公共產品的生產成本都可以降到最低（RonaldD.RippleandYunHsing（Y.H.）Cheung，1999）。因此，假定公共產品供給的生產成本既定，公共產品供給最優方式的選擇，取決于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谶@一角度，本文通過一個理論模型來說明公共產品公共方式選擇采用的標準。

假設：

（1）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tc可以衡量且是產量q的函數tc=tc（q）。

（2）不同的供給主體供給公共產品的生產成本pc=pc（q）=pq。

（3）供給者的收益函數tr=tr（q）。那么：maxπ=tr（q）-pc（q）-tc（q）

帕累托最優供給的條件為：mr（q）=mpc（q）-mtc（q）

因此，在交易費用為0時，帕累托最優的供給條件為：mr（q）=mpc（q）

假設：政府與非政府部門供給同一種公共產品，且價格相等；Pq為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Gq為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TT為公共產品的生產可能性曲線，U為社會消費公共產品的無差異曲線。按照帕累托最優的實現條件，公共產品生產的最優點在TT曲線與U曲線的相切點N，此時，經濟處于均衡狀態，消費者選擇的數量對應的邊際替代率對應于生產者的產品轉換率，即RTSGq，Pq=RCSGq，Pq。

1.在不考慮公共產品供給中發生的交易費用的情況下：

RTSGq，Pq=mpcGqmpcPq，

RCSGq，Pq=pGqpPq

因此，要達到帕累托最優，必然mpcGqmpcPq=pGqpPq，因為不同的供給主體供給同種公共產品，價格相等，因此，mpcGq=mpcPq，mpcGqmpcPq=1，因為pGq=pPq，過N點切線的斜率為1。

2.在考慮公共產品供給中發生的交易費用的情況下，

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

在供給的公共產品為同質的產品時，RCSGq，Pq=1，

那么，mpcGqmpcPq=1，由于mpcGq=mpcPq，

因此mtcGqmtcPq=1，即在N點非政府部門與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所發生的邊際交易費用相等，方可實現效率最優。

3.無法實現效率的情況下，公共產品供給在兩部門之間的調整。

如果初始配置處于TT的下半段（N點以下，不包括N點），如N1，此時曲線的斜率大于1，即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1，可得mtcGq>mtcPq，應該減少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增加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最終調整至mtcGq=mtcPq的N點。如果初始配置處于TT的上半段（N點以上，不包括N點），如N2，此時曲線的斜率小于1，即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

如果初始配置處于區域A內，類似于N2點的情況，非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過多，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過少；應該減少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增加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最終調整至mtc

Gq=mtcPq的N點。如果初始配置處于區域C內，類似于N1點的情況，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過多，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過少；應該減少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增加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最終調整至mtc

Gq=mtcPq的N點。如果初始配置處于區域B內，非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與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均過少；應該增加非政府部門和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最終調整至mtc

Gq=mtcPq的N點。

（二）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邊界確定：威廉姆森范式的擴展

將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在供給公共產品中發生的成本分為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假設生產成本隨著公共產品供給數量不斷變化，與公共產品供給數量成正比例的關系，公共產品供給數量越大，發生的生產成本越多，反之，生產成本越小。但是交易費用的大小取決于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機會主義以及資產專用性三個因素的影響，與組織的規模大小沒有一個固定的比例關系，交易費用會隨著資產專用性的增強而呈現出類似于指數函數式的增長趨勢，隨著資產專用性的提高，組織偏離最佳供給規模的程度不斷增加，從而導致組織單位交易費用遞增，呈現出“先降后升”，呈“U”字形變化（如圖2）。因此，在生產成本與公共產品供給數量呈正比例關系的情況下，交易成本的變化對界定組織的邊界能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本文將生產成本與不同組織的交易費用相加得到的總成本與社會可以接受的交易費用相比較作為區分公共產品不同供給主體邊界的依據。圖2是包含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三種等級制度在內的威廉姆森范式的拓展模型。圖2中，OCG、OCM、OCF分別為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生產成本，TCG、TCM、TCF分別為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CG、CM、CF分別為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總成本，分別為CG=OCGTCG、CM=OCMTCM、CF=OCFTCF。

從圖2中可以看出，當交易費用允許值（社會承受交易費用的一般標準）為TC0時，E1、E2分別給出了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邊界：當公共產品的數量界于E1和E2之間時，宜采用市場供給的方式，可以供給公共產品的成本最小；當公共產品的數量小于E1時，宜采用自愿供給的方式，可以供給公共產品的成本最小；當公共產品的數量大于E2時，宜采用政府供給的方式，可以供給公共產品的成本最小。

從圖2中還可以發現，當社會進步、技術革新等因素的作用使社會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普遍降低時（如信息技術的發展及交通運輸的便捷等使社會交易費用從TC0降至TC1），原有的組織形式將會出現一些“空洞”（如圖2中FM1、M2G1）而無法覆蓋這些領域，即在這些領域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都不再是實現外部效應內在化的最佳選擇，為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創新創造了需求空間。

上述威廉姆森范式拓展模型雖然只是從公共產品數量這個單一維度分析了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行為的界限，但對我們正確界定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可以產生多方面的啟示：

1.在公共產品的供給上既存在市場失靈，也存在政府失靈和自愿供給的失靈，如圖2中FM1、M2G2。由于公共產品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使得購買公共產品的人無法阻止別人享用公共產品。既然“免費搭車”現象存在，那么，愿意花錢購買公共產品的人肯定不多，這樣就會造成公共產品的匱乏。可見，公共產品無法通過市場機制來提供，造成公共產品供給的市場失靈。由于公眾對公共產品需求差異的存在，政府提供公共產品時往往傾向于滿足大多數處于中間狀態的受眾的選擇偏好。而一部分人對公共產品的超量需求和特殊需求得不到滿足，造成公共產品的政府失靈。由于公共產品自愿供給在第三部門和個人在籌集資金方面面臨的問題，慈善組織的業余性等固有缺陷的存在，使得自愿供給公共產品出現失靈，不能提供較大規模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2.政府、市場和以第三部門為主體的公共產品自愿供給部門之間可以相互彌補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的失靈問題。市場失靈雖然是政府干預的前提，但并非只要有市場失靈就需要政府干預，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也可以彌補市場失靈。同樣當政府供給公共產品存在失靈時，市場與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都可以起到彌補政府失靈的作用。

3.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是動態的、可變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決定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有效性的因素眾多，并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因此，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必然是相對的、動態的，不存在始終如一的合理區間。

4.市場組織形式處于不斷創新和發展過程之中。作為與市場相對應的組織，政府和第三部門都不可能是惟一的，雖然政府、市場和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主體在供給公共產品時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費用，但其作用是有限度的，而一旦現有的市場組織不能達到效率最優，組織創新便會出現，如產生一些新型的“中間組織”、一體化組織等等。顯然，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進步，供給公共產品的主體的創新將是持續的，我們可以大膽設想在條件成熟的將來，公共產品供給將會出現新的供給主體——“第四部門”。

四、中國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的交易費用測度

交易費用是一個內涵廣泛的復雜范疇，完全意義上的交易費用的測算的確非常困難，在目前的統計數據和統計方法下是無法完成。但如果我們借鑒諾思等人的做法，將國民經濟部門區分為轉換部門（transformingsectors）和交易部門（transactionsectors），借助于現有的國民經濟核算數據，外在性的交易費用（針對轉換部門而言），即交易部門（專門為經濟主體提供交易服務的部門）所產生的交易費用是完全可以測算出來的。其數量應該等于全部交易部門所消耗的社會資源，即交易部門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其價值表現形式就是交易部門的增加值[10]?；谶@一認識，本文試圖對我國公共產品供給中產生的外在性的交易費用進行測算。

（一）絕對交易費用的測算

在目前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實踐中，將國民經濟分為16個行業：農、林、牧、漁業，采掘業；制造業；電力、煤氣和水的生產供應業；建筑業、地質勘探業和水利管理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訊業；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視業；科學技術和綜合技術服務業；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其他。其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訊業中的郵電通訊業部分、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中的批發零售貿易業部分、金融及保險業全部、房地產業全部、社會服務業中的信息咨詢服務業部分屬于以營利為目的的提供商業性服務的交易部門（私人部門），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則屬于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提供公共產品的交易部門（公共部門）。因為統計年鑒中沒有第三部門（公共產品自愿供給的主體）的數據，也沒有市場供給公共產品的數據，從已有的數據中也很難分離出公共產品自愿供給和市場供給相關的數據，因此，我們假設測算出的公共部門發生的交易費用為政府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市場供給與自愿供給）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為測算出的私人部門發生的交易費用。由于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資料只提供了1991年之后的各部門增加值資料，所以，本文的樣本區間只能從1991年開始。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或其他公開出版物沒有公布全部細分行業的增加值數據，所以，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中的批發零售貿易業部分、社會服務業中的信息咨詢服務業部分的增加值的數據只能采用推算的方法。1991—2003年間，批發零售貿易業從業人員占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平均約為93%，信息咨詢服務業從業人員占社會服務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平均約為5%，我們暫且用從業人員比重代替其增加值占所在大行業中的比重，于是有計算公式：公共部門的絕對交易費用=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增加值；非政府部門的絕對交易費用=郵電通訊業增加值批發零售貿易業增加值金融、保險業增加值房地產業增加值信息咨詢服務業增加值=（郵電通訊業增加值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增加值）×93%（金融、保險業增加值房地產業增加值社會服務業增加值）×5%。我們以國內生產總值代表私人部門每年生產的產品數量，以財政支出作為公共部門每年供給的公共產品數量，那么，私人部門單位產品（私人產品）交易費用=私人部門交易費用/國內生產總值，公共部門單位產品（公共產品）交易費用=公共部門交易費用/財政支出。

1991—2003年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相對交易費用與絕對交易費用如表1，1991—2003年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交易費用的絕對額是不斷上升的，私人部門的交易費用由1991年的3767.6億元上升到2003年的20580.22億元，上升了5.46倍；公共部門的交易費用由1991年的662.1億元上升到2003年的3138.46億元，上升了4.74倍。私人部門單位產品交易費用相對穩定，在0.17億元—0.183億元之間，公共部門單位產品的交易費用則變化較大，1994—2003年間呈一個不斷下降的趨勢，由最高的0.220815億元下降為0.127321億元，從圖3可以看出，私人部門單位交易費用與公共部門單位交易費用在1998—1999年度相交，之前公共部門單位交易費用高于私人部門單位交易費用，之后公共部門單位交易費用低于私人部門單位交易費用。

（二）邊際交易費用的測算：實證檢驗

1.基本模型與變量的含義

Qg=c0c1TCg（1）

Qp=c2c3TCp（2）

其中，Qg為政府部門供給的公共產品數量，TCg為政府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產生的交易費用，Qp為非政府部門供給的產品的數量，TCp為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產生的交易費用，c0、c1、c2、c3為常數項。對公式1兩邊分別對TCg求導，對公式2兩邊分別對TCp求導，可以得出：

dQgdTCg=c1（3）

dQpdTCp=c3（4）

因此，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邊際成本為MCg=c1，非政府部門供給產品的邊際交易費用為MCp=c3。2.數據與方法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選取1991—2003年的時間序列數據。本部分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1997》、《中國統計年鑒2005》的有關數據統計、計算得出。

估計方法為普通最小二乘法，所用軟件為EVIEWS3.1。

3.計量結果

（1）公式1的回歸結果為：

Qg=-4836.224（-4.366）8.87915.56TCg

R2=0.957R2=0.953F=242.236

從上面的回歸結果看，R2為0.957，調整后的R2為0.953，模型的擬合度較好。

（2）公式2的回歸結果為：

Qp=1108.364（0.717）5.5847.32TCpR2=0.957R2=0.9947F=2239.24

常數項c0的t檢驗值為0.717

Qp=5.66TCp（125.40）

R2=0.995R2=0.995

從上面的回歸結果看，R2為0.995，調整后的R2為0.995，模型的擬合度較好。

（3）小結

從公式1和公式2的計量結果看c1=8.879，c3=5.58，因此MCg=c1=8.879，MCp=c3=5.58?？梢钥闯龉膊块T供給公共產品所發生的邊際交易費用要高于私人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發生的交易費用。在我國，在一定的條件下將公共產品的供給由政府部門交給私人部門可以節約交易費用，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

五、結論

1.按照康芒斯對交易的分類，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都可以歸入到交易活動中來。無論采用何種供給方式，在公共產品的供給過程中都會發生交易費用，因此，公共產品的供給活動可以納入到交易費用經濟學的分析范式中來。

2.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三種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作用的邊界在時間上因條件的變化而變動[10]。在不同公共主體生產同質公共產品的生產成本一樣的條件下，最優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的選擇，取決于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

3.通過對威廉姆森范式的擴展分析認為，政府、市場和以第三部門為主體的公共產品自愿供給部門之間可以相互彌補各自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的失靈問題，各個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在供給公共產品時存在各自的合理邊界。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是動態的、可變的，不存在一成不變的合理邊界。

4.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在交易成本不斷降低、公共產品供給存在“空洞”且不能彌補的情況下，將會產生有別于政府、市場、第三部門的新的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第四部門”。

5.通過對中國公私部門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存在的交易費用的測量發現：從絕對量指標上看，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交易費用的絕對額是不斷上升的；從平均交易費用指標來看，私人部門單位產品交易費用相對穩定，公共部門單位產品的交易費用則變化較大，私人部門單位交易費用與公共部門單位交易費用在1998—1999年度相交；從邊際交易費用指標來看，公共部門供給公共產品所發生的邊際交易費用要高于私人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發生的交易費用。因此，就我國公共產品的供給而言，在一定的條件下將公共產品的供給由政府部門交給私人部門可以節約交易費用，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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