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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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12.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8102(2007)01-0063-07

一、引言

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對于中國農村的生產投資、農民生活水平乃至整個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但對此我國的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都未給予相應的重視。在某些地區，長期以來農村基層政府對于公共產品的供給一直處于停滯狀態，農民急需且涉及到可持續發展的公共產品供給存在著嚴重的投資不足（張靜瀟，2004）。有些學者甚至認為，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是限制農民增收的根本原因（王國華、，2003）。農村公共產品的政府供給不足是否與地方政府或者農村基層政府的行為有關呢？這一問題引起了我們對轉型國家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模式的強烈關注。張鳴(2003)和我們的一些小樣本調查實證研究都發現了居民的自發組織提供模式能持續而有效地改進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現狀。僅在我們的案例中，居民自組織供給公共產品的范圍就很廣泛，包括道路、水利設施、祠堂、社會保障等。由此，一個相當自然的問題就是，我們必須思考在轉型中國的農村基層，是否還可能存在公共產品供給的替代性組織？如果存在，那么這些替代性組織之間的邊界又在哪里呢？

本文試圖運用交易成本政治學的分析框架，為政府有目標性的退出和自發組織的進入提供一種可能性的邏輯和現實解釋。我們認為，交易成本政治學的分析框架將為科學地界定公共與私人部門在公共品領域的職責范圍提供一種很好的研究思路。

二、政府的失靈：一個多任務的委托模型

關于當前中國地方政府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經驗事實(stylizedfacts)：一方面，改革以來的經濟增長與地方政府的作用是分不開的，政府通過環境建設、招商引資等諸多努力推動經濟的增長；另一方面，在一些市場失靈、本當由政府出現的領域，諸如教育、文化、衛生等涉及社會整體發展的方面，某些地方政府則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嚴重的“缺席”。2003年，全中國范圍內爆發了非典危機，這一公共衛生危機徹底地暴露了我國基層衛生防疫建設的薄弱以及農村衛生素質教育的長期滯后等問題。也就是說，在促進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兩類公共產品的供給之間，地方政府官員普遍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前者。我們構建的這一多任務委托模型恰恰證明了基層政府官員在某些公共產品的供給上會出現努力不足的行為動機。

蒂布特模型(TieboutModel)是探析公共產品地方政府競爭供給最為經典的一個經濟學模型，該模型主要解決利用地方政府間的競爭機制來實現公共產品的最優供給問題。Tiebout(1956)認為，居民向地方政府繳納稅款，從而享用地方政府由此所提供的公共產品；與此同時，居民的遷徙也是自由的，無需多大代價的，與購買商品類似，居民也可以通過用腳投票的方式來選擇所“購買(Buy)”的公共產品。這樣，他們就可以根據各地方政府供給的公共產品來自由選擇居住地，地方政府之間將為爭奪居民而展開競爭，地方政府競爭的最好方式就是供給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由此下去，地方政府競爭的結果則必然會使社會資源的配置最終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姑且不論這個模型在西方學術界所受到的眾多非議，我們認為，至少還存在以下兩個原因也使蒂布特模型不太適用于中國的應用研究：第一，戶籍制度的限制和安土重遷的傳統觀念阻礙了地區之間人口的自由流動。居民不太可能為了追求更好的公共產品而遷居異地，鄉土情結已經在中國人的性格中根植得很深。第二，地方政府官員行為的主要激勵來自于上級政府而非居民的“選票”?；谏鲜隼碛桑俨继啬Ｐ筒⒉惶m合于分析中國地方政府的公共產品供給問題。為此，我們專門構建了一個簡便的多任務模型來分析轉型期中國地方政府在公共產品提供中可能存在的機會主義傾向和政府失靈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