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居民資本投資消費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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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紀后半期以來，人力資本和消費者行為理論在經濟研究中大放異彩。舒爾茨(T.W.Schultz)、貝克爾(G.S.Becker)、明瑟(J.Mincer)等創建了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羅默(P.Romer)、盧卡斯(R.Lucas)等進行了進一步發展，并用以解釋技術進步、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的差異性，其影響遠遠超出了經濟學原有邊界而擴展到整個社會科學和政策領域。杜森貝里(J.S.Duesenberry)、弗里德曼(M.Friedman)、莫迪利亞尼(F.Modigliani)、托賓(J.Tobin)等因消費者行為方面的杰出貢獻而折桂諾貝爾經濟學獎，然而人力資本投資和消費者行為的聯系仍是需要加強的研究工作。貝克爾在時間配置理論中雖然建立了人力資本投資、消費和勞動參與的分析框架，但相對于收入效應和增長效應的研究而言，人力資本研究由于忽視消費而不斷地遭到抨擊（貝克爾，1976）。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的一些研究認為，人力資本投資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主張通過人力資本投資解決內需不足問題，并據此產生了一些政策實踐。居民用于教育、醫療方面的支出占消費支出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消費需求的增加并不顯著，投資率持續走高，消費率持續下降。由此使得人力資本因素納入消費者行為的分析框架，成為很有意義的研究課題。

本文以農村為例，試圖對我國高人力資本投資和低消費并存的現象進行解釋，并試圖說明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帶來即期消費增長的條件及其政策含義。文中的人力資本投資是指居民用來增加人力資本的支出，主要包括教育投資、健康投資和遷移投資，分別由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和交通通信等支出反映。居民消費是最終消費中扣除政府消費的部分。一般包括食品、衣著、家庭用品、醫療保健、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居住和雜項商品與服務等各項用于生活消費的支出。居民消費行為，用消費傾向、消費支出結構等反映，文中使用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有特殊說明者除外）。

二、人力資本投資影響消費者行為的機制

消費者行為的分析框架自凱恩斯以來得到很大發展。從最初刻畫短視消費者的絕對收入假說轉向刻畫前瞻性消費者的跨時消費理論，跨時消費理論也主要由最初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說轉向預防性儲蓄假說，研究焦點從確定性消費行為轉向不確定性消費行為，效用函數從二次型發展到了邊際效用函數為凸函數，并在預防性儲蓄理論中刻畫不確定性因素風險。在我國，宋錚(1999)整理了1985-1997年的時序資料，以城市居民的收入標準差和居民收入為解釋變量，對城鄉居民儲蓄余額的年增加值進行回歸。結果表明，中國城市居民收入標準差對城鄉居民儲蓄余額的年增加值有顯著影響，并由此斷言，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是1985-1997年中國居民進行儲蓄的主要原因。龍志和和周浩明(2000)利用Dynan(1993)發展出來的理論框架，估計出1991-1998年中國城鎮居民的相對謹慎系數，得出預防性儲蓄動機較強的結論。施建淮和朱海婷對35個大中城市1999-2003年月度數據進行計量分析，發現城市居民的儲蓄行為中確實存在預防性動機，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對當前消費產生了負面影響。孟昕(2001)、孫鳳(2002)、羅楚亮(2006)等針對城市居民消費行為的研究也同樣顯示，不確定性對我國居民消費具有顯著的負效應。萬廣華等(2003)運用大樣本農戶調查資料，構建了轉型經濟中對各種類型變量（如勞動人口負擔程度、稅費負擔、受教育年限等16個變量）均有所考慮的儲蓄模型，發現流動性約束、預防性儲蓄動機以及工業化等對儲蓄率的上升貢獻很大，而教育對儲蓄的影響很弱，且表現為兩個相反的方面。田崗(2004)、杭斌和申春蘭(2005)、周建(2005)研究了農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行為。田崗認為，在風險預期高的狀態下，本著風險厭惡的前提，為養家糊口、子女教育、娶妻生子、自己養老等，農村居民不得不抑制消費，進行儲蓄。杭斌和申春蘭認為，1997年以來，農村服務項目費用飛漲以及農產品生產價格持續下滑是農戶預防性儲蓄驟然增加、消費與收入的長期均衡關系發生轉折性變化的重要原因。其中，教育、醫療支出價格上漲對消費的負影響遠遠大于農產品價格下跌帶來的負效應。周建的研究也同樣注意到教育、醫療體制的改革對農民經濟安全的沖擊和對現期消費的制約，強調完善包括教育、醫療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增強農民經濟安全感的重大意義。但整個來說，對來自支出不確定性（如教育、醫療保健支出）對消費影響的經驗研究，尚未引起足夠重視。20世紀90年代以來，改革已使教育和醫療等人力資本投資成為中國居民不確定性最大的支出項目之一（李通屏，2005）。因此，對人力資本和消費的關系進行梳理，并尋找相關的經驗證據是有意義的。

（一）人力資本投資和消費具有同一性

馬克思認為，隨技術進步，教育或培訓成為工人必要消費的一部分。舒爾茨(1961)曾經指出，人力資本投資是在消費領域進行的，“好多我們稱之為消費的東西，就是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居民消費包括人力資本型和非人力資本型，對人力資本品的購買是居民消費的重要內容，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擴大對人力資本品購買，實際上等于增加現期消費。

（二）人力資本投資對現期消費具有替代性

人力資本投資是對眼前利益的放棄，以獲得未來更大的效用或使生命周期中的消費平滑化。普蘭納布·巴德漢和克里斯托夫·尤迪(2002)認為，受教育者與不選擇受教育者相比，他積累資金來為培訓付費，不得不在一段時間內將其消費降低到低于c[,u]（不選擇受教育者的消費水平）的水平。在這個積累階段，選擇一個低于c[,u]的恒定消費流對他來說是最優的。

（三）不同類型的人力資本投資，對居民消費行為有著不同的影響

根據人力資本投資主體的不同，可將人力資本投資分為社會性人力資本投資和個人性人力資本投資。前者是指人力資本投資來源于個人或家庭以外的政府或企業；后者是指來源于個人或家庭的投資。按照投資動力的不同，可分為積極性或誘致性投資和被動性或強制性投資。前者是投資者通過功利性計算，在有充分選擇基礎上主動做出的投資，后者往往缺乏選擇性，在特定環境下不得不做出的一種行為，前者表現為愿意花錢、想花錢，后者表現為購買同樣的人力資本不得不花更多的錢，沒有選擇性，要么坐以待斃（有病不請醫生只是等死或失學、輟學），要么花更多的錢治病或上學。更進一步地講，前者是面向未來的投資行為，后者是應付現在、求得生存、消費者無主權可言的純粹“消費”行為，這兩種投資行為雖然理論上不難區分，但統計上很難區分。

1.社會性人力資本投資增加有利于擴大個人消費。家庭或個人以外的社會性人力資本投資，具有增加個人或家庭用于人力資本的收入或免除人力資本方面花費的后顧之憂，在人力資本品價格不變時，可購買較多人力資本，或在購買同樣人力資本的情況下花費個人或家庭較少的收入，因而有較多收入購買其他消費品或者在購買非人力資本品時沒有后顧之憂。

2.個人性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對消費需求的影響比較復雜。一般而言，個人性人力資本投資是對眼前利益的放棄，是消費者所做的犧牲。在收入一定時，個人用于人力資本投資的越多，用于即期消費的就越少，二者之間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但個人人力資本投資對消費需求的影響要視具體情況而定。一是在收入增加的基礎上，個人同時增加對人力資本品和非人力資本品的購買，因此不會對消費需求的擴大產生不利影響；二是在收入增長較慢的情況下，個人大幅度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由此必然會減少對非人力資本品的購買，在這種情況下，消費需求的變化方向取決于人力資本品的增加量和非人力資本品減少量的比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個人人力資本投資的大幅度增加會帶來總消費需求的增加，反之，總消費需求減少；三是由于人力資本品價格上漲而非人力資本品價格下降，為保持同樣的效用水平，消費者會改變支出結構，增大消費支出中用于人力資本品的部分。如果出現這種情況，社會性人力資本投資增加不足以彌補人力資本品價格上漲帶給消費者的損失，將放大消費者的支出上升預期，產生替代效應，即消費者會減少其他方面的消費，特別是在對人力資本品的需求無選擇性的情況下，這種效應會更明顯；在人力資本投資主體發生急劇轉變的情況下，譬如社會性主體迅速退出，消費者支出預期將迅速上升，而在收入預期黯淡的情況下，消費者將謹慎行事，即期消費難以擴大。

三、中國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投資水平及變化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的推進，我國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投資無論是絕對量或相對量都發生了明顯變化。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投資及其水平變化具有如下特點。

（一）投資規模迅速擴大

1990-200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由686.3元提高到2936元，增加3.28倍，人均消費支出由584.63元提高到2184.65元，增加2.74倍，而人力資本投資由58.82元增加到570.82元，增加8.7倍。

（二）隨收入增高，收入戶間差距擴大，各自消費占比差擴大

隨收入增高，不同收入戶之間的差距漸次擴大，收入越高的農戶人力資本投資的總量越大，占消費支出的比重越高。2004年，人力資本投資在不同收入戶之間的分布為：低收入戶為268元，高收入戶為1213元，所占比重從21.5%到29.39%。而用現金支出反映的人力資本投資占消費支出的比重差距不大，低收入戶最低(31.36%)，中高收入戶最高(32.99%)。2004年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相當于城鎮居民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人力資本投資占消費性支出的比重則相當于城鎮居民2000年前后的水平。

（三）高人力資本投資和通貨緊縮在時間上同步

從宏觀經濟看，1996年是中國經濟體制的轉折點（樊綱，2003）。在1996年前還屬于通貨膨脹時期，之后發生了轉折，其標志是“信貸萎縮”、物價下降、投資增長率、GDP增長率顯著下降。如物價水平由1994年的21.7%迅速下降到1997年的0.8%，1998年、1999年連續兩年負增長，經濟增長率也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比較低的時期之一，1996-2000年年均增長率僅8%，比1978年來的平均水平約低1.5個百分點。而與此同時，城鄉居民人力資本投資的相對量則迅速上升，占消費支出的比重，農村由1995年的13.63%上升至1998年的18.12%和2000年的22%，上升了4.5個百分點和8.4個百分點，城鎮由16.78%上升至1998年的22.21%和2000年的28.3%，上升了5.5個百分點和11.5個百分點（見圖1和圖2）。

資料來源：2003年、2004年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5》，363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其他年份的數據來自李通屏：《中國消費制度變遷研究》，152、196～197頁，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

圖1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投資占消費性支出的比重

資料來源：2003年、2004年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5》，363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其他年份的數據來自李通屏：《中國消費制度變遷研究》，152、196～197頁，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

圖2按現金支出計算的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投資占生活消費支出的比重(%)

（四）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投資表現出“虛假繁榮”

一是人力資本投資品價格總指數上升幅度快于社會消費品零售物價總指數。1995-2004年，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上升了14.9%，而醫療保健類上升了31.7%，娛樂教育文化類上漲了18.8%，其中的教育類（教材和參考書、雜費和托幼費等）均為有漲無跌。二是政府對農村人力資本投入不足。1991-2000年，政府農村衛生投入比重由12.54%下降至6.59%，社會衛生投入由6.73%降至3.26%，由此導致個人醫療負擔增加，農民個人直接支付的費用從80.73%上升到90.15%（李玲、陳秋霖，2006）。在教育經費中，政府投入的比例持續下降，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全部教育經費的比例由1992年的84.05%下降到2003年的62.02%。居民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反映出醫療保健類、文化教育類價格上漲的巨大拉動和投資主體的轉換。三是反映在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用途方面，從醫療保健來看，保健僅占20%，①80%的居民主要是用于看病治病，也就是說是“被動”的投資者；在文教用品及娛樂服務方面，主要是應付高漲的學雜費。1993-2003年學雜費由87.15億元增加到1121.49億元，增加了11.90倍，占全部教育經費的比例由8.2%上升到2003年的18.10%，上升了近10個百分點。人力資本品價格的上漲和政府投入比重的下降成了居民人力資本投資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

四、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投資對消費需求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居民人力資本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導致支出預期增加

由于經濟社會的急劇轉型、傳統福利制度的解體，原來由政府或社會供給的公共物品變成了準公共物品或私人物品，政府在人力資本投資中的地位明顯削弱，使得個人用于人力資本的支出急劇增加。1990-2004年，農村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由19元增加到130元，用于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的支出由31元增加到248元，分別增加6倍和7倍。同時過渡性的制度安排和漸進式的市場改革，帶給人們制度的不確定性預期，擔心就業機會減少和收入的下降，醫療、教育方面的改革使支出和支出預期增加。比如20世紀90年代中期試行的教育產業化，強調非義務教育階段的收費僅是培養成本的一部分，以后要逐步提高直到承擔大部分或全部費用。另一方面，教育、醫療作為特殊的消費品，幾乎沒有選擇性。這樣，本來被當作發展需求的教育和醫療保健成了事實上不得不優先滿足的基本消費品（如孩子上學、生病求醫），居民必須用特殊的方式——儲蓄應對變化的環境，以滿足不能選擇的需求，由此形成極強的儲蓄傾向和不斷下降的消費傾向。1998年和1999年，在收入有所增加的情況下，農村居民生活消費支出連續兩年下降，1990-2005年15年間增加不足3倍，而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由7119.8億元增加到147054億元，增加19.65倍。這正如預防性儲蓄假說所指出的，不確定性的存在，可以強化消費者的預防性動機，采取比確定性下更為謹慎的行為，從而推遲消費、增加儲蓄（臧旭恒、裴春霞，2005）。

（二）居民人力資本投資本身是對眼前利益的放棄，從而對擴大即期消費產生不利影響

居民放棄眼前利益而大幅度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的原因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1)為使生命周期中的消費平滑化，通過提高孩子的質量以彌補孩子數量的減少對未來家庭福利的不利影響，從而主動增加對孩子的投資。(2)應對制度變革的需要。在傳統制度體系中，個人或家庭以外的人力資本投資起著重要作用，市場化改革以來，個人性人力資本投資必須擔當起日益重要的角色，為子女上學、看病就醫這些無選擇性的剛性需求，通過眼前利益的放棄，可以緩解后顧之憂。(3)面對突發性失業高峰，通過人力投資增加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或免遭失業。(4)為解決城市就業問題，一些城市歧視性就業政策，使得農民工轉移就業的成本上升，收入預期黯淡，由此導致為未來必要的消費而儲蓄。

（三）居民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大大超過收入增加幅度對消費擴大產生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