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務與農村經濟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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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運用計量經濟模型實證分析公共服務與農村經濟發展內在關系,認為農村教育、電力、道路、水利和通訊設施對農業生產、非農生產以及農民人均純收入均具有顯著影響,農村公共服務也發揮了顯著作用。陜西省在農村經濟發展中應繼續加大對農村公共服務的投資力度,合理選擇資金投向,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促進全省農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

關鍵詞:農村公共服務;農業生產;非農生產;農民人均純收入

公共服務是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包括加強城鄉公共設施建設,發展社會就業、社會保障服務和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公共事業,公共信息等,為社會公眾生活和參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活動提供保障和創造條件,努力建設服務型政府。[1]農村公共服務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民生產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質基礎,是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擴大農村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結合點,是城鄉協調發展的關鍵環節,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物質基礎,更是農民增收必不可少的公共產品。

從整體來看,陜西省公民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還處于低水平和不均衡的狀態,最突出的問題是農村公共服務嚴重短缺,供給結構不合理,城鄉分配不均。陜西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之所以落后,核心原因就在于公共服務不到位,公共服務體制不完善、不健全。加強農村公共服務理論研究,為陜西省農村公共服務事業發展提供理論指導,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迫在眉睫。

從目前研究的總體情況來看,有關農村公共服務在數量分析方面的研究還相當薄弱,大多都是從微觀和宏觀的角度來分析,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學者對農村公共服務進行計量分析,大多是進行定性分析,很少有人把定性與定量分析方法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正是基于上述的發展背景,并鑒于農村公共服務的極端重要性,筆者在大量借鑒諸多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運用計量經濟模型,對陜西省農村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這對于認識和改善陜西省農村公共服務設施的現狀,促進陜西農村經濟發展,制定科學的經濟評價指標及合理的政策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國內關于農村公共服務的研究現正成為學界和政界研究的熱點和焦點。李燕凌和李立清(2005)從公共支出角度,分析了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和文化事業等多個方面中國城鄉公共服務存在的客觀差距,并從提高中國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要求出發,提出了加強和改善農村公共服務的政策建議。[2]蘇時鵬和張春霞(2006)以福建為例,在分析了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現狀與差距的基礎上,認為差距產生的原因除了農村公共服務自身的公共性與無形性外,更為關鍵的是政府體制因素,并從城鄉經濟社會系統的角度提出建設公共服務的體系構想。[3]王小林等(2003)在考察了西方公共服務制度的安排后,對我國農村公共服務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意見:政府在農村改革服務中的主要角色是安排者,其職責是制定好的政策;農民在農村改革服務中主要角色是消費者,其關鍵是形成暢通的需求表達機制;多重主體都可成為農村改革服務的生產者,其關鍵是建立有效的激勵監督機制。[4]在實證分析中,彭代彥的計量分析表明,鄉村道路建設和農村醫療衛生設施在降低農業生產支出和增加農民收入方面具有顯著作用,而農業科研和科技推廣服務卻起到相反的作用。[5]

一、公共服務與農村經濟發展關系的理論分析

目前,我國對農村公共服務方面的研究才剛剛起步。農村公共服務得以成為理論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問題,是適應了進入新世紀后解決“三農”問題的需要。農村公共服務是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民生活狀況、建設和諧社會的基礎條件,能夠有力地促進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因此,公共服務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對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有極強的帶動作用。它不僅能夠通過對農業生產成本、生產效率及組織形式的影響,直接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而且為農村非農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物質技術條件,能夠直接或間接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村貧困,提高農村社會福利水平。

(一)公共服務與農村生產的關系分析

大量的研究表明,公共服務能夠提高生產效率,進而促進經濟的增長。在農業生產方面,以農村道路、農田水利、農村交通運輸等為代表的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對促進農業增長有顯著的影響,不僅能有效地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強農業抵抗自然風險和經濟風險的能力,而且能夠促進農業生產的專業化、產業化、市場化和一體化發展。如農村道路建設能夠縮短農業生產者與市場之間的距離,減少農產品進入市場的時間,降低人流與物流的成本,從而促進農業經濟的增長。交通條件的改善可以使農業生產者更容易進入市場,誘使其更多地使用商品性投入,從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促進經濟作物的專業化。在非農業生產方面,農村道路、交通和科技信息設施通過擴大市場范圍,提升交換能力,能增加產品需求量,并促使需求多樣化和需求結構的變動,為非農產業的發展創造巨大的空間。

(二)公共服務與農民增收的關系分析

農村公共服務,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民生產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質基礎,是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拉動經濟增長的結合點,是城鄉協調發展的關鍵環節,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物質基礎,更是農民增收必不可少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對農民增收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1)農村公共服務中的農村基礎設施能夠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直接增加農民的農業收入;(2)農村信息設施、農村道路、能源等公共服務設施建設能促進非農產業的發展,為農民提供更多獲得其他公共服務的機會以及非農就業的機會,增加農民的非農業收入;(3)農村公共服務的改善可以在農民收入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大幅度提高農民的購買能力;(4)農村公共服務建設項目本身能夠直接增加農民收入。諸如信息通訊條件的改善可以增加農民的生產信息,提高農民的生產和投資決策能力,直接增加農民收入;提供有針對性的職業教育培訓、勞務信息等公共服務可以有效地促進農村勞務經濟的發展,形成促進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最終增加農民收入。

(三)公共服務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分析

農村公共服務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大量研究已經表明,農村公共服務能顯著的提高農村經濟的發展效率,極大地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農村基礎教育與農村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它可以從根本上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提高勞動生產效率;農村公共信息與科技服務可以有效地降低農村生產生活的成本與風險,增加農業產出,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文體娛樂公共服務能夠豐富農村居民生活內容和提高農村居民生活質量與水平,促進農村居民的全面發展和進步與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

二、分析方法與數據、變量和模型

(一)分析方法

從現有的研究來看,對農村公共服務的研究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研究經濟發展水平對農村公共服務供求影響的多,研究農村公共服務供求對經濟發展影響的少;研究農村公共服務供給問題的多,研究農村公共服務需求的少;研究農村公共服務“一般性”的多,研究地方特征的農村公共服務少;定性的抽象理論研究多,定量實證研究的少。[6]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學者對農村公共服務進行計量分析,大多是進行定性分析,很少有人把定性與定量分析方法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因此,筆者運用計量分析方法實證研究了公共服務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雖然現有研究探討公共服務對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的影響較多,較少涉及其對非農經濟的影響;但在實踐中,農村地區非農經濟的發展在推動農民脫貧、農業工業化和農村城鎮化上發揮了支撐性的作用,因此,筆者把農村公共服務對非農經濟的影響納入到研究范圍內。

筆者依據農村公共服務歷史統計數據,實證分析農村道路、電力、教育、農業水利等具有代表性的公共服務與陜西農業生產、非農生產和農民收入之間的內在關系,測算各類公共服務在農村經濟發展各方面的作用效果,從而為陜西制定農村公共服務政策提供科學合理的依據。

(二)數據、變量和模型

1.樣本數據的選擇。數據來自于相關年度的《陜西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鄉鎮統計年鑒》。收集的數據期限為1985-2006年年度的時間序列統計數據。

2.變量的定義。按照理論模型的要求并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所用的統計指標主要有農業生產總值、鄉鎮企業總產值和農民人均純收入;農村教育投入、道路長度、農業水利投入(有效灌溉面積)、農村用電量等。

3.模型的選擇和建立。建立模型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選擇一個合適的函數形式,因此對函數形式進行了適當的選擇。常用的生產函數模型有柯布-道格拉斯(C-D)生產函數,替代彈性恒等(CES)生產函數及超越對數生產函數等。其中超越對數最為靈活,但它只是一個近似的生產函數,十多年前不少學者對超越對數生產函數的性質提出了質疑(Chambers,1988;PollakandWales,1992)。替代彈性恒等(CES)函數的標準型是非線性的,在估算上有很大的困難,而且CES的近似型又不能很好地用來量化公共服務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因此,在對三種生產函數模型進行比較和對樣本數據進行初步分析后,筆者選用雙對數Cobb-Douglas生產函數模型對公共服務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內在關系進行實證分析。模型如下:公務員之家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μ

在模型中,被解釋變量Y分別表示農業總產值、非農產值和農民人均純收入三個變量;解釋變量X1、X2、X3是對應于Y而用于進行分析的各類公共服務;μ是隨機誤差項;β0、β1、β2、β3是待估計的回歸系數,其中β1、β2、β3是彈性系數,分別反映了各類公共服務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同影響程度。

三、計量結果與分析

運用Eviews統計軟件對上述計量模型進行實證檢驗,計量結果和分析如下:

(一)農村公共服務與農業生產關系的計量結果與分析

LnAY=-10.085+1.508Ln(EDU)+1.065Ln(ROAD)+1.379Ln(WATER)(1)

(-5.521)(2.285)(3.154)(5.394)

AdjR2=0.773F=24.77

回歸式(1)測算了公共服務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程度。從回歸效果看,方程總體顯著性較好,擬和優度較高,R2=0.805,調整后的R2=0.773,說明模型的整體解釋能力較強。三個回歸系數均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說明農村教育、道路、水利設施在陜西農業生產增長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其中尤以農村教育的作用最為突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村教育、農村道路和農業水利投入每增加1%,農業總產值分別增加1.508%、1.065%和1.379%。三類公共服務的產出彈性之和大于1,說明農村公共服務在農業生產增長中,存在規模經濟效益。

(二)農村公共服務與非農生產關系的計量結果與分析

LnNY=8.135+1.597Ln(EDU)+1.442Ln(ELEC)+0.313Ln(INFR)(2)

(1.140)(3.133)(1.362)(2.025)

AdjR2=0.938F=106.164

回歸式(2)測算了公共服務對非農生產的影響程度。從回歸效果看,方程總體顯著性較好,擬和優度較高,R2=0.9465,調整后的R2=0.938,說明模型的整體解釋能力較強。EDU的回歸系數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ELEC的回歸系數通過20%的顯著性檢驗,INFR的回歸系數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表明農村教育、電力、通訊設施在陜西農村非農生產增長中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其中同樣尤以農村教育的作用最為顯著。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村教育、農村用電量和通訊設施投入每增加1%,鄉鎮企業總產值分別增加1.597%、1.442%和0.313%。三類公共服務的產出彈性之和大于1,說明農村公共服務在非農生產增長中,存在規模經濟效益。

(三)農村公共服務與農民收入關系的計量結果與分析

LnNI=8.125+0.775Ln(EDU)+0.763Ln(ELEC)+0.155Ln(INFR)(3)

(3.241)(2.085)(4.262)(2.852)

AdjR2=0.966F=199.6

回歸式(3)測算了公共服務對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影響程度。從回歸效果看,方程總體顯著性較好,擬和優度較高,R2=0.971,調整后的R2=0.966,說明模型的整體解釋能力較強。EDU的回歸系數在10%的水平上顯著,ELEC和INFR的回歸系數均在2%的水平上顯著,表明農村教育、電力、通訊設施在陜西農民人均純收入提高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與前兩項估計結果一致,農村教育的彈性系數仍居首位,但解釋能力有所降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村教育、農村用電量和通訊設施投入每增加1%,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提高0.775%、0.763%和0.155%。三類公共服務的產出彈性之和仍大于1,說明農村公共服務在農民人均純收入提高上,存在規模經濟效益。

四、主要結論與建議

1.運用計量經濟模型對公共服務與農村經濟發展三方面的內在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計量結果表明:農村教育、電力、道路、水利和通訊設施建設水平對陜西省農業生產、非農生產以及農民人均純收入均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并且農村公共服務在農業生產、非農生產增長和農民人均純收入提高上都發揮了顯著的規模經濟效益。因此陜西省應繼續加大對農村公共服務的投資力度,以帶動陜西省農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

2.在所分析的五類公共服務中,教育的作用最為顯著,這為陜西省合理調整農村公共服務設施發展政策指明了方向。長期以來,陜西省的農村發展資金極其有限,但更多的是重視與農村生產生活直接相關的各類公共服務設施建設,追求投資的短期效益,忽略了具有長期效益的教育等設施的發展,導致陜西省農村人力資本積累不足、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制約。計量分析結果表明教育在農村經濟發展中有突出作用,因此陜西省應重點加大對教育設施的投入力度,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和各種技能,充分發揮教育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杠桿作用。

3.除教育設施外,農業水利設施比道路設施在農業生產的作用更顯著;農村電力設施比通訊設施在非農生產和農民收入中的作用更顯著。因此陜西省的各個農村應根據各自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合理選擇資金投向,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有重點、分階段地進行農村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首先解決農民生產生活最急需的公共服務,促進陜西省農村經濟持續增長和良性運轉,保證農村社會的發展和穩定。

參考文獻:

[1].牢固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N].人民日報,2004-03-30.

[2]李燕凌,李立清.中國農村公共服務現狀分析與政策建議[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2005(10).

[3]蘇時鵬,張春霞.農村公共服務的差距分析與體系建構——以福建為例[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2006(1).

[4]王小林,蘇允平.西方公共服務制度安排對中國農村公共服務改革的啟示[J].農業經濟,2003(8).

[5]彭代彥.農村基礎設施投資與農業解困[J].經濟學家,2002(5):79-82.

[6]吳美華,郭曄.中國農村公共產品研究綜述[J].南京財經大學學報,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