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婦女發展機遇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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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非農轉移速度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特別是男性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出去實現非農就業，農村出現了新的“留守老人、留守婦女與留守兒童”群體。隨之而來的農村“空心化”與“農業女性化”現象，成為學術界乃至全社會關注的熱點課題。所謂農業女性化，是指農村農業生產和農業勞動越來越多地由婦女承擔和完成的現象。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FAO)的報告《糧食及農業狀況（2010-2011）》指出，中國農業勞動力中的女性比重近48%。事實上，這一數據低估了中國女性的農業勞動參與率。早在2006年，全國農村農戶中女性農業從業人員占比就已達53.16%，全國31個省（市、區）中，多個地區這一比例均超過了全國平均數，其中江蘇省竟高達61.74%[1]。也許，“農業女性化”并不是大多數人特別是廣大農村婦女和婦女工作者、婦女研究者愿意看到的現象，但是，不管人們愿不愿意看到也不管人們愿不愿意承認，“農業女性化”確實已經成為既定現象或趨勢。值得深思的是，這一現象對于農村女性而言意味著什么？它對農村女性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本文認為，與“男工女耕”相伴而生的“農業女性化”是中國農村從傳統走向現代化的必然產物，這一現象既在某種程度上給農村女性帶來了挑戰，使女性面臨著扮演多重角色的壓力與困境；又為女性角色的變遷創造了新的條件，為女性地位的發展與提高帶來了新的機遇。

2農業女性化給婦女發展帶來的挑戰

在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眾多農村“留守妻子”成為現代農村中一個獨特的新群體。她們在丈夫外出務工期間承擔起了復雜的雙重角色，即被強化的傳統家庭角色與現代農村社會經濟角色，受到了來自傳統和現代的雙重挑戰，這無疑會帶來婦女角色轉換與角色扮演的沖突。

2.1農村婦女的角色沖突

首先，農村婦女的傳統家庭角色被進一步強化。這種傳統家庭角色其實就是中國傳統性別分工中的“主內”，也就是“賢妻良母”、“相夫教子”，包括婚姻角色、生育角色和家庭生活角色。在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村現代化進程中，除了承擔傳統婚姻、生育角色以外，農村婦女的家庭生活角色被進一步強化。盡管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不少家庭的男性已經開始介入家務勞動，多數婦女已由專職的家務勞動者角色轉變為家務勞動的主要分擔者或共同參與者。但是總體而言，家務勞動領域仍沿襲了“內”的屬性而主要由婦女承擔。調查數據表明，有89.6%的農村婦女承擔家務勞動，其中家務勞動完全由婦女承擔的占49.2%，由夫妻共同承擔的占40.4%[2]。在那些男性勞動力外出的家庭中，婦女自然承擔著全部的家務勞動。其次，農村婦女現代農業生產者角色的確立。在農村男性勞動力外出以后，他們留下的屬于家“外”性質的勞動生產與對外交往等事務，也一并成為婦女承擔的事務。婦女承擔起繁重的生產勞動任務，擔當起農業勞動者的角色，成為農業生產的主力軍。2006年全國婦聯在河北、吉林、江蘇、浙江、江西、河南、湖南、四川、云南和甘肅10省、50個縣市、100個村莊的10000名成年婦女中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74.7%的農村婦女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其中與丈夫“一起干”的占54%，婦女“單獨承擔”的占20.7%。從婦女勞動對家庭經濟貢獻來看，全國婦聯的調查顯示：有61.3%的婦女與丈夫一起創造家庭收入，其中吉林高達81.2%，2005年，被訪婦女個人人均年收入為7794.65元，占家庭年均收入的49.01%。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鎮務工就業。特別是近幾年，隨著男性青壯年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農村留守婦女更是獨立承擔了本應與男人共同承擔的家庭責任與義務。她們不僅要操持繁重的家務，而且還從事農業生產勞動，農村家庭出現了“男工女耕”的性別分工新格局與農業女性化趨勢[2]。

2.2農村婦女地位的邊緣化

盡管農村婦女已成為農業勞動主力軍，為農業經濟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但是農村婦女的家庭地位并沒有因其承擔和扮演的雙重角色而得到徹底改變，她們的地位日趨邊緣化。這是因為：一方面婦女所從事的家務勞動往往不用而且也難于用貨幣衡量，而且中國傳統文化把家務勞動看成是婦女分內之事；另一方面，農業生產的特性決定了從事農業生產所獲得的純農業經營性收入不高。由于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主要取決于其經濟地位，而經濟地位又主要取決于經濟收入。所以，雖然婦女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了一定的收入并且具有了一定的獨立性，對男性的依賴程度降低，但是，婦女的純農業經營收入畢竟不在家庭收入中占據主導地位，這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婦女地位的提升。更為重要的是，由于當前農業領域中的性別鴻溝依然存在，這限制了女性獲取從事農業生產所需的資源，包括信息、技術援助、金融服務等。FAO報告《糧食及農業狀況（2010-2011）》充分肯定了婦女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認為婦女在廣大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中做出了突出貢獻，婦女是糧食安全的關鍵。但是，與婦女在農業生產中的突出貢獻密切相關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農業領域發展不足，其主要原因便是女性沒有平等地獲得提高生產力所需的資源和機會。從家庭管理與支配權、家庭事務決策權來看，婦女的地位尤其是“留守妻子”群體的地位也并沒有明顯的改善。首先，在家庭管理、支配權方面，與過去相比，婦女在家庭中有了一定的話語權，她們可以共同掌管家庭財產。有調查資料顯示，56.8%的婦女和丈夫共同管理家庭經濟[2]。但在支配權上，“性別不平等畢竟明顯，妻子對家庭收入自由支配度小于丈夫，說明妻子支配家庭經濟的實權不如丈夫大，丈夫的權力占主導地位”[3]。其次，從家庭事務決策權來看，婦女僅在重要性程度低、涉及財產金額小的事務上具有完全的決策權，這些事務主要屬于家庭消費領域；在家庭消費領域中涉及金額大、重要性程度高的事務與生產領域中的事務，基本上仍由丈夫做出決策，比如購買大件家具、家電、修蓋房屋、投資貸款、購買大件生產工具或交通工具等?？傊?，改革開放以來婦女的生存境況和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女性的社會角色發生了巨大變遷。特別是在農業女性化背景下，“婦女的重要性得到了體現，他們改變了自己在傳統文化結構中的位置，在家庭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為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4]。但是，農村女性的傳統家庭角色從未淡化，甚至自覺不自覺地被強化，而新的農業生產者角色又成為婦女的重要角色，這勢必造成婦女扮演雙重角色的緊張狀態，加劇婦女雙重角色的沖突。從某種意義上講，對于農村婦女而言，進一步提升自身在家庭與社會中的地位依然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在承擔雙重角色的過程中，農村婦女亦獲得了真正走上獨立道路、實現真正男女平等的契機和新條件。

3農業女性化給婦女發展創造的機遇

對于廣大農村女性而言，怎樣才能充分利用社會轉型特別是農業現代化轉型所創造的條件和機遇，在機遇中求發展呢？本文認為，有兩個方面是十分關鍵的，它們對于農村婦女的進步、獨立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3.1在角色扮演中求獨立

不論是傳統家庭角色還是現代農業生產角色，對于婦女的獨立和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兩個角色的履行不僅直接關系到農村家庭的穩定，也直接關系到農村經濟和農業的發展。通過家庭傳統角色的履行可以為婦女贏得男性和家庭成員的尊重，從而提高婦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通過農業生產角色的履行，可以進一步擴大婦女在農村乃至全社會的影響，為她們贏得全社會的尊重與相應的社會地位。更為關鍵的是，通過農業生產角色的扮演，可以為婦女確立自立、自強、獨立的良好形象，并且獲得相應的經濟收入，從而擺脫對男性的依賴。對農村婦女而言，扮演農業生產者角色無疑更富有挑戰性。因此，農業女性特別是留守婦女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質，加強自身修養。要多利用閑暇時間學習農業知識，積極參加農業技術培訓，充分利用有利條件研究農作物生長的規律、條件與環境，努力學習科學技術提高農業機械化操作水平，從而提高農業生產率與農作物產量，提高農業經營效益和經濟收入。另一方面，應根據自身優勢調整農業產業結構與種植品種結構，同時改變農業生產策略。只有這樣，農村婦女才能更好地完成她們的角色，為進一步走向社會創造條件。

3.2在角色期待中求平等

婦女的獨立與發展、婦女的家庭地位或社會地位問題，說到底就是一個婦女全面發展的問題，一個男女平等的問題。但是無論是婦女地位的提升與改善，還是男女平等的實現，都與角色的扮演密切相關?；蛘哒f，角色扮演是人們獲得某種地位的前提和基礎，沒有角色扮演，人的地位也就成了空中樓閣。按照角色理論的觀點，角色期待可分為自我期待與社會期待，前者是指對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的自我期待，后者是指他人及社會對自己扮演的角色的期待，換句話說，社會期待就是人們期盼某個人或群體能成功地承擔起希望他（她）承擔的角色的狀態。因此，上文所講的“在角色扮演中求獨立”實際上就是婦女角色的自我期待，而“在角色期待中求發展”主要是指婦女角色扮演的社會期待。從家庭的角度看，“男工女耕”中的“女耕”或者“農業女性化”是家庭中外出的男性和其他家庭成員對婦女尤其是“留守妻子”的角色期待；從社會的角度看，“男工女耕”中的“女耕”或者“農業女性化”是社會成員對農村婦女的角色期待。因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要實現城鎮化與國家現代化進程必然要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與流動，但是這一進程理所當然地不能以犧牲農業為代價。

當然，這并不是說農村的現代化、城鎮化可以以犧牲婦女利益和婦女發展為代價。事實上，利用社會機會較多的優勢，從家庭走向社會，也是農村婦女扮演好社會角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從家庭走向社會，是婦女改變社會地位的第一步。雖然作為家庭勞動力配置結果的“男工女耕”性別分工，依然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中長期存在的性別歧視與性別不平等意識，也依然沿襲了傳統分工模式中所具有的“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的性別次序。但是，畢竟婦女已經從狹小的家庭“內”領域邁向了家庭“外”領域，這一個小小的變化或進步，恰恰為婦女從家庭私人領域走向社會公共領域提供了“過渡性”平臺。恩格斯斷言，“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5]也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農業女性化為婦女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

4結語

國內學術界較為普遍地認為，中國農業的女性化現象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似乎是不容質疑的。甚至有人認為農業女性化現象是被全球化過程所裹挾的亞非拉許多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一個共同現象。在中國，進入21世紀之后，農業女性化愈演愈烈[6]。農業女性化現象所帶來的影響無疑是十分深遠的，它不僅對農村婦女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而且也將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與農村現代化轉型帶來深刻的影響。就農村婦女發展而言，毋庸置疑，片面地強調農業女性化現象給農村婦女發展帶來的挑戰而忽視其創造的機遇或者過分夸大其創造的機遇而忽視其帶來的不利影響，二者都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