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發展差距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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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資本形成理論認為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谠摾碚摵臀覈洕案顡?、市場不統一的條件，文章從資本形成模式和形成機制分析東西部兩地區的差異，較為合理地解釋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區域不平衡性；并認為逐步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西部必須從根本上消除造成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的動力源，創新形成像東部那樣有效的資本形成模式與資本形成機制。

關鍵詞：區域經濟；發展差距；資本形成

1問題的提出及文獻回顧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部、中部與西部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差距逐漸擴大的趨勢日益明顯。僅從人均GDP來看，1978年東、西部分別為457.4元、254元，西部為東部的55.53%。1994年，東部、西部人均GDP分別為5438元、2392元，西部為東部的43.99%。1997年，兩地區人均GDP分別為8843元、3810元，西部為東部的43.09%，[1]差距是越來越大。2002年東部、西部人均GDP分別為14358元、5514.6元，西部為東部的38.4%。①這些數據印證了研究區域差距的學者們的觀點：普遍認為區域差距比較大，且存在進一步擴大的趨勢。西部各省區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一直都比較慢，到目前為止，饑餓和貧窮仍然在困擾著一部分地區。因此，如何縮小區域經濟差距，促進我國區域經濟的協調穩定發展已經現實地擺在了國人面前。

思考與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首先探尋出區域差距形成的原因或影響因素。在區域差距影響因素的已有研究文獻中，存在較大爭議。眾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經驗數據，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林毅夫和劉培林分析中國區域差距并指出:中國大陸各省區市之間發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下形成的生產要素存量配置結構與許多省區市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符合程度不一致。[2]蔡昉和都陽考察中國地區經濟增長中，發現存在著俱樂部趨同以及條件趨同的現象，認為人力資本稟賦稀缺、市場扭曲和開放程度不足使得西部難以實現和東部趨同。[3]魏后凱認為東部發達地區與西部落后地區之間GDP增長率的差異，大約有90%是由外商投資引起的。[4]沈坤榮和耿強則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在區域間的不平衡分布加劇了地區間的不平衡發展。[5]梁琦從產業集聚的視角對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區域非均衡發展加以解釋：東中西區域發展差異表現在東部地區的制造業集聚、出口貿易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資集聚及其相互促進、相互補充所形成的工業化差異。[6]（p198-213）有學者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區域經濟差距進行了論述，認為差距產生的根本原因是投入要素背后的制度根源。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從市場化程度、所有制結構差異等方面解釋區域差距的成因。陳秀山和徐瑛認為上述研究所作的各類因素分析，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并認為區域差距的形成過程在不同的時期，其主要影響因素也不同，總體上是受多個因素共同影響的，這些因素往往交織融合在一起，發揮類似于合力的影響作用。他們通過計算基尼系數、變異系數、塞爾指標描述了區域差距變動狀況；根據指標所顯示的區域差距發展階段性，利用投入要素的量和質、要素配置效率、要素使用效率、空間格局變動四個因素的區域差距影響因素框架，分階段研究了不同時期區域差距形成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影響因素。[7]

綜上，區域經濟差距的成因是歷史的、自然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文化的諸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古典與新古典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理論的觀點來看，資本形成的大小無疑是其決定性因素和關鍵約束。②發展經濟學強調加速資本形成是實現工業化和經濟起飛的一個關鍵性前提條件。[8]（p180）本文就從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的資本要素投入在經濟增長中貢獻對區域經濟發展與增長的差異的進行分析解釋。

2基于資本形成理論的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

在發展經濟學中，資本形成（CapitalFormation）是指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或地區如何籌集足夠的、實現經濟起飛和現代化的初始資本。資本形成理論的早期開拓者納克斯（Nurkse）定義資本形成為：社會不把他的全部現行生產活動，用之于滿足當前消費的需要和愿望，而是把其中一部分用之于生產資本品：工具和儀器、機器和交通設施、工廠和設備——各種可用來大幅增加生產效能的真實資本（RealCapital）。他認為資本形成過程的實質，是將社會現有的部分資源抽調出來增加資本品存量，以便使將來可供消費的資本品的擴張成為可能。[8]（p180-181）按照美國的羅斯托提出經濟“起飛”理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在成長中實現“起飛”，主要是其突破傳統經濟的不發達狀態，在二、三十年的時間內通過工業化實現基礎經濟和生產方式的革命，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羅斯托認為資本在經濟“起飛”中發揮著很大的作用。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缺乏資本，儲蓄率太低，經濟發展就難以“起飛”，他把區域內的資本積累率（即儲蓄率）達到10%以上作為經濟“起飛”的第一個條件。劉易斯（Lewis）更直接地把一國由原來儲蓄和投資占國民收入的4%或5%不到的社會本身變為一個自愿儲蓄增加到國民收入12%到15%的經濟發展過程，稱之為“經濟增長的中心問題”。[9]（p15）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快慢、與他國或地區的經濟差距，取決于其儲蓄能力的大小和儲蓄率的高低。

新古典區域經濟增長理論，強調資本、勞動和技術進步三要素通過在空間上的移動，來滿足特定區域的生產要求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增長。當區域間收人出現不均衡時，其儲蓄也會出現相似的不均衡傾向，低收人、低儲蓄的區域將不可能有充足的資本進行生產投資。為了維持均衡，資本應從高收人區域向低收人區域流動，從而促使區域間差異縮小而呈均衡的態勢。但問題是低收人、低儲蓄的區域一般不可能提供良好的投資機會，在理性的純經濟行為下，經濟主體在逐利動機下的行為，會導致社會資源在一定的空間范圍集中，并且形成“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馬太效應”局面，致使區域差距存在并且越來越嚴重，因此，自發的資本流動是不可能促進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均衡，這就需要政府的干預和調控措施。在我國，地方政府競爭行為對區域資本形成差以及經濟增長績效存在深刻的影響。[10]

2.1我國東西部資本形成差異的現狀

資本形成的主要根源于儲蓄，③儲蓄可分為國內儲蓄和國外儲蓄。國內儲蓄可再細分為政府儲蓄、企業儲蓄和個人儲蓄，相應地表現在資本形成上就是政府融資、企業自我融資以及金融市場融資；國外儲蓄就是外部融資。所以，從外在表現來看，資本形成來源于自身積累、財政注資、金融市場融資和外資。但這只是資本形成的來源，此時只能稱其為資金，而非現實資本，只有當儲蓄轉化成投資時，資本才真正形成。因此，有效率的資本形成機制不單單指資金的來源廣泛，還要具備將資金迅速轉化成現實資本的能力。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3》的數字，在2002年東部地區11個省市資本形成總額為29740.09億元，占全國資本形成合計額50607.05億元的58.77%；西部地區12個省市區資本形成總額為9303.21億元，占全國資本形成合計額的18.38%，不足東部地區的1/3。④從資金來源的角度看，長期以來，西部地區無論自身資金積累還是外部資金的引入都嚴重不足。從城鄉居民的儲蓄存款指標來看，西部地區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占全國的比例1998年、2000年和2002年分別占全國的16.35%、17.77%和17.37%，而同期東部地區這一比例為59.31%、58.50%和59.45%。在銀行方面，代表地區自身積累水平的金融機構存款余額指標中，1998年西部地區占全國的16.74%、2000年為17.01%、2002年為16.23%，遠低于同期東部地區的62.96%、63.02%、64.48%；在外部資金引入方面，西部地區金融機構貸款余額1998年、2000年和2002年分別占全國的19.22%、18.26%和17.34%，而同期東部地區這一比例為55.04%、57.75%和60.95%。在企業上市權益融資方面，西部地區1995年融資14.04億元，占當年權益融資額的18.09%，1998年融資130.89億元，占比18.59%，2000年融資255.08億元，占比19.09%，2002年融資急劇下降到66.29億元，僅占當年的9.86%；而同期東部地區這一融資比例都在60%-70%。西部地區上市公司數量少，上市融資的規模小，再融資能力不強。再看外資方面，東部地區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吸引著80%以上的外商投資額，1995年—2002年東部利用外資額占全國利用外資總額的85.8%—87.91%，而西部利用外資額僅占全國利用外資總額的35%左右。[11]

2.2我國東西部資本形成機制差異的演變與比較

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處于“大一統”的管理體制下，實施的是各地區平衡發展戰略，東西區域之間的資本形成機制是大同小異，中央政府在各地區資本的形成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政府通過對個人采取低工資、對國營企業采取高利稅上繳的方式，集中經濟剩余，形成當時資本供給的主要來源，也成了國家支持國有經濟部門資本形成高速增長的基礎。因此，改革前我國獨特的資本形成機制使資本形成主要依賴于政府財政投資，因而也就不存在區域間的資本形成差異。

改革前，東西部的資本形成差距不是很大，而改革后，差距逐漸加大。有效率的資本形成機制的建立與否是造成東西部地區資本形成差異，進而導致區域經濟差距的關鍵因素。換句話講，東部地區快速發展的關鍵就在于東部地區建立了有效率的資本形成機制，這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大大促進了資本的形成，從而滿足了東部經濟發展的需要，而這種機制正是落后的西部地區所缺乏的，因而也就加大了與東部地區的資本投入差距，進而造成了區域經濟差距。[12]

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體制的不斷改革與完善，工農“價格剪刀差”的縮小、勞動力價格體系的矯正以及多元產權主體競爭局面的形成，原來的國家通過對個人采取低工資、對國營企業采取高利稅上繳的方式控制社會經濟剩余的獨特資本形成機制逐漸瓦解，政府依靠傳統的財政資金進行資本投入的途徑受阻，但這時設立了至今仍在運轉的支撐經濟發展的新渠道——金融支持體制。此時，中央政府依舊憑借強大的國家控制力，在財政能力下降的同時，通過國有銀行體系和郵政儲蓄系統集中社會儲蓄，來支撐國有經濟。[13]（p115-116）但這種單一的金融制度安排忽略了非國有經濟的融資問題。在此金融制度條件下，東部地區抓住改革開放的大好機遇，大膽嘗試，在國有金融體制外，建立了非國有經濟的融資機制，進而形成了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資本形成模式，在進行國有經濟改造的同時大大促進了非國有經濟的發展。而西部地區卻沒能突破全國統一的金融供給制度，也沒有建立起有效的資本形成機制，西部的非國有經濟因而遭到資金瓶頸的制約，在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方面所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

隨著改革的深入，在國有經濟普遍陷入困境的情況下，這種東西部地區資本形成機制的差異，使東西部的差距逐漸拉大。具體來講，東部地區除國有金融制度安排的資本形成模式以外，還建立了以下幾種非公有制經濟的融資機制：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深圳模式、區域性金融機構及滬、深證券交易市場。[14]（p73-77）滬、深證券交易所的建立為東部地區企業的直接融資又提供了便利?？梢钥吹?，東部地區以非國有金融機構占主導，這種金融組織制度安排增強了東部地區吸納資金的能力，促進了東部地區金融機構的競爭，提高了金融效率；另外，這種金融制度安排還決定了金融機構的投資選擇主要是以市場為導向，承受的行政干預較小，經營體現效益原則。[15]上述資本形成模式促進了東部地區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使東部地區的經濟在體制內外均贏得了發展空間。對比而言，西部地區卻沒能形成有自己特色的資本形成機制，只能依靠國有金融機構的存貸款作為其資本形成的主渠道。國有金融機構主要是服務于國有經濟的，西部地區的金融機構在投資選擇上必然受到較多的行政干預，支持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是其主要任務，因而大量的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被排斥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之外。自1998年國家強調金融風險的防范以來，再加上國有銀行的商業化、股份制改革，國有金融機構逐利性逐漸增強，地方分支機構通過資金上存而成為落后地區資金流向發達地區的主渠道。這樣，西部地區一方面現有金融體制使其有限的金融資源遭到扭曲配置流向了投資回報高的東部地區，從而產生區域經濟發展中的繆爾達爾（Myrdal）的“倒流效應”和赫爾希曼（Hirschman）的“極化效應”。另一方面，西部地區又缺乏向東部地區那樣的體制外的金融制度供給。這種狀況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極為不利，資本形成嚴重不足，經濟發展受阻，與東部的差距愈拉愈大。

改革開放前，盡管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落后自我積累能力很低，但基于“三線”發展戰略，國家通過行政性的計劃導向和財政的轉移支付，極大地提高西部的儲蓄率，加速其資本形成，從而使東部與西部的經濟差距趨于縮小。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區域發展戰略的調整，資源配置的市場化導向逐步形成居于主導，1993年以來的中央與地方分權化改革，資本形成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的核心行為目標。[16]中央與地方分權的結果也使政府在西部地區資本形成中的動員能力的不斷降低。從一開始就非均衡發展的中國市場化改革，中央政府以設立特區等特殊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構筑了地區間的市場化落差，奠定了各地區間市場化差異的基調，使之成為地方政府間競爭的重要初始條件。在此條件下，市場化水平越高的地區（主要指東部），在政府間競爭中，資本形成格局的市場化程度也越高，資本形成水平也就越高；反之，資本形成市場化程度越低的地區（西部），則越不利于資本的形成和積累。東部地區則充分利用改革開放、戰略調整的機遇，在除國有經濟的資本形成之外，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資本形成模式，從而造成東西部經濟的差距不斷擴大。因此，基于資本形成理論來解釋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差異是比較合理的。

3結論與建議

資本作為一種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巨大，資金在我國地區間的分布極不平衡，資本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均衡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瓶頸”。地區生產要素察賦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資金要素的豐缺。資本投人的差異是區域發展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資本投入不足是落后地區經濟滯后的主要原因，但同樣的投入率在不同地區卻有著不同的經濟增長率，這是因為資本形成機制存在差異。資本投入的多寡并不表示經濟增長的快慢，倘若缺乏有效的資本形成機制，就不能將資金轉變成現實的資本。不同的資本形成機制導致區域金融差異，反過來，金融差異又會造成資本形成能力的差異，從而影響著區域經濟的發展。

由于區域經濟“割據”、市場不統一，筆者依據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資本形成理論，從東西部兩地區資本形成機制的差異可以較為合理的解釋我國經濟發展的區域不平衡性。東部地區之所以快速發展是因為東部地區通過非國有金融制度安排，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資本形成機制，極大地促進了滿足該地區經濟發展需要的資本形成；而落后的西部地區之所以發展緩慢就是因為缺乏這種有效的資本形成機制。

只有建立了有效率的資本形成機制，培養出西部地區的資本形成能力，金融資源大量聚攏，投資規模不斷擴張，從而有效地推動經濟迅速發展，經濟環境不斷改善，進一步創造聚集更多金融資源的良好條件，該地區經濟發展才能步入良性循環；反之，若不能建立有效的資本形成機制，難以聚集足夠的金融資源，進而投資不足，經濟發展受阻，可供積累的儲蓄不足，金融資源會更加缺乏，資本形成能力進一步弱化，從而落入繆爾達爾（Myrdal）的“循環積累因果原理”導致的積累性的循環發展趨勢與納克斯的“貧困惡性循環（ViciousCircleofPoverty）理論”引起的區域非均衡發展狀態。

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區域經濟發展的非均衡導致了引發資本在不同區域間流動轉移的資本利潤率差異，當資本流轉的收益足以抵償其流轉的費用時，就會產生資本存量的空間轉移。區域經濟發展非均衡的程度越高，投資邊際收益率的差距就越大，資本轉移的規模也就越大。加上資本流動帶動的其它市場要素的流動，在乘數效應的作用下，就可很好地解釋了1990年代中后期我國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

由此得出，東部地區堅實的經濟基礎、有效的資本形成機制和良好的發展環境以及較高的投資收益率吸引資本流向該地區，資本流動的增加進一步促進了該地區的經濟增長，由此形成良性循環。而西部地區內外部投資環境不理想，資本在該地區的投資回報相對低，外援資金難以吸引到域內；又缺乏有效的資本形成機制，域內存量資本反梯度流向東部地區，造成西部地區在經濟發展中面臨著資本短缺的困境。

因此，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必須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通過制定相應的產業政策、財政政策等，引導資本從發達區域流向落后區域，以促進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縮小落后地區與發達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幾年前我國政府制定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是十分英明的舉措。此外，發達的東部與落后的西部地方政府之間圍繞資本形成進行合作而非單純的競爭，實現共同的市場化，將會最大化社會收益。

建立適合西部的資本融通機制，打造國有金融體系外的金融制度結構，是加速西部地區資本形成，縮小東西部差距的關鍵。根據林毅夫的“誘致性制度變遷理論”，制度變遷需要潛在的獲利機會的誘致，西部地區金融制度變遷的關鍵在于增加制度變遷的獲利機會，降低變遷的交易成本；并培養一批對獲利機會自發響應的微觀經濟主體。

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過程中，發揮金融的作用，不是單憑金融機構數量的擴張以及政府強制性的金融制度供給，因為僅憑一個強制性的制度框架是無法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而是應大力培育對獲利機會自發響應的微觀經濟主體——企業和個人。⑤通過這些經濟主體的行為誘致性的對現有金融制度進行變遷，創新形成像東部那樣的非國有金融制度安排的資本形成模式與有效的資本形成機制，才能從根本上消除造成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的動力源，逐步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

注釋：

①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3）》55頁和62頁的數據計算得出。

②諾斯認為僅考慮技術因素、不考慮制度因素的傳統經濟增長理論存在狹隘性，而產權制度的變遷對經濟增長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參見：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0。此后制度作為一個內生變量被引入經濟增長模型，文章在下面的行文中也看中制度在解決我國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的作用。

③資本形成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資本形成包括人力資本、金融資本和物質資本形成；狹義資本形成主要是指金融資本形成。本文所述的資本形成僅限于金融資本，即狹義的資本形成。從實物形態上講，剩余勞動力的利用與對外貿易也是資本形成的兩個主要來源。關于資本形成的來源可參見張培剛.新發展經濟學（增訂版）[M].鄭州：河南人出版社，2001:180-190。

④東部11省市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廣東、江蘇、福建、遼寧、山東、河北、海南；西部12省市包括：新疆、重慶、內蒙古、四川、寧夏、陜西、云南、廣西、甘肅、貴州、青海、西藏?！吨袊y計年鑒2003》給出的2002年全國的資本形成額為42355.4億元，筆者根據各地區資本形成總額合計的全國資本形成合計額50607.05億元，出入較大，文中數字是根據筆者的合計算得的。

⑤張杰認為，金融成長的真正動力來源于微觀經濟主體對金融活動經濟而富有理性的參與，金融內生成長的必要條件是企業部門和個人部門的自主融資行為。參見張杰.中國金融成長的經濟分析[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