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經濟轉向自由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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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一個經濟相當落后、處于第一階段的農業國來說，自由貿易不能保證這個國家在工業化道路上起步發展。因此，在這一階段，至少就貿易戰略來說，需要實施有一定保護的進口替代政策，利用進口關稅、配額等手段把進口品暫時擋在外面，或者至少使它們的價格不低于本國產品，使本國的工業能夠發展起來。當勞動密集型產業基本建立起來并能滿足國內需求時，潛在的比較優勢也就變為現實的比較優勢。這時，貿易政策就應朝出口導向方面轉變，以鼓勵這些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出口。這就是第二階段的貿易政策。在此階段之所以要實行出口導向戰略、鼓勵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是因為對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還必須予以一定的保護。也就是說，在這一階段，仍然還有進口替代活動，只是進口替代的產業更高級而已。而總的貿易政策取向是出口導向，是因為如果僅僅有保護性的進口替代，進口減少的同時也會使出口減少。當一個國家發展到相當先進的水平，世界上已有的產業都基本建立起來之后，它就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即技術上完全自主創新的階段，因為此時可供模仿的技術已基本沒有。這時的貿易政策應當轉向基本自由貿易。

中國的發展階段

判斷經濟發展階段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總要素生產率(TFP)。中國在1978年以前的TFP增長是負值，1978年以后明顯為正值（見表1）。據此可以簡單地判斷，1978年以前中國還處于經濟發展的第一階段。就中國而言，雖然實際的TFP增長顯示1978年以前是中國以大規模資本積累為主的發展階段，但是這并不能說明，中國的第一階段要到1978年才完成。表1中Maddison的估計是平均增長2.23%，表2則給出不同學者的估計，所估計的TFP增長大體上在3%到4%左右（見表2）。但是Young(2000)卻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率和TFP增長率被夸大了。根據他的計算，1978年到1998年中國的TFP增長只有1.4%。然而，即使接受Young的結論，至少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TFP增長亦是正值。如果說1978年以前TFP是負增長的，那么從負增長轉變為正增長確實可以說是發生了階段性的變化。

表1中國與韓國的基本增長情況（1952年－1995年）

（年均復合增長率，%）

附圖

資料來源：a要素權重與日本和美國的相同（原表中有美國和日本的數據，這里未引用），如果權重與中國相同，數字分別是2.16和1.80。Maddison(1998)，表3.10

如果大體上判斷1978年以前中國還處在以資本積累為主的發展第一階段，1978年以后是以模仿性技術進步為主的第二階段，而韓國在1961年以前是第一階段，1961年到上世紀90年代末是第二階段，并且現在已開始進入第三階段，那么，相應的貿易戰略和政策對中國來說就應當是1978年以前以進口替代為主，1978年以后以出口導向為主；對韓國來說就應當是1960年以前以進口替代為主，1961年到上世紀90年代末以出口導向為主，現在則以基本自由貿易為主。如果考察中國和韓國的貿易戰略和政策的話，大體上也正是如此。換句話說，也就是中國和韓國都執行了與其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戰略和政策。但是由于貿易戰略和政策并不僅僅是被動地去適應發展階段，它也會影響發展階段，因此，貿易戰略和政策是否適當，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為了更好地討論中國的情況，先簡單分析韓國的情形。

首先，韓國經濟發展的第一階段大體上到上世紀60年代初就轉向第二階段應該沒有問題，因為韓國的經濟增長和TFP增長都從這時起發生明顯變化，而韓國的貿易政策轉變也是從這時開始的，但并非突然一下子轉變。韓國在出口方面的鼓勵和進口控制方面的放松都是逐步的。

其次，韓國政府貿易改革措施在60年代是有反復的，但是反復之后總體上還是不斷放松貿易控制，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政府意識到不放松控制反而不利于貿易和經濟的發展。但到70年代，為了推動重化工業的發展，韓國總體上的進口控制有所加強，從而被有些學者認為韓國又經歷了一個進口替代的階段。但事實上韓國政府在進口控制加強的同時，對出口還有很強的鼓勵，因此總體上應當還是處于出口導向的戰略下。然而，這在貿易戰略和政策上多少是一種倒退。政策不當加上1979年的石油危機，使韓國在1980年發生了戰后第一次經濟的負增長。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70年代的貿易戰略和政策并不完全符合韓國的經濟發展階段要求。

最后，韓國于90年代中后期以人均GDP衡量已達到了發達國家（高收入國家）的水平，但還不是最高的一類。韓國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也達到了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可以說韓國正在向第三階段過渡。與此相適應，韓國不僅已經基本實現自由貿易，而且還在努力通過開放服務、金融自由化、建立東北亞自由貿易區等措施把韓國建設成東北亞的金融中心和物流樞紐。

中國尚處于經濟發展的第二階段，仍應積極主動推動技術引進和模仿，而不能僅消極開放國內市場。

如果承認韓國大體上經歷了這些發展階段，并且其貿易戰略和政策基本上符合經濟發展的要求，那么對中國的討論就可以韓國為基準進行。雖然如前所述，中國的貿易戰略和政策大體上是與實際的發展階段相符合的，但是發展階段本身可能就存在問題，因為中國在1978年以前是一個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國家。假設中國從1949年起也與韓國一樣實行市場經濟，中國的發展階段又會怎樣？可能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可以做一些比較。

首先，如果以韓國為基準進行比較，中國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的轉折點應當比1978年更早一些。韓國是在1961年開始轉變的，按照Maddison的估算，中國1960年的實際人均GDP為878美元，與韓國1950年的876美元相若（韓國1960年為1302美元），因此，中國比韓國晚了大約10年時間。但如果按照官方匯率計算，韓國1960年的人均GDP為79美元，中國為218元人民幣，按改革開放前大體上1.5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的官方匯率，約為145美元；如果按改革開放之初的內部結算價2.8元人民幣算，則為78美元，與韓國相似。另外，用勞動生產率來比較的話，按照Maddison的估算，如果以美國為100，中國和韓國在1950年的勞動生產率分別是7和10，韓國比中國高3個百分點，或者說高30%，但是到1973年，兩國分別是6和14，韓國高8個百分點，是中國的兩倍多。這一方面說明，韓國60年代以來勞動生產率提高比中國快，因而經濟發展也比中國快，另一方面也說明，中韓兩國在50年代的差別不是很大，至少沒有10年的差距。因此，大體上可以判斷，中國最快應當在與韓國差不多的60年代初，最晚也應在70年代初就可以向第二階段轉變。但是由于中國特殊的經濟體制和當時的國內外特殊條件，中國未能實現這樣的轉變，相應的對外貿易戰略和政策也就一直維持著一種“極端的”進口替代。

第二，即使是在第一階段，中國其實也不必實施如此“極端的”進口替代政策，因為第一階段的進口替代其實是為了幫助資本積累和工業化的起步。但是中國由于在50年代一邊倒向當時的蘇聯，并且由于朝鮮戰爭后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使得中國事實上難以實行比較寬松的貿易政策以進口必要的機器設備和各種投入品。因此，很難說第一階段的貿易戰略和政策是與當時經濟發展的要求相吻合的，只能說，這是在當時那種政治經濟環境下沒有辦法的一種選擇，但絕對不是最好的選擇。

第三，中國自1978年進入發展的第二階段后，貿易戰略和政策也逐步轉向出口導向，應當說是基本上符合經濟發展的要求，并積極推動了經濟發展。這在總體上與韓國60年代以后轉向出口導向政策后的發展相似。積極推動出口的政策使得對外貿易迅速發展，并帶動了產業的升級和經濟的增長。但具體地看，兩國還是有不少差別。一個差別是中國的國家大，發展水平很不平衡。只是一般地說，中國的發展階段在1978年從第一階段轉向了第二階段，并且現在還處于第二階段的水平。但是中國沿海和內地、東部和中西部的發展差別還是相當大的。因此，貿易政策的轉變對不同地區產生的影響可能也不一樣。另一個差別是，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比韓國晚了近20年，但是中國的貿易改革進程相應地比韓國要快。以關稅為例，中國2000年的平均關稅率為15%，而韓國在1985年的平均關稅率還有21.3%；中國的非關稅壁壘覆蓋率1991年－1993年是11.3%，而韓國在1984年－1987年期間為8.8%。與此相應的還有一個差別是，中國的貿易改革，特別是90年代以來進口壁壘的迅速降低是與中國加入WTO的談判密切相關的。中國不僅在談判期間大幅度地降低了貿易壁壘，而且在最后加入的協議中進一步承諾，中國加入WTO后將加速貿易自由化的進程，較快地開放國內市場，包括商品市場和服務市場。而韓國在1967年加入GATT前的談判沒有中國這樣艱巨，韓國加入時也沒有像中國這樣的承諾。

中國未來的戰略和政策

如果說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還處于第二階段，與之相應的貿易戰略應當是出口導向，那么中國加入WTO后，開始大幅度削減進口壁壘，同時也降低出口鼓勵的力度，是否意味著中國將走向自由貿易，從而與發展階段的要求不符？應當認為并不必然如此。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加速并不必然意味著我國的貿易戰略和政策重點都轉向自由貿易。

一方面，加入WTO并不意味著完全的自由貿易，包括韓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在入關（加入世貿）以后仍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采取了有政府干預的貿易戰略和政策。中國加入世貿所做出的承諾也未超出大多數WTO成員事實上承擔的義務。雖然中國加入世貿后確實有不少政策措施受到限制，但是并非沒有措施可用，在鼓勵出口方面，在引進技術、推動新興產業發展方面，仍然有許多政策措施可以采用，包括出口退稅、關稅結構、匯率政策、衛生檢疫、技術標準等等。

另一方面，即使在發展的第二階段，也有一個從政府高干預的出口導向到低干預出口導向轉變的過程。韓國曾經是這樣（有過波折），中國在90年代的貿易改革也是這樣，加入WTO只是繼續加快這樣的轉變而已。我國在降低保護總水平的同時可以調整保護的結構；在降低鼓勵出口力度的同時也可以調整鼓勵的范圍。

總之，由于中國還處于發展的第二階段，因此仍應積極主動地推動技術引進和模仿，而不能消極地開放國內市場。在降低政府干預總水平的同時堅持低干預的出口導向戰略和政策，而不應迅速走向自由貿易。

資料來源：王夢奎(1999)，第168頁。HuandKhan(1996)；李京文等(1996)；Bosworthetal(1995)；翟凡(1999)

如果判斷中國從1979年起進入一個以模仿性技術進步為主的發展階段，那么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該階段是否已經結束？中國何時進入、或可以進入以自主創新為主的第三階段？這里一個重要的指標是R&D的支出。中國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990年為0.71%，1995年前后都是0.6%，直至2000年才達到1.0%。雖然缺乏上世紀90年代以前R&D支出的數據，但是可以肯定，80年代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會超過1.0%。這一支出比重比發達國家平均2.5%以上要低得多。如果中國的R&D支出相對很低，而TFP增長較快，那么唯一的解釋就是中國主要利用國際技術推動發展，因此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還處于第二階段。

韓國的發展階段

PyoandKwon(2000)對韓國的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和總要素生產率(TFP)的變動進行過系統研究。他們的研究顯示，第一，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和TFP都是在1961年有明顯大幅度提高，盡管資本生產率的提高幅度不如勞動生產率和TFP那樣大。第二，資本生產率在1990年以后明顯下降，而勞動生產率仍然有較大幅度的提高，同時TFP在1990年到1996年期間增長緩慢。第三，從平均增長率看（見表3），TFP在1953年到1960年期間是負增長的，因此它對GDP增長沒有正的貢獻，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GDP增長主要依靠勞動和資本的投入，其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只有1.7%，因此，在勞動和資本兩者中，主要貢獻也來自資本。但是上世紀60年代以后，資本生產率增長顯著放慢，而勞動生產率和TFP卻明顯加快，說明資本邊際生產率在這一時期出現轉折。第四，上世紀80年代以后，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和TFP的增長都開始下降，但是資本生產率增長下降最顯著。

大體上可以把1961年以前判斷為主要依靠資本積累發展的階段，1961年以后進入主要依靠技術進步發展的階段。但是以模仿性技術進步推動的階段何時才轉為以自主創新為主的階段？僅僅表3中的生產率變動尚不能給出答案。然而，如果觀察韓國以R&D支出為標志的自主研究能力的話，可以發現，韓國在上世紀90年代至少是在努力向第三階段轉變。韓國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在90年代初接近2%，到90年代中期已達到發達國家平均2.5%的水平，但是若以人均R&D支出來看，韓國還處于發達國家的第二層次，第一層次的國家如美國、日本、德國、丹麥、瑞典等國的人均R&D支出90年代末都在500美元以上。因此大體上可以判斷說，90年代中期是韓國向第三階段轉變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