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市場經濟的深層結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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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誰的企業

在主流的教科書里，企業治理機制指所有者監督管理者進行決策的機制(代表我國企業改革方向的“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就是企業治理機制)。但是也有研究者認為除所有者和管理者以外，企業治理機制也應包括從業員等利益相關者在企業中的作用與權利問題。前者即所謂股東主權論，而后者就是所謂利益相關者論。企業治理機制有主權論和機制論兩個層次，主權論指企業歸誰所有，而機制論則指管理者如何進行戰略決策。很明顯，主權論決定機制論。日本當前的改革針對的就是企業治理機制中的主權論。在國際學術界對日本經濟的研究中，企業治理機制一直不是一個中心問題。原因很簡單: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前的日本，企業歸誰所有基本上不是一個問題。20世紀90年代之前所進行的各種調查一再重復同一個結論:大多數日本人，不論階層或受教育程度，都傾向于認為企業為以全體從業員為主體的利益相關者所有。筆者的導師曾提及一個現象:美國的股東大會上企業負責人往往以“女士們、先生們，您的公司在過去一年里……”來開始報告，而典型的日本企業負責人在同樣的場合一般會說“女士們、先生們，鄙公司在過去的一年里……”用語的差別所反映的是對企業主權的認識的不同:企業歸股東所有還是為包括股東和從業員在內的利益相關者所有。正是以這樣的社會共識為基礎，道爾曾將日本企業定義為“準從業員所有企業”，并長期致力于日本企業與美國、德國企業的比較。在特定國家里，法律對企業性質的規定應該是判斷企業所有權問題的主要依據。一般說來，法律的規定與社會共識是一致的。比如說，美國的商法規定企業歸股東所有，而美國的社會共識也支持這一規定。同樣的，德國的共同決定法含有利益相關者共同擁有企業的意味，而德國社會的共同體意識也與這一法律暗合。但是，吊詭的是在企業歸誰所有這一問題上，長期以來日本商法的規定與社會共識卻完全不同，商法明確規定企業歸股東之類的所有者所有。法律和社會共識之間為什么有如此之大的不同?就法律自身而言，問題并不復雜。首先，日本的商法是在美國占領軍主導之下制定的，當然帶有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商法的特色。其次，在撥開日本企業之間盤根錯節的交叉持股關系之后，我們發現很多日本企業的最大股東是人壽保險公司。

在日本，人壽保險公司的所有權為加入保險者所有，而日本的保險購買者不但數量巨大而且遍及各個階層。在這里，法律和社會共識以一個特殊的形式達成了妥協。但是，問題在于為什么日本社會在這一議題上出現不同于英美的社會共識。原因大概有兩個。一個是主力銀行制。所謂主力銀行制指企業與特定的銀行之間有著長期的交易關系，而且這種長期的交易關系超越了一般意義上金融服務的范疇而進入企業的治理機制內部:企業與銀行往往相互持有對方的股票，而這些股票很少在資本市場流通。這樣一來，企業管理者就在某種程度上從資本市場的壓力中擺脫出來。換言之，在戰后相當長的時間里，英美意義上的股東或資本市場對日本企業的戰略決策的實際影響力相當有限。另外一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至20世紀90年代末期，企業高管和從業員之間在出身階層、人生經歷等方面擁有很多共同點。道爾在書中對這一現象給予高度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企業的管理者往往與所有者有直接的血緣關系或間接的資本關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占領當局所推動的財閥解體政策將大量舊財閥企業的管理者從企業中驅逐出去。這一政策的直接結果是一大批在舊體制之下沒有機會晉身高管層、出身于城市平民階層或農村地區的中級管理者開始接管企業。這些新管理者往往是大家庭中最多地接受了教育的孩子，他們了解可能連高中都沒讀過就開始從事普通工作的兄弟姐妹的甘苦。

在進入企業之后，他們的職業軌跡與美國高管也完全不同。他們不但在同一家企業完成職業生涯，而且與其同事的關系也遠非只有競爭。與同事融洽的合作關系是獲得晉升的關鍵之一，而且在晉升至中級管理人員之前他們都是企業工會的成員。這樣的社會背景和職業生涯使新出現的管理者階層在感情上更接近作為其出身母體的從業員集團而不是股東集團，在企業的實際運行中他們也主要以從業員集團長老的形象出現。美國企業高管與普通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高達幾百倍，而在日本這一比例只有幾倍。但是長期以來幾乎沒有企業高管認為這一報酬過低，即使是在日本企業在全球市場無限風光的時期。也許我們很難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企業第一代領導人的出身階層進行準確的統計，但是這批管理者當中的相當部分具有進步觀念卻是不爭的事實。與代表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利益的經團連和商工會議所不同，這些新管理者以個人身份組成的經濟同友會是日本社會公認的最具有社會良知的管理者團體。這種社會良知鮮明地體現在同友會代表理事大塚萬丈發表于1947年的《企業民主化試案:修正資本主義的構想》的序言中?！昂唵蔚卣f，經濟民主化的目的在于使與企業運營有直接和間接關系的所有人無一例外地參與企業的管理，并將其意志反映在管理之中。換言之，一國產業的運營應該基于所有相關者的共識和創意進行，而且這種管理只能通過相關者的責任與合作來完成。在這個意義上說，經濟民主化必須通過提高勞動大眾的地位來實現”。大塚方案的要點有三。第一，由所有者、管理者和勞動者構成的企業總會為企業最高決策機構。第二，所有者、管理者和勞動者對企業利潤的分配擁有共同的權利，勞動者的工資必須能夠保證“最低生活標準”。第三，企業所有權既不是公有，又不是私有，而是“事實上的共同所有”。

如果說上述原則體現的是大塚萬丈等人的理想的話，那么這種理想則是建立在以下認識之上的:勞動者提供的勞動、管理者提供的管理和股東提供的資本對企業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在這個意義上說，股東就不應是企業唯一的主人，而應是構成企業的一員。盡管大塚方案沒有成為同友會的正式決議，但是這一方案極大地推動了日本社會對勞資妥協的重要性的認識，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社會的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但是日本企業的股權結構和高管的出身背景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都發生了變化。一方面是外資開始大規模進入日本股票市場，個別年份外資持有的股票總值已占日本上市企業股價總值的25%。另一方面則是道爾強調的“被洗腦的一代”開始成為社會主流這一變化。20世紀80年代，政府和大企業大量派遣年輕職員赴美攻讀MBA或博士學位。近年來，這些人在政商學界和媒體中的影響已經達到臨界點。在日本積極推進企業治理機制改革的正是在這一集團。這些人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第一代管理者不同，大多出生于城市中上層有產家庭。貴族式的補習學校使他們和將來的下屬們從中學階段即開始有不同的人生軌跡。

二、資本市場的利益結構

在過去15年間，相關法律的相繼制定推動了日本的企業制度向“股東所有型企業”靠近，而管理者也在企業內部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革。在道爾看來，上述改革的推動力與其說來自提高經濟效率和管理的透明性等政府和企業管理層所標榜的目標，不如說在于國民心理、社會階層以及投資家的結構變化。正是在這樣的變化之中，“維持股價”的重要性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當然，隨著基金的普及，企業的股東結構確實已經發生了變化，平民階層開始將儲蓄的相當部分投入股市。為了使普通國民托付的資金保值并獲得高回報，似乎當然應該構筑以股東為主的企業治理機制。但是這種邏輯建立在以下四個假設之上:機構投資者監督管理者、股票市場是由理性機構投資者支配的市場、投資能減輕將來的負擔、股票收益永遠不變或一直上升。在道爾看來，這些假設不過是神話而已。在這里我們僅選取前兩點進行分析，至于后兩個假設，其可信性在2008年之后已經消失了。首先，機構投資者與企業管理者擁有共同的世界觀和利益，而且兩者之間往往有職位的互換。前者對后者特別是對后者收入的監管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在英美，企業高管的高額報酬早就成為問題，但是這一問題從未得到解決。盡管機構投資者經常在股東大會上宣稱應該對其進行控制，但在實際操作上卻網開一面。道爾指出原因在于兩國存在一個關于高管收入的共同的“市場行情”。機構投資家如果對企業高管的收入說三道四可能會影響其自身收入。其次，由于存在上述機制，不論是美國還是日本的股票市場，主要運用企業高管財產的對沖基金與私人證券基金的擴張速度都快于主要運用一般公民年金的機構投資者的擴張速度。后者的投資可能比較穩健，但前者卻往往追逐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一般的機構投資者可能成為比較穩定的投資者，但是投機性地買賣股票的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卻賦予股票市場賭場的性質。

三、日本經驗:一般的還是特殊的

不破不立。道爾對股東主權企業進行批判當然是為利益相關者主權企業的合理性辯護。但是在日本企業競爭力下降、傾向股東利益的改革已經啟動的情況下如何阻止這一趨勢并確立從業員主權型企業的法律基礎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本書日文版刊行時全球性金融危機尚未爆發，當時道爾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美國企業丑聞的增多和日本企業從2004年開始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長的景氣擴張期這一事實為改變日本社會的輿論提供了一個機會。作為具體建議，道爾提出以由股東、管理者和從業員組成的企業議會為核心重新構筑企業治理機制。很明顯，道爾的建議源于大塚方案。不熟悉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學術界對日本經驗的研究的讀者可能會覺得道爾的批評盡管充滿激情，但是似乎缺乏微觀基礎。實際上，以道爾為代表的一批學者之所以執著于以從業員為主體的企業治理機制與企業存在的根本目的以及企業競爭力的根源這兩個問題有關。

關于企業存在的根本目的，道爾有一個特殊的解釋。在他看來，企業存在的根本目的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附加價值最大化。簡單地說，利潤與附加價值的區別在于后者由利潤、稅金和工資構成。如果說利潤反映的是股東收益的話，那么附加價值所反映的則是社會收益。如果企業存在的根本目的是附加價值的最大化，那么企業治理機制當然就不一定非股東主權型不可。但是，即使暫且接受道爾對企業存在的根本意義的判斷，我們還是無法回避下面的問題:在現實的經濟運行中，由內部人控制的“準共同體企業”是否能夠在與“股東主權型企業”的競爭中表現出競爭力?與道爾具有相似問題意識的美國經濟學家拉佐尼克的“技能基礎假說”在某種程度上回答了這一問題。拉佐尼克從生產現場的角度對英美日三國競爭力的變遷進行了深入的比較。①在拉佐尼克看來，日本企業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崛起的主要原因在于將現場工人納入組織學習的過程并對現場工人的技能在深度和廣度上進行持續投資。今天已經廣為人知的多能工、單元作業、質量小組和現場工人對生產過程的某種控制即是這種投資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勞動者不但實現了一般意義上的技能提高，而且形成了企業特殊的技能。另外，這種學習不但在企業內部進行，而且以跨組織的形式出現。淺沼萬里等人進行的實證研究發現組裝廠與配件廠之間長期的協作關系促使雙方的投資互相特定于對方。②以這種互補性資產為基礎，配件廠積極參加新產品的設計，從而大大加快了產品開發的速度?？偟膩砜?，企業內和企業間的組織學習為日本企業競爭力的持續提高提供了堅實的保證。

由于這種組織學習往往只能在長期穩定的環境下進行，所以日本企業的長期雇傭制度也就獲得了正當性，而正是日本式的企業治理機制為上述所有制度安排提供了基礎。以道爾和拉佐尼克為代表的一批西方學者從日本故事中看到的是創新主體從少數管理者向廣大普通勞動者擴張以及人與人、企業與企業之間的信賴與合作所產生的巨大經濟價值。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組織革新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完全可以在經濟學，特別是青木昌彥推廣的比較制度分析的框架之下實現理論化。日本故事的主角遠不止管理精英這一事實對道爾等人的吸引力無疑是巨大而持久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日本故事與英美———道爾和拉佐尼克的祖國———工業革命之后的企業發展史所體現的少數精英主導的管理原則形成鮮明的對照;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日本研究才不再只是一種地域研究。日本的成功意味著美國模式未必是唯一最優的市場經濟形態，美國和日本都是市場經濟的一種，無所謂誰是特殊的，誰是普遍的。如果一定要用特殊和普遍來進行比較的話，那么美國和日本都是特殊的，也都是普遍的。盡管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復興也對美國模式提出了挑戰，但是英美和德國畢竟同屬基督教文明。對處于儒教圈的中國而言，日本的成功以及對這種成功所進行的理論化意味著中國有可能創造出真正符合本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系，這一體系不必是英美式的，當然也不必是德日型的。這一點可能是日本經驗對中國的最大意義。

四、失去指向的鄉愁?

在日本經濟進入“失去的十五年”之后，“準共同體企業”的普遍意義面臨嚴峻挑戰，股東主權論及由其派生的政策建議開始被視為拯救經濟的妙藥，并正在動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50年來形成的企業制度。道爾在本書中分析了股東主權論流行的原因和邏輯上的缺陷，追溯了美日企業治理機制的變遷，并以“企業存在的根本意義在于實現附加價值最大化”為基礎論述了在當前的經濟形式下通過“準共同體型企業”的改革來解決日本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的可能性。道爾的改革方案是否可行只能由時間來證明。這里的問題是日本經濟似乎已經無法重返昔日地位，那么道爾的鄉愁是否會失去指向?筆者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是雙重的，一個與觀察日本經濟的視角有關，另一個與道爾的鄉愁的本質有關。先看日本經濟。

首先，道爾對后發展國家的分析可能過于強調組織革新的意義而忽視了技術變化的影響。實際上，任何組織模式都只能在特定的技術形態之下發揮作用。日本經濟的低迷與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數字化和模塊化為代表的技術革新的出現有重要關系。按照管理學界的定義，產品可以分為集成型和模塊型兩種。①所謂集成型指產品的零部件之間存在著互相影響，產品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對零部件或工序之間的協調，汽車是這類產品的典型。在這類產業中日式企業的管理方式仍然具有強大的競爭力。②所謂模塊型指零部件之間的界面實現了標準化而且各部件不對其他部件的功能產生影響。在這樣的產業中，勞動者的技能以及企業間的長期合作和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在持續弱化，日式企業管理的經濟價值也在下降。日本電子產業的衰退和中國電子產業的崛起即與模塊化有直接關系。在這樣的參照系之下，我們可以發現近十年來美日企業競爭力的變遷主要發生在部分模塊化產業。所以，也許沒有必要對這種變化做出過度的反應。

其次，與上一點相關聯，在企業治理機制問題上可能不存在適用于所有產業的最優模式。即使存在最優的企業治理機制，這種機制可能也是復數的，即因產業不同而不同的。股東主權論者和道爾在這里可能同樣忽視了這一問題。再看這種鄉愁的本質。本書的主題是日本企業，但是作者卻嫻熟而頻繁地在東西方之間轉換分析視角。實際上，道爾一再提及的大塚萬丈深受美國哲學家詹姆斯·博納姆的管理者革命論的影響，或者說大塚方案本身就是美國思想和日本傳統的混合體。博納姆的研究從一個一般性的框架來分析20世紀30年代主要經濟體中企業管理者(或官僚)的地位上升并將這種趨勢視為世界歷史的重大轉變。①在今天，博納姆對非市場經濟體系中管理者影響的分析已經逐漸被人淡忘，管理者革命論也已經演化成“人民資本主義論”。但是，作為一種思想試驗的大塚方案源于美國思想并實現了對后者的某種超越這一事實無疑是意味深長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企業高管與一般員工的收入差距遠沒有今天高，而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也有過股東主權流行的時期。在這個意義上說，道爾的鄉愁所指向的不是具體的國家，而是市場經濟的多樣性。近年來，道爾越來越期待中國像高度成長期的日本一樣為世界的發展展示出嶄新的方向，而不是在全球標準等于美國標準的大合唱中隨強者亦步亦趨。在他看來，作為性善論發源地之一并高度推崇社會和諧的中國當然有條件在企業管理模式和企業間關系乃至企業治理機制方面做出原創性的貢獻。對道爾的這一期待，我只能沉默以對。在今天的中國，一些具有國資背景的中國企業已經在高管實際年薪與普通員工收入的差距上完成了對美國企業的趕超。當然，也有不一樣的消息。報載某企業宣布在危機期間其高管只領取一元年薪。也許希望還在。

作者：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