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區域經濟整合的新亮點
時間:2022-11-30 09: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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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羅斯與中亞:漸進式的區域整合交匯
20世紀90年代以來,獨聯體國家區域一體化進程舉步維艱,中亞國家卻開始依靠相近的地緣優勢積極開展區域合作。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背景下,中亞國家組建了眾多的區域合作組織,開展本地區的經濟合作。1994年,就在盧布區解體后不久,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三國就簽署了《統一經濟空間條約》,雖然此時三國的區域整合程度還沒有達到統一經濟空間的要求,例如勞動、資本的自由流動等標準,但卻在中亞地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98年塔吉克斯坦申請加入,并將組織更名為中亞經濟共同體,2002年又更名為中亞合作組織。從這種頻繁的更名可以看出,中亞的區域合作還沒有找到明確的方向和切實的辦法,成員國之間往往簽訂了協議,但在貫徹落實方面還顯得不夠。1999年,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五國簽署了《成立歐亞經濟共同體條約》,2000年歐亞經濟共同體正式成立。
這是中亞國家在發展本地區經濟合作外,又與俄羅斯和白俄羅斯聯合成立的新區域組織。并且這種中亞國家內部的區域合作已經與地區外合作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狀態。2004年,俄羅斯加入了中亞合作組織,此時歐亞經濟共同體成員只有白俄羅斯不屬于中亞合作組織,后者內部也只有烏茲別克斯坦不屬于歐亞經濟共同體。鑒于兩個組織成員基本相同,2005年歐亞經濟共同體和中亞合作組織合并。此外,中亞國家還與地區外的國家共同構建合作組織。例如2001年6月,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并且將經濟合作作為組織運行的重要支柱,盡管多年來所發揮的作用并不是特別突出,但中亞國家希望開展區域經濟合作的愿望可見一斑。又如,在亞洲開發銀行的倡議下,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塞拜疆、蒙古成立亞洲開發銀行中亞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也是中亞國家廣泛參與區域合作的典型例子。與此同時,中亞地區經濟規模最大的哈薩克斯坦,一直是呼吁區域經濟合作最為積極的國家,還廣泛參與地區外的組織。2003年,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克蘭、白俄羅斯簽署統一經濟空間,可以說是幾乎脫離了中亞地區的地理優勢,而完全由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基礎和合作愿望達成的一項協議。此后,由于烏克蘭向歐洲發展合作的趨向越來越明顯,區域合作的動力和愿望明顯弱于俄白哈三國。2009年,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組建了關稅同盟,這是獨聯體內部最具實質性意義的次區域合作組織。從中亞國家廣泛參與的區域合作組織看,雖然數量眾多、名目繁多,但發揮的作用卻不盡如人意。從世界上較為成熟的區域一體化組織發展歷程看,區域整合絕非一朝一夕之功,這也意味著中亞國家區域合作任重而道遠。
按照傳統的區域一體化理論,區域經濟整合的過程既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狀態。就過程而言,其中包括成員國之間消除各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就狀態而言,則表現為區域內商品、勞動、資本、技術等要素的自由流動?,F實中的區域一體化經常發生在毗鄰國家之間,其目標是為了充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提高分工和協作的效率,實現地區經濟效率的整體提升。按照已有的區域一體化發展過程,理論界一般將其劃分為六個發展階段:特惠關稅區、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同盟、完全經濟一體化。但有些地區的一體化過程也會出現跨越式發展過程,并不是嚴格按照這種順序遞進式發展。從中亞國家所組建或參加的區域合作組織看,雖然名目繁多,有的叫“經濟共同體”,有的叫“區域合作組織”,但真正發揮較好作用的卻恰恰發生在中亞區域之外。通過1995—2007年的實證分析,對中亞國家區域合作與統一經濟空間經濟整合程度進行對比,結果表明,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組成的統一經濟空間,其區域整合程度要明顯好于其他經濟組織,也成為獨聯體范圍內最具實質性的區域合作典范施對內零關稅、對外統一關稅,三國之間的關稅水平將逐漸降低,對外關稅也將逐漸實現統一,標志著三國經濟一體化進入到實質性的快速發展階段。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在世界范圍內進一步深化,俄羅斯和中亞國家均遭受到嚴重的沖擊,但沒有改變區域一體化的進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俄白哈關稅同盟的實施。
從俄羅斯的角度看,金融危機給其帶來了深刻的教訓,也使俄羅斯面對更加復雜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雖然惡化的經濟局勢使區域整合變得困難,但內在的動力卻開始變得更加強大。俄羅斯迫切需要提高在國際社會和區域經濟內的主導力和話語權,以使其在日益激烈的世界大國博弈中占據主動,聯手周邊的國家,發展區域一體化經濟,無疑是最佳的選擇。與俄羅斯相對宏大的目標相比,哈薩克斯坦熱衷于關稅同盟的原因相對簡單,但深入分析可以發現,金融危機同樣顯著提高了哈薩克斯坦推進區域經濟整合的意愿。作為世界糧食大國和能源大國,經濟發展需要依靠大宗商品出口的帶動,但在后危機時代,哈薩克斯坦所面對的卻是國際市場跌宕起伏的價格變化。由于缺少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的定價權,哈薩克斯坦只能作為變幻莫測的國際市場的被動接受者,如何提升能源和農產品的定價權和參與權,實現本國能源產業和農業平穩快速發展,已經是哈薩克斯坦迫在眉睫的頭等大事。為此,聯合同樣是能源和農產品出口大國的俄羅斯,組成關稅同盟,對于哈薩克斯坦而言,其中目的不言而喻,就是提升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上的地位,也是應對金融危機后續影響的有效辦法。與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相比,白俄羅斯參加關稅同盟的理由非常簡單,希望借削減關稅這一有利條件,大力發展與俄羅斯和中亞國家的對外貿易,促進國內經濟發展。三個國家的不同目標,都指向了同樣的發展方向,那就是盡快組建關稅同盟,并使其進入實質性的操作階段,以此來推動區域整合向著更高層次發展。但關稅同盟從啟動到實施并非一帆風順,其中最大的內在矛盾和爭議發生在關稅收益分配方面。從三國內部貿易看,在關稅同盟實施前,俄白哈三國都需要繳納關稅、消費稅和增值稅。
關稅同盟實施后,關稅全部減免,自然不存在太多疑義;增值稅和消費稅采取了先征后返的辦法,進口商先在本國納稅,出口商則可以依據進口商繳稅的票據在國內獲得返還,這樣做明顯有利于出口商,其目的在于鼓勵三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并且,稅收的優惠與貨物的流向密切相關,更容易厘清三國之間稅收利益分配問題,同樣不是爭議的重點所在。最為困難的是,對外統一關稅后,三國共同擁有的關稅收入應當如何分配?俄羅斯認為應當按照經濟總規模的大小進行分配,這樣俄羅斯可以獲得統一關稅收入中的90%以上,此舉遭到了哈薩克斯坦和白俄羅斯的強烈反對。經過反復磋商,最終采取了相對折中的辦法,即按照三國對外貿易規模的比重進行關稅收入分配。其中理由就是,對外貿易規模越大,對關稅收入的貢獻越多。按照這一方案,俄羅斯獲得了總關稅87.97%的收入,白俄羅斯獲得4.7%,哈薩克斯坦獲得7.33%??梢?,盡管三國之間存在共同的目標和愿望,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利益糾紛,俄羅斯雖然處于主導地位,但在協商解決問題過程中,還沒有實現獨攬大權的核心地位。當然,俄白哈三國并不滿足于初級區域經濟一體化這樣的發展階段,在關稅同盟組建后,就開始繼續謀劃向共同市場、經濟同盟等更高層次的區域合作組織發展,俄羅斯與周邊國家,尤其是中亞國家之間的區域整合開始正式駛入了“快車道”。
二、“歐亞聯盟”:俄羅斯統領中亞國家的新平臺
2011年7月1日,是俄白哈關稅同盟順利實施的日子,對于俄羅斯而言,也迎來非常關鍵的時期。2012年,是俄羅斯總統的大選年,普京對再次當選可謂志在必得,由于《憲法》中對總統任期已經延長為六年,這意味著普京有可能再執政俄羅斯十二年,加上之前的八年任期,時間上恰恰符合他當年向民眾承諾的“給我二十年,還你一個奇跡般的俄羅斯”。在如此關鍵的時期,普京拋出了他對未來俄羅斯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戰略構想,希望以俄白哈關稅同盟為基礎,組建“歐亞聯盟”,最終走向更高級別的區域一體化。顯然,在這個新的聯盟中,俄羅斯是處于核心地位的領導者,掌握著強有力的規則制定權和經濟主導權。2011年10月5日,普京在俄羅斯《消息報》撰文《歐亞大陸新一體化計劃——未來誕生于今日》①,非常明確地提出了“歐亞聯盟”戰略,將“歐亞聯盟”定位于聯結歐亞大陸的重要經濟組織,目標是實現成員國之間統一的經濟和貨幣政策。這種長遠的目標,已經可以與發展多年的歐盟相提并論,即通過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最終走向貨幣聯盟。當普京提出的“歐亞聯盟”藍圖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時,作為關稅同盟的成員國,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立即表示支持,盧卡申科和納扎爾巴耶夫先后在《消息報》撰文,積極響應普京的戰略思想。
與此同時,其他中亞國家也對普京的號召表示贊同,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兩國元首幾乎在第一時間里表態,認為“歐亞聯盟”既有利于中亞國家經濟發展,也有利于區域合作機制向縱深層次發展,形成多贏和共贏的良好局面。在短短的一個月內,《消息報》接連發表三國總統的豪言壯語,自然舉世矚目,加之普京以“強勢回歸”的態度參加總統大選,一時間引發了國際社會諸多猜測。普遍認為是普京在擴大俄羅斯的國際影響,也有認為是總統選舉前的造勢,甚至有人提出,普京是在復制21世紀的蘇聯模式。普京對上述說法做出了回應,并重申“歐亞聯盟”的本質,是以俄白哈關稅同盟為基礎,更多地吸收原蘇聯國家,也就是現在的獨聯體國家,組成橫跨歐亞大陸的區域一體化合作機制。從普京對歐亞聯盟的論述看,關于其組織形式和發展過程已經明朗,但仍有深層次問題需要進一步分析,就是這個備受矚目的區域組織的本質。只有回答了這一問題,才能更清楚地看出“歐亞聯盟”的發展方向以及本質特征。
應當說,歐亞聯盟的本質涉及三個方面:一是在“歐亞聯盟”中俄羅斯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二是“歐亞聯盟”與獨聯體的關系;三是俄羅斯與中亞國家之間的區域整合關系。究竟應當怎樣看待俄羅斯在歐亞聯盟中的角色?在普京提出的“歐亞聯盟”戰略中,俄羅斯處于絕對的領導核心,這是毋庸置疑的。從另外一個方面看,“歐亞聯盟”應當是俄羅斯經濟政治轉型進程中必然出現的一個特定發展階段,而這種發展歷程本身就決定了俄羅斯在其中的主導地位。如前文所述,俄羅斯在轉型初期,無法在獨聯體內部發揮核心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政治經濟方面的內憂外患。進入新千年以后,在油氣出口的帶動下,經濟開始逐步復蘇,并且提前償還外債,俄羅斯擺脫了對歐美國家的經濟依賴。原本拖累對外戰略的經濟問題,變成了俄羅斯對外戰略的重要手段,能源外交使俄羅斯在國際社會擁有了更多的主動權。同時,普京上任后,政治方面的穩定也為俄羅斯對外戰略的實施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當經濟政治轉型逐步走上正常軌道后,俄羅斯對外戰略自然也發生了深刻變化,這種經濟、政治、外交之間的關系,在俄羅斯呈現出明顯的階梯狀發展過程,在經過“量”的積累后,總是會出現“質”的提升。
2003年,俄羅斯與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烏克蘭成立統一經濟空間是一個明顯的標志,2009年開始組建關稅同盟也是一個標志。按照這樣的邏輯,“歐亞聯盟”就是俄羅斯經濟政治轉型階梯式發展態勢中的又一個重要標志,而此時的俄羅斯已經具備了強大的經濟政治基礎,自然要在其中發揮核心作用。俄羅斯這種階梯式轉型歷程也決定了“歐亞聯盟”與獨聯體的關系。當獨聯體需要俄羅斯來牽動的時候,俄羅斯不具備實力;而當俄羅斯對外戰略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獨聯體卻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分化,例如格魯吉亞宣布退出獨聯體以及烏克蘭對外戰略轉向歐洲,等等。因此,俄羅斯如果要主導區域經濟整合,就必須另辟蹊徑,在獨聯體內部發展新的區域合作組織,這是普京創建“歐亞聯盟”的重要原因。他尤其強調,“歐亞聯盟”未來主要吸收獨聯體成員國,這表明兩個組織之間必然經歷成員國重復的發展階段,“歐亞聯盟”將會表現出在獨聯體內部逐漸發展壯大的歷程。這說明,一方面“歐亞聯盟”需要加強與獨聯體國家的經濟合作與交往,拓展其影響力和覆蓋面;另一方面,“歐亞聯盟”的發展壯大,也會對獨聯體形成從內到外的沖擊。
顯然,“歐亞聯盟”并非復制獨聯體,也不是對獨聯體框架內各種經濟協議的補充和修訂,而是希望通過不斷擴大的區域合作,從內至外逐漸替代獨聯體的經濟功能。經過這種蛻變后,參與歐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國家將會越來越多,獨聯體經濟功能也將逐漸弱化。同時,俄羅斯在原蘇聯地區的經濟主導能力將顯著增強,這是其在獨聯體框架內一直無法得到的。關于俄羅斯與中亞國家之間的關系,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在經濟合作領域,中亞國家將會經歷蘇聯解體以來最為重要的“再俄羅斯化”過程。當“歐亞聯盟”發展到一定階段,中亞地區的經濟合作也必然會出現俄羅斯主導的狀態。這對于中亞國家而言,其中既存在機遇,也存在挑戰。機遇是多年來遲遲沒有進展的區域合作終于迎來了廣闊的發展空間,中亞區域合作也找到了合理的發展方向。而挑戰則來自于“歐亞聯盟”本身,在這樣一個以俄羅斯為核心的組織內,如何權衡和保護好自身利益,是中亞國家必須面對的選擇。中亞國家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積極倡導的區域合作,最終卻迎來了“墻內開花墻外香”的結局,俄羅斯曾經作為成員國加入過中亞國家所主導的區域合作組織,但如今中亞國家所面臨的卻是逐漸被俄羅斯所主導的“歐亞聯盟”接收。但從中亞國家所持的積極態度看,這種發展過程應當是“雙贏”和“多贏”的結局,“歐亞聯盟”初期的主要成員也必然是中亞國家。
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分析,我們這樣定義普京所提出的“歐亞聯盟”戰略,是以俄羅斯為核心的區域合作組織,逐漸形成對獨聯體經濟功能從內向外的替代,發展初期的成員主要是中亞國家,最終成為橫跨歐亞大陸的新區域合作組織。但是,也應當清楚地看到,普京所提出的“歐亞聯盟”戰略,其中有些過于超前的想法,很難在未來付諸實踐。具體說有兩個方面:一是復制歐盟模式;二是實現統一貨幣。普京認為,“歐亞聯盟”發展方向應當是非常緊密的區域合作組織,一體化程度甚至可以比肩當前的歐盟。但非常矛盾的是,在他的設想中,無論“歐亞聯盟”發展到什么程度,都應當是以俄羅斯為中心的“單核”組織,其主導能力要遠遠超過當前歐盟中德國、法國等核心國家。如果回顧歐盟發展的數十年歷史,成員國之間平等、協商、緊密的關系一直是其穩固發展的基礎,即使在經濟政策和外交戰略方面對核心國家有所傾斜,但也不會形成清晰的內核和外圍的依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看,“歐亞聯盟”很難成為第二個歐盟,除非俄羅斯能主動讓出主導權,以更加平等的姿態發展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系。普京在“歐亞聯盟”戰略中提到了使用共同貨幣的建議,他本人也多次提到要促進盧布國際化進程,使之成為被廣泛接受的世界貨幣,在“歐亞聯盟”區域內推廣盧布將為這一戰略奠定非常扎實的基礎。但是,盡管俄羅斯對于統一貨幣抱有很高的期望,但這一目標只能作為長期戰略,很難在短期內成就。
事實上,2000年歐元正式流通后,被譽為“歐元之父”的羅伯特蒙代爾曾經在訪問俄羅斯時提出,區域一體化組織組建貨幣聯盟這一理論同樣也適用于獨聯體國家,這位著名的經濟學家甚至準備親自領導籌備獨聯體統一貨幣的相關事宜①。普京和蒙代爾的設想不謀而合,但實現統一貨幣對于當前以俄羅斯為核心的區域一體化來說,短期內很難實現,其中最大的困難就是如何實現勞動力在區域內自由配置。最優貨幣區理論起源于對傳統浮動匯率制度的揚棄,而這種揚棄的前提條件就是勞動力自由流動。浮動匯率理論認為,當一國出現對外貿易逆差時,匯率會發生貶值,而當對外貿易出現順差時,匯率會升值,匯率的調節功能使對外貿易能夠得到糾正,從而實現對外貿易的均衡發展。蒙代爾提出的最優貨幣區理論認為,一定區域內的國家,當對外貿易發生非對稱性沖擊時,如果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那么需要匯率的調節作用。但是,如果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匯率的調節作用就可以由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代替。即當外部沖擊對于區域內某些國家產生沖擊時,對外貿易出現逆差的國家會出現生產下降、失業增多,但勞動力的對外轉移可以緩解這種外部沖擊所帶來的失業問題;當一國對外貿易出現順差時,則可以吸收區域內其他國家的勞動力來填補就業缺口。因此,蒙代爾認為在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區域經濟內,諸多國家可以組建貨幣聯盟,既能夠降低貨幣兌換成本,提高經濟效益,也可以有效克服非對稱性沖擊所帶來的負面影響②。可見,如果以歐亞聯盟為基礎,創造統一貨幣空間,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促進勞動力在“歐亞聯盟”內部自由流動,但是由于政治、文化、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影響,這一目標需要較長的時間來實現,統一貨幣區的籌建必然漫長而艱辛。
三、俄羅斯與中亞區域經濟整合對中國的影響
在俄羅斯的帶動下,目前明確表示贊同區域經濟整合的中亞國家已經有三個,分別是關稅同盟成員國哈薩克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如果考慮到中亞五國中的土庫曼斯坦一直對區域合作持消極態度,而烏茲別克斯坦在區域合作中經常會表現出姍姍來遲的特點,可以這樣認為,俄羅斯已經成功爭取到了聯合中亞國家的主動權,其影響力基本已經覆蓋中亞地區。在這種局面下,對于中國向西開放戰略的實施以及中國與中亞國家的經濟合作,必然會帶來一定的沖擊和挑戰。從現實的角度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是與中國邊境接壤的三個中亞國家,“歐亞聯盟”如果付諸實施,中國向西開放無疑將面臨更大的挑戰。當俄白哈關稅同盟啟動后,三國的平均關稅水平都有所上升對中國對外貿易帶來了一定的影響。作為中國向西開放的橋頭堡,聯結中國和歐亞大陸的重要紐帶,關稅同盟實施后,新疆對哈薩克斯坦出口額立即出現了30%左右的下降。這種情況不僅表明關稅上調對新疆出口企業的影響,也說明當關稅同盟啟動后,哈薩克斯坦已經開始啟動更加嚴格的海關檢查制度,整頓了“灰色清關”,新疆出口額才會出現如此快速的下降。
當前,中國可利用的開展與俄羅斯和中亞國家對外經濟關系的機制仍然是上海合作組織。雖然在“歐亞聯盟”的影響下,上合組織的經濟功能會出現弱化,但這畢竟是中國能夠開展務實合作、擴大對外開放的重要平臺。上海合作組織經濟功能在十余年發展歷程中,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發揮,表現為具體的合作項目很多,但區域經濟合作的制度性建設始終沒有出現,其中根本原因在于成員國之間立場和利益的沖突與矛盾。而在普京提出“歐亞聯盟”戰略后,如果未來以俄羅斯為主導構建區域合作,上合組織經濟功能所面臨的沖擊將會更加明顯,中國也只能以“N+1”模式與俄羅斯和中亞國家開展經濟合作,無疑將會處于不利的境地和被動的局面。加強與成員國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積極開展與周邊國家的合作與交流,自然成為中國應對“歐亞聯盟”最為必要的途徑。
首先,繼續利用上合組織已有的金融、投資、貿易、能源等合作機制,創新合作辦法,提升中國在上合組織框架內的發言權和主導權,提高中亞國家與中國開展經貿合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其次,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鼓勵中國企業向中亞、俄羅斯等國開展直接投資,開展技術合作,尤其是目標國急需的關鍵性技術,并以此帶動擴大雙邊貿易合作規模。最后,以戰略眼光看待經濟外交,尤其要重視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國的能源發展戰略,盡量在能源進口和能源輸送等方面掌握主動權。此外,從當前上海合作組織經濟合作功能的主要落腳點看,中國西部地區的發展應當是最為關鍵的核心問題。中國新疆與上合組織中四個成員國接壤,在邊境和平發展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與周邊國家開展經貿合作、人文交流的空間顯著增大,地方政府在參與區域合作機制方面理應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也同樣具有開展地區合作的強大動力。在上合組織成員的中亞國家中,除哈薩克斯坦經濟規模較大外,中國新疆地區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國經濟總量之和,以新疆地區作為區域合作的主體,具備了足夠的經濟實力。因此,在上合組織經濟合作框架內,應當更多的兼顧地方政府的訴求與利益,這應當是上合組織未來開展經濟合作的主要落腳點,也是上合組織經濟功能得以突破困境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作者:王志遠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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